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从外推转向内生的必要性和路径
——以湛江乡村振兴发展为例
洪雨萍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与实现依赖于建立在人力资本开发基础上的制度体系的达成。从人力资本开发视角切入探索乡村振兴“何以可能”，有助于厘清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与实现的基础与关键环节。对广东湛江乡村振兴的案例进行考察表明：湛江全面启动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新成效，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新提升，但目前乡村振兴主要还是依靠外推力量，等靠要思想仍然非常严重，内生的人才支撑体系未能建立起来，相关的激励和服务不配套，广大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发展新型农业不主动不积极，直接影响到湛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乡村人才振兴实现从外推转向内生，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主体提高能力素质成为自觉，必然为乡村振兴提供可能和奠定持续发展基础。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振兴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为长期目标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历各种变革，人民公社瓦解、农村土地制度与经济体制变革、农村治理组织形式变化，农业农村面貌得以焕然一新。目前，我国城乡发展还不均衡，二元经济结构差别仍然明显，城乡现代化程度差异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第二、第三产业城市集聚，城市就业岗位远远多于农村；城市交通、水电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消费等公共服务，普遍优于农村。城市舒适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就业机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对农村人才、青壮劳动力有着巨大的虹吸效应。
农村廉价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推动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流出农村的优秀人才及青壮劳动力，使农业农村现代化缺少相应支撑。如何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和政策界形成三个主要观点：
（一）“新乡贤”参与路径
这一路径的研究把乡村振兴战略置于中国现代化的“大历史”中加以审视，力图以历史上的“乡贤”概念显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乡贤”一词最早见于东汉，是指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给予表彰的纪念性称号。民国后“乡贤”概念开始与“乡绅”同义，指曾经为官、离职后在乡间居住的绅士。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当人们关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时，以阐释“乡贤”来谈论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论题，出现了“现代乡贤”或“新乡贤”概念［1］。这些概念不再仅仅是外出有成就的政府官员，还有在外从商的成功商人和才学深厚的专家学者等。由于这些“新乡贤”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禀赋，可以把他们作为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资源”加以运用［2］。这一路径也被放大，解释为发挥“能人”中坚力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如发挥农村基层党政干部、种粮大户作用，鼓励农村经商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生等返乡创业。
（二）人才引进路径
这一路径研究，是鉴于农业科技人才区域分布不均的历史空间现实而考虑的。大量农研机构集中在大都市，偏远市县较少甚至没有农业科研机构［3］。这就造成基层农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与大城市农业科技人才相对过剩的不均衡状态，因此让大城市农业科技优势向基层延伸，鼓励科技人才下乡，便成为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现实需要的一种政策引导。
（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
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至今，这一路径一直是研究热点。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中的“新型”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含义：一是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或具有一定农产品经营能力，其职业选择是自我选择与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它作为一种职业，具有一定开放性和流动性，既可以是本地农民，也可以是外地农民，甚至可以来自城镇。新型职业农民既有生产经营型（如种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骨干等），也有专业技能型（如从传统农民逐步转变而来的专业人员、外出务工或学习之后获得各种农业技能的返乡农民工、专业军人或回乡务农的大学生等），还有社会服务型（如农业信息员、动植物防疫员或检疫员、农产品经纪人、农机手以及专门从事农业金融、保险、电商、物流的专业人才等）。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体规模已突破1500万人，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预计达到2000万人。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作为一种政策导向，意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目前，人们对农业人力资本开发的研究，多限于一般目的和农场企业目标。最近的研究是吉本和沃尔德曼提出“任务专有的人力资本”（taskspecific human capital）概念类型，强调人力资本必须根据任务的性质或技能而定［7］。“任务专有的人力资本”概念，不仅适合于农业专业化工作设计，还可用于农业劳动力供给、农业经营战略等。
既然“去农文化”短期内不会得到扭转，也就无法形成留人育人的经济社会环境。湛江目前具备一定农业知识的年轻人很少，即便有学农的，在毕业后也选择留在大城市，而现有的农村实用人才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也未能发挥示范推广作用。人才培训、评定职称等不健全，农村实用人才不能获得任何国家职业等级认证，因此有效的制度激励不足。个别单位和部门不是及时、准确地去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投入、财产安全等问题，而是一味追求和强调部门利益最大化，忽视农村实用人才的地位和作用，致使他们在生产、生活上陷入困境。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人力资本开发视角下，厘清什么是人力资源、如何促进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化人才支撑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学理基础。所谓人才（talents）是拥有一定潜力、技能、动机和知识的人，其通过创造性劳动达到预定目标，完成任务甚至比预期的目标更好，从而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或做出重要贡献。所谓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也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数量。人才属于人力资源范畴，较高能力和素质的人才资源在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也就是说，人才是人力资源的优质部分，人才是优质人力资源。
必须看到，以上工作推进主要是一种以财政项目为抓手的自上向下推动，这种推动本身是受到财政不足限制。湛江属于广东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县级财力难以满足全市农村项目巨大资金需求，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奖补范围又不能覆盖有人居环境整治任务的所有行政村，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奖补（平均1000万元）则无法满足各行政村差异较大（有的只有1个自然村，有的下辖30余个自然村）的实际需求，有限的国家农业补贴很难落实到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上。
4）从剖面上看，边坡支护以后形成的位移变形影响范围主要是集中在边坡的中上部，其影响深度主要分布在表部范围，其变形量值的大小为毫米级，体现了加固以后的效果。
那么，如何将农村巨大的人力资源转换为人才资源优势呢？这就要诉诸人力资本开发（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人力资本是劳动者执行劳动产生经济价值所需要的知识、经验、社会能力存量，是经过投入所获得的产出积累。这一概念最早追溯到亚当·斯密，它的现代理念为贝克所推广，其基本思想如下：一是资本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形式，主要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劳动力迁移等，其中，以教育投资为人力资本开发核心途径；二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重于物质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是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存量多少，而是社会拥有人力资本规模和水平。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都是存量概念，表现为教育投入在人身上的价值凝结，但与人力资源不同的是，人力资本还是一个流量概念，表现为因为投入而产生的技能、经验积累。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将能够提升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和意义。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主要限于工业企业的经验观察和研究，但它对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或农业领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舒尔茨较早强调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对农业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收入的重要手段［5］。以后韦尔奇就提高农业生产率区分出三种人力资本开发途径——农民通过教育改善劳动质量、较好适应和理解农产品市场价格信号以及主动选择最佳农业生产和经营投入［6］。教育对农业生产起到传动器作用，它能够帮助农民寻找和获得市场信息，使农民借助信息优势做出最佳决策，从而改善农业经营、资源配置和产品服务创新能力。
若切割间距选错，会严重影响后面的评定结果。下面是同一漆膜厚度（210μm）的产品，采用不同间距做的试验情况（见图1、图2和图3）：
在用地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操场、活动空间与教学空间难以顺利地在平面上摆布开来，于是在空间组织上便采用建筑的围合去营造一个校园内的共享活动空间[7]。环形内院式校园，其校园空间模式为集中独栋模式，常常以一个单体建筑的形式呈现。这种类型的校园特点是节约用地，并可产生出极为紧凑的连续空间，校园建筑造型因地制宜，且常常利用屋顶空间，在密集的三维空间中尽可能布置更多的功能用房。对于占用较大面积的操场来说，在环形内院类型校园中常常会布置在顶层、内院与底层架空处。
在新时代，我国做好“三农”问题，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把人力资本开发置于首要位置，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吸引更多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这必然是一个“任务专有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进一步说，人力资本理论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包括如下三个指向：一是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如项目推进等）相比，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更为重要，也即要把人力资本开发置于首要位置；二是乡村人才振兴是一种“任务专有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过程，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实现；三是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发达国家农场制度并不存在外推和内生之分，但在我国目前主要限于外部推动，因此在外推基础上实现内生转向必然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未来方向。
权重分配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5］。根据评价指标对普查工作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应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采用AHP法［6］，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即为该权重；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指标反馈给专家，重新进行两两对比，直到所有的指标的权重都通过一致性检验。最后将所有专家得出的权重求权重算术平均值，得出的指标体系的权重的结果见表1。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湛江市乡村振兴实践进行案例研究，追溯其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发展进程，揭示人力资本开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专有意义，通过检视人才振兴外部推动的公共绩效困境，然后从政策、制度、项目和家庭等四个层面讨论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路径。
三、案例：湛江乡村人才硬支撑潜力
湛江位于我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广东省西南部，东濒南海，南与海南隔琼州海峡相望，西临北部湾背靠大西南。湛江属广东农业大市，耕地面积有759万亩，为全省各地市中最大，比例约为全省的1／6，农用土地占全市（1.32万平方公里）77.1%，农村户籍人口占全市（838.94万人）66.1%，共有建制行政村（居委会）1721个，辖有20户以上自然村11732个，“三农”工作为重中之重。考察湛江实施乡村战略进展情况表明，在财政项目推动下已显现出较大的公共绩效，在目前情况下，人力资本开发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着巨大的潜在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的湛江乡村发展轨迹
2.新农村建设的湛江经验
1.湛江乡镇企业崛起
湛江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形成一批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特别是吴川人在改革开放前都照样经商、耕自留地和私自养牛，改革开放后全县大办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形成“吴川模式”。在“吴川模式”影响下，湛江各地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坡头区、廉江市等地出现乡镇企业热潮。这无疑加快了湛江市场化进程，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随着时代变化，湛江乡镇企业经营者多数没有接受现代企业理念而未能升级换代。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吴川虽然办起一批糖酒企业和后来的林屋机械厂，起点比较高，但企业经营者不能跳出家庭作坊模式，无法使企业走向现代经营模式。
对于这一弊端，即使在吴川模式高潮时期，也有学者高瞻远瞩地指出：“吴川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达41442人，但真正接受过教育训练的人员不足0.1%。由于企业人员素质低，不仅影响了致富门路和生产规模的拓展，而且影响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的更新换代。随着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化以及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是随着人们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逐渐向高档、耐用、美观等方面的转化，这种以低档和价廉来获得市场的做法毕竟不是长远之计。”［8］不能升级换代，吴川模式也渐趋衰落。
（3）无线收发机：无线收发机通过RS232接口协议分别与开封器和场站计算机相连。两台无线收发机可在1 000 m的范围内通过无线方式使开封器与场站计算机通信，传送铅封号、集装箱号码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今湛江辖地归属象郡，汉代设徐闻县辖雷州半岛，徐闻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1899年，现市区范围的“广州湾”为法国强租，20世纪初期成为与香港、澳门齐名的国际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湛江港、黎湛铁路、湛江民航机场陆续建成，湛江成为我国南方重要港口城市。改革开放后，湛江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于1984年被确定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恰在这时遇到地市合并，这种市带县的新体制使湛江从港城变成农业大市，当时农业人口占到86%，“三农”问题骤然变得非常突出，全市工作重点自然也转向县域经济和农村工作。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2005年“新农村”政策为湛江农村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以农民诉求为切入点，将创建文明村与建设新农村统一起来推动乡村发展，形成新农村建设的“湛江经验”或“湛江模式”。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例如，投入10亿多元实施雷州半岛西南部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示范区，投入17.9亿元修建镇通村硬底道路6997公里，投入11亿元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工程，投入11.3亿元改造茅草房（危房）3.7万户，等等。二是以建设生态文明村为载体，因地制宜地探索农村建设模式。到2011年，全市已建成7536个县级以上生态文明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0.4%。三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带动能力。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提高中起到关键作用。在新农村发展过程中，湛江以生态文明村创建为切入点，特别重视“新乡贤”参与农村建设，形成比较成熟的三种模式——在外工作的国家干部“回乡型”徐闻模式、外出创业人员捐资建设家乡的“回报型”吴川模式和“乡企合作型”的遂溪、廉江模式模式［9］。这种“新乡贤”参与新农村建设路径虽然能够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能够带动乡村文明发展，但这种路径即使能够健康发展，也只是局部的、分散的，因此并不是解决人才振兴问题的最终途径。
3.湛江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
总而言之，改进政府档案管理工作，能够建立起一个信息化的政府档案管理系统可以说是对办公室工作效率提升的一条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信息技术发展下的一个必然要求。虽然现在政府的档案管理工作已经逐步向着信息化迈进，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档案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的弊端，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加强政府档案信息化建设，确保政府管理档案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乡村发展进入新时代，湛江集中各类资源、各级力量和各方智慧，形成全面建成新农村态势。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强化乡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实施绿化造林大行动，增加森林绿地面，完成生态控制线划定，空气质量连续5年保持全国前列。注重打造农业产业园、工业公园、农村产业融合示范区、特色水海产业国家农业科技园等现代农业亮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发展，粮食、蔬菜、水果等作物产量和面积位居全省首位。从2012年到2017年，湛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0%，较全市GDP年均增速超1.4%。湛江农村居民通过粮食综合补贴、农机具补贴、贷款贴息、扶贫攻坚工程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获得转移净收入。借助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机制，20万余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口获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全额资助。当然，进入新时代后，湛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供给质量亟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工作有待加强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加快补齐湛江农村民生发展短板，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些便成为湛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的方向。
（二）湛江乡村振兴人才硬支撑意义
党的十九大后，湛江在全国率先制订市一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提出两个阶段的长期目标：一是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二是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为达到这一长期目标，湛江从2018年开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未来10年工作路线图：一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展，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二是到2022年，乡村振兴见到显著成效，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观；三是到2027年，乡村振兴取得战略性成果，农村落后面貌实现根本改变。着眼于近期目标，致力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目前主要依靠财政项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启动“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2018年，湛江共投入市级财政资金5.44亿元，调动社会和金融资本投入12.57亿元，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6座、垃圾转运站107座、农村垃圾收集点18936个，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11个、农村污水处理设施117座，县城（镇）周边村庄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初见成效。
我国农村地区拥有自然资源（如农业生态、生态系统、农村生产潜力和其他自然遗产的经济资源等）、市场级差地租优势（如是否接近销售市场、基础设施是否得到利用、是否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等）和人力资源等各种优势，这些优势对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地区生产和社会人口结构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确保农业农村、城郊乡村的人力资源发展获得更好平衡。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身以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为先决条件，但需要适应物质资料生产程度。人力资源数量如果超过物质资料生产，就会出现剩余。据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乡村人口为5.6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40.42%［4］。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优势并不在于其农村劳动力人口数量庞大，关键在于拥有知识、生产经验、科技文化潜力（特别是农业经营、生物科技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才资源支撑。
继续强化财政项目推动无疑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但它作为一种外部援助会受到各种财政条件约束。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农民首创，以人力资本开发为抓手增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这将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10］把人才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专有的人力资本开发途径，使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成正向关系。充分挖掘人力资本开发潜力巨大，实现人才振兴硬支撑意义重大。
由图4可得，在采用摆线运动驱动规律情况下，末端执行器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随时间连续变化、过渡平滑，具有良好的运动学性能；图5所示为理论轨迹和仿真轨迹求解。
1.人力资源提升潜力巨大
其次，如何解释?从解释的方法上而言，对小额诉讼是着眼于规范性文本的解释，还是着眼于司法实务典型性案例的解释?前者既可以由立法机关进行解释，也可以由最高司法机关进行解释，而后者通常只能由司法机关进行。在文本解释存在障碍的情况下，通过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适用的统一也许具有某种现实可行性。然而，指导性案例如何获得?这难免又进入一个逻辑循环的悖论:没有法律依据，小额诉讼难以依法而行，而没有足够的小额诉讼案例，又怎可能有指导性案例?
湛江全市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5247户，贫困人口239997人，为广东全省扶贫任务最繁重的地级市。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帮扶推动下，2016-2017年全市共实现152601名贫困群众预脱贫，2018年达到脱贫标准人数 55266人，到 2020年剩余32130贫困人口也将摆脱贫困。而脱贫的人口在失去外力帮扶之后是否会返贫，取决于能否通过人力资本开发提升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这种能力提升具有巨大潜力：一方面，湛江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从湛江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66.72万人受教育程度来看，未上过学的占2.9%，小学毕业占27.1%，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占10.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1%，初中毕业的为多数，占58.1%；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教育文化、交通通信等人力资本投入，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见表 1）。
表1 湛江2014-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2.实现人才振兴意义重大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乡村振兴活力源自人才振兴。有学者基于1983-2013年数据对湛江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湛江经济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形在于：假定人力资本投入保持不变，增加1%物质资本投入平均导致产出仅增加0.27%；而假定物质资本保持不变，增加1%人力资本投入平均导致产出则增加4.05%，人力资本对湛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11］。2017年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8389362人，18-60岁人口占60.15%。湛江目前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66.72万人，年龄35岁及以下的占24.3%，55岁及以上的则占到32.4%年，36-54岁之间的占43.3%。发挥人力资本对湛江经济增长的作用，对实现乡村振兴有着深厚的人力资源基础。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关键在于激发农民自身活力，只有推动农民身份向职业化转变，才能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高新技术和先进农业装备，离不开高效管理和组织模式，这就需要培养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和高水平职业农民。
灰色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客观系统是有整体功能的，无论其现象多么复杂，数据多么乱，必然蕴涵某种内在规律。可见，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从数据中挖掘数据规律的理论体系。式(1)揭示了输电线路的覆冰规律，通过对式(1)未知参数的预测，可以预测未来输电线路覆冰增长规律。
四、湛江乡村人才振兴外推困境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蓝图变为现实，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新型职业，这在湛江这个农业大市始终是一个热点话题。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个复杂问题，通过仔细梳理湛江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如下三个问题。
（一）乡村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严重影响乡村振兴实现
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要转变，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应该看到，发展最不平衡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最不充分的是乡村发展［12］。乡村在道路交通、基础生活设施、医疗教育、文化休闲等领域发展滞后，极大地削弱了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乡村人力资源流失非常严重。湛江作为农村人口集中大市，城乡人口比例为42∶58，农村人口尤以雷州廉江吴川三市、徐闻遂溪两县和市辖坡头麻章两区最为集中。2017年，全市迁出人口60993人，远高于迁入人口21093人，三市两县迁出人口占比接近80%（见表2）。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升学流失，农村孩子考入大学后很少再回到农村；二是劳务输出，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许多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人才纷纷涌入城市，参加农业劳动的以50岁以上人群为主。这就导致农村人才“空壳化”，“农忙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问题十分突出，严重制约着湛江现代农业发展。从整体上看，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科教文卫保障、农民居家美化及康养等与涉农发展密切的技能型、带动型、经营型、服务型、社会型人才明显偏少，特别是优质无公害化生产、产品后续加工、市场营销、企业经营、农村经纪人、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等人才更少。这种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要求相去甚远，湛江不足的农村实用人才难以发挥在乡村振兴中的服务、支撑与引领带动作用。
表2 湛江2017年各区（市县）人口迁入迁出情况（人）
（二）农村人才培训存在“供需双缺”，人才振兴尚未从外推转向内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迫切要求农民素质现代化。湛江自2002年颁布《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意见》后致力于培训农村初级、中级职业技术人才，越来越重视农村实用人才培训。2016年，湛江廉江市良垌镇作为农业大镇出台《良垌镇农村实用人才“一十百千”工程实施方案》邀请农技专家为广大农村实用人才授课，2018年湛江开办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示范培训班，但是从实际培训情况来看，存在培训“供需双缺”现象。
资产配置(Asset Allocation)是指根据投资需求将投资资金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进行分配，通常是将资产在低风险、低收益证券与高风险、高收益证券之间进行分配。
一方面，“培训需求”存在不足。已有培训仍然停留在“要我学”阶段，还没有向“我要学”转变。农村农民、人才特别需要农业科技、企业经营管理、医疗卫生技术、法律和政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乡村社区管理、社区规划与社区建设、农村治理等知识培训。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不高，农村实用人才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这些“知识赤字”不能表现为培训需求，农民自觉参加培训学习意识不够。湛江每年开展“科技下乡”活动，一些农民对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农业发展存在抵触心理，大多数农民仍然是“看热闹的多、脚踏实地愿意去干的少”。
另一方面，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供给”不足。1990年代每个县（市）都办农校，培养农村人才，但后来农校停办。现在以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为主体的服务机制，部分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履职能力不强，工作效果有限，难以取得农民信任。现有乡村人才开发主要依赖体制内专家培训，没有将农村实用人才纳入人才管理范畴。由于乡村人员分散、农业技术种类繁多、涉及行业杂乱，因此培训场所不好固定，时间不好固定，参加人员不好固定，学习教材不好选定，对有关农村市场经济、新农产品推广使用、特色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信息了解不够全面，已有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设置与农民实际需求存在脱节现象，培训成本较大，效果较差。更为重要的是培训经费无法保障，基层政府对各级各类农村管理人才、实用人才、农业产业人才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无法形成留人育人的政策环境，不能建立起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实用人才培养使用长效机制。
在农村人才培训“供需双缺”情况下，近年来湛江在政府主导下加大了向乡村输入人才的力度：一是开展“十百千”干部回乡促脱贫攻坚，鼓励引导优秀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服务乡村振兴。例如，“组团式”选派一批机关干部到农村，由市四套班子成员及法检“两长”挂钩联系全市11个县（市、区），挂点整顿25个软弱涣散村，110名处级干部联系原籍镇（街），从市、县两级选派1104名科级及以下干部回乡驻村，为推动乡村振兴出谋出智出力。二是鼓励引导社会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出资出劳参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例如，吴川市塘缀镇瑚琳杨赤里村乡贤捐资1亿元对该村重新统一规划，整村拆旧建新，建造别墅赠送村民，为家乡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注入新活力和新动力。三是推进志愿服务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例如，徐闻县成立志愿服务联合会，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一村一志愿者队伍”建设，将“三清理三整治三拆除”等人居环境整治任务作为主要服务内容，积极组织开展“给力农村共建美好家园”等志愿服务活动。正如财政项目推动一样，这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仍然不属于人才振兴内生制度。据调研情况看，少部分干部在参加结对帮扶致富、领富带富方面积极性、主动性不强，所谓帮扶也仅仅局限于“亲帮亲”，真正起作用的人只占少数，外推人才发挥作用不够普遍。这种外部力量参与时间较短，容易沦为走马观花、短期镀金行为，治标不治本，不能有效地应对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低效和不稳定状态。
（三）传统“去农文化”影响根深蒂固，留人育人政策环境无法形成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制管理结构，差别较大的城乡居民待遇，形成中国特有的“去农文化”状态［13］。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民自身，都普遍认为“农”就是“土”“乡下人”“小气”“无前途”。农村家长教育孩子的目的就是“将来离开农村”，导致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回农村，有能力的人尽可能逃离农村。乡村基层党政人才队伍是乡村人才振兴的中坚力量，但在现实中大多数村干部很难转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行政人员，晋升机制缺失必然影响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城乡人才区隔，不但表现为农村人不愿意留在农村，农村人力资本外流，农村实用人才留不下，而且表现为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落户创业，吸引不到外来人力资本。
以上三种路径从各自的视角解答了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何以可能”的问题，回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主体的目标愿景构成。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期目标来看，前两种路径仅仅是因应当前现实的农村人才需求，还不足以回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的本源。“新乡贤”治理路径目前主要偏重“官富乡贤”（如退休干部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企业家回乡投资设厂、捐资建设等），其局限在于可能出现“亲帮亲”，且忽视“文明乡贤”，导致对“新乡贤”概念理解停留在“有权有钱”的认识偏见上，甚至产生“仇富仇官”的情绪。人才引进路径限于单一的“农业科技人才短板”克服，不但因为投入少、待遇差而难以留住人才，而且项目与市场不接轨导致烧钱快、赚钱难。第三种无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之路，但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毕竟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尚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变成一种制度化路径。这既需要以新型城镇化的人才优势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帮助，统筹城乡人才资源布局，提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协调发展的能力，也需要政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有效的配套政策和制度，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最终要回答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何以可能”问题，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给予审视，方能寻找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受经济条件制约，农村实用人才的待遇和优惠政策不落地，影响和制约农村实用人才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积极性。部分人返乡后，发现农村市场环境、社会形态与想象中不同，或因创业发展遇阻，或因生活不适应，不少“归来燕”无法在乡村“筑巢安家”，又“飞”回城市。针对农村实用人才开发方面的政策较少，培养、利用农村实用人才的相关配套政策缺乏，资金扶持不够，经费投入不足，难以适应乡村振兴需要。
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到2022年湛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38∶1以内。而农民收入水平与其自身所具备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综合素质能力密切相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要使每个接受培训的农民有针对性地学到相应的现代农业实用技术和增收致富的本领。培育一支科技文化素质高和创新创业能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能够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农业新旧动能转换，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五、讨论与人才内生路径
本文以上分析表明，人才振兴对于湛江乡村振兴潜力巨大，湛江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任务逐级成立机构加强引导，逐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把破解人才瓶颈制约作为关键问题来抓，认识到如何培育造就一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关键。湛江目前乡村人才振兴主要由外部力量推动，这一路径遇到的困境在于：它是临时的、局部的政策安排或激励，而乡村人才总量短缺甚至匮乏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以一种临时的、局部的外部力量参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人才短缺问题。
必须看到，农村人才存量现状不佳并不限于湛江地区，而是全国一个通病。这就要回到前文提到的如何解答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何以可能”的问题？本文认为，乡村人才振兴外部推动虽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有利于实现短期目标，但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问题，涉及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创新、政策配套措施和农村干部管理甚至家庭文化等问题。因此在目前鼓励社会各界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如何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把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培育和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能、大显身手，便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课题。在这种意义上，本文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任务专有的人力资本开发观念，本着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内生导向，尝试从政策、制度、项目、家庭等四个层面提出一些建议，以便建立起用才、育才、惜才的人才振兴长效机制。
阿箬喜滋滋正要离去，青樱忍不住喊住她：“先帝驾崩，你脸上那些喜色给人瞧见，十条命都不够你去抵罪的，还当是在潜邸里么？”
（一）在政策层面，建立起开放灵活的乡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落实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政府要发挥主体作用，吸引涉农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建立起开放灵活的乡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在这方面，我国具备充分的条件：一是多数涉农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是公共部门，有为实施乡村人才振兴战略提供教育服务的义务；二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农村政策，越来越吸引着今天的企业转向乡村投资。地方政府在财力不足情况下，既要尽可能地保证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财政投资，也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教育培训体系，特别是要鼓励乡贤捐资和企业投资向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倾斜，形成政府、涉农院校、科研机构与社会投资之间的良好合作氛围，形成“政产学研”合作新机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湛江与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产学研校企合作新模式，成功地打造了湛江市博袍村”。
农业生产企业带头人、种植养殖大户、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学生村官等新型职业农民潜质最高，要通过对这一群体的先培训先引导，使他们在引入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方面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生产主体是整个农民群体，从长远考虑，教育培训对象要从以中老年为主的农村人群转向“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后继力量，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点放在现有初高中的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加强上，把他们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储备人才加以培育，这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长远之计。对于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要注重将培训与就业结合起来进行，因此教育培训计划和课程要针对农村正在面临的技术、经营问题进行设计制定。推行“政府+院校+企业+农户”的产业联动教育培训模式，鼓励培训教师下乡、教育资源进村、人才培养入户，让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吸收新型职业农民就业，大力扶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乡村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必须能使农村人才供给与农民职业需求达到平衡，要适应不同环境完善教学计划，以有效的技能培训满足乡村振兴的职业需求。
（二）在制度层面，注重形成乡村吸引人才氛围
经过教育培训的乡村人才能否留得下、干下去，这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更多青年人扎根农村，使新型职业农民、农业职业经理人成为未来农业经济领域发展的带头人，为他们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出台很多激励政策。对于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农村帮扶志愿者提出“升得上”政策，把他们吸收到农业农村管理干部队伍中，让优秀人才走上治理村务、发展经济的重要岗位。不仅要感情留人，还要制度留人。对于从事农业产业振兴的人，可将其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在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认证、社会保障、金融服务上提供服务。
对于基层干部、科技人员、乡村教师等，可探索挂职交流、定向培养、挂包服务等方式，妥善考虑他们在生活保障、后续发展等方面的诉求。解决“安居”问题，让有购买力的人购买商品房，买不起房的人住廉租房，为那些愿意返乡置业的青年人才打下坚实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快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逐步消除城乡基础设施差异，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让农村生活成为一种享受。只有让年轻人在农村也能感觉到跟城市差不多的便捷和浪漫，才能让年轻人待得下、留得住。
把人才留住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阻止扭转“乡村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加剧趋势、聚集乡村人气以增加乡村发展活力和动力的问题。这就“需要围绕涉及户籍制度的农村土地、公共服务、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社会参与等进行制度创新”［14］。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条件下，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农民流动和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保障，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创新户籍制度，增强乡村对青壮年的吸引力，使他们愿意留在家乡并建设家乡，同时吸纳并平等对待外来人口。与法律规定的户籍相比，农村人口的“村籍”是乡规民约决定的。这种“村籍”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所以要通过探索新的户籍制度，既要保护村庄原住民利益，也要确保外来人员权益，让他们共享乡村振兴成果。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必须针对有些村庄要搬迁、有些村庄要撒并、有些村庄要改造提升的新形势和新情况，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妥善处理乡村变迁中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淡化“户籍”特别是“村籍”身份，促进不同乡村村民之间以及外来人员与本地人员的社会融合，为吸引留住人才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在项目层面，促进项目与人才培养融合发展
必须看到，目前以外推为特点的延伸式正式和非正式教育培训课程很难持续，对其实际效果也很难给予追踪和评估。必须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扶贫工作焦点加以开展，将人才振兴与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用好精准扶贫项目，着力从贫困人口中培养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发展项目需要以训练农民技能和提高农民素质为导向，促进农村劳动力通过实际的项目掌握生物科技、电商技术、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和市场营销等广泛知识。财政支持要集中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项目上，以优厚的待遇促进科研人员通过农业品牌推广吸引农民广泛参与，提高农民科技创新意识。
学生们在课堂上都非常积极，设计的内容都与平时的观察有关，如有的同学发现课间同学们上下楼梯有相互碰撞的现象，就设计了“上下楼梯靠右行”的指示标志；有的同学设计了“不要乱扔垃圾”的标识；有的同学设计了“节约用水”的标识。这些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环节设计，不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创新能力。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借此有意识地提升农民素质；既可以通过推动当地优势农产品（粮油、畜禽、果蔬、药材、水产品、茶叶等）推广项目为农民普及种植栽培科技知识，也可以通过农业旅游示范点、示范村、民宿（农家乐）经营户、休闲观光农业园区（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等项目向农民传播产业链知识、品牌市场营销技巧和社会化服务管理方法。大力发展农村电商，鼓励企业入乡推进电商扶贫项目发展，打造电商助农扶贫新模式，借助电商销售、网店等途径引导培育赋能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特别是年轻乡村人才依靠互联网高效接受新政策、新技术和新思路。
考古学家认为，女娲和伏羲的诞生地，或许就在汉水畔安康。佐证是安康市下辖的一区二县——汉滨区有伏羲山、平利县有女娲山、旬阳县城地貌酷似天然八卦图，这地名、地貌自古有之，非今人臆造。
（四）在家庭层面，形成乡村社区教育引导机制
中国人家庭观念极强，对人力资源流动有着直接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已经出现了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鲜明代际差异。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谋生、赚钱和增加家庭收入的话，那么随着城乡二元结构松动和革新，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向往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身份，闯世界、长见识、求发展、学技术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大势。农民工流动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愿，谁外出谁留守、城乡不断往返与其家庭分工担当角色有密切关系，因此整体上出自复杂的家庭决策系统［15］。这种家庭决策，固然要考虑外出流动对家庭的“成本—收入”约束（即只有在增加家庭总收入时，才会支持家庭成员外出），但同时也会考虑目前国家诸如扶贫、低保、社会救助、儿童和老人福利、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政策收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用好乡土资源，加强乡村社区教育引导，促进农民家庭归属感和乡土认同，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家庭保障等方面功能，以乡风文明建设凝聚农村人力资源，增强乡村振兴对人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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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56（2019）04-045-11
【基金项目：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专项课题（编号：xyyb1809）】
【洪雨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学相关问题研究】
标签：乡村振兴论文; 农业农村现代化论文; 人才振兴论文;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