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述评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1900年到1930年的楚辞学研究
20世纪前30年的楚辞学研究者由前清的遗民和本世纪同龄人组成。他们从学术渊源上有密切的联系，而从研究思路、方法及成果上又有显著区别。可以说，由二者延续、展开和变化便构成了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前清遗老是这30年楚辞学研究的主体。主要有俞樾、梁启超、王国维等近20人，时间跨度长。如俞樾为上个世纪21年出生， 卒于本世纪7年。其余的多卒于30年代前后。本世纪的同龄人主要有支伟成、卫仲璠、闻一多、姜亮夫、郭沫若、陆侃如、沈雁冰、詹安泰、游国恩及刘永济等等。其中，支、卫、闻、游4人同龄，皆生于1899年。 从学术成就看，本世纪鲜见出其右者。由学术发展的视角说，以汉代王逸和宋代朱熹对楚辞研究的不同风格为标志归为汉学和宋学，和乾嘉学派一起影响着楚辞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而前30年已竞相争美。这30年的楚辞学是乾嘉到西学东渐间的过渡，还以前者为主流。如俞樾宗法于王念孙父子。朱季海、姚奠中、汤炳正、徐复、殷孟伦等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会。1998年去世的汤炳正还一直担任中国楚辞学会的会长。王闿运上承王船山，向下授学于廖季平，廖学生康有为。康学生梁启超是学术研究的革命派，影响很大。当然也有调整的，如刘师培，早年服膺章太炎，后又分道扬镳，他的门人有许维遹、闻一多等人。王国维的学生有姜亮夫，胡适的学生有陆侃如。还有家学现象。马其昶其孙马茂元、姜亮夫女姜昆吾、孙作云子孙心一、张汝舟子张叶芦。地域、师承和家学构成了楚辞学社会文化结构和鲜明特色。
前清遗民以外，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谢无量、陆侃如等可以称为学院派。他们早期受的是旧式教育，具有小学文献功底，擅长考据之学，经过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又学习西方文化思想，接受西方文化学、人类学、神活学乃至哲学等新思想、新方法，有意突破乾嘉藩篱，努力从事楚辞学研究，可以说学贯中西。并随着教育的改制，聚汇于高校，初以清华、北大为中心，然后遍布全国各地。在学院派走红、文化热兴起时，乾嘉传统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并有集大成的努力，以致于后来影响到全国范围的总集编写热，所以，学院派新潮代表了当代中国楚辞学的成就和研究的方向。
（二）1931年到1949年的楚辞学研究
30年代开始，闻一多、游国恩、姜亮夫、胡适、于省吾、詹安泰、饶宗颐、郭沫若、刘永济、陆侃如渐次成为楚辞论坛上的主力军，姜亮夫、饶宗颐等坚持到80年代以后。稍迟的郭沫若由于环境、视角等原因，亦成为本世纪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这些学者多有师承，有的如胡适、陆侃如等还从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又多为作家出身，如胡适、闻一多、郭沫若、周树人、沈雁冰还是现代文学的直接创造者。且大多为教师身份，如游国恩，辗转数省，历10余所院校，桃李满天下。是本世纪楚辞学研究的创造者，也是播火者。
在本世纪学者当中，胡适和郭沫若最为引人关注，影响很大。他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在很多领域内取得突出成就。由于历史的原因，胡适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而郭沫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胡适写过一篇《读楚辞》的文章，此文刊1922年9 月《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认为《楚辞》有五大可疑，“我想，屈原也许是25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25篇的全部作者。”只是部分怀疑。屈原的25篇作品自汉代以来几乎每篇皆有人怀疑全部或部分为伪作。1919年以来，学界对儒家思想注入学术研究普遍存在反感，承乾嘉余韵批判旧注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直到陆侃如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的序文里仍称“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当时和胡适持相同看法的还有闻一多、游国恩等人。胡适称楚辞为文学名著，主张脱离依傍名教的位置进行文学的研究。其贡献十分清楚。但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把胡适定位为屈原否定论的代表，批判纠缠了好几十年。直到90年代初，胡明《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刊《文学遗产》1991年3期）才有相对科学的评价。
对于楚辞，每个时代皆有时代的解读。汉末借其忠贞用心，以维护汉室。宋人赞美屈原，是用为民族斗争的动力。元杂剧贬斥屈原，反对愚忠，骨子里是反蒙古统治。40年代，全民抗日，屈原再次作为旗帜举起来。郭沫若此时不在前线，也不写诗或研究甲骨，而是写下了《屈原》、《虎符》等6个大型历史剧， 并将自己的楚辞文章结集为《屈原》出版。郭沫若研究屈原以解释屈原的生年（用天文历法）等文献功夫见长。但由于剧本《屈原》把屈原写成革命英雄，宋玉为没有骨气的小人引起争议。抗战胜利后，艺术创作的屈原又回到了学术研究的屈原的轨道上，考据文献学再次走热。有的还有意将屈原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作两千年楚辞研究集大成工作，以游国恩《离骚纂义》长编和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等为代表。
（三）1950年到1966年的楚辞学研究
建国以后的楚辞学研究大致是30年代以来的继续，但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3年，主要是关于楚辞作者的讨论。这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有过，如闻一多对廖平“屈原没有这个人”的严肃批评。这次讨论从朱东润在《光明日报》1951年连续发表的 4篇文章而起。他认为王逸的书和《汉书》所录屈原作品数目不同，《汉书》中又未录王逸的书，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所以认定楚辞和《诗经》一样，来源有些不清楚。楚辞应为淮南王刘安作。郭沫若、宋云彬马上发表文章反驳。郭沫若在文章后还写有措词严厉的附记，暗示朱东润观点出自何天行。但朱东润临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何其芳在《人民文学》（1953年6 月号）撰文怀疑《卜居》、《渔父》、《悲回风》为伪作。由于建国后屈原被政府认可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和爱国诗人，因此任何的怀疑都受到批判，幸好没有批判到最早的怀疑论者汉代的刘向和王逸那里去。有些费解的是批判时总是和胡适联系在一起，可能是为了加强力度。曹道衡就此在《光明日报》（1956年4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应从客观事实出发，要联系立场、观点和方法考虑，不能把疑古都看作是胡适影响。本世纪对楚辞的研究大致也是这样，经历了怀疑、否定、重审、发展这样一条路子。
1953年到1957年为第2阶段。1953年，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屈原、哥白尼、拉布雷、何塞·马蒂四大文化名人，从而掀起了对楚辞研究的热潮。而郭沫若以研究楚辞并作为爱国主义资源进行全面开发的学者作家成了《楚辞》研究的革命舵手。早在1920年，郭沫若写剧本《湘累》就主张自由地表现自我，赞美屈原的反传统。1926年，随军至长沙，在汨罗江举行了追悼屈原的仪式。30年AI写作《屈原研究》，40年代创作五幕剧《屈原》。1947年他还将闻一多比如屈原。建国后，他更是把屈原看作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并组织全国文联于1953年6月15 日在北京讨论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继续研究屈原的作品。1953年，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巴黎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时，郭沫若是团长。纪念四大文化名人活动就是他倡导的。当时举国沸腾，宣传研究屈原成为党的文化事业的任务和工作。自此楚辞热几乎长盛不衰。当然，还主要限于文化艺术或知识分子阶层。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辞研究论文集》，基本上代表了解放后到1957年的研究成果水平。
1958年到1966年为第三阶段。在《楚辞研究论文集》中，唐弢、何其芳等人的文章已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孙作云更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的说法。两个标准对于楚辞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到1958年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将游国恩、林庚、姜亮夫等划到了胡适的那条资产阶级线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宋玉的研究历来受到冷落，从《史记》的记载中就已经体现出来。继抗战时《屈原》剧本争论后，1953年，郭沫若和郑振铎、陆侃如又一次进行了争论。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争论不了了之。5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要善于辨别风向，推荐了宋玉的《风赋》。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引用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将其作为颠倒黑白的典型。因此，《光明日报》连续登载了有关评介文章。1977年前关于宋玉的文章共21篇，而这两年达12篇之多。1962年至1964年间，楚辞研究领域渐渐平静，有一些成果问世。随着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楚辞研究就风光难再了。
（四）1966年到1999年的楚辞学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前，学术研究已难展开。毛泽东对建国以后的文化工作部门大致持否定态度。文革开始后，屈原被列入“四旧”，武汉东湖行吟阁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里。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送给他一套朱熹集注的楚辞，于是人们开始谈论屈原，但说不上研究。不久，四人帮发动评法批儒，以屈原为法家的代表，于是屈原被说成是改革家、法家、反儒的英雄。应当承认，屈原确实主张法度，并为之付出了努力。评法批儒使楚辞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余则带有政治运动性质。
文革以后，楚辞研究走入正常化轨道。从1978年起，大致由拨乱反正、纪念文章、旧稿新刊几类构成。1979年以后开始活跃，每年报刊论文皆超过百篇。1978年出版的楚辞著作有胡文英《屈骚指掌》（中国书店）、谭介甫《屈赋新编》（中华书局）。谭书认为楚王朝派别斗争激烈，有木派和草派，屈原幼年种过菊，主张废嫡立庶等等，学界斥为诳语。发表的论文有23篇，孙作云、陈子展、郭在贻、李修生、殷光熹、肖兵等率先发论，往后便高潮迭起，重点仍是屈原与《离骚》。
1982年由湖北省社科院等发起，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了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会，18个省120多人参加会议。之后，湖北、湖南、天津、 辽宁相继成立了屈原研究会。1984年端午在成都举办了屈原学术讨论会。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江陵举行，姜亮夫为名誉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为会长。1986年在浙江富阳、1988年在湖南汨罗、1990年在贵阳、嗣后又在山西临汾等地先后召开了年会。1998年在深圳召开了本世纪最后一届年会，议题为总结、回顾与展望。是年汤炳正先生去世，会长由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担任。
二 楚辞学研究的成就
（一）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研究的成就在本世纪楚辞学研究中为最。成绩卓著的应推游国恩、姜亮夫、闻一多等人。游国恩研究楚辞可以说尽了毕生之力。著有《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论文集》、《屈原》，主编有《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楚辞概论》是游国恩青年求学时期的著作，已经注意到用历史的眼光对楚辞进行整体和比较研究；对于楚辞真伪问题，他以为《九歌》、《渔父》、《卜居》等不是屈子所作，与胡适观点近似。在《读骚论微初集》里，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认为应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派别中去明了楚辞的产生。1957年出版的《楚辞论文集》仍集中于楚辞文体、作者身世、篇章内容、名家注释展开研究。30年代，他在山东大学时对《离骚》、《天问》两篇就汇集前人旧注，附上按语，写成长编。他在第一部分《离骚纂义》将完成时逝世，《天问纂义》由他的学生据遗稿补辑而成。注重方法和集成是游国恩的主要学术特征。和他齐名的是姜亮夫。姜亮夫著有《楚辞通故》、《重订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诗骚联绵字考》、《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楚辞今绎讲录》等。从20年代开始，历时60余年。他的《楚辞通故》分10部56类，计3570条，180万字，图谱400余幅，运用多种学科方法研究，这是一部努力集大成的工作。姜亮夫受学于王国维，其学风亦颇多相似。他不仅重视版本、文献历史，也注重音韵等，所以发明颇多。80年代初，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楚辞讲习班”，后结集为《楚辞今绎讲录》。黄灵庚认为《重订屈原赋校注》成就明显，失误也不少，考校异文悉录刘永济《楚辞考异》和闻一多《楚辞校补》，失误达百余条。闻一多是本世纪楚辞研究大家之一，著有《楚辞校补》、《离骚解诂》、《天问释天》等，还注意到敦煌旧钞楚辞残卷。他注重楚辞背景、词义、文字的阐发，注重突破疑难问题，以发明创造见长。他称屈原为人民诗人，研究具有时代气息与高度。但是他的胆子也很大，遇到不好解处就说是错简或别的什么字，所以也未必尽然。如他说顾兔为蟾蜍，学界称绝。可他说《湘君》中的宜修为龋齿笑，一入《桔颂》中就讲不通了。
本世纪最早的楚辞学著作是俞樾的《读楚辞》（1906），主要考证有关名物、制度、史实等，正句读、审字义、通假借，分析特殊文法与修辞。他还有《楚辞人名考》。刘师培、李翘于文献研究也颇具特色。李翘的《屈宋方言考》具有集前代研究大成之评价。陆侃如著有《屈原评传》、《屈原集》、《屈原与宋玉》等，致力于屈原、宋玉的生平及其作品真伪、作年的研究。刘永济著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赋音注详解》等，考证仔细，皆注意先审音后考证，用力颇深。陆、刘二位亦是本世纪有重要成就的楚辞研究学者。像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力《楚辞韵读》、詹安泰《离骚笺疏》、廖序东《楚辞语法分析》等亦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著作。当代青年学者以此闻名的也很多。如郭杰的《屈原论稿》、李大明《楚辞文献学史论考》，还有刘毓庆、方铭、陈桐生、黄震云等皆有高质量的著作问世，说明青年学者已步入学界前沿，渐成为生力军。
在文献研究中有些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如屈原的生年、放逐次数等，近来也有新的意见。认为楚辞未必有错简和一定押韵，依靠《离骚》开头八句推其生年是孤证，又太滥，难以成立，屈原应是经历了三次放逐，等等。
在以文本文献研究处于困难状态的时候，陆续发现的地下文献给楚辞研究注入了活力。这些文献主要有：1957年和1960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等。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及帛画等。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的利簋铭文。1977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的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编钟、磬、鼓、 瑟、琴、笙、箫等器物。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的楚汉窖藏品等。此外还有云梦出土的秦简、阜阳出土的汉简。长沙三国大量竹简尚在整理之中。
出土的文献激发了楚辞热的升温，也确实解决了不少矛盾和悬疑。一是发现了唐革的《唐革赋》（银雀山），一般认为唐革就是唐勒，对宋玉作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文献支持。二是发现了《离骚》、《涉江》残句（阜阳），根据墓主为夏侯阴子夏侯灶推出，入葬时刘安还只是10岁左右的小孩子，不可能作楚辞，从而批评屈原传说论是无稽之谈。尽管夏侯灶的年龄推断尚未精确，但当不影响结论的成立。三是大量楚墓的发现（江陵望山等），以及竹简上记述的司命、云君等文字为楚辞的篇章及其卜筮等文化行为、招魂的方式习俗提供了可信的历史资料。四是乐器、礼器的发现（盱眙、长沙子弹库），为楚辞中的名物、音乐和礼仪的描写提供了实物见证，也满足了人们的直观感觉需要。五是星占书和帛画的出土推动了屈原生年和南方神话的研究。这些地下文献、文物为我们展示了南方灿烂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丰富了中华文明史。在这方面郭沫若、谭其骧、汤炳正、饶宗颐、汤漳平、肖兵、赵逵夫等皆有论文发表。张正明等还以此研究楚国的历史。据统计，研究论文有60多篇。但是这些文章有的有明显的毛病，就是考证的主观性强烈。如郭沫若认为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中大司马邵剔败晋币于襄陵就是《史记·楚世家》所载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 得八邑”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说，就难以服人。汤炳正认为，陕西临潼出土的铭文“岁鼎克”就是岁贞克，意思是岁星正当11月晨，出东方，也就是岁贞陬，最后说就是“摄提贞是孟陬兮”之意。这两者之间是否如此相等，让人犯疑。考据学是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论据和结论之间不一致，势必失去人们的信任。现在人们对楚辞研究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近30年的颇有微词，原因就在于此。
（二）文艺学方面
本世纪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把屈原及其作品定位在文学史范畴，所以文艺学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但整体成就却不及文献学。在文艺学研究中重点是《离骚》。据统计，从1906年刘光汉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宗骚篇第五》的论文算起，本世纪关于《离骚》的文章已近800篇， 著作20多部。其成果又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后。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离骚》的题义论有31篇。2.《离骚》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论有29篇。3.《离骚》的艺术结构及表现方法论有78篇。4.《离骚》的辞意的考辨、新解、发微、补释、质疑有96篇。5.思想性与自我形象论的有63篇。6.从美学角度研究的有21篇。7.用比较方法研究的15篇。8.探讨求女意象的14篇。整体上看是在深化、细致，思辩性强，认识在提高。但大多数有重复现象，缺少新东西。
20世纪楚辞文艺学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闻一多的《读骚杂志》、肖涤非的《离骚之用比》、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楚辞解题及其读法》、沈雁冰的《楚辞》、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聂石樵的《屈原论稿》、翟振业的《离骚自我形象》、汤漳平的《楚辞论析》以及相关的论文集、鉴赏集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当有上百部，论文更多，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1.屈原的形象和地位。忠贞爱国的评价自古有之。人民的诗人说主要出自闻一多，而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诗人说主要形成于解放后， 以1953年第11号《文艺报》社论为代表。但各自的说明角度、程度略有差异。《文艺报》认为屈原代表历史的正义。郭沫若认为他不忘民生和君国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个人遭遇上。林庚认为，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在80年代初期引起争论。缘起是曹大中在1983年4 期《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提出先秦政治思想家、臣子、庶民可以离开本国而并不认为是不爱国，如孔子、孟子、墨子乃至于苏秦等，所以他认为先秦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只有爱国行为。曹大中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的批评，认为曹大中是屈原否定论的一种。实际上古今环境气氛不同，未必一定要用今人之观念去框架古人。秦楚皆出自高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缺少一种历史深度。稍有异议，便广泛不容，某种意义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2.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是千载文人之首，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会作演讲时作如是说。他还提出要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屈原作品。一致的看法是，屈原及其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今天仍具有典范意义。鲁迅认为，其影响在《诗经》之上。陆侃如《屈原与宋玉》指出，屈原和宋玉皆是中国文学之祖。林庚认为，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节奏，一直影响支配到后来的五、七言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民族形式的主流。姜亮夫认为，对屈原作品不能一概而论，《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从正反方面表现了屈原的爱国爱民的真实思想，而《天问》是学术文章，《九歌》是表达感情的、聂石樵认为，屈原在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中体现了他的进步的美学观点。黄震云《楚辞通论》认为，楚辞中以《离骚》和《招魂》最为精美。其他的今天看来或思绪错乱或重复罗嗦，反正与二者相去甚远，当是非常心理状态下的产物，因此应区别对待。
3.屈原的行为形象。普遍认为，屈原主张美政，体现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主张三皇五帝之道和天下一统，反对暴秦、黑暗统治和小人，具有高洁的人格，并为之不屈不挠、坚决地奋斗到最后。思想核心是爱国爱民。对此，重复论述较多，还有代圣人立言的倾向。但我们从作品和史乘来看，屈原在斗争时缺少方法和策略，对形势的判断有些情绪化，以致未能联合团结“独清”以外的人，这也是悲剧原因之一。
（三）社会诸学科方面
1.语言学研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朱季海《楚辞解故》、汤炳正《屈赋修辞举隅》、刘永济《屈赋通笺》。以及廖序东、薛恭穆的语法、王力的韵读、李翘的方言研究等。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每篇都有题解、正名、审音、通训和评论，综各家学说予以论定，比较审慎；并对《楚辞》中19个疑难问题一一予以详考，堪称力作。朱季海的《楚辞解故》训释时还就楚俗研究颇费功力，多有精当之处。
2.心理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金开诚《论作为艺术思维经验的屈辞超现实想象》、姚益心《屈原创作心理初探》、毛庆《屈骚艺术新研》等。
3.神话学研究。楚辞神话学研究早期以闻一多为代表。近期肖兵突出，他著有《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楚辞文化》、《楚辞美学》等。截止1998年，对他进行介绍的文章有33篇。此外还有龚维英、林河等。神话学研究存在着想象丰富、结论或然现象。
4.考古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已见于前述文献学研究。地理学方面比较著名的著作有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何光岳则注重实地调查，著有《屈原的故乡、北行和东迁》等。
5.哲学和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屈原的死亡问题，宇宙本体及其思想、人格等。历史学方面主要有张正明《楚文化史》、何光岳《楚渊源史》等。赵逵夫以《屈原和他的时代》展示了大楚辞的研究格局。
6.民族学和民俗学。民族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力图理清南方楚国民族的历史构成，文化方面的个性，楚民族特征等。但同时又存在着没有从中华民族历史高度去分析的偏失。比较有影响的有张正明《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等。对于楚辞文化风俗进行考察的主要有周勋初《九歌新考》以及李炳海、郭杰、江立中的研究等。
7.天文学。由于楚辞学者懂天文的不多，所以这方面研究薄弱。主要有孙长叙《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等以及郭沫若对屈原生年的研究等。
8.文化学。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率先提出南北文化不同说。刘师培和章太炎还主张楚辞完全是南方文化。这种观点与他们的反清复国的思想有关。当代持此观点的还有张正明等人。交融论出自王国维，以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鲁迅亦这样认为。肖兵提了四方文化聚合论，泛太平洋文化论，此外还有楚辞性文化、情结一类的探讨，不能说无益。楚辞出自华夏文明，当然是华夏文化，不能过分强调地域性。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研究的当推闻一多，成绩卓著。相比之下，宏观研究有些疏阔。
（四）美学方面
楚辞学界认为，释道儒美学和楚辞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框架。但三教之前的美学不是空白，楚辞也难以和三教伯仲，所以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了楚辞的作用。美研究方面著作有高尔泰《屈原的美学思想》、袁行霈的《论屈原的人格美》等，涉及到人格、语言、心理等许多方面。
（五）楚辞学史
游国恩的《离骚纂义》已具有学术史特征，之后亦有史的文章出现，但不多。近年来则有赵沛霖《楚辞研究论衡》及丁冰、王延海、张来芳、李大明、易重廉等的楚辞学史。不少系拼凑之作，有些像楚辞著作例说。究其原因，学识之外，主要原因是仓促写定。另外还有就某一问题研究的如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纲》等。当代的楚辞学史研究有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资料相对完备。
（六）比较研究
一般认为，楚辞的比较研究从《管锥篇·楚辞》开始。细究起来，梁启超对《诗经》、《楚辞》的比较等等已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早的还有茅盾、冯雪峰对楚辞和但丁的比较研究等。还有李嘉言及郭维森、徐志啸、汤炳正等分别与但丁、《浮士德》、《约伯记》等比较。其中和但丁比较的同题文章有8篇，未免给人狂轰滥炸的感觉。
三 楚辞学研究特点热点方法和误区
百年来的楚辞学研究热了又热，成绩斐然。1.人才队伍与成果数量。从百年的历史看，很多大家都参与了楚辞学研究，有的还为之耗费毕生精力。当代研究队伍更为壮观，老者年且90，少者20左右，几乎每一个综合大学都有人治楚辞学，已出成果的约在300人以上。 从地域上看，根据《清史稿》及《四库全书》关于学者籍贯和版本搜集情况统计，北京、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两湖为先，进而甘肃、上海、广州、吉林等。本世纪研究成果数量一时难以确切统计，仅1979—1999年出版的专著就有200多部，论文近5000篇。 对于只有数万字文本的楚辞来说，无与伦比。
2.研究领域。由于楚辞研究的展开和深入，一般的纪念介绍的文章已很少，研究向新深细方面发展。如对楚辞心理学、美学、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比较研究、研究史的研究等成了新的天地。然其重点仍是集中在传统的学术范畴内。如生平（生卒年、流放次数、路线、地点、职事、列传等）、作品篇数与真伪，作品的具体问题像《天问》中的历史、科学、绘画等的文化蕴含等。在研究史与比较研究、影响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不断爆发出热点，如屈原否定论批判、爱国主义、屈原之死、浪漫主义、外来文化与方法运用等，使楚辞学研究不断增色。
3.学术风气。楚辞研究的学术风气整体是好的。一是认真投入，努力开拓，不断深入。二是态度热情，积极参加争鸣。三是注意及时总结。四是资料信息丰富。如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张正明主编《楚学文库》（18册），王丽娜等对海外楚辞学界的介绍。五是楚辞学研究模式的建立尝试等。
楚辞学的热烈气氛和持久不衰，引起了人们对思想方法的讨论。比较早的提出新途径和方法，和胡适一起主张把楚辞从汉儒旧学中解放出来，率先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纯文学研究的是梁启超，郭沫若则希望从中寻觅出有价值的社会历史信息。游国恩在他的《楚辞概论》中将历代的楚辞注家分为四派：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音韵派。其中的三派在唐以前已经形成，只有义理派在宋以后为多。他认为：1、 训诂派以王逸为宗，次有扬雄，代表著作有《离骚经章句》、《天问解》等。王逸之后，当推洪兴祖《楚辞补注》、戴震的《屈赋注》。2.义理派由王逸开其端，洪兴祖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为代表，推崇屈原的人品与忠君爱国之心。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是义理派的代表作。作为明末清初之人，他与宋人一样，为民族传统观念所困扰。明清之际注骚者多，往往借以自白，如黄文焕。其师黄道周被人斥为伪学入狱，便借以发冤屈株连之叹。3.考据派著作甚多。如梁代刘杳的《楚辞草木疏》、清代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4.音韵派。比较早的是晋代徐邈的《楚辞音》，南朝诸葛民的《楚辞音》等。但只有隋代道骞的《楚辞音》还有85行残存于敦煌石室，后被盗走，现藏于巴黎国民图书馆。宋代黄铢曾作《楚辞叶韵》，朱熹用此法注《诗经》。此后，叶韵说一直为学界所推重。明人陈第是第一个打破叶韵说的，他认为叶韵说不正确。同一个字在同一个时代和地域，读音是一致的、统一的，不可以随便规定协音，至今不协韵，乃是古今语音变化的结果。他研读《楚辞》，发现其作品古音声调谐和，或同于《诗》、《易》，或同于周、秦汉、魏的歌谣与诗赋，于是作《屈宋古音义》，以与《毛诗古音考》相发明。举出屈宋作品凡韵与今音不同者有234字，逐字推出基本来的音， 列为古音目录。每字下面，又排出屈宋作品中的诗句，然后引录他书作为证据，眉目清晰。陈第的研究，为我国古音学奠定了基础。之后清代人如蒋骥《楚辞说韵》等用类似方法写出著作者达20余家。比较重视方法的还有姜亮夫。80年代初，他受教育部委托，为全国部分大学讲师以上的学者讲习楚辞，于第四讲中专门谈到方法。他的综合研究的方法是从全部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既要对全书进行综合研究，又要对每个选词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到较正确的解释。就整个楚辞研究看，传统的研究思路仍是立足之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及外来文化理论的吸收运用，丰富了楚辞学的研究与发展。研究方法的变化和丰富还体现在学科建设上。楚辞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得到学界一致公认，由此还出现了一批探讨楚辞学建议的文章，甚至有的认为楚辞学应分为三个学科、七个学科、九个学科、十五个学科等。其名称有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传播学等，想象丰富，但只是简单地把楚辞和有关学科相加而得。究竟为什么建立这些学科，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多没了下文，未免务虚。实际上倒不如说运用哪些视角来研究，或者直接做出成绩来。
20世纪的楚辞学热点很多，影响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
最早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楚辞的是郭沫若。1924年以后，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楚辞学研究，探讨屈原时代的社会发展形态、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形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屈原思想、行为和文学革命的成就。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认定屈原代表奴隶利益，因此是进步的革命的正确的艺术家。屈原是以科学家的态度进行真理的探索。一般认为郭沫若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屈原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着眼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楚辞的应推游国恩。他与姜亮夫皆是用综合的方法，但姜重在文献学，而游则重在文学史方面，侧重点不同。文化大革命前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研究屈原的还有何其芳、詹安泰、唐弢等人。至于文革后，学界较普遍地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屈原。1949年到1988年左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楚辞学研究的时代。这或许是后人难以理解的。
2.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梁启超在《屈原研究》里称《九歌》是楚辞中最浪漫式的作品。到了30年代，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概念，称“屈原研究》中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概念，称“屈原是兼有北方理性主义与南方浪漫主义的双重文化遗产。”1958年大跃进运动，把浪漫主义作为文学艺术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前进的基本方向，而屈原则是开创者和典范。1960年，根据毛泽东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方针，在全国形成一个共识，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后来周扬与何其芳在有关的报告或文章中都加以强调，1959年郭沫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中又进行了较细致的阐释。这样，屈原的浪漫主义研究就显得十分热烈，而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福克玛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更加令人确信的根源，乃是经济上的主观主义，以及个人崇拜的社会促进因素所导致的唯意志论（见《文学教条主义在中国》第194页）。
3.屈原的思想
一般认为，屈原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但因为屈原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因此又有着种种不同意见。还有的认为是道、法、阴阳家等等。詹安泰认为，这些思想都有，又都不合。屈原的政治思想受儒家吴起影响，本质上是儒，但又吸收了魏、秦等国的进步思想。马茂元则认为主要是法家思想，又以儒家进德修身的人生哲学为出发点。梁启超、刘师培认为是道家，游国恩则认为是受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钱穆则说，战国时代除韩非以外，尚有屈原，亦为代表贵族意识的学者。聂石樵指出，法家出于儒家而独立，屈原的思想是由儒到法的正在发展的过程中的思想。郭沫若在他的书中认为屈在奴隶解放运动中，自觉地接受了进步的儒家思想。林庚认为，只是和儒家思想有共鸣关系罢了。50年代末期，大家普遍强调屈原是法家，文革中，又变成尊法反儒。尊法是实，反儒则过于勉强。从他的全部作品看，没有完整的某家概念。屈原就是屈原。
4.楚辞的文化渊源
1905年，刘师培在《南北文化不同论》中认为楚辞代表南方文化，重创造力、想象和幻想，与北方重现实不同。王国维认为屈原是学地方之学者。章太炎写过《诗经始论》一文，强调文学上从北方到南方，从《诗经》到楚辞发展的连续性。谢无量还比较二者优劣，认为《诗经》劣于楚辞。郭沫若依据新的考古成就论证南北文化都是商文化。姜亮夫认为楚文化是周文化的分支。梁启超则认为，南北文化相互吸收、交融，产生了楚辞文化。陆侃如提出屈原和宋玉是周代中期文学的代表。
楚辞学研究确实也有不少问题，亦常常受到非议，尤其对楚辞学界的批评更为激烈。一般认为，楚辞学界在学养功力上都偏弱，在方法上强调旧学多，运用新方法的成功者又少，在信息交流上，呼吁者多实干者少，这主要指当代。存在问题主要有文风问题，如搜异猎奇，随意编造，基本功差，文章的材料与观点不相干，信息资料陈旧等等。黄灵庚认为，“五四”以来不少是大师，可他们的助手生不逢时，功底很不行，第三梯队亦严重先天不足，靠自学途径上来的学者，或许对朴学的套路不很熟悉，对文献的考订就显得不够沉稳、谨严。我认为，楚辞学的成就应当充分肯定。问题主要出自以下几点。一是成功愿望的影响。楚辞是长线，一时难以做出成绩。可是，受功利、欲望等原因驱使，又有意无意借考证之名去编造发现，甚至对过去的有价值意见肆意否定，而彼此又睁一眼闭一眼，就多少有些虚假繁荣。二是社会因素的驱使。楚辞的“热点”很多，但许多与学术研究本身无关，而是与政治、历史、外来文化关系有关。三是楚辞本身的原因。文本数量少，注解多，这样形成的纠葛也多。一些学养差的便乘机凑热闹，随便玩玩楚辞的也不是没有，对楚辞的学术研究，一窝蜂予以炒热。今后，在屈原的文化品格和美学贡献方面还需要下大力气去研究，努力从时代高度进行完整科学的把握，在弘扬这份优秀的文学遗产上要更加注重科学性。
四 海外楚辞学研究
比较早地介绍国外楚辞学研究情况的是闻宥。他在1953年6月13 日的《光明日报》以《屈原作品在国外》为题介绍了国外楚辞学的研究情况。搜集资料比较全的是马茂元主编的《楚辞资料海外编》（1986 年3月出版）。徐公持、奚东、王丽娜、张啸虎等皆有专论或译著问世。择要叙述如下。
（一）日本
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据《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等资料看，以《诗经》、《论语》最为突出，《尚书》、《易》、《左传》、楚辞研究也很有成绩。据《楚辞研究资料海外编》所附目录统计，1951年至1980年间，日本发表的楚辞研究论著有150种之多。 日本人有的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楚人，从民俗、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看古代的楚人和现代日本人很像；还认为，屈原流放的地点在日本，因为很多的日本地名、线路和楚辞的表述一致。但更多的不是这种寻根性而是学术意义的。据称，楚辞传入日本是太平二年（公元730年）， 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可能楚辞传入日本的时间早于太平时代。
楚辞传入日本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1773——1836）的《楚辞玦》等。本世纪比较早的是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为最。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从规模和深度上看要推《屈原赋说》为最。该书上卷十二篇为名目、篇数、篇第、篇义、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下卷十篇为名字、放流、自沉、生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骚学、注家。但目前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
本世纪以来，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主要注释有浅见絅斋的《楚辞师说》、 冈田正之的《楚辞》、桥本循《译注楚辞》、青木正儿《新释楚辞》。尤以青木正儿的著作较有质量，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作还有多种。另外还有专门研究的著作：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楚辞之研究》、竹治贞夫《楚辞研究》、目加田诚《屈原》。《巫系文学论》主要讨论楚辞的起源，认为是巫和祝有关的宗教文学。由于屈原的努力，成为立足于表现人的自觉意识而带有强烈个性的文学。藤野则认为楚辞有自叙性质，一是人称，二是世系，三是生活，与《尚书》中的祝辞相似，认为是非宗教文学。竹治贞夫则注重《离骚》的结构分析，认为是囊括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宏大的传奇故事。前半部是抒情，后半部是幻想式的叙事。他还撰有《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介绍评论18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的注释和研究情况。星川清孝则从政治文化、文体语言以及接受史的角度系统研究楚辞，认为哀悼色彩、神游观念是楚辞的特色，楚辞的内容和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学界比较重视考古资料及其文献考证，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如赤冢忠《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林己奈夫《中国古代的神巫》、花房卓尔《中国对谏争及谏争论的发展》、冈奇敬《楚辞世界的再现——长沙马王堆发现古汉墓》等，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此外还有桑山平龙《关于楚辞中的鸟》、山田敬三《鲁迅其人的屈原影子——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自60年代起在日本出现了怀疑屈原存在的文字。主要有1968年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1983年至1984年，中国学者发表了近40篇文章进行了批驳。1972年，田中访华受赠楚辞以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反响。1974年，浅野通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楚辞的座谈会”，与会者有星川清孝、藤野岩友、松本清张等。记录发表在《国学院杂志》75卷1月号上。分为5个方面：①楚辞的宗教基础。②南方农耕民族的文学。③古墓壁画和楚辞的世界。④楚辞的传入。⑤楚辞研究的动向及其课题。今后研究意见是：研究天字系列，如《天问》、《天对》、《天论》等，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关于天的思想，以日本古典著作反证楚辞，研究楚辞中提到的不同民族。就目前获悉的信息看，日本依然有人作文否定屈原的存在，但遭到强烈的批评。
（二）欧美
屈原的作品传到欧美比较迟，据闻宥《屈原作品在国外》介绍，最早一个译本是用德文译的，译者是费慈曼，1852年发表在维也纳的皇家科学院的报告上，但只是节译。1931年德国孔好古的译文遗稿由他的学生爱吉士整理出版。1933年，鲍润生翻译了《九章》，除了《惜诵》以外，《抽思》、《怀沙》两篇，见于日本出版的《德意志东亚自然民族学会祝贺论文集》。《思美人》、《惜往日》见于1934年《辅仁大学校刊》第九号。 《涉江》、《哀郢》、《桔颂》、 《悲回风》四篇见于1935年《华裔学志》第1 卷。这八篇皆是用德文翻译的。意大利文翻译的也有两种：较早的为桑克谛所译，发表于1900年。还有阿赖喇所译本，发表于193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增加，具体翻译研究情况已难确计。据马茂元《楚辞资料海外编》，1951—1981年的情况是：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
孔好古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中指出，《天问》中的月中玉兔、乌龟与幸福岛、吞舟大鱼等许多素材在印度文化中也有，使人刚好想到印度的诗歌。他还对《天问》全篇用字用韵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屈原所见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正和山东嘉祥的武氏祠相似，因此坚持《天问》为呵壁之作。他死后，学生爱吉士对屈原文章涉及内容进行虚构复原。孔、爱两位还利用屈原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神话方面的研究。但孔好古的影响说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德国《华裔学志》多次发表文章论述屈原的《天问》，卫德明、戴密微皆认为此说不当，指出印度和中国的这种相似是文化史上的平行类似现象，与屈原的创作不相及，这类的例子在世界上甚多。在影响说以外，还有否定说的存在。如马伯乐在《古代中国》中替屈原写了一章，并无胜义，他还怀疑自投汨罗一事的真实性，更没有道理。
英国的学者从1895年1月就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发表。1927 年《大亚细亚》第4卷、1928年《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59 期发表了鲍润生的《屈原的远游》、《屈原的生平及诗作》二文。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士、R·海陶玮认为他们资料贫乏。1951年， 又针对中国某些研究缺乏学术性进行了批评。他惋惜司马迁把屈原铸成文学型而非历史型。他还批评谢无量、陆侃如、郭沫若、游国恩等人弄错了资料性质或事实。此外还有英国戴维·霍克思的《楚辞——南方的歌》等，认为东西方学者对屈原创作时间的考证皆徒劳无益，《九歌》是理解楚辞的钥匙。湘君、湘夫人不过是与一个大人物温存去了。他还把《九歌》、《天问》以外的作品分为忧郁和巡游两类。
1959年，匈牙利F·托凯出版了《中国悲歌的起源》一书。 分《周代的中国社会》、《铭文》、《屈原的时代和诗人生平》等。这部著作后又有法译和日译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屈原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屈原诗派以后悲歌出现了衰落趋势。
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分析屈原作品是苏联时代学者的共同特点，成绩突出的是费德林。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楚辞研究，后来还主编《屈原诗集》俄译本。他十分赞同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屈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此外还有艾德林、林曼的研究等。谢列勃里雅可夫在《屈原和楚辞》中称屈原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很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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