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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经济问题的难点在市场。抓住市场就能抓住经济问题的“牛鼻子”。
一、关键问题在相对过剩的市场
我国当前的市场,一不是卖方市场,二不是买方市场。我们当前面对的是内生的通货紧缩的市场,是相对过剩的市场。当然,我们不是制度性的生产过剩,而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
什么是造成相对过剩市场的原因?
形成相对过剩市场,有两个基本因素:
因素之一,是生产过剩。近二十年的重复建设,人为地造成一部分行业生产过剩。例如,我们纺织业纺锭已发展到四千四百万锭,其中有近二千万锭的生产能力过剩。应当承认,我国部分行业已经出现生产过剩,已经构成局部性的经济过剩。但是,这不是全局的经济过剩,不能说我们已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在这里,分清局部与全局的界限,对我们正确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素之二,是分配过紧。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五年实行从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此,我们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一是肯定成绩。没有这个从紧的宏观政策,也就没有今天的低通胀的稳定局面;二是要看到美中不足的一面,紧缩要求的时间偏长,力度也偏猛了一些,这就造成近年来以内需不足为特征的分配过紧。这种内需不足,表现为投资品与消费品两个市场的双重疲软。我国消费品市场疲软,不在消费基金增长过慢,主要是投资增长过慢所致。
二、相对过剩市场也是总量失衡
1988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总量失衡,天下不宁”。其实,需求不足也是“总量失衡,天下不宁”。可是这一点不大为人们注意。例如,最近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要保8%的增长目标,首先要保住从紧的金融政策与从紧的财政政策。这种意见,生怕把从紧的政策改为积极的政策,马上就会出现总量失衡的问题,就会出现新一轮的通货膨胀的问题。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就在没有弄明白“总量失衡”的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正数形态,又一种是负数形态。需求不足就是“总量失衡”的负数形态。这种负数形态的“总量失衡”也会闹得天下不宁。因此,我们对于这种“总量失衡”也要认真对待,而且必须从调整宏观调节思路入手,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解决负数形态的“总量失衡”问题,才能把相对过剩的市场改变为供求基本平衡的繁荣昌盛的市场。
历史的经验是: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国家宏观调节的目标,是紧缩需求,清除通货膨胀状况;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国家宏观调节的目标是扩大需求,消除通货紧缩状况。由此可见,实行从紧的金融、财政政策,还是实行积极的金融、财政政策,取决于当时的“总量平衡”的实际需要。国家的宏观调节政策与思路,不存在固定程式。总的要求是保持“总量平衡”,纠正总量失衡,包括纠正需求膨胀形态的“总量失衡”和纠正需求不足形态的“总量失衡”。因为这两种“总量失衡”都对经济发展不利。
三、单靠放松银根近期难于扩大内需
过去的办法,只要放松银根,放松信贷投资的笼子,不只是能扩大内需,而且不用多长时间,投资过热的势头必将出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今年上半年,中央银行实行放松银根措施,而且力度相当大。主要措施有:一是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笼子,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二是降低存贷款利率;三是调低存款准备金的上缴率;四是国家采取措施,补充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
但是,放松银根,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存差仍然过大,贷款增长不快;二是货币回笼偏多,货币供应量增长较慢;三是银行信贷业务中的“惜贷”情绪,没有根本转变过来。
看来扩大内需,国有商业银行已不能当主角。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金融系统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比重不宜过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坚持稳健的经营方针。实行这种稳健的经营方针是必要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一笔款该不该贷,就很难掌握好分寸。在信贷业务中产生“惜贷”情绪也在所难免;二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改革的要点之一是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排除地方党政机关的行政干预,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在业务领导上以及党务、人事关系上,同当地党政机关脱钩。这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按照企业法人的行为机制行事,既不接受党政领导机关的行政干预,也不接受企业行为范围之外的行政任务。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充当扩大内需的主角;三是国家为了提高对金融活动的监管水平,有效化解金融风险,也不需要和不允许国有商业银行接受企业行为范围以外的行政任务,充当扩大内需的主角。
四、扩大内需应由国家财政当主角
当前扩大内需面临一个突出的矛盾: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有一笔信贷资金,没有贷出去,表现为存差过大,利息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政策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又苦于没有资金。我们且把国家比喻为一个人,此人左手托着国有商业银行,有钱用不出去;右手托着国家财政,迫切需要资金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又苦于没有资金。左手有钱用不出去;右手要用钱又没有钱花,这就叫自相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最近,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新宏观对策。这个新的宏观对策就是国家财政充当扩大内需的主角,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国家财政把国有商业银行的过大存差(没有贷放出去的信贷资金)借过来,由国家财政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解决相对过剩的市场问题。具体办法:
(一)国家发行专项国债的对象是国有商业银行,而不是直接向社会发行新的国债。这种专项国债等同于国有商业银行过大的存差,通过专项国债的形式转移到国家财政手里,作为国家财政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二)国家财政成为专项国债的债务人,国有商业银行是债权人。国家财政包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地方财政特指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借款额度、利息以及还款期限,均由国务院统筹协调,作出统一安排。
(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必须按年向国有商业银行付息,保证十年还本。为此,国家财政必须加强监督,确保投资按国家计划用于急需的有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重复建设或盲目建设。
五、必须加快消费与积累的相互转化
我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为什么不强?看来有几种原因:
原因之一,农民购买力增长偏慢。农民是个消费大市场,可是这个消费大市场并没有发展起来。我国有九亿农民,可是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不足全国的一半。要发展农民消费市场,就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办好这件事,并非一日之功。
原因之二,社会分配不公,消费资金的分配过多集中于高收入阶层,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偏低,他们的消费购买力不高,所以迟迟形不成商品住房消费的新热点。
也有人提出:国家实行减息政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为什么继续增长?市场商品销售不旺,物价又在下滑,城乡居民为什么不提取储蓄存款用于消费?
目前市场不景气,下岗职工在增加,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不敢放手花钱。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平稳增长,有其客观因素:有的为结婚而储蓄,有的为子女升学而储蓄,老年人为晚年的医疗保健而储蓄。有的生活上有后顾之忧,也要储蓄一些钱防备。这种储备一般不会因为利息或物价变动而动用。这就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稳定增长的客观原因。
但是,城乡居民储蓄放在银行的不是死钱,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活钱。它会从消费转为积累,又从积累转化为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居民储蓄存款,从消费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要具备一个条件:银行要把这笔储蓄存款贷放出去,用于生产企业的流动资金或用于投资。
自1993年以来的五年中,我们国家出现了两种新的情况:
情况之一,国家实行从紧的金融政策,阻滞了消费与积累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央银行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每年给商业银行下达指令性的贷款额度,规定不得超过,俗称“笼子”。商业银行的贷款“笼子”小于其储蓄存款总量,其差额就是“存差”。所谓“存差”扩大,就是居民储蓄存款中有一部分银行没有贷放出去。
情况之二,国家外汇储备逐年增加。这是好事。可是,增加外汇储备,要占用大量信贷资金,挤了信贷投放规模。这也阻碍消费基金向积累资金的转化过程。
不论是限制居民储蓄存款的贷放,还是外汇储备挤占信贷资金而减少信贷投放,其结果都是商业银行应该贷出而没有贷出的信贷资金。这样,信贷资金就成了死钱。消费资金不转化为积累资金,也就不存在积累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问题了。它的严重后果,就是造成资本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物资商品过度积压,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当务之急是减少银行“存差”,扩大贷款规模,使居民储蓄存款活起来,从消费资金变为积累资金,然后由积累资金转化为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为此,今年初国务院当机立断,改变从紧的金融政策,实行放松银根的措施。这个措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国务院又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带动商业银行1000亿元的配套资金贷款,合计为2000亿元。这就把睡在商业银行里的“存差”2000亿元,从死钱变为活钱。它说明居民存在银行里的储蓄存款,原本是消费基金,居民不把它用于消费,它也可以通过银行的奇妙功能,变消费为积累,再由积累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也就是说,居民储蓄,可以转化为扩大内需的投资,带动消费。所谓银行是个奇妙的机关,奇就奇在它有这样的特殊功能。现在,银行这个功能出现故障,我们还可以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银行与财政两种功能结合起来,排除故障,发挥出更加奇妙的功能。
国家把从紧的宏观政策改为积极的宏观政策,已经收到立竿见影的政策效应,今年7月份投资增幅高达22.8%。这个高增幅形成的投资需求增量,既包括投入资本品市场的购买力,也包括投入消费品市场的购买力。这就叫既扩大了内需,又带动了消费。
综合种种因素,我国消费品市场的大趋势,必将逐步由淡转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