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1]1999年在《WWW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定价决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建设，近年来已取得很大的进步，其中包括股票发行市场。股票发行市场由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和证券管理机构组成，其主要的建设内容是如何完善股票发行方式和确定股票发行价格。不同发行方式下的价格确定，直接关系到发行人与承销商的基本利益和股票上市后的表现，也决定了投资者的认股成本，同时也是证券主管部门为保证股票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发行人和承销商如何在现有规则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行价格，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已成为股票发行上市的关键问题之一。结合投资银行的实务工作经历，本文试图通过对WWW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探讨其发行定价时，主要考虑的问题、影响定价的因素、分析决策的内容程序、价格确定方法以及借鉴意义，以期能对以后的工作和我国股票发行的完善有所帮助。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 股票发行价格的一般原理。本部分粗略介绍了股票发行的两种基本方式：面值发行和溢价发行；并对影响发行价的六个主要因素与发行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分析，指出发行价的制定应具备综合性、现实性和预测性；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五种定价方法及我国相关政策的变化情况。第二部分 WWW公司股票发行定价的背景。主要是为方便案例分析，对WWW公司的基本情况和股票发行方案进行概要性的说明。第三、四、五、六部分，主要针对企业的具体资料，根据发行价格的影响因素，按行业状况、行业发展前景、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力、投资项目的前景和资金需求量、企业财务状况、同类上市公司比较情况、二级市场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逐一分析评判，并指出了企业的优劣势所在。其主要分析方法是因素<WP=3>分析法，其间夹杂指标分析、对比分析、趋势分析等研究方法。该部分的分析基本涵盖了股票发行定价的思路、过程和方法，给其它企业如何进行价格决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七部分 WWW公司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和结果。本节主要根据上部分分析，采用市盈率定价法测算了该公司可能选择的发行价格，并结合其它因素确定了最终的建议价格。 第八部分 WWW公司发行定价相关问题的思考。本节作为案例的引申，主要从股票发行定价的制度设计，结合笔者投行业务的感受，对我国股票发行市场中目前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供了几点粗浅建议。
宋承国[2]2010年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金融联系的不断加强,期货市场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来,以期货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越来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关系到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服务领域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期货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提升其服务本国经济的市场功能,是经济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并将其与国际期货市场的历史发展相比较,发掘出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及可供吸取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期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促进意义。中国期货市场萌芽并初创于晚清时期,先后经历了民国时期的艰难发展、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断层、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以及在当代的再发展等若干历史阶段。百余年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是制度变迁的缩影,是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不断冲撞与融合的反映。因此对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本文首先立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并由此展开。将中国期货市场纳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其发展历程展开了研究,分析了中国期货市场历史发展的制度原因,总结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并为今后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其次,在充分挖掘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实证的史学研究方法,对三个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地纵向研究和梳理,揭示了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动因、发展变化情况、影响和意义,并对其发展规律、特征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和评价,使得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期货市场成为了有机联系的整体。尤其是对共和国成立后期货市场的断层和重建时期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期货市场重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再次,本文在对近代以来期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纵向梳理的同时,还借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历史时期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市场监管、市场的特点与不足等方面展开了横向地分析和研究。不仅研究了近代以来华商与洋商两个期货市场、物品期货与证券期货两类交易品种、期货与现货两种交易方式,还对不同制度条件下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组织结构、制度规则、交易和行市)、市场监管(包括国家立法、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等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比较了中外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研究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现实运行,总结了期货市场健康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期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中国人现代化努力的重要成果,而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发展的高层次体现。然而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期货市场服务现货市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这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其次,制度的变迁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期货市场的断续兴衰与国家经济制度变迁休戚与共。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出更高的市场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促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反之则会起到阻碍作用,造成期货市场发展的迟滞乃至断层；再次,期货市场的创新和监管也非常重要。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和配置资源的功能,是服务现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尽早建立起包括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在内的完整的期货品种结构。这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市场监管的制度建设,控制市场风险,防范期货市场的价格操纵和过度投机导致的功能失效和对经济的破坏。制度创新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潘敏[3]2015年在《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通过建立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分析、国际比较及决策论的方法探讨中国实施注册制改革的路径与实施机制这一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论文在对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核准制及注册制这些目前在中国仍然争论不休的定义与内涵进行深入剖析与厘清的基础上展开。在研究方法上,引入决策理论中的多群体层次分析法和量子决策分析方法,使本文在制度机制设计研究方面更加理性和科学。论文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核准制与注册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截至目前为止,系统性地研究证券发行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化的文献并不多见,该领域的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碎片化”的时期；然而中国实施注册制的改革已经是时不我待。论文的第三部分是研究理论基础,该部分系统地介绍与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基础——证券市场监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等,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一个多重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和预测此次改革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模式及其影响。论文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股票发行实施注册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我国的股票发行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变化,股票发行的具体政策也经过数次重大调整,不过这些变化与调整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股票市场作为“圈钱市”、“投机市”的本质,而且还催生出“三高”——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资金比例,“公司上市后业绩马上变脸”等一系列怪象与问题。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上述问题与现象已有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这正是我国证券市场进行注册制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过本章也指出,以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特别是本文对注册制的本质——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审分离”特征认识还不够清晰的情况下,马上实施注册制的可行性并不充分,只有循序渐进,逐步完善各方面条件,才能最终完成注册制改革。论文第五部分重点地介绍了美国的注册制(西方发达国家注册制的代表)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注册制。对于美国的注册制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其体系的特点与保障条件。香港的注册制,主要分析其双重存档制为典型特征的注册制内涵、流程及保障机制；台湾的注册制,主要聚焦的是它的演变过程。本章的分析结论是以美国式的注册制为标杆,以各发达国家和地区股票发行制度为参考,借鉴台湾注册制实施经验,通过一个过渡期的制度设计,最终使中国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得以实现。论文第六部分主要阐述的是中国注册制改革目标的选择,本章通过实地访谈调研的方式搜集市场监管机构、市场参与者及学者的观点数据,采用多群体层次分析法对注册制实施的关键条件进行分析,获得各条件的权重数据,对不同特征下的注册制对我国注册制改革的参考性进行了决策分析,并得出我国注册制的理想目标是美国的注册制；并就我国是否可以采取一步到位的注册制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决策分析,说明采取两步走的战略才是我国注册制改革的现实选择。论文第七部分对中国注册制改革的路径和机制设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就两种注册制改革路径进行了分析,并采用量子决策法对两种备选方案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出渐进式分步骤的实施注册制改革是优选策略。并就两步走的战略的具体涵义、需要配合的监管理念和思路进行阐述,对两步走战略的实现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本文在第八部分对我国注册制改革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就不同的风险的应对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方法。本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以往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分析注册制在我国实施是否可行。而本文则基于中国注册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基础上,就如何实施注册制,如何在实施注册制过程中顺应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第二、本文将量子决策方法运用于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决策中,通过量子决策分析方法,论证了在我国一蹴而就地实施注册制是不可行的；通过多群体层次分析法对我国实施注册制的理想目标进行的分析决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是我国未来实现监审分离注册制改革的理想目标。第三、本文通过对美国、香港和台湾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对比研究,在决策分析方法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由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的期间应借鉴国际经验,实施核准——注册制,并提出了一个机制设计思路,且在优化现行核准制流程基础上具体化了该核准——注册制的流程,提出了相应的关键工作环节的机制设计内容。这对于中国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1、理论方面。本研究建立的用以中国股票发行制度的多重委托—代理模型稍显粗糙,同时也不够全面、只对上述改革过程中立法者、监管者的行为解释能力较强,对于其它方面的解释能力较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完善。2、国际比较方面。国际经验的借鉴主要集中讨论美国、香港、台湾市场的经验,对于别的股票市场几乎没有涉及,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之嫌,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添加补充。3、政策建议方面。涉及面过广、有些建议表面化、空洞化的,需要结合实务进一步改进。
江洲[4]2004年在《关于IPO抑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新股发行规模的扩大，中国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活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微观角度看，成功的首次公开上市(IPO)对公司而言，不仅可以为公司筹措资金以扩大经营规模，投资具有盈利前景的项目，而且有助于公司改善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步不仅表现为市场上的交易品种、交易量及交易主体迅速增加等技术指标，更反映在市场运行机制、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不断完善和深化方面。在中国，新股一直是广大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一级市场热、二级市场冷”一直是中国股市的一大特点，但是，在热炒新股的背后，是否有着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目前国内尚缺乏足够的系统研究。并且由于中国股市的幼稚性和特殊性，显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中国的股市。 IPO抑价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暴露出中国证券市场制度上和投资主体素质等多方面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密切联系中国证券市场的实际，在总结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证券市场上的IPO抑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和深入的探讨。 首先，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已有的IPO抑价研究，对全球不同发达程度的金融市场的IPO抑价情况加以概括性的介绍。然后，对IPO抑价的影响因素(或成因)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 其次，基于中国的新股发行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IPO抑价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市场表现出相似的、严重的IPO抑价。相比之下，B股市场的定价显得更为科学合理。同时，也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发现影响因素模型对于A股IPO抑价的解释力竟然强于对B股的解释力。这为今后模型的改进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最后，本文在对实证结果分析讨论的基础上，试图向监管当局、新股发行参与者以及投资者提供对策建议。
梁波[5]2010年在《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组织社会学分析（198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逐步嵌入到全球经济与生产体系,中国的大型国有产业如钢铁、汽车、石油、电信、电力等关系到国家财政及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逐步开始了适应市场化与全球化要求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战略的变迁。其中,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变迁充分而生动地折射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组织与制度变迁现象,中国石油产业在1988-2008年间实现了产业范式的巨大变迁,即从1998年之前的所谓“封闭-行政化”的发展范式演变为1998年之后所谓的“开放-市场化”的产业发展范式。这种产业范式的转变主要涵盖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定价机制实现了从“政府计划”或“行政定价”到逐步“与市场接轨”,尤其是“与国际市场接轨”机制的转变；其二,石油产业的企业组织形式或治理结构实现了从“国家行政式企业”到“现代公司制”的变革；其三,石油产业的市场参与或竞争格局实现了从“政府垄断下的局部有限竞争”到“寡占竞争”或“有主导的多元竞争”格局的变迁；其四,石油产业的外部合作战略实现了从以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为导向的“引进来”战略向以对外输出资本和技术为导向的“走出去”战略的转型。关于产业的发展及变迁,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三个最主要的解释视角,即从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发展而来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视角、经济社会学中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产业解释视角,以及以网络与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视角。这三种具有明显结构化倾向的产业解释视角分别把市场、国家及其制度建构、网络或社会资本等作为理解产业发展变迁的核心机制。和这些结构化的解释视角不同,本研究试图引入组织社会学决策分析的推论方式,将特定产业发展范式的变迁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组织与制度变迁现象,并从行动者间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出发来揭示出这种组织与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或动力来源。具体到中国石油产业范式的转型,这种形式层面的产业制度与组织方式的变革,并非遵循诸如市场、制度与网络等形式组织或制度的逻辑,相反,围绕着石油产业范式转型过程中特定具体问题,不同行动者基于自身行动能力与核心资源控制而建构起来的特定权力游戏,更有可能是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源。即这种产业发展范式转型更有可能遵循的是所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游戏”的逻辑。通过对1988-2008年间中国石油产业在定价机制、组织形式、市场参与、外部合作等方面组织与制度变迁的具体梳理,特别是对石油产业范式转型过程中围绕着具体问题而建构起来的权力游戏及游戏的组织环境、行动者行动能力与核心资源控制、行动策略等进行勾勒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的转变除了受到市场、国家及其制度建构、网络与社会资本等表层结构或形式化机制的影响外,更深刻地受到了具体行动领域中现实存在着的权力游戏机制的(形塑)作用。也就是说,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及权力游戏构成了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深层动力来源。
何伟[6]2004年在《关于IPO初始收益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股初始收益一直备受学术界普遍关注，而目前中国的A股市场存在着过高的初始收益。本文通过对新股发行的概况及发行定价方式的初步研究，并进一步对1992年1月到2004年3月上交所786只新股及深交所505只新股的发行价格、初始收益率及首日收盘价格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A股市场是一个无风险、高收益的市场，发行市盈率与二级市场市盈率差额巨大。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影响发行价格、初始收益率及首日收盘价格的重要因素，影响发行价格的重要因素有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发行日指数、流动比率、行业情况及发行股数量等；影响初始收益率的重要因素有上市日指数，发行价格，上市首日换手率，中签率及上市首日成交量。其中，上市日指数，发行价格一直是初始收益率的主要指标，发行日景气指数，流动比率及流通股比值也是发行人及承销商所需要共同考虑的因素，行业因素再次之，发行定价政策及制度在新股发行定价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最终选取了发行价格，每股收益、发行数量、上市日指数情况及中签率五个变量构建了IPO首日收盘价格的模型，对最近上市的三只新股进行预测，模型的预测效果尚好。 本文最后研究了中国IPO市场引入绿鞋期权后怎样抑制二级市场投机气氛，降低发行价格及首日收盘价格，使初始收益减小的机理，从而指出了目前在中国A股IPO市场引入绿鞋期权的必要性，并提出承销商相应对策。结论部分对中国IPO市场及股市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本研究课题力求为承销商、投资者、发行人及监管机构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甘泉[7]2005年在《李宁vs.耐克：对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的启示》文中认为21世纪体育产业将与旅游业、影视业和网络业一起,成为最具活力和广阔前景的四大产业。体育产业中的体育用品行业,也将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的体育用品行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处于垄断竞争状态。一些国际上的著名品牌,如耐克、阿迪达斯凭借着巨大的产品设计研发优势和品牌运营优势,牢牢地占据高端市场。而大量的中国体育用品商在中低端市场上拼杀。2004年国内第一体育用品商李宁通过7年的结构调整,成功在香港上市。刚刚获得充足资金的李宁在2004年快速发展,急起直追,提出“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李宁”的口号,努力调整自身的品牌形象,向高端市场冲击。李宁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第一体育用品商,而耐克是世界上公认得第一品牌。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公司在发展历史、企业文化、战略、市场运作、生产运营、财务状况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两者的差异和成因,并为中国国内大量的体育用品商进行产品提升、参与激烈竞争提供一些启示。
周煜斌[8]2008年在《我国纺织服装业上市公司并购决策模型及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纺织服装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其中,并购(Merger&Acquisition,简称M&A)已成为我国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寻求资源优化配置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呈现出“国际化、资本化”的新动态。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的迅速发育,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海内外并购,获得了不少经验。此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企业而言,既是挑战,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通过国际并购进入商品高端市场的难得机遇。当然,并购的高收益和高效率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如何利用科学决策,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已成为纺织服装企业并购决策的重要课题。在理论界,我国学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如并购动机、并购边界、资产组合、并购法规、并购绩效等等,但针对纺织服装企业的并购决策理论和研究文献较少。论文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和理论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纺织服装上市公司有关并购资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再对十余家纺织服装企业和证券公司进行了调研和访问,由此获得相关企业并购的一手资料；并通过参与有关纺织服装上市公司的经营尽职调查项目,获得纺织服装企业并购的实践经验。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①界定并购的相关概念和业务流程,阐述国内外纺织服装业并购沿革、特点和经验,剖析2007年国内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发展状况。②通过企业调研和专家访谈,解析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并购风险和应对策略,构建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并购风险管理系统指标,以案例研究结果和专家反馈意见为基础,检验基于熵权法的并购集成风险管理决策模型。③阐述并购目标企业选择原则和筛选方法。运用统计软件对国内纺织服装上市公司特征指标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企业被并购可能性的预测决策模型。④针对尽职调查的定义、原则和作用,阐述三类尽职调查——法律、财务和经营的内容以及相应的中介媒体。结合参与研究的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并购案,对经营类尽职调查内容进行解析。⑤依据企业价值评估定义和方法,阐述品牌价值和收益法在纺织服装企业评估中的运用。根据“商品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原理,对纺织服装企业并购定价决策进行数据分析,尝试确定并购定价的范围。通过建立基于可比交易法的国际纺织服装并购定价决策模型,解析雅戈尔收购美国公司KWD男装部的定价过程。本文整体立足于我国纺织服装上市公司,通过研究并购流程和决策方法,结合纺织服装业特点,尝试构建适用于纺织服装业的并购流程决策模型,并运用并购实例分析,为企业实施并购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林楠[9]2004年在《论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中国证券公司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和中国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证券市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经济改革和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格外突出。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将面临更加深刻的变革和挑战，大量流入的外来投资不但将在事实上消除中外证券市场之间的多项差别，而且将潜在的金融危机风险带到了中国，中国证券公司也将面临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将继续充当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证券公司是中国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混血儿”，其制度体系也难免带有双重体制的双重烙印。近年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和中国证券公司的快速扩张，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体系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重行政管理，轻业务管理，重对各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建设，轻对各类人员的监督、约束和责任追究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证券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中国证券市场抗风险能力的深度提升。新的市场格局要求中国证券公司顺应形势，整合原有制度框架，在开放的各个阶段合理而有力度地进行制度创新，为中国证券市场构筑前进的桥梁和防范风险的防火墙。因此，加快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企业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传统的创新理论侧重于对技术创新的研究。马克思是较早涉及企业制度创新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家，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生产组织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舒尔茨、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诺思、戴维斯、拉坦和中国的林毅夫等人深化了企业制度创新的内涵，并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动因、分类、创新集合、创新成本、创新时滞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证。之后，关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研究开始向深度和广度继续进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证券公司和西方投资银行的制度体系差异较大。然而尽管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是近年来多学科的研究热点问题，但是其中，有关中国证券公司制度创新的系统研究却是国内外学者涉及不多的论题。从目前研究的进展看，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着重介绍和比较西方投资银行的部分企业制度，对中国证券公司企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二是关于中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研究相对丰富，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约束制度)、决策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等涉及极少，理论和实证研究薄弱。三是即使是涉及较多的论题，也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能反映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的实际情况。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企业理论、现代管理理论、制度经济学、系统论和政治学等理论成果，从新的视觉和角度，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证券公司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各组成部分的缺陷，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缺陷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缺陷的成因，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创新的紧迫性，提出了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创新的方向，并构建了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创新的基础模型。 本文认为，一个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一般均具有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制度根基，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体系包括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决策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应重在对原有制度的规范和再造，决策制度、业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创新应注重科学化、专业化和严密化，并应注重在实践中的摸索和建立。作为世界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中国证券公司经过最近几年的行业调整期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轨过程，在创新起始的关键时期进行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创新进程，并使中国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形象以及业务影响力趋于良性发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在观点和理论方面，本文的独立见解表现在: 1.本文认为，从实际效果看，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创新将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本质上是对中国证券公司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下，政府将主要参与作为部分证券公司股东应享有的权益分配，并得到作为市场管理者应有的管理权限和税收收益;证券公司股东参与的将是和其权责相关的税后利润分配，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收入也将更加合理明晰;业务部门的功能和地位将提高，各类管理人员和高端业务人员将通过适当途径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较之过去将更为科学、健全和合理有效。 2.以往学者对中国证券公司制度体系及创新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个别分支的空间概念内，且这些研究往往自成体系，相互依赖性较小，观点也有重叠或冲突，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求入手，力图构筑一个较为
谢颖升[10]2006年在《论股权出资的法律制度》文中研究说明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为了要降低公司并购成本,以符合公司竞争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放宽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形式,除了明文规定了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这几种出资形式外,对于非货币财产出资仅规定其应该具备的要件,即可以用货币估价、可以依法转让、及没有其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这三个成立要件,并将出资形式的认定日后委由司法解释,而学者通说认为股权符合上述法定要件,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形式之一。从实践层面来看,股权出资在中国早已出现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和资产重组,以及境外上市的实践过程中,而且将来势必会成为国内公司于其外部从事企业并购,或于其内部进行企业组织重组可资运用的一项工具。本文研究的目的,在希望能够从理论层面,充实公司法关于股权出资的相关理论基础;从实践层面,参酌和援引国外立法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促进产业整合及强化企业竞争力的股权出资制度和运用模式,来作为构建中国股权出资法律制度的设计规划基础,以期将来能够提供一个具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公司法机制和环境,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脚步,并使中国企业朝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方向迈进。
参考文献：
[1]. WWW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定价决策分析[D]. 唐逸. 西南财经大学. 1999
[2]. 中国期货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研究[D]. 宋承国. 苏州大学. 2010
[3]. 中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问题研究[D]. 潘敏. 武汉大学. 2015
[4]. 关于IPO抑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D]. 江洲. 湖南大学. 2004
[5]. 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组织社会学分析（1988-2008）[D]. 梁波. 上海大学. 2010
[6]. 关于IPO初始收益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 何伟. 湖南大学. 2004
[7]. 李宁vs.耐克：对中国体育用品行业的启示[D]. 甘泉. 清华大学. 2005
[8]. 我国纺织服装业上市公司并购决策模型及案例研究[D]. 周煜斌. 东华大学. 2008
[9]. 论中国证券公司的制度创新[D]. 林楠. 四川大学. 2004
[10]. 论股权出资的法律制度[D]. 谢颖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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