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角度论文,需求论文,来源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至2009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3500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不但摆脱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近百分之十的年均增长速率，这一巨大变化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找出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动力来源在增长过程中的演变路径，对于中国未来的长期繁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的创新。蔡昉（1999）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吴敬链（2006）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的投入，并通过资源的消费来维持经济的增长，因此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增长理论认为，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针对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高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观点，赵志耘等（2007）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资本与劳动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具体到中国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认为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林毅夫，2004）、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樊纲等，2003）、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与竞争（张军，2007）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可以看出，包括劳动、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实际上，无论是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与以上研究不同，部分学者从需求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给出更为直接的解释。由于中国近年来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成功，许多学者纷纷从国际贸易的视角研究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早期的相关文献（朱文辉，1999；彭福伟，1999）利用支出法国民收入恒等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进出口贸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明显。林毅夫等（2003）利用乘数分析对该核算方法进行了修正，认为出口的增长除了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造成影响，因此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之所以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因为作为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各产业部门间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波及效应，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诱发作用，进而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利用支出法来直接度量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数据获得及处理的难度相当大，另一方面也难以客观认识到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面影响。由于利用支出法面临以上的不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技术，测算包括出口在内的需求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Hummels et al,2001; Yi,2003）。刘遵义等（2007）构建一种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提出了一种测算出口对于国内增加值和就业效应的计算方法，并由此计算中美两国贸易对于各自国内增加值与就业的影响。Koopman（2008）通过贸易数据对中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修正，认为中国出口商品中约有一半增加值是在境外实现的，一些主要采取加工贸易的行业该比例高达80％。与以上文献侧重于研究出口贸易不同，沈利生（2009）同时测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认为2002年以来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下降，出口的拉动作用在上升，因此必须扩大消费的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最终需求和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虽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现有文献主要以中国经济的诱发依存结构为研究对象，并没有从最终需求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进行深入研究。实际上从最终需求的视角来看，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驱动的效应是动态变化的。最终需求驱动效应的调整和变化，既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但同时也导致中国经济呈现粗放型增长和过于依赖出口拉动的特点。因此，要进一步寻找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来源，首先必须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动力变化过程。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将经济增长分解成受“三驾马车”驱动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动影响两部分，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除此之外，本文的可能创新还包括以下方面：（1）我们定义了增加值诱发系数的概念，从而较为准确地测算了包括出口在内的“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效果；（2）本文进一步推广了刘遵义等（2007）的结论，说明任意最终需求在数值上等于相关进口产品中间投入以及国内增加值的总和。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应用的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将利用诱发依存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对于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诱发依存程度，分析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程度和结构；第四部分将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成因分解分析，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及其演变过程；最后则根据本文的结论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源泉进行展望。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1.理论模型
由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数据为进口竞争型，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区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不能直接测算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为得到包括消费、投资以及出口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关系，我们首先需要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区分开，得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表，具体如下：
通过以上的结构分解，我们将中国经济的增长分解成两大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消费、投资以及出口“三驾马车”所直接驱动的经济增长，而另一部分主要解释由于中间投入结构以及增加值率变化所间接导致的经济增长。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局所颁布的1987、1992、1997、2002以及2007年五张全国型投入产出表。由于五张表之间的统计口径有所调整，我们进行了部门的合并与调整，合计包括30个部门（30个部门具体包括：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煤气与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公用及居民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有关农业部门、第三产业以及建筑业的价格指数主要是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当年价与不变价推算得到。由于现行统计中“按行业分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类较粗，不能满足编制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需要，因此我们利用相应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分行业的当年价和不变价工业产值进行推算，并结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得到中国工业部门的价格指数。此外，由于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并没有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进行有效区分，本文借鉴张友国（2010）的方法，以按比例的方法将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化为（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统计局颁布的1987、1992年投入产出表没有区分进口和出口列，我们根据李强和薛天栋（1998）编制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估计了出口与进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并结合净出口值得到了相应年度的进口和出口数值。
三、中国经济对于最终需求的诱发依存结构
1.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结构
通过图1可以发现，单位最终需求对于我国国内增加值的诱发系数整体上呈现单边下降的趋势，1987年每单位最终需求约诱发产生0.93单位的国内增加值，但在2007年该数字仅为0.81，说明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递减特征。进一步深入分析后可发现，消费、投资与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诱发效果有所区别，其中消费对于国内增加值显示出最为显著的诱发效果，在1987—2007年间诱发系数始终是最高的，而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诱发程度位于消费和出口之间，在分析期间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前两者相比，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驱动效果不但在三者之中是最低的，同时每单位出口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诱发效果变化也是最大的，从1987年的0.90下降到2007年的0.76，在三者之中下降幅度最大。根据上文的分析，最终需求等于其诱发产生的国内增加值与相关的完全消耗进口中间品之和，因此，出口的增加值诱发系数之所以在三驾马车中最低且下降最为明显，说明出口产品中的进口中间品比例较高且持续增高，显然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有关。
为了分析包括消费、投资及出口在内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依存结构，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与增加值诱发系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不同，从图2中可以发现，虽然在1997年到2002年间稍有下降，但1987—2007年分析期间整体上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上分析表明，最终需求对于国内增加值和生产值的诱发出现了背离，每单位最终需求在诱发更多产出的同时，却诱发更少的国内增加值。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现象，我们认为与中国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关。根据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当工业化进入到成熟阶段之后，中间投入规模应该是趋于缩小的（胡秋阳，2006），因此单位生产值中增加值部分的比例应更高一些。我国最终需求对于生产的诱发程度不断升高，而对于增加值的诱发程度不断下降，应该与我国中间投入规模趋于扩大有关，说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
如果进一步观察，则会发现最终需求对于各部门国内增加值呈现出不同的诱发特征。图3中表明，1987年每单位最终需求诱发产生的农业部门增加值为0.33，在三次产业部门中是最高的，说明当时农业部门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在1987年之后，农业部门增加值诱发系数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仅为0.06。与农业部门不同的是，最终需求对于第三产业增加值诱发系数在1992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但在1992年之后出现整体下降的迹象，应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在图3，第二产业增加值诱发系数在1987年仅为0.28，在三个部门中是最低的，但在2007年却增长为0.54，说明当前我国最终需求主要拉动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长。进一步深入工业内部分析，可发现1997年之前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诱发系数均保持快速增长，但在1997年之后，包括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在内的最终需求对于重工业的诱发程度，要远远超过对轻工业的诱发程度，相反，最终需求对于轻工业的诱发系数却呈现出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由此说明，我国当前的经济重心不但集中在工业部门，而且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说明我国当前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发展阶段的重化工业时期。
2.中国经济的最终需求依存结构
图4表示了我国国内增加值对于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从中可以发现在1987年到2007年间，国民经济对于投资的依存度变化并不大，始终保持在30％左右，但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大幅度减小，对于出口需求的依存度逐步升高。1987年，我国国内增加值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为57％，表示每单位的GDP就有0.57单位是由消费诱发产生的，对于投资需求的依存度为32％，两者之和接近90％，说明我国有约九成左右的GDP是基于消费和投资的诱发，明显属于“内需依存型”。等到了2007年，我国国内增加值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下降为35.5％，而对于出口需求的依存度已经高达32.2％，说明在1987年到2007年间中国经济正迅速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在此期间，有一个现象需引起特别的重视，在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虽然中国经济的最终需求依存结构在持续改变，但变化的幅度并不显著，具体反映在1987年到2002年长达十五年期间，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从11％上升到22％，但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仅在5年的时间内就上升了10个百分点，说明入世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直接使用最终需求占GDP的比例来评估“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可能会高估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了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事实上，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最终需求部分，主要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技术经济联系和产业波及作用，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来测算“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才更为合理（沈利生，2009）。
进一步对我国各产业增加值的诱发依存结构分析后可以发现，我国三大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最终需求依存结构。对于农业而言，在1987年到1997年间农业生产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保持在80％左右，尽管在1997年之后有所下降，但到2007年仍然保持在65％以上，说明消费需求依然是诱发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农业部门相似的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于消费需求也保持较高的依存程度，在1987年到2007年期间始终保持在50％以上，但与农业部门不同的是，第三产业更为依赖于投资和出口需求的拉动，其中对于资本形成的依存度保持在20％左右，而对于出口的依存度则从1987年的10％增长到2007年的23％。与农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主要依存于消费需求不同，第二产业增加值对于消费需求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并在1987年到2007年期间呈现倒“U”型，在1992年及1997年期间达到最高点34％左右。投资对于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在1987年到2007年期间依存度不断下降，从1987年的74％下降为2007年的36.8％。与投资不同的是，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对于出口依存度持续升高，从1987年的10％上升为2007年的37.4％，出口取代投资成为推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并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出口需求对于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中国工业经济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于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仍有较大的差别。对于轻工业而言，长期以来对于投资的依存度比较低，其增加值主要依存于消费和来自海外的出口需求，在1997年到2007年间约有85％的增加值是依存于消费和对外出口的。与轻工业不同的是，重工业对于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997年之前重工业增加值对于消费和投资的依存度合计超过80％，说明在加入WTO之前我国的重工业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的驱动，但在1997年之后，重工业对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不断下降，而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从1987年的19.8％上升到2007年的38.7％。在重工业内部，不同的产业也有着较大的区别。采掘业的生产主要依赖于投资需求，2007年对于投资需求的依存度达到49.5％，其中金属矿采业和非金属矿采业该指标分别达到了51％和59％。机械工业在重工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1997年之前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驱动，但在1997年之后出口对于机械工业部门的重要程度日益增加，2007年有大约45％的机械业增加值是依靠出口拉动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行业，在2007年对于出口需求的依存度接近80％，而对于国内消费需求的依存度仅仅为10％左右，这就说明在国际垂直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加工中心。
四、1987—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因分解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以了解中国经济对于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的诱发依存结构，但其实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在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到底是什么？对该问题的正确答案将使得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本节首先将对1987—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因进行整体分析，并深入了解在此期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的演变过程，然后深入行业层面分析，进一步探索中国不同部门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增长的动力来源。
从上表中可以发现，在1987年到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了约7.1倍，其中主要是由最终需求驱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作为传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但存在少许差别，其中出口在“三驾马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1987年到2007年期间由于出口需求的增加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256％，而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也分别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了243％和231％。与最终需求相比，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国内产品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21％，仅占到国内增加值增长总量的3％。值得注意的是，增加值率的降低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为－47％，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有所降低。
如果将1987—2007年各个阶段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02年之前，消费作为动力来源对于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1987年到1992年期间甚至57％的中国经济增长是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拉动的，而在同一阶段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为21％，“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但在2002年之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为25％，在最终需求中从首位掉到最后一位，相反，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度从之前阶段的末位上升到首位，“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改变为消费、资本形成与出口，说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除了最终需求之外，中间投入结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国内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应与中间投入中工业部门的份额增加有关，在2002年之后由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增加，使得国内中间投入份额下降，导致国内中间投入结构效应由负转变为正。最后，除了1992—1997年之外，增加值率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的经济效率出现下降趋势。
深入行业层面分析后可发现，对于不同行业而言其增长的动力来源并不相同。对于农业部门来说，由于该部门的发展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28％，在所分析的三大部门中是最低的，说明农业并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在农业部门中“三驾马车”发挥的作用并不均衡，其中消费需求对于我国农业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但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变化对农业增长产生了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导致我国农业增加值在1987年到2007年间下降19％，应与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中间产品投入比例减少有关。与农业不同的是，第二产业在1987—2007年间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了5.1倍，约占到分析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总量的71.8％，说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后可以发现，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动力来自于消费需求不同的是，出口和投资是驱动中国第二产业增长的两大主要动力来源，分别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了1.7倍和1.82倍，而包括中间产品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变动也驱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说明当前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更有利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阶段特征。对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而言，在1987—2007年期间由于该部门发展导致中国经济增长172％。与农业部门相似，消费需求是第三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大约68％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是由于消费拉动的，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是最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在电信服务、交通以及银行部门投资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外向度日益增加，“三驾马车”在驱动我国第三产业增长方面显得日益均衡。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中间投入结构变动对第三产业增长影响出现两次明显的波动，究其原因，应与近年来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导致第三产业中间投入不足有关。
由于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深入分析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数据表明，1987—2007年间由于工业部门发展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5.06倍，占到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71.2％，说明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导致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增长的原因。在2002年之前，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驾马车”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影响差别并不大，但在2002年之后出口和投资迅速成为驱动其增长的动力来源。除了最终需求之外，国内产品中间投入结构和增加值率的变化也是导致工业部门增长的主要因素，两者合计导致中国经济增长97％。
分析表明，导致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增长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相同。首先，轻工业更加依赖于由增加值率和中间投入结构变化引起的间接驱动，而重工业则主要依赖于最终需求的直接驱动，在1987年到2007年间大约有85％的重工业增长是由最终需求驱动的。其次，“三驾马车”对于轻工业和重工业所起到的作用也同中存异：相同之处在于，无论是轻工业部门还是重工业部门，出口需求都是驱动其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且都在2002—2007年期间其驱动效应得到加速增长，显然与中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有关。不同之处在于，对于轻工业而言消费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此同时，重工业的增长则主要受到资本形成的影响，说明两者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产生的作用不同，轻工业部门侧重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而重工业部门则侧重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主要行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二十年来的增长有超过80％发生在2002—2007年期间，同时在2002—2007年期间大约有65％的行业增长是基于出口驱动的，仅有9.3％的行业增长来自于国内消费和资本形成。除此之外，增加值率的大幅度升高也导致约21％的行业增长，说明我国企业在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生产效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五、结论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展望
利用历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我们通过最终需求诱发依存结构等指标的选择，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因的结构分解，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给出了合理解释，并为中国经济未来动力来源的转换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在考察最终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结构后可以发现，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最终需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递减的现象，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出口的拉动效果最低且下降趋势最为明显
同时，最终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呈现出不同的诱发特征，从整体上看，我国经济的诱发效果重心从农业、服务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在工业部门内部又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以上结论说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
2.最终需求的依存结构研究表明，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的依存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中对于国内消费的依存度不断下降，从1987年的57％下降到2007年的35.5％，同时，对于出口的依存度从1987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32％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最终需求依存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和第三产业生产主要依赖于消费需求，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主要依存于投资和出口需求。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正迅速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入世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3.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成因进行结构分解后发现，1987—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最终需求的直接拉动
进一步深入分析后发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在此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2年之前“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但在2002年之后改变为出口、投资和消费，说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4.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来源，也是当前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式特征的主要原因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决定了现有的增长方式，因此，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关键就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源。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尽管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来源并非易事，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未来和希望。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利用市场与政府双重之手，加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调整。
1）就最终需求结构角度而言，政府要积极推进产业间及产业内分工，通过培育稳定的内需市场来避免需求结构的扭曲。中国目前和将要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内需不足和对出口的过于依赖（王小鲁等，2009），因此，通过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与国民发展预期，在分工的基础上自动延伸产业链（Young,1928），以此建立稳定的内需依存结构来抵御外部需求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2）以技术能力升级为目标，调整“加工贸易”的制造业模式。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主要由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所决定，在人民币升值、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加工制造的成本优势已不再巨大，应通过产业链攀升与技术能力升级避开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安同良，2002，2003），把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水平和层次提高到新的平台。
3）以市场而不是行政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让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减少对于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补贴，降低对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具有行政刚性的特点，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拥有极强的经济资源配置能力，在GDP增长速度成为“政绩”考核指标前提下，政府简单地使用行政而非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国最终需求结构扭曲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采取了系列扭曲价格的政策，如保持较低的利率以及对能源、土地以及水电等生产要素采取价格管制等，导致价格在微观层面对于企业失去了信号传递功能，动力来源难以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转换。事实上，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才能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的、持续、稳定的增长。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但文责自负。
注释：
① 字母右上标d代表国内产品，m代表进口产品。
② 限于篇幅，略去本定理的证明。读者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相关证明过程。
③ 由于历年颁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存在着误差项（即表格中“其他”栏），因此部分年份中我国经济最终需求依存度之和并不完全等于1。
④ 为对1987—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动因进行统一分析，本表中所有数据都以1987年国内增加值为参照值，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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