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的本体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04)06-0004-03
“本体论”，英文名ontology，是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所有哲学家都要涉猎的问题。顾名思义本体论就是探求存在物的“本”和“根”，人们在研究某一现象、观察某一事物时总要去问它的“本体”是什么？本体论探讨存在本身，它以追问“何谓存在”、“什么存在”、“为何存在”为目标，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上升到对“本体”进行思考时，就认为人们开始有了哲学的思考，对已出现的事物或现象开始了哲学高度的反思。任何一门学科，当它发展到相对成熟的时候，都会要求人们进行自觉的哲学反思和提炼。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要构建有一定深度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学术任务。高等教育哲学就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和视角去研究和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哲学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观念，不是关于已成的事实的记录”（注：〔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45.），哲学是对过去的反思，但却是指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对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总结和反思，另一方面建立的这套高等教育哲学体系能对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高等教育这门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本文拟对高等教育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试图回答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如何存在”、“何以存在”等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从高等教育既往史去追寻它“为何存在”，廓清它的历史，“如何存在”是高等教育的目前存在状态即现在时态，而“何以存在”是研究高等教育得以继续存在的可能及表现形式。
一、高等教育“为何存在”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即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追寻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探讨高等教育，不得不研究大学，因为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用来指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法立地位的团体组织。（注：〔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8.）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社会状态的产物，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论导致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即世俗性大学和教会大学。大学的功能总的来说主要是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学校，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为学习本身的概念而存在的。（注：〔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9.）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经历了衰落、复兴、变革，直到成为近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引发人们的思考，引发大家共同探讨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也出现了高等教育哲学的不同流派，虽然“人们无需从某一个传统哲学流派出发建立高等教育哲学，进而推演出有关高等教育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或不应该根据哲学流派加以分类。”（注：〔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40.）
高等教育哲学流派繁多，如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理性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强调理性的启发和理性的追求，强调文化的传递和追求知识本身的目的。针对高等教育，它则强调大学是对永恒真理的追求，甚至为了保持其纯洁性，知识应与市场和政治相分离，把大学比作“象牙塔”，应相对独立和封闭，坚持这种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有纽曼、洪堡、赫钦斯、弗莱克斯纳等。工具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不应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大学应为社会提供服务，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其学说代表人物有克拉克·科尔和德瑞·博克等。存在主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既承认人有理性，又强调不能过分夸大理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个人认识人的存在、人的自由、人的尊严及人的责任等，其代表人物有尼采、雅斯贝尔斯、加塞特等。每一哲学流派都用其代表作阐明各自的观点。“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贯统一的政策中。”（注：〔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
著名学者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的教育哲学是以大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依据，它要求以学术价值为导向，以探求知识和真理为目的，避免功利主义，尤其不能为政治和商业性质的目的去生产文凭和知识。政治论的教育哲学则认为大学应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是大学走出“象牙塔”的依据，它以社会价值为导向，“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注：〔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4.）它强调人们追求知识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纵观以上各流派学说，都未能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各种不同流派的高等教育哲学都从某一个方面阐述了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上所提到的哪一种哲学流派都不能从根本上回答大学存在的基础，因而只有找到高等教育“为何存在”的全面答案，才能找到大学存在的“根”。笔者认为能把高等教育哲学各流派综合到一起的一种哲学只能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里的“人文主义”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这里，首先强调以人为本，认为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还重视人的社会性，人不仅要成为人，还要成为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以一种“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并表现出社会历史性、超有机体性和增殖性。（注：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0～52.）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实践劳动中不断发展自己，创造文化。人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社会又在人的推动下向前进步，无论是民主社会抑或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为了能为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自由、自在的环境。因而高等教育的根是为了人的发展，使人成为文化人，社会人，自在、自为、自由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解释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高等教育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高等教育也只有在不断地满足人类及社会的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二、高等教育“如何存在”
高等教育“如何存在”就是指高等教育的一种存在形式，即高等教育的“位”在哪里，只有弄清楚高等教育的“位”，才能理解高等教育“如何存在”？是高等教育的现在时。涂又光先生在谈到大学的应有之位时，把社会生活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政治底原子是“力”，经济底原子是“利”，文化底原子是”理”，而大学应定位在文化领域，以“理”为中心。（注：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1998,(6).）笔者对此见解深以为然，虽然把大学定位在文化领域，但这并不是认为大学与政治、经济没有关系，从历史发展来看，对高等教育定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不一样，在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大学定位在政治领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把大学定位在经济领域，对大学的这两种定位都曾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从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对大学的定位也是分国别和历史时期的。从中世纪到产业革命为止，西方大学是以认识论哲学为导向，大学主要是超脱世俗的探索真理的象牙塔，19世纪初德国威廉·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使大学从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机构转变成为发展科学、创造知识的机构，扩大了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所起到的社会作用，而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的《莫雷尔土地赠予法》，则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职能——服务，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的诞生，正是这种政治论哲学的产物，大学也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总体而言，大学究竟定位在何处只能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大学理念来决定。
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功能已经演变成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三位一体了。这也是大学在不断地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大学也总是在“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社会干预、国家控制的矛盾中发展，大学自己的一种内在逻辑与外部干预两种力量总是此消彼长，当社会干预、国家控制力加大时，大学的学术自由就相对小一些，反之，大学大兴“学术自由”之风，如我国“五四”时期，由于社会的不稳定，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很弱，以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为代表，在大学掀起了一股“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之风，并培养出了一大批大家和大师，使北大成为全国大学的典范。之所以会出现大学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控制的矛盾，是由大学的特殊性造成的，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团体或组织机构必然要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能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它必然要受到社会的干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而大学只是组成社会这个大系统的若干小系统中的其中一个，大系统的发展是由各个小系统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和作用而实现的。因而大学不可能永远呆在“象牙塔”之中，要适当地走出“象牙塔”，对大学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一个“度”，即保持自己的发展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平衡。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历史时期，大学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位”是分阶段的，因而我们探讨高等教育的“如何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高等教育的应然状态，即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存在，应该定位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应该定位于文化领域，坚持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成为一片相对纯净的乐土，不断地探索新知，把人类的科学文化推向高峰。另一种形式是高等教育的实然状态，在现实中，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使它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发展，也不得不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和管理，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也对高等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果高等教育一味地固守在自己的“象牙塔”中，是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因此高等教育必须在自己的发展与社会的干预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究竟以哪一点为重，这一点是很难把握的。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抓住大学的自身来考虑，大学作为一个实体，它有自己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逻辑，因而大学应该将自己定位于文化领域，应大力倡导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去迎合社会对它提出的各种要求，否则，大学就永远只能是一个附属物，没有自己的个性。大学作为一个聚集着社会高智能群体的团体，它更应该是引领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同时大学还应该发挥其社会功能，与政治、经济保持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大学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保持生机与活力。
三、高等教育“何以存在”
前面讨论了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即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高等教育“如何存在”，即高等教育的定位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从高等教育的历史及现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总结和批判，而讨论高等教育“何以存在”主要是在前面两个问题的基础上讨论高等教育的未来、不确定的倾向，这也是对高等教育进行本体论意义思考的根本和价值所在。
涂又光先生认为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知、情、意的人性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发展。他的这段话解释了教育本体论，精确地表述了教育的本质。他指明了教育的“位”是文化活动。杜威认为教育就是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杜威自称他的教育哲学是“属于经验的、探诸经验的和为着经验”的教育哲学，并认为教育本身无目的。从杜威的教育哲学来看，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生长和发展。
高等教育的本体是什么，它又“何以存在”？虽然高等教育与教育有区别，但笔者认为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高等教育是在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从教育领域分离出来的，它必然有教育的根本特性。因而高等教育的本体是人的自由、自在、自为地全面发展。高等教育要进行教学、科研，传递人类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并不断地开拓创新，探究未知事物，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使人更全面地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如果能正确认识自己“何以存在”，就应该主动积极地为社会服务，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高智力人才，促进社会的进步，大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为社会作贡献。反之，社会进步了，发展到了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人也将更自由、自为地发展自己，这也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人”是一个广阔意义上的概念，指全人类的发展。当代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发展更进一步说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为了人类的最终解放，虽然各国高等教育仍保留着其特殊性，但高等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人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并在不断地改造这个社会的过程中发展自己。
高等教育“何以存在”关系到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即大学何以能继续生存。从根本上认识了这个问题，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或新现象将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如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倾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数量与质量问题、学费成本分担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在不断地回答和解决高等教育“何以存在”的过程中出现的，也会随着对高等教育本体论认识的逐渐深入而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还很不完善，也不够充分，要建构一个高等教育学的完整体系，就要从哲学的高度对高等教育学中的现象进行反思，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学中存在的问题，其它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关于高等教育本体论的问题即是高等教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