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理论的新视野——兼评《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资源论文,文献论文,上海地区论文,新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11-12月间，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网与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成立联合课题组，进行了一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其研究结果为一份研究报告《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以下简称《上海报告》)。了解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人都知道，近10多年来，围绕文献资源进行的调研为数众多，仅收入《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1]第六章“部分地区(系统)单位文献资源调查研究报告题录”中的研究报告就有370多份。与以往同类课题相比，《上海报告》的研究规模并不大，如问卷调查对象只有上海地区的20多家图书情报机构，从立题到结题只有一个月时间，报告全文只有7万字左右。但是，这一报告在小范围散发后，立即引起理论界的浓厚兴趣。专家们评价颇高，《图书馆杂志》从1999年第3期起已开始连载《上海报告》的主要内容。
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小课题的研究报告，能够引起大多数读到过它的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份报告在我国信息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文献资源共享的理论与方法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文献资源共享的理论框架。
《上海报告》的理论框架可以简要地描述如下：在确立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时，应该以文献信息资源的可获知能力(accessibility)和文献信息资源的可获得能力(availability)取代原有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文献资源保障率；在研究文献资源共享问题时，它认为构成一个完善的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必须有三个方面：第一，文献资源体系(holding)；第二，书目信息存取体系(bibliographic access)；第三，文献传送体系(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s)。
上述理论框架的比较完整的介绍与论证将在《图书馆杂志》中刊出。为帮助一般读者了解《上海报告》中这一理论框架的意义，需要对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理论的基础作一些说明。
我国的文献资源共享理论的基础存在于二个领域，一个是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一个是图书馆协作或图书馆网理论。下面从这二个领域分别看一看我国原有理论的情况。
我国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起点颇高。80年代前期，一批图书馆学理论家看到了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因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理论领域。当时的理论家们提出了以“文献资源建设”取代“藏书建设”的崭新思想，并将馆际协调、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行业或地区分工协作等一系列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带入我们的理论视野。从世界范围看，当时我国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基本吸收了国外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先进理论。80年代后期，肖自力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开展了一场规模罕见的文献资源调查。这次调研的理论研究成果及附加产品在1990年前后成批问世，形成一次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的高潮。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各地区、各行业都有了一些规模不同的文献资源建设计划，如国家教委的建立全国高校学科文献中心计划。
肖自力在1983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宏观文献资源理论的文章，其中1984年《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和高校图书馆的使命》[2]一文可以说构建了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基点与理论框架。根据肖自力的观点，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核心是提高国家文献资源的保障率。而要在一个文献资源购买能力有限的国家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通过宏观管理与分工协调，实现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这一理论的基点与框架在当时的信息环境下是完全正确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1983年到90年代前期，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几乎一直是图书情报学的理论热点，但几乎所有研究都没有超越《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和高校图书馆的使用》一文所确立的思想。
文献资源建设的另一个问题是开展馆际互借，建立图书馆网络，变馆藏为国藏的问题。这一领域的理论成熟得更早一些。早期前苏联图书馆学中已经形成了基本论点，1957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是一次大胆的实践，1978年韩承铎、鲍振西在《为建设现代化图书馆网而努力工作》[3]一文中已经将这一问题论述得非常全面了，而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中，有关理论更是达到了非常系统的地步。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应该建立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网络，对图书馆事业进行统一管理，以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协调；协调内容除藏书建设外，还有统一编目和编制联合目录、开展馆际互借等。20年来，由于建立行政管理型的图书馆事业网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实际，因而这一设想已不大被人提起，但理论界对这一理论却也从未提出过怀疑。
进入90年代后，文献资源建设与文献资源共享问题逐渐成为了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提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人们意识到资源共建是资源共享的基础，而资源共享却能引导人们更好地进行资源共建。这种理论思考尽管具有更好的完整性，但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理论的基点与框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近10多年文献资源共享理论研究，主要是1984年以前理论的深化与细化。就理论的基点与框架而言，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已经整整15年没有实质性进展了。
自8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理论与实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文献资源共享理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变化是：(1)信息技术的变化。随着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文献与信息的全球化运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便利。(2)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机构大规模介入信息服务，随着利用信息观念的改变，图书馆也开始引入市场化的服务机制。
上述变化对我们并不陌生，这不但因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刊物上频繁地介绍着它们，还因为这种变化在中国、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已经出现，并且改变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但是，从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报刊文章看，的确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原有文献资源共享的理论的根本变化。信息环境变化所引发的文献资源共享问题的讨论在西方图书情报界形成了一次新的理论高潮。下面我们仅就《上海报告》中所涉及的以文献信息资源的可获知能力和可获得能力取代文献资源保障率这一观点，看一看原有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中的一个核心论点，即提高国家或地区、行业的文献资源保障率的论点，在新的信息环境下有了些什么变化。
提高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能力，毫无疑问是图书情报界努力的目标。在信息与文献的检索与传送的技术手段不发达的时代，文献资源的保障率绝对依赖于文献资源的拥有率。因此，在以往的理论中，文献资源的保障率被当作了文献资源拥有率的同义语。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我国80年代以来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是追求这种保障率。因为文献拥有率太低，又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浪费，因而人们寄希望于宏观协调，希望通过某种协调机构，达到良好的文献资源布局，提高文献资源的保障能力。
但是，当信息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后，人们对文献资源保障的认识提高了。例如，如果不能有完善的书目信息检索体系，那么很可能是国家花费巨资提高了国家文献的“拥有”水平，而用户却仍然无法利用这部分文献；或者是用户虽然能够知道他所需文献的所在地，但却因获取不便或获取成本太高而最终无法获取其所需文献。又例如，尽管一个国家内并不“拥有”某些文献，但用户却能通过某种途径，如电子期刊、Dialog或UnCover，得到他所需文献，其成本或许并不高于国内获取异地文献的成本。所以，在这一新的信息环境下，文献资源的保障率有了新的含义。用一个并不很严谨的公式分别表示就是(请将公式中的×、＋符号当作逻辑符号)：
在这一新的公式中，文献信息存取检索能力是最重要的。用户必须要知道本馆、本地或异地有什么文献资源，然后才谈得上利用文献。这就需要将相关信息集中起来，建立完善的书目信息服务体系。在网络时代，这一体系还应该延伸到终端用户。知道有什么信息资源后，还知道如何获得它。最便利也是成本最低廉的方法是在身边的图书馆中获取它。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利用信息传送体系，这一体系除包括传统的邮递方式外，在本地可能还有某种快递服务，在异地则可能是电子信息传送或传真方式。总之，对一个文献资源共享体系而言，让用户以最快、最便捷、最廉价的方式知道自己所需文献在什么地方，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拥有这些文献。正如以上公式中所示，存取检索能力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而文献拥有数却可以通过文献传输能力得以改善。
由于目前联机检索系统、复印与传真技术、因特网的普及与成本下降，也由于UnCover、Faxon一类信息服务机构的出现，文献信息拥有率不再是那么重要，而文献的重复也不那么可怕。如果一种期刊只有很低的利用率，其订购成本就可能远远超过异地委托复制成本，那么这种期刊就不值得订购了。尽管该国可能因此而少了一个期刊品种。反过来，若某种期刊在若干图书馆均有很高的使用率，那么重复订购也可以降低成本。
在新的信息环境中，图书馆界出现了一种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而非行政协调基础上的信息资源共享模式。这种模式在《上海报告》中译作“书目信息利用的共同体”(Bibliographic Utility)。它在美国的代表，是《上海报告》中有详细介绍的建立于90年代的OhioLINK。尽管美国“法明顿计划”早已结束，但直到OhioLINK出现，“法明顿计划”所代表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才告终结。翻阅近年国外的图书情报文献，经常可见“access vs ownership”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的以“拥有”为核心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反思。
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及的问题，我国高校学科文献中心计划是在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指导下精心设计的一个计划，它的理论渊源与实施方式都很类似于“法明顿计划”。然而我国的信息环境发生变化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有些变化甚至十分明显。在这样一个理论变革的前夕，我们的确非常需要新的理论框架，需要用新的框架来研究新的问题。
《上海报告》课题组第一次在国内有意识地超出文献资源拥有率的概念研究文献资源共享问题。从调查表设计起，就设计对上海地区的文献信息存取检索能力与传送能力进行调查，包括对图书馆计算机系统与网上OPAC承担信息资源共享的能力进行调查，在文献资源拥有率调查中，也特别注重对便于高速传送的电子文献的调查，如CD-MOM、电子期刊等信息资源的调查。在个案研究、数据分析和报告正文与附录的写作过程中，均体现了上述理论框架对研究的指导。《上海报告》作为一个项目已经完成，但对我们而言它只是一个开始。相信读过它的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感觉，就是在新的信息环境下，理论界需要重建文献资源共享理论，并以一种与新的信息环境相适应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我国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相信信息环境变化在国外图书情报界所引发的理论高潮，很快也会出现在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