清末《长春日报》刊行考——兼论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早期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春论文,同盟会论文,清末论文,支部论文,日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1-0087-06
关于清末《长春日报》的刊行情况，以往很少有人研究，至今只有我的老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凤晨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做过初步考索，[1] (P45-65)为深入研究《长春日报》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然因其考察的重点系1909年《长春日报》第一次创办之初的史实，未涉及该报停刊及后来的三次续刊问题，所以笔者拟在徐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的清末《长春日报》主笔魏毓兰所撰写的《长春日报历史》、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孤本《长春公（日）报》和徐先生提供的部分新材料等第一手史料，进一步考索该报的历史，以探求清末《长春日报》的完整始末。
一、首次创办过程及停刊原因
同盟会派人到长春创办由同盟会主导编辑和公开发行《长春日报》，与日俄战后长春特定形势直接相关。
1905年9月《朴次茅斯和约》的订立，宣告了历时两年之久的以争夺和瓜分中国东北为目的的日俄战争的结束。根据这一条约，战败的俄国将其以往攫取的“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路及一切支路以及附属之煤矿”、“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海之租借权”等侵略特权让与日本。从此，以长春为界，东北南部被日本控制，以北继续由沙俄占据，以往沙俄独霸东北的局面被俄、日共同控制的局面所代替。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日俄在中国东北势力范围交割点的长春自然就成为战后日俄以各自控制的铁路附属地为基地，竞相展开殖民和资本输出活动的焦点城市。
日俄两国侵略势力在长春的激烈争夺，进一步加剧了长春及东北中部地区的民族危机。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新设立的吉林行省和长春府两级地方当局从挽救民族利权、巩固地方防务及配合东北地方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整体活动出发，从1907年起在长春组织了以自行开放和开发商埠地、改造老城区、创建近代化市政管理系统、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近代交通、建立近代教育和新闻业、鼓励关内移民迁徙长春等内容的城市近代化运动。①这一运动的开展，不仅实现了抵制列强对长春及东北中部地区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延缓东北殖民地化进程的目标，更给长春带来丁城市面貌的全面更新，长春因此从一个影响较小的区域中等城市跃升为东北中部最有活力的大城市。
正是基于此间长春特殊的历史环境，为推进同盟会在长春的反清革命活动，以此带动东北中北部地区革命形势的扩大，1908年秋，长期共同潜伏于辽宁辽阳八旗学堂秘密反清的三位同盟会员蒋大同、商震、陈干受同盟会辽东支部委托相继潜入长春，②分散到学界、警界、商界中活动，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起义。[2](P10-15)
蒋大同等人来到长春后，首先联络已在长春的同盟会员齐希武、徐竹平、周普生、左雨农等人，③以旭东洋烛皂胰公司为活动点，成立了同盟会长春支部。随后，蒋大同等即开始筹划办报。根据当时的形势及从方便审批和筹集办刊经费考虑，他们决定以“鼓吹文明、发皇商务”[3]的名义，通过策动本地士绅出面，申办一份能够公开发行并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商业报纸，“以开风气，而广文明”并作为“革命基础”。[4]
经过艰苦努力，至同年11月，已经得到包括长春著名士绅毕维垣等39人的支持和入股，筹集到 3000元办报经费。11月10日，蒋大同、高鸿飞、齐希武、周连中（普生）、刘廷元（善臣）、房宾、靳致中等七名同盟会员联名起草《试办〈长春日报〉刍言及简章》，[5]并向吉林西路道台陈希贤递交了《高鸿飞等集股开办〈长春日报〉给西路道文》。[6]
蒋大同、高鸿飞等人在《试办〈长春日报〉刍言及简章》、《集股开办〈长春日报〉给西路道文》中指出：“国势之扩张，全在民智之发达，尤凭报纸之鼓吹。长春地处东三省中枢，为欧亚两洲人之荟萃处，而南北满之铁路又以此为会归，市场日辟，商贾云集，飓风怒潮，势不可遏。我国苟不亟开民智，共求抵御之方，将恐优绌悬异，权利尽付他人。”[6]“二三同仁有感于此，爰组〈长春日报〉，藉以警示晨钟，唤醒痴迷”，[5]“以振起聋聩，以稍补时事于万一”。[6]
同月，吉林西路道台陈希贤对办报申请作出第一次批示，允准由长春府查明具覆，再行核办。经长春知府孟宪彝核实，除高鸿飞“涉及讼事，滥厕期间，致违报律”，不允许参与办报外，同意了其他人的申请（此时办报的一切准备基本就绪）。由于陈希贤未能及时审批蒋大同等人的办报申请，翌年1月，蒋大同等再致陈希贤，恳请速行批准出版《长春日报》。7经过革命党人的连续吁请和“呕尽心血组织”，1909年2月，吉林西路兵备道陈希贤正式批准试办。
1909年3月22日，清末《长春日报》正式创刊，④报社地点设在长春东关铁岭屯。主要出资人地方士绅毕维垣（宇辅廷）担任名誉总理，地方士绅刘英（字兰亭）作为毕维垣的代表任总理，刘廷元（字善臣，同盟会员）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山东籍革命党人魏毓兰 （宇馨若，同盟会员）任主编、李懋勤（字鲁乔，同盟会员）任编辑，长春自治研究所教员兰锟（字剑云，同盟会员）和旭东皂胰公司周连中（字普生，同盟会员）任记者，杜桂庭（同盟会员）任书记员。[8]此外，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熊成基在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也潜入长春筹划东北反清起义，此时化名“张建勋”在报社内兼任编辑和校对。从报社人员组成看，显然是以同盟会员为主，所以报社实际就是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总机关，领导人为蒋大同和熊成基。由于报社由两部分人组成，所以在办报宗旨和原则上从初始就存在着矛盾，其中毕维垣、刘英一派想把报纸办成报道地方新政和鼓吹预备立宪活动的清朝地方政府喉舌性报纸，而刘廷元、魏毓兰等人则期待将其办成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机关报，因此在刊登内容上存在严重分歧和对立。4月17日中旬以后，报社内两派的矛盾迅速升级。
在4月17日《长春日报》第一版发表的由蒋、魏撰写的《俄人之经营哈尔滨》社论中写道：“什么叫干涉主义呢？就是不论人家怎么样自己硬往里插脚，插进去就做主人。咸丰年间，他们（指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领着兵，越了界。我们派的大臣奕山是个软弱无能的糊涂人，所以这《瑷珲条约》就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那些地方全丢了。以后，俄国人更是得一步进一步，占了我们西北的伊犁……，无奈以后办外交的人不行，《中俄改订条约》，光绪七年办得不好，《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上订得更坏。二十四年上又借给他们旅顺、大连湾，从这里他们更狂气。所以顶到现在，我们的昂昂溪，做买卖的得给他们纳税。我们的哈尔滨，他们要在那里设立市场。不但这个，乌苏里江的江防权，他们也要干涉。将来大局，真是不堪设想。”[9](P51)“社论”激烈的反外来侵略的言论招致俄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俄国驻长春领事馆官员拉弗洛甫于4月19日向长春西路道台递交了照会，声称《长春日报》的“此等议论，……破坏了两大国之睦谊”，要求长春地方政府“通知该报勿再登载此等议论”。[10]陈希贤等从当时形势考虑不便公开指斥，但在暗中向毕维垣和刘英施加影响，要求报社自行约束。蒋大同、魏毓兰、熊成基等同盟会员对此坚决抵制，从此毕维垣、刘英与同盟会党人之间的关系演化为公开冲突。尤其是刘英，此人作为毕维垣“所荐之人”，“量小欲大，貌昧心险”；“既窥图社长之位置，又窃慕主笔之名望”，[11]但其“苦无文学足持笔政”，[12]便藉俄国交涉之事鼓动毕维垣通过改刊白话报撤销《长春日报》，以图一举将与之意见相左的同盟会员全部赶出报社。
得到毕维垣的同意后，5月18日晚，在事先没有向报社其他成员通报和协商的情况下，刘英代表毕维垣对报社全体成员宣布：本报自四月一日（5月19日）起停刊。为达到立即解散报社的目的，刘英随即“将印报机四旋转轮私行拆去”。[12]《长春日报》社作为一个股份制企业它是全体入股人共同的资产，毕、刘二人未经股东会讨论，没有上报审批程序，就私自解散并拆毁机器设备，不仅违反了其他股东及报社成员的意愿，同时亦违犯当时的法律，所以当然要遭到报社内同盟会成虽的坚决反对。李懋勤等“直言相责”毕维垣的停刊决定，并阻止刘英的毁坏机器的行径。[12]刘英一看解散不成，“复携手枪到社寻凶”，竟指使事先安排的“二十余人手持绳棍闯入报社，污辱李鲁乔（懋勤）”，将其“私行逮捕”交给警察局。[12]同时将社长刘善臣和编辑兰剑云围困社中，后经警察驱散，二人才末遭其毒手。
毕、刘二人的肆意破坏，使《长春日报》自5月19日起停刊。面对毕、刘的恶行，同盟会员们不退缩，继续留在报社内坚持斗争，力争复刊。气急败坏的刘英于5月25日又将报社的图章偷走。[13]为了混淆视听，毕、刘二人还公然在《盛京时报》报上发表造谣性“声明”：刘善臣等八人“违犯社规，在外私刻传单，声言从此永不出报；污辱经理毕辅廷、总经理刘兰亭之名誉”，为“报社冲突祸首”。“今经股东大会议决，于初八日将此八人逐出社外。”[8]接着，毕维垣于5月29日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长春日报停刊声明》：“本报自出版以来，办理未能尽善，兼之经济困难，力不能支，特于四月初一起暂行停刊一个月，乃得从容募款，另行组织，至五月一日拟准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八名同盟会成员被迫离开了《长春日报》社，⑤社务全部移交给了毕维垣接管，报社改名为“长春印刷所”。[14]《长春日报》的第一次创办至此终结。
二、第一次改版——《长春时报》
在《长春日报》第一次创办停刊两个月后，1909年8月，开明官员阎世清来长春担任吉林西路道台，上任伊始，即大力推行新政，尤其“提倡报馆，以资开通风气。”[15]在这一背景下，同盟会员、前任《长春日报》编辑魏毓兰在幕后积极活动毕维垣等地方士绅出面办报。1909年8月14日，由阎寰清（府经历衔师范学堂毕业生）、赵学臣（内阁中书衔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生）、毕维垣（员外郎衔）、刘英（蓝翎五品顶戴候补同知）四人联名上书地方政府（魏毓兰参与起草上书）。上书称：“窃维国势之强弱，视乎民智之高下，民智之发达，非藉报章之鼓吹不为功。长（春）民情之顽固，甚于他郡，潜移默化之方，舍报章其奚属也。”[16]故特于“府城西岭（今长春儿童公园至税务学院一带）新立俄文学社内”，创办《长春时报》，“以开通民智，力谋公益为宗旨。”报纸采用白话文，“文理不求精深，但求阅者人人易晓，一目了然。”[16]由于地方政府自身倡导办报，所以申请很快获批。
《长春时报》仍以“发皇商业，辟展利源”为宗旨，日报，“除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孔子诞辰日及星期外，均每日出版。[17]其经费除依靠报纸刊登广告收入外，由“发起人担任经费一千元，其余每出资五百元为名誉赞成员”，组成董事会。还有就是请地方政府派销报纸，市区及市郊“四乡、两夹荒总计区巡官二十六员，海员派报二十份。”[18]
报社内设监督一人（毕维垣担任），总理兼发行一人（刘英担任），编辑一人（魏毓兰担任），记者一人，督印、校对二人，兼职记者数人。
是年农历九月初一（1909年10月14日），《长春时报》社在集股四千元基础上出刊第一号报纸。[19] (P304)开办后，“因购阅者寡，一时不能发达”，[20]广告“进款仅五百余吊”，报社每月实际使用经费均超过一千吊以上，经费缺口太大，为此，报社一是减少版面，每日由四张改为两张，另一是呈请地方政府补助。由于此时长春地方财政艰窘，能够补助报纸出版的款额实在太少，对《长春时报》而言犹如杯水车薪，资金不足，报纸篇幅被迫缩水，质量下降，“本地绅商学界多不认可”。[21]与此同时，因报纸揭露一纪姓官员敲诈勒索，报社因此遭到当地黑社会的“大肆威吓”及不断骚扰。至1909年11月6日，总理刘英自觉无力继续支撑提出辞职，报社董事会遂决定更换总理，“推举王策勋总理其事”。[21]报纸文体重新采用文言体，“展放篇幅”，报名亦由《长春时报》改为《长春公报》，[19](P305)《长春时报》阶段至此终结。
三、第二次改版——《长春公报》
《长春日报》改刊为《长春公报》时，吉林西路道台阎世清曾认股一千元，又补加了地方财政拨款，本以为该报能维持一段，但因《长春时报》创办期间欠外债太多，地方追加的拨款均被报社还欠款，所以新改版的《长春公报》很快又出现资金短缺。总经理毕维垣为了节省经费，提出将报社社址迁至由他协办的长春宣讲所。此时由于毕维垣被清廷调往奉天省，原与毕有积怨的官员不仅不支持毕增拨款项和迁移社址的请求，同时提出调查他在举办新政中的“违法”行为。《长春公报》在“既无屋宇，又无款项”[22]的情况下，于1910年2月9日春节前停刊。
一直提倡办报的阎世清对《长春公报》的停刊“颇滋不悦”。春节后“地方绅董又复集议”，[23]经多方协调，由地方士绅组建的长春地方自治会同意予以协助重出《长春公报》。1910年4月24日，《长春公报》复刊，社址初设于长春东四道街，后移至北门外第二宣讲所。由此直到1911年7月23日《长春公报》再改版为《国民新报》，其间除按章程在1911年1月 29日至2月9日春节期间休刊外，《长春公报》连续维持刊行450天。由于改刊后的《长春公报》又增加了有办报经验的同盟会成员，同时原《长春日报》创始人蒋大同正在中俄边境考察，不断给报社寄送边务类稿件，所以刊载“言论稍放纵”。[19](P305)从上海图书馆保存的孤本《长春公报》所登载的内容看，由魏毓兰为代表的同盟会长春支部成员完全掌控子该报的出版，⑥使该报呈现出鲜明的激进特征，在事实上重新成为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机关报。
除一般性的报道长春商情和城市社会新闻外，《长春公报》还主要登载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1)长春及东北地区国会请愿运动的情况。 1910-1911年初，正是清政府组织的预备立宪活动的高潮时期，由于清政府拖延开放政治民主，资产阶级期待的中国立宪政治的实现遥遥无期，为了推动清政府尽快落实先期的承诺，早日进行国会选举，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饱经列强侵略蹂躏的东北三省人民和立宪派、革命党人更是期盼通过国家政体改革，扭转半殖民地化历史进程，所以又单独组织了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对于东北地区国会请愿运动，以往所见资料鲜有记载，而《长春公报》内则有多处刊载。如1910年12月25日《长春公报》载“奉天请愿同志会致北京同志会书”，1910年12月30日《长春公报》刊载“东省各界代表董之威上监国摄政王请愿开国会书”，1911年2月11日登载“吉林地方团体联合会宣言书（附简章）”；1910年12月29日，该报以“江省又有为国会流血者”为题，报道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师范学堂学生李际堂、中学堂学生福明春、陆军学堂学生高鸿宾等以“刀戮指撒血”来唤起民众觉醒的情况；1911年4月2日，该报以“奉天请开国会之复活”为题，介绍了奉天省国会请愿运动领导人赵岚亭（中鹄）在领导第四次赴京请愿失败后，全国请愿运动处于一片沉寂状态时，“其坚定之性未尝稍懈”，[24]决意辞去其教员职务，“拟作第五次请求”的准备情况。
(2)清末长春外省同乡会的组织及活动。东北作为近代国内最大的移民地区，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演进过程中，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以外省同乡会为标志的地域社团的兴起，这种地域性社团在推动地区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长春公报》曾连续报道了长春三江同乡会的活动情况。如该报1910年11月13日刊载《旅长三江（江苏、浙江、江西）同乡会公告》称：“长春轮轨交通繁盛日臻，实为三省之冲衢。我三江人士旅居斯土者岁月增加，使无公共会集之地，彼此闻问不相通，休戚不相关。我古籍载宗法之篇，任恤之风，” [25]实当发扬光大，积极提倡。然“非藉合群之力，难可进行。”遂决定成立长春三江同乡会。在该报1910年 11月17日第一版，报道了旅长三江同乡会成立的实况：“旅长三江同乡会于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假马号门（今长春大街与大经路交汇处）外劝学所开会，到会各界一百余人，发起人吴椿普、金石珊”发表演说，“演说称：长春处日俄两大国（侵略势力）之间，时局稍变危险已极。我同乡当今不联为一气，互相提携，”[26]不足以挽救险恶局势。号召三江同乡联合为旅居城市长春做贡献。
(3)长春革命党人对马贼、土匪的争取及当时东北马贼的分布和活动。由于东北地区开发晚，文化落后，革命基础薄弱，所以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总部及东北革命党人一直将会党、马贼作为重要的争取力量，曾先后多次派人打入会党内部运动或在报刊上发表文告宣传马贼正面作用，以此策动马贼反正，东北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对全国其他地区运动会党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长春公报》曾多次登载了同盟会成员正面介绍和分析马贼特点的文章，其中仅辜天保的《马贼观》一文就分为三部分刊载于1910年11月19日、20日、24日的《长春公报》上，它为今天研究东北胡匪的起源和东北辛亥革命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辜天保在《马贼观》中说：马贼又称红胡子，之所以称其为红胡子，是“旧时满人之兵器为一种土枪，当射击时药包之装入，启其枪筒上之闭塞物，而此闭塞物系以红色之绒线，宛如帽缨所成。发射之际，取而含之，藉以蔽沙尘，遮阳光。”[27]这叼在嘴边的红缨看似红胡子，所以称土匪为红胡子。他说，东北马贼大量产生始于甲午战争期间，甲午平壤战役，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其军一败涂地，其逃兵卷入马贼团体”，[28]马贼队伍因此迅速壮大。此后，铁路失业苦工、庚于清军溃败之兵勇、潜逃之发配罪徒、俄军遣散兵勇、垦荒者、被马贼胁迫者、山东苦力无力回籍者、奉天南部沿海水贼陆续加入，使马贼的规模越来越大。“其团体大者千人乃至万人，小者百余人。”[28]辜天保认为，同是马贼，但层次不一，亦分高下，有名声的“马贼的首领以刘弹子为第一，待部下能仁慈友爱，而其威权又能使部下就范，受其约束。其劫夺者施之，百姓见之致敬，呼以义人。行事磊落，故非寻常劫盗比也。庚子时，刘独慨然发匡救之，专抢俄人，俄人稍敛其凶焰。后潜珲春、延吉一带，声誉已播，蚁附仍众，绿林豪客多往归之，一时不下号称万人。”[29]革命党人对马贼的正确认识和准确分类，为其开展马贼策反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其发表的署名“痴侠”一文中，则介绍了当时马贼在东北各地的分布情况。文中提到的有影响马贼首领及活动地区有唐胜年（活跃于郑家屯）、李园廷（活动于陶赖昭）、于九江（活动于密山、三姓）、赵光合（活动于奉天朝阳）、双老四和小刘弹子（活动于黑龙江克山）、粳米客（李德山，活动于塔子城）、王老疙瘩和葛老疙瘩（奉天昌图通江口）等。[30]
(4)1911年长春拒俄运动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国东北由于同俄国有漫长的边界线联系，因此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东北地区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经常越过彼此边界进行双向性商业往来，到20世纪初在俄远东地区已有大量的中国华侨定居。但从1910年春起，俄国利用中国东北突然爆发了恶性传染病鼠疫一事，借机在俄国远东地区掀起排华浪潮，驱逐在远东定居的中国侨民，关闭中俄边界。而与此同时，沙俄却不断向中国东北移入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修建了多个俄侨社区。沙俄的侵略野蛮行径激起了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抗议，随即在留日学生中兴起了近代中国的第二次拒俄运动。1911年春，长春及吉林省籍留日学生金鼎勋、毕相等陆续回国发动拒俄运动，于是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长春出现了此间国内稀有的由留日学生领导的拒俄运动。关于这一活动详情，现有史料涉及甚少，一向难以开展研究，《长春公报》的记载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1911年4月21日《长春公报》登载了吉林留日学生撰写的《吉林省留日学生泣告乡人书》。内称：我三省自庚子以来之兵燹，以迄今年之鼠疫，死者之数殆过之数万。我人民昔虽隐忍敷衍，不知惨祸之将至。而今已郁极思奋群起排外，政府猛醒，则自无掣肘之虞；人民同心，则可收成城之效。虽有智慧，不如乘时一线生机，舍此奚望！我省之民勇敢，素称可用，丁壮无虑百万，连村结堡，则到处皆营。已成之军，皆能为我后援；招降马杰，亦可用为死士。今日为保存我省，今日为恢复在各省同胞，今日为生中之救死。……世界首重国民，民于国内各负义务，诸君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奴隶之性如自天生，故为士者只知工试帖、入学堂，求举人进士，知具司务之虚名而不知公义。为民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求食丰衣足，而不顾公益。闻国将亡，则委诸朝廷，曰何关吾事；闻敌将至，则听诸天命，曰岂在人谋？亡国而病莫于丧心，心苟不丧，国虽亡，心尚可施；国虽未亡，心一丧，国终难举。今日者重围环逼，非合力猛进，无以求生机；烈火辽远，非急起直追，无以出显祸。愿三省人民不甘往日所受之痛苦，思有以湔雪而报复之其机……。
在留日长春及吉林籍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同盟会长春支部以《长春公报》为阵地，以组织“人民保存会”形式发起拒俄运动。《长春公报》在1911年23日第一版上刊载了《“人民保存会”公启（章程）》，由同盟会员高鸿飞起草，共十章，规定了该会的宗旨、内部结构、会务目标。其中“宗旨以研究实业、保护利权、保全立宪国家水远之存在及人民之幸福为唯一主义”；会务“先由长春发起”，逐步扩展到长春及东北三省以外，“所有府厅州县以及各省会无论官商士庶、操何等职业，凡表同情者，但可入会。乡镇以五十家为一小会，各会公举二人为会长。”各分会的责任是“改良社会、保全国家、抵制外来、讲求特产、挽收利权、启迪人民。”[31]
为促进长春拒俄运动迅速在全省展开，同年5月，大批留学日本的长春及吉林籍学生相继回到长春活动，《长春公报》对此亦进行了报道。如该报5月 21日载：（留日学生）毕润琴（毕相）前在本郡中学堂毕业，慷慨时艰，每思有所建树，以报祖国，久为地方后起之冠。近因留学生发起国民会，吉林留日诸君全体回国，为挽救时局，保存桑梓，毕君回国，与杜春园、孙斗南组织进行办法。[32]
留日学生群体在长春集结后，长春拒俄运动进入高潮，革命党人决定将新成立的长春“人民保存会”与留日学生金鼎勋组织的“国民会”合并，组建“长春国民军”，欲将《长春公报》改组为国民会机关报。与此同时，《长春公报》社因在报上揭发地方政府在1910-1911年冬春之交东北发生鼠疫过程中组织不力，导致鼠疫蔓延，长春民众死亡2.5万人的事实，引发社会各界对长春政府的普遍不满。以新任吉林西路道台李澍恩（季康）为首的长春地方政府为使《长春公报》“改弦更张”，按地方政府要求发刊，先是以增拨经费为手段企图收买《长春公报》，[33]在遭到魏毓兰等人的“严词拒绝”后，遂对报纸施压，扬言要撤换报社经理和主笔，《长春公报》社面临被取缔的危险。在这一背景下，报社遂上书政府要求改为《国民新报》，这样清末《长春日报》又出现了第三次改版。
四、第三次改版——《国民新报》
改刊《国民新报》的上书是以长春城市议事会议长薛景州、长春劝学所总董毕维垣、地方士绅何晓川和同盟会员《长春公报》主笔魏毓兰、李懋勤、兰锟等 12人名义于1911年7月3日联合提出的。⑦《上书》说：《长春公报》创办后，“颇受社会欢迎”，但“限于名称、规模，稍隘揆诸开通民智、鼓吹公益之宗旨。”[34]为“扩大范围，普及销路起见，改名《国民新报》。报纸内设渝旨、社论、专电、中外新闻、白话演说、时评、专件、杂著”等版面。[35]“每日刊二大张，附时事画报一张，遇紧急事件另行刊发号外。”在得到批准后，自7月6日进行改刊筹划，至1911年7月25日，《长春公报》发表了题为《对于〈长春公报〉之感言》的改刊启事：“《长春公报》四字自今日以后将销声匿迹”，“自闰六月初一（1911年7月26日）休刊（《长春公报》共计发行422号）。”“以后报纸形式虽易，《公报》之精神尚存也。”[35]改为《国民公报》后，报道内容“重边务、政治、外交”，“务求材料丰富，消息灵通，[36]“售价铜元五枚，每月每份小洋八角；外埠每月小洋九角，全年九元。画报一份铜元二枚”，星期一休刊。
《国民新报》的经费由多方提供支持，除得到部分羌帖（在东北地区流通的俄国币）赞助外，“由警、学、自治每界月拨津贴600吊，商会拨钱100吊，迨八月间由城自治公所拨钱100吊”。[37]合计每月得到各界津贴为2700吊。虽然看起来地方政府和社会已为《长春日报》续刊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在前面《长春公报》时期所欠外债太多，高达“一万三千六百吊”，新拨津贴不足以偿还旧债，因此新发行的《国民新报》尽管很受社会欢迎，仍然是“入不敷出”，[37]艰难维持。至1912年初，累计“亏欠二万余吊”，资金告罄。与此同时，清朝及长春地方政府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亦摇摇欲坠，一方面无力贴补报社，另一方面又对报社以“政治革命为宗旨”，“大放厥词”，恨之入骨，几次勒令停刊，并将魏毓兰等拘役。为此，长春的革命党人遂被迫中止出版《国民新报》，《国民新报》的终刊日为宣统三年腊月十五（1912年2月2日）。
《国民新报》的终刊标志着在辛亥革命舞台上一度发挥了革命号角作用的《长春日报》历史的终结。
注释：
①1908年后，长春最高行政官府升格为道一级，具体称吉林西路兵备道，实际担当此时长春城市近代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系先后任吉林西路道台的陈希贤和颜世清及长春知府孟宪彝。
②蒋大同：原名蒋卫平，号慕谭（敬仰谭嗣同之意），直隶永平府（河北滦县）人，1905年前后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生，因带头组织抵制美货运动，遭清廷通缉。1906年潜入辽宁辽阳，加入同盟会，改名为蒋大同，1908年以贩书为掩护前往中俄边境考察。同年来长春时化名蒋健。商震：字启予，河北保定人，1905年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后入辽宁辽阳八旗学堂担任教师。民国年间曾任河北省主席。陈干：宇明侯，山东昌邑人，早年为清军士兵，1905年赴日留学入同盟会，1906年任辽阳八旗学堂校长，1908年10月来长春组织山东同乡会掩护革命。
③齐希武：原为沈阳同盟会活动中心——奉天文会书院学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此时公开身份为长春基督教中学校长。徐竹平：湖北籍革命党人。周普生：长春旭东洋烛皂胰公司职员，同盟会员。左雨农：1907年后来长，潜入警界任长春四区警长。
④清末长春日报的第一次创刊时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 1909年4月3日，是徐凤晨先生根据现存最早的一张《长春日报》，通过时间回溯推算确定的，有一定说服力。但笔者在1909年3月9日的《盛京时报》上见到了长春日报的预期刊行广告，上有“闰二月初一出版”字样；另，该报主笔魏毓兰在《长春日报历史》一文中也标明该报出版日为闰二月初一（3月22日），所以笔者认为《长春日报》刊行日为1909年3月22日。
⑤《长春日报》第一次停刊后，熊成基前往哈尔滨活动，蒋大同前往黑河考察中俄边境，同盟会长春支部的活动暂时处于低潮。以后第二次停刊恰好为熊成基为吉林地方当局捕获、枪杀，《长春日报》编辑之一徐竹平连带被捕的同时。
⑥除魏毓兰担任《长春公报》编辑外，同盟会员兰锟、李懋勤也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和记者。
⑦与此同时，金鼎勋还以个人名义向吉林省府提交了创办《国民新报》的申请，所以金鼎勋也是《国民新报》的主要创办者。参见《金鼎勋为禀请组织国民新报社等由》，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8-2,356号卷档案。
［收稿日期］200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