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登月质疑与公众科学话语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波罗论文,话语论文,公众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8)06-0008-06
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作为一项耗资巨大，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工程，曾被认为是人类科学史、文明史上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然而，长久以来，美国社会对这一工程却始终存在着另一种质疑的声音，这种观点认为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登月工程并未得到真正实施，人类并未真正登上月球，NASA在登月期间所实际从事的工作就是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下了精心伪造的一系列登月证据，并利用普通民众无法亲自见证这一历史过程的局限性，将登月工程作为一项“建构”起来的“事实”灌输给美国和世界的公众。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登月造假的讨论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趋于冷却，反而在近年来呈愈演愈烈之势，参加者的身份更加庞杂，质疑的版本也日渐繁多，登月质疑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公众谈论科学，参与科学，阐发自身话语的平台。质疑者的观点与思想、质疑本身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为我们研究公众与科学(特别是大型科技工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一、登月质疑概览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1958年8月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命令，指示由新成立的国家航天局负责执行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同年11月，该计划被命名为“水星计划”(Project Mercury)，随之拉开了登月进程的历史序幕。六十年代，随着美苏两国进入冷战更加激烈的时段，空间争霸作为科技实力和军事扩张的一项重要指标受到了两国政府的极大重视。在阿波罗登月计划实施之前，苏联的航天科技一直处于优势地位，而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的首次太空飞行更是给美国政府带来了空前压力，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获悉这一事件后就曾急切地表示，“如果有人能告诉我如何赶上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1]，p.82)
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政府为了重树美国在科技、政治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推出了著名的阿波罗登月工程，其基本目标是：“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并使其安全返回地球。”([2]，p.75)自宣布之日起，到1972年阿波罗17号飞船完成最后一次登月飞行为止，阿波罗登月工程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先后完成6次登月飞行，把12人送上了月球。在负载着深刻政治动因的同时，阿波罗登月工程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由于美国民众一贯的大国情怀和对于登上月球的美好憧憬，登月工程的决策与实施得到了美国社会舆论的密切关注，“美联社把它(阿波罗登月工程的宣布)评为1961年最热门新闻。”([3]，p.210)
通过数十年来各种媒体的广泛传播，阿波罗登月工程作为一项基本事实已经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然而，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社会对于登月工程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诠释，尽管这一诠释包括许多版本，但其主旨都认为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并未真正实施登月，公众所接触到的都是伪造后的登月资料。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美国新太空计划的提出，对于阿波罗登月工程的真伪之争又继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英国国家航天中心就曾经指出，“近年来，这些观点已经被电视和互联网非常广泛地传播给了公众。”([4]，p.2)目前已经有几十家网站公开支持“登月伪造”说，这些网站开设论坛，提供分析，并销售质疑的书籍和声像材料。
尽管有关登月质疑的言论非常庞杂，但是从质疑的真正发展进程来看，其主要思想体现于一些核心质疑者的作品当中。这些质疑者包括比尔·凯恩(Bill Kaysing)、巴特·斯伯里(Bart Sibrel)、大卫·珀西(David Percy)、拉尔夫·雷内(Ralph Rene)、威廉·L·布赖恩第二(William L.BrianⅡ)、大卫·科斯奈特(David Cosnette)和查尔斯·T·霍金斯(Charles T.Hawkins)。其中，比尔·凯恩被称为“登月骗局说之父”，因为他早在1974年就出版了《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美国300亿元的骗局》(We Never Went to the Moon:America Thirty Billion Dollar Swindle)一书，该书作为整个登月质疑说的奠基之作，最早提出了阿波罗登月工程照片的漏洞、政府的造假动机、具体的伪造过程，以及他的质疑观点所产生的公众反响。在凯恩的工作基础上，其他质疑者也阐发了自己的主张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其中颇有影响的是珀西的《暗月》(Dark Moon)、布赖恩第二的《月亮门：美国太空计划的隐情》(Moongate:Suppressed Findings of the U.S.Space Program)霍金斯的《美国怎样伪造了登月》(How America Faked Moon Landings)等作品。
二、登月质疑解析
综合考察登月质疑者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其对阿波罗登月工程的真伪探讨大体上都分为证据分析、背景考查和过程重构三个层面，质疑者力图通过一种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来构建自己理论的可靠性。对这些方面的逐一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把握质疑者的思想实质。
细节拷问
从质疑者的证据分析工作来看，其工作重点主要集中于对登月照片等证据真实性的拷问之上。尽管不同作品对于证据的分析各有侧重，但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质疑者都把照片的判读工作作为其提出登月造假主张最直接、最有力的客观证据。他们一致认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和近月轨道所拍摄的许多照片都存在着致命的漏洞，正是这些漏洞宣告了登月工程的伪造性。许多所谓的“漏洞”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如天空无星，国旗在真空中飘动，宇航员的影子在同一光源下长短不一等等，还有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漏洞”，如照片中发现动物的影子，在地球用来模拟失重状态的装置被宇航员穿到了月球上等。
需要指出的是，质疑者对于照片的分析与释读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最初的分析以宏观解读为主，即从照片上寻找最直观的疑点，从疑点引出一个对于登月真实性的追问，此阶段以凯恩为代表；然而近年以来，以珀西、霍金斯等人为代表，把证据分析工作引入了一个更加精细，更多技术诠释的新阶段，大量的摄影、采光等技术被运用到图片的分析当中。譬如对一张宇航员奥尔德林的照片(由阿姆斯特朗拍摄)，珀西经过细致分析后认为，“(经测算)相机镜头的中心应在月球表面之上1446mm-1527mm之间，这说明照片是相机处于眼部高度时被拍摄的，因此，倒映在面罩里的人不可能是照片的真实拍摄者(他的眼前没有相机)。”([5]，p.37)尽管该疑点已经遭到辩护者的驳斥，但是相似的分析方法在后期的登月质疑作品中层出不穷。
对于以上分析视角的演进，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是质疑者与辩护者相互论战与较力的必然结果，由于辩护者不断对质疑者提出的疑点进行驳斥，质疑者只有通过更加细致的考察与分析，从中得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才能充分回击辩护者的批评，维持其主张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从质疑者对疑点证据的新一轮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分析视角、论证过程与分析结果都与前人单调的图片质疑有所不同，他们在对证据真伪做出评价的同时，特别注意了对证据趣味性和公众吸引力的开发，他们不断从证据中开发出新鲜的话题，并对话题做出诠释。无疑，较之单纯的照片分析而言，他们的工作更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与参与。
历史背景剖析
质疑者不约而同地对阿波罗登月工程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剖析，力图从非直观的层面来消解登月工程的真实性。阿波罗登月工程作为美国与苏联冷战格局中空间争霸的一项负载着重要政治动因的科技工程，必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与政治气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历史学者卡吉(R.Cargill)所指出的，“政府对于登月没有什么科学兴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国家威望。”([6]，p.23)
与此同时，阿波罗登月工程前后共投入数百亿美元，如此巨额的经费使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能够看到一场振奋人心的登月壮举，经济投入与公众期望值成为了阿波罗登月工程不可回避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技术背景来看，阿波罗登月工程绝非一帆风顺，在登月之前和之中都曾发生过重大的灾难与挫折。1967年1月27日，阿波罗1号的3名宇航员在一次地面演习中被烧死在返回舱当中，1970年“阿波罗13号在4月11日的发射中，土星运载火箭第二级的中央发动机未工作，在飞往月球的过程中第2号氧储箱的破裂导致发生了爆炸”([7]，p.524)，三位宇航员借助登月舱才侥幸逃生。
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背景为质疑者消解登月工程的真实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利用特定历史背景所留下的思维空间，质疑者对登月工程展开全面批判，力求使公众相信制造骗局是美国政府必然和无奈的选择。在质疑者看来，登月工程是美国为了在空间技术上一举超越前苏联，在冷战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并消弥巨额经济投入所带来的社会和舆论压力，在航天技术尚不允许的情况下，伪造出来的一场骗局。凯恩认为，“登月造假对于进一步迷惑世界人民和显示美国在各个领域的显赫地位是一个廉价的骗局。”([8]，p.70)而对于巨额经济投入，“如果人类确实登上月球，那么公众就会认为金钱是物有所值的……这样一来就不允许登月有任何闪失，格里索姆(阿波罗1号成员)等人的丧生已经招致巨大的社会压力，而在任务变成现实过于危险的情况下，通过造假来冲抵巨额花费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8]，p.71)
通过背景分析来更加深入地解构阿波罗登月工程是质疑者继证据分析之后的又一重要手段，该手段的运用之所以能够在公众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对关注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航天史的特定公众群体，质疑者的主张为阿波罗登月工程与相应历史背景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尽管人们未必相信其主张的可靠性，但是登月工程与外部环境的复杂联系却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质疑者的主张迎合了许多公众对于巨额科研经费使用的真实有效性的关注，经费是否会被滥用，研究者是否会诚实地向公众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否与研究经费相协调，这些问题的提出导致了公众对于大型科学工程的审视态度。
重构“真相”
在对阿波罗登月工程证伪的基础上，大部分质疑者都致力于对所谓“真实”原貌的历史重构工作。其重构的思路如下：利用直观的素材与资源，如照片、录像、特定的历史事件等，通过对以上素材的重新整合与加工，建构出一幅新的历史图景。由于建构者的精心设计，被建构出来的历史进程也具有了一定的融贯性，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在建构者的话语体系里得到了重新的解释，并保持了局部的逻辑一致。当然，所有质疑者都坚称自己所陈述的登月历史是对真实历史过程的再现。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当时具有巨大争议和社会影响的话题都被质疑者引入到自己的历史建构中来，并同登月伪造事件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些话题所得到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登月本身的质疑，很显然，质疑者是想籍此来强化登月骗局所产生的综合影响。譬如，霍金斯认为，登月骗局所带来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权谋，导致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遇刺身亡，使肯尼迪之死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在这一历史图景当中，“肯尼迪对于通过登月骗局来愚弄美国公众，并使苏联承认美国空间技术的优先地位的想法感到非常厌恶……并准备将登月无望的讯息公之于众，而一小部分NASA的腐败领导和美国政府的高层政客为了遮掩200亿美元巨额开销的窘境而冒险采取了刺杀行为。”([9]，p.22)
与此同时，登月质疑还同许多流行的话题联系起来，如凯恩认为，于1965年开始拍摄，库布里克执导的著名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2001：A Space Odyssey)在电影拍摄的掩盖下，实际从事的则是阿波罗登月工程的证据伪造工作，库布里克的工作团队利用两年半的时间，耗资450万美元，询问了近70家航天器公司、大学、天文台等机构来确保拍摄效果的技术准确性。除此以外，1978年由彼德·海曼斯执导的电影《摩羯星一号》(Capricorn One)，更是直接使用类比的方法展现了NASA伪造火星登陆的全过程，很显然，“海曼斯是利用人们对于阿波罗登月工程真实性的疑虑，来暗示NASA可能是在摄影棚中完成了登月的伪造工作。”([10]，p.407)这部影片还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放映。
纵观质疑者对登月工程的历史“重构”工作，其所建构的历史进程无不与特定时期备受关注的话题紧密联系，尽管他们也曾探讨登月的技术局限性，但却尽量避免从纯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登月过程(这当然也绝非他们所长)，而是着力于建构一个更富弹性、更广影响的历史版本，来吸引公众的关注与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他们的质疑是否可靠，其历史建构行为在吸引公众关注登月工程，讨论登月工程，进而参与到登月真伪问题的分析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使登月这一已经归于沉寂的话题又变得鲜活起来。由此看来，在登月问题上，无论主流科学共同体成败与否，其阵地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边缘力量的侵蚀，这是航天科学传播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反驳与论战
由于受到质疑言论的影响，对于NASA是否正面澄清过登月质疑这一问题，很多人持否定观点。这一认识随着质疑主张一起传播开来，在公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通过对NASA官方言论的整理可以发现，以上认识是存有误区的，NASA早在1977年的一份公报中就对登月质疑给出了正面驳斥，“宇航员确实登上了月球……不仅亿万人民可以通过电视和广播来见证当时的阿波罗登月系列(航行)，月球材料也可以作为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证实阿波罗登月工程并非‘伪造’。”([11]，p.1)但是，必须承认的是，NASA对于登月伪造说的驳斥与回击表现得并不积极，从现有史料来看，他们只是对登月的真实性给予了正式澄清，却并未深入涉足登月真伪的讨论。较之质疑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与深切关注，NASA的态度表现的非常淡漠。
然而，与NASA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美国社会对于登月质疑的驳斥与回击却显得十分激烈，从某种程度上，正在掀起一场社会范围的“科学论战”。在对质疑者的驳斥工作中，辩护者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即对质疑者的证据逐条批驳，进而对质疑者本身的资质提出怀疑，希望籍此来彻底否证其观点。
首先，辩护者立足于科学的立场，对质疑者提出的照片疑点给予了直接回击。譬如，对于质疑者共推的月球照片都没有星星的问题，辩护者给出了细致的解释，伦·米勒(Ron Miller)认为，并非没有星星，而是星星过于暗淡以至于难以拍摄到，加之“宇航员在月球的时候都努力去拍摄被太阳的强光所照亮的图像，他们所需要使用的曝光量不足以同时拍摄下星星。”([12]，p.23)此外，迈克·巴拉(Mike Bara)也认为，“如果摄影者想要捕捉到背景中的星星，他就必须使用非常长的曝光时间，这同时意味着照片的前景将会因为过度曝光而变成一团模糊。”([13]，p.8)除此以外，诸如国旗在真空中飘动，宇航员的影子长短不一等问题也都得到了辩护者的分别解释。
其次，对于质疑者所做的历史背景分析，辩护者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直接的回应。在辩护者看来，尽管不得不承认阿波罗登月工程是美国政府迫于美苏空间争霸的巨大压力所采取的具有政治目的和军事意图的科技工程，然而，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登月的真实性。菲利浦·普莱特(Philip C.Plait)认为，由于美苏两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曾倾力于登月工程的研究，苏联必然极其关注其竞争对手的发展情况，“假如苏联能够证实美国人曾经对其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工程进行过拙劣的修补，那将是苏联的伟大胜利，然而，即使他们(苏联人)也承认了登月工程的真实性。”([14]，p.173)
再次，正如质疑者对NASA官员和科学家的诚信度与科研能力提出的怀疑一样，辩护者也对质疑者的身份与专业背景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不具备对科学共同体质疑的资格。譬如，据彼得·巴利特(Peter Barrett)披露，凯恩唯一获得的高等教育学历是英语的文科学士，然而“在一些登月骗局鼓吹者的网站中，他被认为是(航天公司)从事尖端研究的带头人。”([15]，p.68)而米勒在谈到珀西时指出，尽管他是一位摄影师，但“他在讨论布光、远景、阴影和相机角度问题时却犯了许多基础性错误，在没有自己所宣称的资质的情况下，他在故意愚弄他的读者。”([12]，p.12)总体看来，辩护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匮乏是登月质疑者的共同缺陷，而这样的知识背景导致他们无法公正地谈论科学，无法保证其质疑观点的可靠性。
最后，从这场论战的现状与趋势来看，辩护者对于登月真实性的坚持与维护并未使伪造说就此归于沉寂，受到批驳后的质疑者正努力修正自身错误，不断提出新的证据来充实自身。随着论战主题的进一步泛化，新言论与新思想被纷纷投入“战场”，诸如美国的再次探月工程和火星登陆计划等热点科学问题也都与阿波罗登月质疑联系起来，为论战双方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从论战产生的社会影响来看，尽管按照1999年美国盖普勒民意测验所示，仅有6％的美国公众相信登月骗局说，但是公众对该问题的了解与关注程度却显然高于这一数值，可以预想，未来的论战可能会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展开。
四、结论：从登月质疑看科学与公众之关系
通过对登月质疑及其论战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得以深入反思当代科学与社会公众二者关系的结构与变迁。
首先，登月质疑具有很强的民间科学色彩。从登月质疑者的知识背景、主要观点和技术剖析等方面来看，由于缺少系统的正规科学训练，质疑者与科学共同体在科学思维方式上存有较大差异，无法真正在科学层面形成有效沟通，故其主要质疑观点经常被科学家蔑视为伪问题而不予理睬。然而在社会公众领域，质疑者的“民科”思想却与大众话语产生了共鸣，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质疑者可以选取公众感兴趣的科学话题，按照公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问题，甚至其本身就作为公众的一部分，与公众分享着共同的科学文化“语境”。此外，何以缺少科学训练的民间学者能够对登月这样一项复杂的科技工程提出质疑？这一问题可以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进行解答，在库恩看来，“范式越精确，涵盖面越广，那么它作为对反常的一个指示器就越灵敏。”([16]，p.60)阿波罗登月工程应用了复杂的科学技术，包含众多人力、物力和社会关系，因此想对某一个细节问题进行发问并非十分困难，然而如果想彻底否证这一科学事实，就必须在其关键问题上取得颠覆性的成果，这显然是民间学者无法完成的。
其次，登月质疑表现了公众对于无法理解科学的忧虑。大型科学工程或精密科学研究为公众话语留下的空间非常有限，在日益精微复杂且耗费巨大的科学面前，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参与程度与日俱减。科学不再像从前一样可以通过自身的经验加以验证或感知。对于科学(特别是大型科学工程)的信息获取只能诉诸于新闻报道或媒体传播。加之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工程的“去与境”传播，使科学知识从价值、文化、权力等多重属性中剥离出来，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公众在“纯粹的”科学知识面前显得愈发“无知”，进而迷失方向。
从阿波罗登月工程来看，大部分公众只能通过一些照片和影像等载体来感知登月行为的存在，然而，这些照片和影像所描述的真实内容，是公众所无法确证和检验的，加之质疑者看似自圆其说的解释与鼓吹，公众原有的信任态度便发生了潜在的流失。一些公众之所以会对建立在质疑观点之上的图景趋之若鹜，一定程度上正是出自其对自身无法理解科学、参与科学、见证科学事实的忧虑。
再次，公众被拒斥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情况仍在继续。公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疏离被认为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科学共同体努力通过传播来改善同公众的关系，然而就现状来看，二者缺乏充分沟通与互动的分离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观。科学共同体在从事科学研究，构建科学理论和发布科学成果的过程中都没有公众的理解与参与，公众只是作为信息传播的最末端被动地接受了由科学共同体决定要发布的那部分信息。然而，公众并不满足于成为信息的简单接受者，他们作为纳税主体，作为民主权利所有者，在介入经济活动、政治事件的同时，也有权要求分享被科学共同体所垄断的话语权和知情权。“无论公众，还是公众选举出来的代表，都不再会对一个获得了无条件支持的项目感到满意，尽管这些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并广泛运用了技术的奇迹。”([17]，p.40)
就阿波罗登月工程来看，NASA尽管通过各种手段来努力强化对公众的科学宣传，但是在对待登月质疑问题时却表现出了冷漠的姿态，这折射出主流科学共同体对其所认定的科学伪问题的轻蔑态度。可以预见的是，如果NASA不主动采取策略，加强与公众，特别是存有疑虑的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那么现有的分离状态只会导致更多的不信任，进而加深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话语鸿沟。近年来丹·布朗的畅销小说《骗局》(Deception Point)构造的故事，就是NASA因常年耗费巨额国帑，急需弄出点成绩来向选民交代，于是公布了一个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实际上竟是一个科学的弥天大谎。《骗局》和《摩羯星一号》时隔近30年，反映的却仍是公众同样的忧虑和不信任。
最后，科学的娱乐功能正在被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力量所开发。阿波罗登月质疑事件之所以受到大量公众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事件所开发出的科学的娱乐功能。传统认为，科学是涉及精密科学实验与严格论证推理的严肃事业，而严肃的科学事业从选题立项到研究开发，从理论应用到人员设备，从内部科学团体到外部公众传播都是一丝不苟，不允许任何娱乐成份的存在。以上传统的科学观倾向于从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注重科学内在逻辑与理论深度的研究与探讨。然而，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些内容显然并不构成吸引他们的真正原因，大多数公众所关注的不是复杂的理论与晦涩的数据，而是自身对于科学的理解与参与程度，是通过现有知识来理解或参与科学所带来的愉悦与满足。在这一点上，登月质疑者为公众制造了许多新鲜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大多可以通过常人的知识和经验加以理解，因而较之官方对登月工程长年累月的正面介绍与宏大叙述更能激发起公众的参与热情。
这样看来，对于任何科学事业，如何挖掘最具公众影响力的资源与信息，如何唤起公众的注意，吸引公众的参与，进而赢得公众的支持，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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