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背景下失业问题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经济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的金融危机横扫世界，包括美、日、欧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加速衰退，并引发了普遍的失业危机。失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阻滞失业蔓延成为各国公共政策的焦点。经济衰退时期的失业问题不同于一般时期，从传导强度、福利后果、失业原因、治理政策等方面理清经济衰退背景下失业问题的特殊性，能为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一、经济衰退对失业的传导程度
（一）引致性需求的传统观点
一般认为，劳动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由于产出下降，劳动需求减少，失业问题必然加剧。那么，经济衰退会在多大程度上冲击就业呢？这要依就业弹性的大小而定，因为它反映了从产值波动到就业波动的传导程度。经验研究表明，当经济体走向成熟，特别是步入工业化后期，就业弹性会下降。人们普遍认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就业弹性已滑落至较低水平（Piacentini,2000）。在经济繁荣时期，低就业弹性会导致所谓的“无就业增长之谜”，相反，在衰退时期也应该出现“无失业衰退之谜”。基于此，即便持引致性需求观点的学者也不必过于担心经济衰退所可能引发的失业后果。但事实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中，失业率直指10.8％，欧洲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停滞期也见证了两位数的失业率。人们面临的迷茫是：一方面，根据就业统计数据和传统方法计算出来的就业弹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人们又观察到，就业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产出波动对就业的撼动能力似乎并没有出现衰减的势头。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传统的就业弹性估算方法的科学性及应用价值（丁守海，2009），改进的估算方法应运而生。
根据改进的估算方法，人们发现两个重要结论：（1）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远大于其他产业，比如，按照Sawtelle（2007）的估算，美国的交通运输、公共事业、金融保险的就业弹性均超过0.7，而房地产业则超过了1.2。需要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服务业恰恰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部分，比如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就占国民经济总增加值的70％以上。这就决定了，肇始于服务业的周期性波动会对就业产生有力的冲击。（2）外向型部门的就业弹性大于其他部门（Abdulnasser,2006; Porto,2008）。如果产出波动是通过贸易渠道实现的，就业后果将更严重。
对照于上述两点，本轮金融危机恰恰肇始于金融业，并通过贸易途径对各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冲击。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它所引发的失业将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冲击还有一个令人生畏的特点，那就是，它会延长失业周期，提高自然失业率。比如，Maidorn（2003）的脉冲响应分析证明，在奥地利，产出下降后的两年内，失业率会快速上升，此后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稳定阶段，产出对失业率的冲击久久不能恢复为零。
（二）非引致性需求的其他观点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衰退并不必然会加剧失业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产出波动与就业波动具有非同向性。Liu（2008）通过构建一个产出增长率和失业率内生化的理论模型发现，除产值外，失业率还取决于诸多其他变量，即便产出下降，就业也完全有可能会沿着相反的路径运动。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待当前的金融危机，就很难断言它会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
另一些学者认为，即便产出波动对就业施加很大的冲击，那也只是“增量”压力问题，失业率究竟会怎样演化，还要取决于“存量”压力。Cooper（2009）以金融危机为例论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金融危机使失业的“增量”压力加大了，但“存量”压力很小。与1981～1982年的衰退周期相比，在本轮衰退前，美国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相伴而行。较低的失业率基数能在相当程度上抵消衰退的压力，并使最终的失业率控制在不太高的水平。另外，衰退前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为反周期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受到较少的通货膨胀因素的掣肘，这些政策能在相当程度上遏制失业率的攀升。所以在Cooper（2009）看来，美国失业问题将有惊无险，失业率要超过1981—1982年衰退周期的水平，甚至要超过10％，都是不太可能的。
二、经济衰退背景下失业的福利后果
（一）失业对消费的冲击
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消费短视行为，即消费对当期收入反应过度。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失业与收入下降很可能会引起消费的过度下滑，后者进一步对经济产生负反馈影响，并带来严重的福利损失。Satyajit（2007）的估算表明，这种损失能达到消费总额的7％以上。如何遏制失业危机下消费过度下滑的势头，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早期的文献中，人们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失业保险、消费券等政府救助项目上。然而，政府援助的范围毕竟有限，比如，在美国，失业保险只能覆盖失业群体的1／3。能否启动更为普遍的商业手段尤其是无抵押信贷手段来遏制消费下滑，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Sullivan（2008）以信用卡为例考察了这一问题，他发现，低收入居民的无抵押消费信贷并没有在失业期间明显增加，只有中间收入居民才有所增加。这个结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失业期间消费下滑最严重就是低收入者。
（二）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
在“穷则思变”的思维模式下，人们很自然地担心，失业是否会刺激犯罪。如果回顾一下各国不同就业周期的犯罪数据，就可以发现，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必要的。以美国为例，大凡失业高峰期，各类犯罪数据都会攀升，其中尤以侵财类犯罪的增加最为突出。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失业率每提高1％，侵财类犯罪率就会提高1％～2％（Corman & Mocan,2005）。人们对这类文献的批评是，犯罪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削弱估算的准确性。基于改进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Lin（2008）发现了更显著的结果：失业率每提高1％，犯罪率就会提高4％—6％，而不是以前的1％—2％。不论哪个结果更精确，这些研究都提醒政府，在经济衰退和失业浪潮下，应采取措施严防犯罪抬头。
失业浪潮还可能会触发另一类社会问题——就业歧视。在经济衰退情况下，劳动需求的减少并不是对各类劳动群体均匀地产生冲击的，弱势劳动群体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冲击。比如，对黑人的冲击要大于白人，对移民的冲击要大于本地居民，而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出于生产率的原因。进一步地，这种歧视不仅表现为弱势劳动群体更易遭到解雇，还表现为，经济复苏后，他们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来重新就业（Ewing,2002）。
失业带来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心理健康问题。人们发现，失业会带来某些心理障碍，比如，焦虑、压抑、自卑。一些失业者的心理健康程度甚至不如收入比他们低的就业者。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失业持续时间。Gordo（2006）的研究表明，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心理问题的波及面会扩大。比如，两年以内的失业只会对男性失业者产生心理伤害，但如果超过两年，女性失业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他看来，失业的心理健康问题说明，很多失业都是非自愿的，“失业保险养懒汉”的观点有失偏颇，因此，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应更谨慎。现在欧洲的失业保险制度正在向美国靠拢，试图缩减保险的覆盖面，这可能会反过来加剧失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
（三）失业对失业者的追加惩罚
失业不仅会对失业者当期生活产生影响，对今后的职业生涯也会产生影响。失业常被视作低生产率的信号，失业者在今后的求职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受到歧视。Shimer（2005）证明，失业持续时间与失业者找到下一个工作的可能性呈反向关系。对追加惩罚的另一个解释是失业期间劳动者技能的贬值。失业的追加惩罚还表现在工资方面，Arulampalam（2001）发现，在重返工作后的第一年，这种惩罚相当于工资的5.7％，在随后3年内，这个比例升至13.5％。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Mroz（2006）指出，要正确评估失业的追加惩罚，就要处理好生产率与工资的内生性问题。一个能力较差的劳动者，在重返就业岗位后所获得薪酬肯定会由于生产率的原因而处于较低水平，不扣除生产率差异的影响，而将其一起算到失业经历的头上，就会高估追加惩罚。他通过改进的分析发现，失业在短期内确实会对失业者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会长久。究其原因，就在于失业会刺激失业者采取赶超型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这种投资会使失业者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迅速恢复。
（四）失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经济衰退一旦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就可能引发劳动力由城市向乡村的返流。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城市失业率陡增，就导致了以年轻就业者和长期失业者为代表的弱势劳动群体向农村的大规模返流，据估计，仅1930～1933年间，返流规模就超过100万。Boyd（2002）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衰退时期传统的推拉模型变形所致，即衰退时期城市推力的放大程度会超过繁荣时期城市拉力的放大程度。这提醒我们，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要谨防劳动力大规模返流所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所可能引发的农业隐蔽性失业加剧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流入地失业率的攀升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返流，劳动力地域流动可能会陷入一种非均衡状态而不能自拔。Cebula（2005）以1999～2002年美国的州际劳动力迁移数据为例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防止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力盲目流动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不管是返流带来的问题，还是盲流带来的问题，经济衰退都给劳动力流动管理出了一道难题。
三、制度刚性与产出波动对失业的影响比较
（一）失业的制度刚性决定论
在劳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是产出波动决定失业还是制度刚性决定失业的争论。显然，一个最保险的回答是，在经济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制度刚性对失业有决定性作用。对此，人们常常用欧美的制度比较来说事。1995～2003年，美国对欧洲的劳动生产率比值从1.06一路上升至1.18，但美国并没有出现“生产率吞噬就业”的难题，失业率反而一直比欧洲低很多。究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柔性的就业制度抵消了生产率上升的负面影响。据称，劳动生产率差异只能解释欧美就业差异的1／3，近2／3需要从制度差异上寻求解释（Cameron,2005）。
当然，欧美属于不同的经济体，除制度差异外，还有很多其他差异，如果能在一个经济体内比较不同制度的就业差异，结论会更可信。在稍早一些的文献中，Payne（1995）以美国的州际比较为例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得出了内部就业差异同样取决于制度差异而不是经济增长差异的结论。
最近的一些案例研究似乎也验证了制度刚性决定论。近来，美国增加了雇主为雇员购买健康保险的要求，这被视作劳动管制强化的一个典型案例。Baicker（2008）对这一案例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中为避免雇主通过降低工资来转嫁健康保险成本，他将样本锁定在工资接近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结果发现，以前那些没有享受健康保险的劳动者，在提供健康保险后，就业机会受到明显侵蚀。工资管制的案例分析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在一些早期文献中人们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通胀时期，中东欧一些转型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了严格的工资管制，导致了后来的工资刚性体制，而这些国家恰好是失业率比较高的国家。
（二）对制度刚性决定论的质疑
新自由主义者在把失业的主要诱因归结为制度刚性时，需要澄清两个问题：首先，制度刚性是怎么度量的？如何证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刚性大于另一经济体，而不是相反；其次，即使存在制度刚性，怎么证明制度刚性与失业间的必然联系？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制度刚性决定论就是经不住推敲的。
Ferragina（2008）从第一个问题入手，对制度刚性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制度刚性是个大而化之的概念。从某个维度来看，一个经济体可能存在制度刚性，但换个视角，可能就没有制度刚性，甚至存在制度柔性。仍以中东欧国家为例，那些常被视作存在工资刚性的国家，在他看来，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工资体制早已充满灵活性，至少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僵化。因此，中东欧案例分析不足以支撑制度刚性决定论。他还发现，在那些致力于破除制度刚性的地区，比如，致力于打破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地区，失业率并不比别的地方低。所以，转型经济高失业率的主要诱因并不在于制度刚性。
关于第二个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到，即使存在制度刚性，也不必然加剧失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能刺激就业。就拿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来说，Acemoglu & Pischke（1999）指出，它通过限制员工的频繁离职，有利于保护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收益权，因此，会激励企业多提供在职培训，从而缓解结构性失业。最近，Shintoyo（2008）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再以失业保险制度为例，美国能享受失业保险的劳动者只占劳动者总数的1／3左右，诚然，失业保险会削弱那些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寻找工作的激励，但也会给那些不能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提供补进的机会。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这可能会在总体上抵消掉失业保险对就业的负面影响（Levine,1993）。
（三）制度刚性与产出波动对失业的联合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将周期性波动与制度刚性对失业的影响区别开来。比如，基于技术冲击的周期性波动与劳动管制政策，常常交织发力，使失业程度超过二者影响的简单相加。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这场变革使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非技术工人需求下降。在类似于美国的柔性就业制度下，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可以做出充分调整，从而避免就业的重大损失。但在欧洲那样的刚性就业制度下，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不能充分下调，技术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就被扩大了。
在最近的一些研究文献里，人们开始注重考虑周期性波动和制度刚性对就业的联合影响。比如，Gertler（2008）考虑了存在工资刚性及集体议价的情况下，需求的外生冲击对就业的影响。尽管不同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不同的，但人们普遍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虽然对失业负有主要责任的是需求不足和产出下降，但制度刚性会从一个迂回的渠道来强化其影响（Carvalho,2007）。这些结论提醒我们，在经济衰退背景下，治理失业问题不应只将眼睛紧盯在产出波动上，如果能提高就业制度的适应性，也能缓解产出下降对就业的冲击。
四、经济衰退背景下就业治理政策的选择
（一）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优化
劳动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衰退背景下的失业问题，就不能忽视维系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Carvalho（2007）认为，当经济衰退时，尽管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来应对失业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利用调控政策来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从这个角度讲，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仍是衰退时期就业治理政策的主干。保增长当然可以扩大劳动需求，但是否会促进就业，还取决于厂商调整劳动投入的方式。一般认为，厂商会先通过深化的方式（延长现有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调整劳动投入，然后再转向泛化的方式（增加雇佣量），所以，扩张型政策尽管能刺激产出，但不一定能很好地刺激就业。最近，Trigari（2009）从理论层面打消了这种顾虑，他证明，随劳动时间的延长，小时工资会不断上升，即劳动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考虑到这种因素后，厂商对劳动投入的调整会更多地依赖于泛化方式，因此，扩张型政策的就业后果不会很差。
然而，在实践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见证了积极财政政策在治理失业问题上的低效率。Islam（2005）认为，问题就出在财政政策投资方式上。不合理的投资方式，尽管有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却不一定能刺激劳动需求。如果能改进投资方式，即便是铁路、公路、机场这样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不能带来多大就业效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也能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潜力。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同样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与采用装备密集型技术相比，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不仅可以节约10％～30％的成本，还能产生5倍于装备密集型技术的劳动需求，而且这些新增就业岗位都会持续4年以上。这提醒我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要治理失业问题，仅仅靠保增长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投资方式的改进来推进。
（二）就业制度改革
Liu（2008）指出，既然造成失业的原因不仅包括经济衰退方面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市场的制度原因，那么在失业治理政策方面，也必须考虑制度改革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就业效果甚至会超过直接刺激措施。一般认为，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刚性，建立自由的、柔性的制度体系。Islam（2005）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无限制的制度柔性，其实是无益于失业问题化解的。举个例子来说，在欧洲，一些小国就存在僵化的制度体系，但失业率很低。而英国，就业制度是欧洲最富有柔性的，但失业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这说明，一味地追求劳动市场制度柔性并非最优选择。建立适当有刚性的制度体系，比如，构建有效的集体议价机制、制定核心的劳动标准，反而有利于促进就业。
Rosenberg（2007）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强调了上述观点。他指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滞张困境，为刺激就业，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公共政策体系出现了明显的去管制化趋势。这种自由化倾向并没有明显地缓解失业问题，失业率反而一升再升。去管制化会强化雇主集团的利益，加剧劳资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即便它能缓解失业问题，社会代价也是高昂的。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要缓解失业问题，首先要摒弃完全自由化的过激思路，并建立起适当的劳动管制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保护弱势劳动群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滞失业蔓延。
（三）就业促进政策及保护性就业政策
要应对衰退背景下的失业问题，必须多管齐下，临时性就业激励政策和就业保护政策不可忽视。就拿欧洲来说，为缓解失业问题，最近开始汲取美国经验，推出了一些更积极、更灵活的就业政策，比如，更灵活的雇佣关系管制、更多的技术培训要求、发展中小企业等。这在欧洲新就业战略体系（EES）中表现得很明显。实际上，美国也在汲取欧洲模式的精髓，设计了一些更有效率的援助政策，失业员工分析与再就业服务政策体系（WPRS）就是一个典范，它通过更严格的资格审查和筛选，将有限的政策资源用在那些真正需要资助的人身上，提高了政策效果。据称，受助者的失业时间平均缩短了1周（Wandner,2008）。美国推行的另一项就业保护政策是短期补偿项目（STC），它鼓励雇主在衰退时期减少平均工时，以保护雇佣量。该政策地地道道地源自于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设计。
当然，积极的就业政策并不必然导致积极的就业后果。Lalive（2008）以瑞士为例，比较了4项就业政策对失业持续时间的影响，它们包括：培训计划、就业创造、灵活就业政策以及就业补贴政策。通过构建工人——职位的匹配模型以及失业持续时间模型，他发现，在工人——职位匹配模型中，只有灵活就业政策和就业补贴政策能减少失业持续时间，而在失业持续时间模型中，任何一项积极的就业政策，不论是培训计划还是就业创造，都不能降低失业持续时间。这说明，在很多情况下，积极就业政策应当与灵活就业政策结合起来推进，才能起到预期的积极效果。
在经济衰退背景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措施来缓解失业问题，但失业终究是难以避免的，这就需要政府启动保护性就业政策来为失业者提供一张安全网。欧洲就业政策体系是此类政策的典范。为更好地履行保护职能，近年来，美国对消极就业政策做出了较大调整，以失业保险制度为例，一是改进了对失业保险受益者的瞄准，将失业保险真正地锁定于“失业者”（Lancaster,2008）。二是扩大了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最近，面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奥巴马政府宣布将过去一些没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特别是兼职失业者纳入到新的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内。这是美国制度向欧洲靠拢的另一个表现。
Islam（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建立起完善的保护性就业政策体系，以帮助失业者渡过难关。但实践中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以亚洲为例，只有4个国家建有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或失业援助制度。亚洲国家之所以忽视这一制度的建设，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财力不济造成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托辞，因为要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财力。估算表明，只要亚洲国家能像OECD国家那样拿出少许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建立起足以应付失业者保障需求的保险体系。在Islam看来，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不仅可以解决失业者的保障问题，还能避免失业保险缺失所诱发的生产技术低水平陷阱。如果一个社会的失业保险制度不完善，工人就害怕失业，于是不得不接受眼下低工资、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这将进一步强化低水平生产技术。而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是有助于避免这一问题的。
五、简评
本文的综述可以为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失业问题提供参考。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1）鉴于目前流行的就业弹性估算方法的落后性，为更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程度，我们有必要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来重新估算中国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2）经济衰退背景下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要远超过经济繁荣时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动辄上千万的失业人口，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需要政府高度关注的。（3）即便是在经济衰退背景下，也不能将失业问题一股脑地归结为产出波动。实际上，在周期性失业中所隐藏的结构性失业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种情况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很不健全的中国，可能是非常严重的。（4）经济衰退背景下的就业治理政策的选择不能只局限于遏制产出波动上，还应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改革。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就业制度，不仅能减少制度摩擦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还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来平抑产出下降所引发的周期性失业。进一步，在平抑周期性失业方面，也不能将眼光紧盯在保增长上。保增长的调控政策如果不与改进投资方式结合起来，就可能会重蹈1998年“有增长无就业”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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