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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8-0005-08
围绕着扩大消费需求，进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优化，是最重大的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供选择的突破口，也是绕不开且必须加快推进的关键性改革。
一、对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
我国正在加速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惠及13亿人口，超过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①。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单一内部市场。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发展，我国经济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扩大内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相对低迷、外需增长缓慢、贸易摩擦增多的时期，正确认识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产业结构与消费等重大关系，对制定相关政策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内需与外需关系
一国最终产品可分为国内需求产品(内需)和国外需求产品(外需)，前者数量上等于最终消费加资本形成，后者即是出口。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基本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应的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种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国民经济需求结构强调的是产品形态，但支出法中的净出口并不等于外需。
一是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并行不悖。内需和外需本无优劣、好坏之分，内、外需求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也不存在绝对最佳的内、外需求比例关系，内需和外需所占比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从世界各国(地区)内需占总需求比例看，既有主要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如美国内需占比高达90％；也有主要依靠外需的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外需占比接近60％和70％。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10位的国家中，内需占比均达到相对较高水平，即大国经济发展一般以内需为主。但是，大国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2006年，美国内需占比为90％，而德国仅为68％，二者相差22个百分点。因此，现阶段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要压缩外需，否定出口。相反，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是实践反复证明的正确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
二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二战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内需占比下降、外需占比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小国经济、新兴经济体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外需占比大幅度提高。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外需占比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使得大量贸易以中间投入品形式反复在国家间(海关)转移，世界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1960-2008年间，国际贸易与全球GDP的平均弹性为1.7。2008年，全球非能源货物贸易中40％为中间投入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需占比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80年外需占比仅为10％，2000年提高到19％，目前达到30％左右。在大国经济中，我国外需占比高于美国和日本，低于德国，这种趋势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律，也与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有关。我国货物出口中近50％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推高了我国外需所占比重，但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相对较低。2006年，其他国家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达到81.9％，而我国仅为18.1％。因此，简单地根据进出口贸易总量来计算，明显高估了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三是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以内需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内需在总需求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需占比逐渐上升，2007年达到31％的峰值，2008年下降为27％。我国占世界贸易份额从1983年的1.2％，上升到2008年的9.1％。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萎缩，但我国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2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份额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投资和消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现阶段我国多种比较优势有机结合、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的结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要素价格低廉，低成本竞争优势突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条件和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明显。即便如此，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以内需为主的基本特征。无论从支出法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还是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增加值贡献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都超过70％。仅就居民消费需求而言，1990-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实际年均增长达到7.6％，远远高于同期世界2.9％的平均水平，比高收入国家高5个百分点②(见表1)。
四是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改革开放初期，重出口创汇，通过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引导要素、资源流向出口部门。目前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土地、资源、资金等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市场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滞后，生态环境成本没有充分体现，再加上地方政府给予外向型企业的竞争性优惠等，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出口产品成本低估和竞争力虚高，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但依然是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小国。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日渐增多，现阶段消除或降低体制性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同时加快走出去步伐，多层次、多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
2.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一是我国高投资率特征总体符合工业化一般规律，而且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投资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而提高，随工业化、城市化任务的逐步完成而下降。消费率的变化则与之相反。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投资率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相对较高的特征更加明显。国际经验表明，这两项指标的峰值一般出现在重化工业阶段的末期。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5.7％，与2006年世界平均水平49％相比，尚差3.3个百分点，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达到9.3个百分点以上(见表2)。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投资率上升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般规律，高投资率特征有望持续到2020年左右。
二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年来下降速度过快。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看，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在60％左右(见表3)。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0-65％，中等收入国家约为55-60％，低收入国家一般高于65％。而我国2008年仅为35.3％，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同家水平。
从世界各国消费率变化的历史趋势看，随发展阶段的演变，居民消费率呈现出“先降后升再趋于相对稳定”的特征。目前，高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总体相对稳定，中低收入国家尚未进入上升阶段，中等收入国家降中趋稳，低收入国家则处于明显下降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化符合中低收入国家下降阶段的规律，但下降速度过快、幅度过大(见图1)。2000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4个百分点。从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看，人均GDP在3000-6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在60％左右。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东亚地区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率比其他同等发展阶段国家一般低5-6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我国居民消费率依然明显偏低。
图1 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
三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消费率低与投资率高，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储蓄是连接二者的中介。消费低，储蓄必然就高，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加净出口，高储蓄为高投资创造了条件，而且当内部消费不足时，高储蓄直接推动外向型产业投资的增加和净出口规模的扩大。所以，现阶段我国净出口规模偏大、外汇储备偏高所反映的内外经济不平衡，一定程度上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体现。需要强调的是，从绝对量上看，我国居民消费增速并不低。但相对于30年来GDP累计增长14倍和年均增长9.8％而言，消费增长明显偏慢。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拉动，当世界经济动荡、外需萎缩时，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凸显、投资效益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难以避免。
3.产业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一是消费是拉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最终动力。居民消费结构存在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品渐次升级的规律。一国的产业结构也往往跟随消费结构升级而升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历次产业结构升级都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从80年代的轻纺、90年代的家电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和住房的转变，正是居民消费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结构升级的结果。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正处在以汽车、住房为主的阶段，部分高收入群体向以购买服务业产品为主的阶段转变。由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较大，这一过程将持续较长时间，这就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呈现“二、三、一”的结构特征。
二是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的增长。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就业弹性差别较大。特别是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替代劳动，自然会影响就业，进而影响消费。如1991-2008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17，而第三产业达到0.42。另外，产业结构反映的是供给结构。如果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有效供给不足，影响消费增长。目前受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已经成为阻碍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既有利于促进消费，也有利于拉动投资。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也有利于提高服务类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同时，从国际经验看，在服务业加速发展初期，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服务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其他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我国自1995年以来，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高于第二产业。所以，加快发展服务业，短期内对于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的效果不一定十分明显，但会同时取得促进消费和提高投资质量的作用，长期内有利于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改善。
综合而言，在处理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与外需、三次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不平衡的外在表现。改善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关键，而核心是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因此，“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有效扩大居民消费成为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牛鼻子。
二、当前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体系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归结起来，主要因素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有没有钱可花”的问题，主要是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二是“有钱敢不敢花”的问题，主要是消费预期和消费意愿；三是“有钱是否方便花”的问题，主要是消费的便利性和有效供给能力。
1.居民绝对收入水平增长偏慢，平均消费倾向下降，是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GDP和人均GDP的实际增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实际增长明显偏慢。1978-2008年，人均GDP实际年均增长8.6％，而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7.7％和6.8％，比人均GDP实际增速分别低0.9和1.8个百分点。近年来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与2000-2008年人均GDP年均9.5％的增速相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速分别低1.9和4.2个百分点。由于同期人口增长因素，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与GDP实际增速的差距则更大。在绝对收入增速偏慢的同时，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从1995到2008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82.6％下降到71.2％，农村居民则从83.2％降到76.9％。根据不同收入水平分组情况看，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趋势也同样明显。其中，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组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主因
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偏低且持续下降。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同时，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仍在持续上升，其中居民储蓄率上升幅度很小，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超过20％。可以说，对于当前居民消费相对不足问题，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当前水平，主要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约10-17个百分点。就特定发展阶段看，国际经验有两个特点，一是工业化加速推进，特别是重化工业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会相对偏低，并伴有少数年份下降，但持续下降现象少见。例如，日本、韩国在其重化工业阶段，劳动者报酬占比也曾出现过低于40％的年份，但没有出现过长期持续下降。二是无论是老牌英美工业化国家，还是二战后的工业化国家，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是各要素中占比最高的，而且工业化进程中该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并随工业化完成而趋于稳定。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定程度是发展阶段的体现，但自1995年以来的持续下降问题却比较特殊，不能简单用发展阶段解释。
二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抑制消费增长。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过大，既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突出原因。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城乡消费差距呈拉大趋势。我国政府近年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一定程度上遏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未得到根本扭转。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7年达到3.33倍的高位，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达到3.31倍。从分组数据看，2008年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而城镇高收入户则是农村低收入户的23.1倍。另外，从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看，农村和城镇各自的基尼系虽然近年都有所上升，但均低于0.4的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基尼系数。这都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反映到消费领域则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拉大趋势。第二，行业间收入差距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随后呈逐步扩大趋势，2000年达到2.63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因素造成的。第三，二次分配未发挥应有的收入调节效果。从二次分配结果看，收入调节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向政府部门的转移，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与最终可支配收入比较变化不大，居民部门收入状况没有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仍在上升，1990-2007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7，最高20％的收入组所占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部门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差距扩大，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不足，必然影响整体消费的增长。
3.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仅挤占了居民消费，而且影响了消费者预期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从耐用品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世界平均水平上升幅度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增加了4和10.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经过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有所改善，但总体仍然不足。2008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口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和24.3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3和7.9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9和18.3个百分点(见表4)。我国政府用于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优质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也十分突出。在既定政府支出规模下，降低政府投资规模，增加政府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根据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数据，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增加0.2个百分点。由于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增加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消费倾向。
4.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消费便利性差，而且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200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1％，与68％的世界平均水平和72％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悬殊，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52％的平均水平。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居民消费中服务性消费占比偏低、增长缓慢。与2000相比，2008年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仅提高了0.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专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偏低，未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局面。服务业发展滞后，有效供给不足，导致消费整体不足与结构性供给短缺同时并存，特别是金融、咨询、教育、医疗、保健、家政等行业的结构性矛盾，严重影响了消费的便利性和可及性。同时，由于服务业发展滞后，造成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就业弹性下降，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5.城市化进程偏慢和质量偏低，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
2008年，我国城市人口6.07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5.7％，“十一五”期末将达到47％。从国际经验看，相对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和人均GDP3200美元的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偏慢，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城市化质量偏低。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外出农民工规模大约为1.5亿，农民工总规模大约为2.4亿，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对城市化率有贡献)的农民工大约为1.23亿。广大农民工虽然进了城，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其消费预期和消费行为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部分农民工收入水平虽然已经达到城市居民水平，但他们却不敢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广大农民工摇摆在城乡之间，使我国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半拉子”、质量不高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模式不仅影响了农民工的消费预期，减少了当期消费，而且阻碍了城乡差距缩小的进程，阻碍了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我国总需求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储蓄偏高，原因还在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质量不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居民“没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和“有钱不好花”同时并存，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足同时并存，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和经济长期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着力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重点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三月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十二五”时期扩大居民消费的目标，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使居民“有更多钱可花”、“有钱更敢于花”、“有钱更方便花”。主要途径是：(1)以加快要素价格和垄断行业改革为突破口，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释放强大内需潜力；(3)以加大二次分配调节力度、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为着力点，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切实改善消费者预期；(4)以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增加就业、改善供给的主要途径，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动发展方式实质性转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走上更加平衡、健康和协调的道路，使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1.全力促进居民增收
一是将促进就业作为居民增收的主渠道。切实消除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坚持以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为方向，以发展消费性生服务业为基础，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服务业发展进入持续快速扩张轨道。实施就业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对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财税、用地等支持政策，增加就业吸纳能力，促进工资水平合理增长。
二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清晰界定农户宅基地产权属性，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方式创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市场；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价值发现能力，以及金融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能力；积极开展财富管理服务，拓展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三是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要以不损害市场效率为前提。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但不能通过僵化劳动合同来实现。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着力增加政府对劳动市场服务职能，加大对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通过增强劳动市场的活力来根本保障劳动者利益。
2.着力调节收入差距
一是切实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放松铁路、电信、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和金融、出版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效率、降低垄断收益，最终使消费者获得实惠。对于那些确实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或自然垄断行业，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原则，避免因垄断因素获取高于其他行业的劳动报酬。
二是建立国有企业收益支持社会安全网建设的稳定渠道。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性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应该成为我国保障体系建设稳定的资金筹集渠道之一。改制困难期不分红，不等于不应该分红，应加快建立规范的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分红机制。国有股红利和股权转让取得的收入，应通过再分配方式，一部分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另一部分用于提高农民、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
三是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加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将减税负与促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税收优惠；适时开征物业税，条件具备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四是以积极推进城镇化作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发挥大城市在创造社会财富、吸纳转移人口、带动中小城市发展和集约使用资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推进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注重改善消费预期
一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切实提高“两个比重”。要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二是建立全覆盖、保基本、缩差距、可转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新型农村养老制度实施范围，并适当提高保障水平。落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坚持预防与治疗并重，降低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逐步完善大病保障制度；加大廉租房建设，探索实施多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以“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确保底线、自由流动、资金调剂”为原则，提高社保的统筹层次，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
三是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基层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转移支付中财力测算标准与常住人口挂钩，与户籍人口脱钩。加快制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
四是逐步落实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医疗、社保、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基本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基本保障权利无差别。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权利与户籍脱钩，允许居民各项保障权益随人口自由流动而转续。
4.切实增加有效供给
一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激活需求潜力。针对中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而对服务业和高端消费品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必须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真正推倒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面前的“玻璃墙”、“弹簧门”，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加快金融、医疗、教育、培训、咨询、文化等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通过改善有效供给，缓解结构性供给不足矛盾，激活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
二是加快完善与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城乡外部联络线和城市路网、公交枢纽建设；加快城乡公共交通、水利、供水、供电、供热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城乡接合部改造和新农村建设，打破城市周边农村的二元消费格局；为拓宽城乡市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消费结构稳步升级。
三是以新技术、新理念支持和引导新消费。重视智能技术、生物技术、物联网、新能源、低碳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创新产品，创新供给，开拓新的消费领域。用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科学发展理念引导消费者，加强舆论宣传并借助税收、补贴等政策手段，鼓励消费者理性、环保、科学消费。
5.不断提高消费便利性
一是支持合理金融创新，积极发展消费金融。美国金融危机确有过度创新、过度消费的原因，但不能因噎废食，对于中国而言则是金融创新不足，消费金融发展滞后。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前提下，要在信贷标的、类型、流程和方式上积极支持业务创新，在消费支付终端多元化、安全化上寻求新突破，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支持居民合理的消费需求增长。
二是大力改善消费品流通环境。支持建立健全现代消费品营销体系，积极推动消费品领域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快速发展。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特别是加强3G通讯网络、三网合一、数字电视网的建设，提升信息化水平，支撑新兴消费领域发展。
三是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消费品质量和安全监督，让民众放心消费。加大打击社会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力度，鼓励诚信经营。充分发挥各种类型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积极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实现行业自律，提高市场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
注释：
①若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视为已工业化国家，其现有30个成员国，总人口约11.5亿。
②参阅世界银行数据库。受数据调整影响，若按我国统计局数据，期间居民消费平均增长率为8.3％，则与GDP增速差为1.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