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澳门问题交涉（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国政府与葡萄牙的澳门界务交涉
20世纪初，中国与葡萄牙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1910年葡国爆发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11年中国也发生辛亥革命，两国在新政权建立之时，都想在外交上有所建树。因此双方外交频繁接触，企图在澳门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这些交涉完全以原来的谈判为基础，实际上是清末划界交涉的继续。葡国梦想中国接受稍加修改的马沙铎方案，顺利达到扩展澳界的目的；而中国方面则仍然坚持高而谦的方针，力保澳门周边地区的领土主权。双方立场不同，分歧严重，交涉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
1910年11月间，中国承认葡国新政权。葡国外交部对中国驻法国公使刘式训表示感谢，“并云：前曾面告，俟承认后可议澳事，共筹公平解决办法。如贵国愿即开议，我亦乐从。”（注：《外部收驻法大臣刘式训电》《外部致驻法大臣刘式训电》，《澳门专档》（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589—591页。）尽管当时清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外务部仍在澳门交涉中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方针。11月13日指示刘式训与葡国政府交涉，争取早日解决澳门划界问题。万一葡国有将澳门转让他国的意向，则中国将乘机收回澳门，所耗费巨款亦将预为筹划。不过其后葡国政府一口否认有转让澳门的意向（注：《外部收驻法大臣刘式训电》《外部致驻法大臣刘式训电》，《澳门专档》（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621页。）。 清政府也就将澳门问题搁置起来。
辛亥革命后，国人积极上书民国政府，期待新政权能在澳门问题上有所作为。尤其是葡人频频采取侵略行动，力图吞并拱北岛（又称对面山），激起当地人民无比愤怒。“凡为澳界拱北地方人民，皆有切肤之痛。”勘界维持会会长、香港太平洋行商人杨瑞楷“乃拱北地方子孙相继之民，深知地方受害”（注：《外交部收勘界维持会杨瑞楷等人呈》，《澳门专档》（四），第28—32页。）。他代表香山县拱北96乡的民意，多次上书广东省督军和北京外交部总长，详细列举了葡人历年占界侵权，虐待华人的各种案例，反复阐明澳门界务的症结所在，强调指出：“我国边界指不胜屈，屡受外人欺凌，势难哑忍，而澳界为尤甚，葡国虽小，狡计甚大，如强邻压境无论矣。”（注：《外交部收勘界维持会杨瑞楷等人呈》，《澳门专档》（四），第28—32页。）他提出将拱北海关移设于湾仔，以防止葡人侵占，保卫领土主权。可是民国政府对于杨瑞楷爱国爱乡的主张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持，反而认为“诚恐该代表之言，易兹误会，引起仇外举动，于大局无益有损。”要求广东当局“即请查明，严行诫劝，毋得煽惑滋事”（注：《外交部发广东巡按使李开
电》，《澳门专档》（四），第87页。）。这些事实表明，民国初年，政府虽然换了招牌，但是专制时代的那一套反对人民参与政治、压制社会舆论的作风依然未变。
正当民国政府对澳门界务举棋不定之时，葡国突然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1914年4月2 日， 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 J.Batal ha deFreitas）拜会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主动提出了解决澳门界务问题。葡使声称：
本公使屡接政府训令，询问澳门界务现下有无磋商之机会等语。查此案延阁已久，自应速求解决。倘贵总理政务稍暇时，乞预为筹备。本公使尤愿推诚相见，则此问题自不难了结也。且界务划定后，澳门可从事建筑港口等工程，以与香港竞争，于贵国商务未尝无利。（注：《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澳门专档》（四），第74—75页。）
对于葡使提出的澳界谈判问题，孙宝琦总长当即表示同意从速加以解决。并于当天发信通知广东都督和民政长官，指出澳界谈判“事关重大，必须内外兼筹，方有把握。”要求广东地方政府对谈判提供资料和意见。
5月14日，符礼德再次拜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 急不可待地表示，希望澳界“从速了结”，双方谈判时也毋须根据旧籍，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向广东官员征求意见，只要总长本人和公使会商妥当便可。他声称，只要这样做了，澳门界务“必得良好的结果。”（注：《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澳门专档》（四），第74—75页。）在葡使一再催促下，外交部也开始着手进行谈判的准备。
5月24日，外交部致电驻葡代办郭家骥， 询问葡萄牙外交部对澳门界务的意向。得到“葡政府甚愿接洽办澳门界务”的回答，从而确认符礼德代表葡政府的立场。6月12 日外交部派遣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前往广东澳门附近地区，调查澳门界务情况，收集资料，征求意见。24日陈箓又聘请庄允懿为助手。庄允懿曾任香山县知县、前山海防军民同知，亦曾担任高而谦的划界参赞，对澳门事务十分熟悉，又非常热心。通过庄允懿找到香山县前任知县殷绍章，获得光绪十七年（1891年）龙田、旺厦等乡户口册一本。这是中国一向对龙田、旺厦等乡拥有主权的有力证明；其后虽然葡人破坏中国主权，悍然侵占了这些乡村，但在1896年和1903年，龙田旺厦仍有少数业户向香山县交纳钱粮，说明香山县政府对这些乡村的管辖权，直到当时尚未完全断绝（注：《香山县知事殷绍章致墨西哥公使陈箓函》，《澳门专档》（四），第97—103页。）。陈箓、庄允懿等人于6月20日离京南下，7月 12日抵澳。在广东和澳门地区实地调查澳门界务情况，撰写报告，摘抄案卷、图书资料等共计15种之多。8月5日回京。7 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报告书》和《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报告书》提到葡人在澳门扩张的情况：
1，关闸 左右皆葡国兵房，守关闸葡兵10余名， 上挂葡国国旗，凡过客出入，形迹可疑者，略加盘问。
2，青洲 方围不及1里，状如土阜，葡人新筑长堤，使之与半岛连接，西北有英国人开设的水泥厂。
3，三巴门 巳被葡人拆毁，但旧址仍隐约可辨，有街仍名老三巴，即葡人原有界址。
4，龙田、旺厦 龙田村于1879年（光绪五年）为葡人所占； 旺厦于1883年（光绪九年）为葡人所占。其占领之法极为简易，即由三巴门望北开一马路，马路所达之点，左右横线，民房田舍改归所有。此外不过编列门牌，安设路灯而已。
5，银坑 泊有葡国旧式小兵舰“马交号”， 该舰载重不及千吨，从来不轻易移动。停泊口内，藉壮观瞻而已。
6，凼仔 有葡炮台一座，葡兵房一所，其余荒地为葡人坟墓。
7，路环 路环山下有葡人咸丰年间所建旧兵房二所， 山上有葡大炮台一座，并新洋式兵房一大座，1912年开始建造，今年竣工。另又在九澳山上新建兵房一所。
8，大横琴 有我国商人在该岛马尿河开采石矿。今年4月间，葡国兵官曾前往干涉勒索，被我国商人拒绝。（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函》，《澳门专档》（四）第111—114页。）
陈箓根据调查所掌握的情况，针对葡人侵占土地的野心，在《意见书》中提出，应当分别于银坑、湾仔、马骝洲、大横琴和青洲对面海附近，加派军队和警察以壮声势，防止葡人趁机侵占领土。与此同时，恢复民国以来被胡汉民裁撤的前山海防同知，并派出谙熟外交事务的官员常驻前山，与葡官员办理交涉。陈箓又指出，当勘界谈判开始之时，必须抓住以下三个要点：
1，海权 宣布澳门海道作为公海，中国船只可以自由停泊， 中国还有办理水上巡警，维持地方安全之责任，同时禁止在海道走私军火。
2，海岛 对面山之湾仔、银坑、青角、大小横琴、 九澳等岛屿，必须力争，绝不放弃。
3，关闸 葡人无理要求将关闸以北10里范围内， 宣布为“公地”，必须坚决反对，建议勘界之后，在关闸以北一、二里内建造另一关闸，则澳门以北界务永远可无侵占之虑。（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箓函》，《澳门专档》（四）第111—114页。）
总之，陈箓对界务的方针是：以加强军事实力为基础，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陈箓等人调查期间，7月20日， 勘界维持会会长杨瑞楷从香港向北京外交部发信，揭露葡人侵略阴谋，要求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妥协退让。同月27日，拱北乡民杨应权等人又致电北京政府，指出：
闻澳界将议，查澳门烟赌扩增，祸流全粤，附近之地，受害犹深。况葡人占领比原图已增数倍，祗应于既占领收回，万不能于未占地再许。无论葡人如何，民等誓死不从增地之意。务乞严词拒绝，俾拱北数拾万之民免沦奴隶。异日国家有事，我拱北民人当执殳以为前驱。临电不胜激切待命之至。拱北九十六乡代表杨应权。（注：《外交部收拱北乡民杨应权电》，《澳门专档》（四），第110页。）
人民积极参与外交大事，对于政府当局的政策措施等显然产生一定影响。同年11月25日，外交部致函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开，要求添派军警驻扎上列澳门附近各个要塞，以为勘界准备（注：《外交部致广东将军龙济光等咨》，《澳门专档》（四），第125页。）。
11月18日，葡使符礼德又主动拜会外交部，与秘书刘符诚会谈。葡使再次提出举行勘界谈判。至于谈判的方式，可以首先定期开私人之谈判。相互交换意见，求同存异，争取达成协议，为举行正式会议打下基础。符礼德还声明，葡政府绝无意扩张土地，但也不会放弃条约所规定的界址。至于内河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其办法是：中国船只可以任意行驶出入，但停泊澳门海岸，则应受澳门管理（注：《外交部秘书刘易昌会晤葡使问答》，《澳门专档》（四），第124页。）。 这些话表面上冠冕堂皇，不过一旦进入具体的界务交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果然在12月18日，葡国外交部来信声称，澳门界务谈判应以马沙铎在1909年7月22 日提出的“节略”为基础（注：《外交部收驻葡萄牙代办郭家骥函》，《澳门专档》（四），第126页。）。这说明， 葡萄牙扩张澳门界址的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
1915年1—2月间，葡使南下调查澳门界务，外交部派秘书刘符诚以私人名义陪同前往，他们在澳门和广州，先后举行多次非正式谈判，故未能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在这时候，葡人的违约扩界活动日益加剧，中葡双方的界务争端频频发生。
首先是浚海问题。葡人购买浚海机船，于1915年开始“在澳门西北莲峰庙前对门，青洲之下，沙冈之上浚深河道，为筑船澳之用。又将莲峰庙左之炮台山毁掘取泥，由青洲筑路之上，关闸之内，及莲峰庙前一带，填筑海圩。其莲峰庙前地，均密筑铁轨，驾驶泥车。又在关闸海边建筑兵房。”（注：《外交部收广东将军龙济光等电》，《澳门专档》（四），第201—202页。）经勘界维持会代表和广东地方当局揭露，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驻葡使馆郭家骥与葡国政府交涉，要求葡人立即停止澳门浚海工程。可是，葡政府却有意敷衍，推说情况不清楚，待了解后再答复（注：《外交部收广东将军龙济光等电》，《澳门专档》（四），第201—202页。）。就这样很轻易地搪塞过去了。其次葡人于 1916年7月10日，派小巡船擅自越界停泊湾仔长码头，私租几处民房，强行登岸居住。再次引起外交轩然大波。11月7日， 外交部秘书王景歧会晤葡使符礼德，进行交涉。符礼德声称葡兵已经撤离拱北岛（湾仔），而澳门总督认为，在拱北岛上租房的葡人不必离开，驻泊的兵舰也不离开，因为葡国认为那是属于澳门的水面。11月14日，王景歧再次会晤葡使进行交涉。中方指出，根据广东省长报告，葡兵未曾撤离拱北岛。但葡使仍未加理会，相反却要求中方关照广东省政府和当地人民保持和平，避免激烈行动。
由于中国政府早就估计到界务交涉的艰巨性，事先通知广东方面在澳门附近加强军警力量。这时兵力部署纷纷到位，引起澳门葡人惶惶不安。11月30日，符礼德会晤中国外交次长，声称，中国忽然在前山增兵800名，使澳门人民甚为疑虑。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增兵的理由。 前山是中国领土，增兵与否，葡人无权干涉，因此中国政府也未曾予以理会（注：《外交部致广东省长朱庆澜电》，《澳门专档》（四），第 243页。）。
二、广东政府与澳葡的交涉
葡人面对前山不断增兵的威胁，被迫直接与广东政府对话。1917年1月，澳葡当局致函广东政府，声称银坑开掘战壕，甚为关切， 请求派员会勘。广东政府派林子峰与澳督所派代表共同查看，证明确非战壕。事情本来就此结束。但澳门代表却借此机会，向中方提交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协约大纲”，由林子峰带回广州。这个大纲包含4项建议和3点请求。其主要内容是：
拱北岛上之军队照旧是中国兵40名，以后不有炮台炮队、或其他新添备。葡国船只不能常川驻泊拱北岛边百法尺宽之界内。但该船只可以照前管辖澳门内港，广东官员不得干预。至1887年及1890年之条约所承认海面法权，仍无伤损。关闸及北山岭中间公地，葡国及中国之兵不得武装经过。最后，湾仔官员不得禁止银坑的泉水运入澳门。
澳门当局在这个大纲中，表面上做出撤离兵舰的让步，但却限制中国在拱北驻军的数量，同时还任意规定海权和所谓“中间公地”。这样的“协约大纲”，不但林子峰“以无权与议答之”，就连当时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也认为：“该条款均关界务重要，不能允许之事”，不敢自作主张。而且该条款并无签名盖印，亦不交由葡领事转送，自然不算正式交涉文件。可是1月15日， 葡使符礼德却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声称：林子峰已在澳门议定协约大纲，这个和平解决办法既公平，于双方又都有利益，现有误会将因之而解决。因此，切盼中国外交部予以核准。但这种拙劣的欺骗手法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外交部根据广东的报告，于2月22日照会葡使，声称：界务问题暂缓议定， 双方遵照维持原状，将来遇有机会再协商解决。
这时中国内部对澳门界务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勘界维持会和广东政府认为：面对葡人每时每刻都在违约扩界，划界之举，万难缓图。若再因循，所失更大。请求派员前来进行划界会议。而外交部则认为，葡使积极主张在北京谈判澳门划界，如果接受建议，进行谈判，恐怕不会有良好效果。外交部次长高而谦，从前曾任中葡谈判代表，他给广东省长复函中，根据个人的体验，认为：“此案虽是中葡交涉，而英葡与国，对于澳事向尤左袒，现值中德绝交，政府正与协约国方面力谋接近之际，澳门问题若于此时提议，恐非所宜。鄙意此案似应暂从缓议，以待时机。”但他并不反对广东地方与葡人进行交涉。指出：“倘粤省因地方关系，亟须解决此项问题，亦应遴派专员，在外会勘，以期周妥”。他这个方针，得到广东省长的赞同（注：《外交部秘书王景歧会晤葡使问答》、《外交部致广东督军陆荣廷省长朱庆澜电》，《外交部收广东省长朱庆澜咨》，《澳门专档》（四），第278、284、297—298页。）。此后，广东政府就在澳门界务问题上，直接同葡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在澳门界务交涉中，双方关于海权的争端尤多。因为广东政府想控制澳门附近海面，以便有力地打击海上走私势力，行使海上警察权。而葡萄牙则想通过疏浚海道，建立澳门港口与香港竞争。1918年1月， 广东交涉员罗诚再次请求政府同葡人交涉澳门界务。他的报告称：葡人军舰在澳门附近拦阻中国兵舰，勒填报单，又侵入拱北岛之湾仔，向中国兵舰索取牌费，驱逐渔船，并用船载泥土填塞澳门附近海道。葡人一系列扩张行为激起中国朝野上下一致的谴责，纷纷要求对葡人强硬交涉。2—3月间，外交部多次与葡使交涉，均被敷衍搪塞。7月21日， 驻葡代办郭家骥沟通葡国报纸，反对澳门浚海，同时建议外交部发动国内报纸表态反对。在国内反对葡人浚海的谴责声中，南方军政府外交部于1919年10月4日，令广东交涉员派员带领测绘人员前往青洲， 调查葡人浚海筑堤情况，并照会葡国领事勒令澳葡停止工程，又令广东政府派兵舰和军队前往驻防（注：《军政府外交部致政务会议咨》，《澳门专档》（四），第325页。）。但葡国领事10月15日的答复十分强硬， 宣称：“澳门政府因知该事确实有权有理，毫无违背和约，所以不惧有何交涉。”（注：《外交部收葡代公使那锡曼德照会》，《澳门专档》（四），第328页。）
10月18日，军政府陆军测量局的测绘员和前山洋务委员抵达澳门，实地调查葡人浚海扩界情况，并绘制了工程展图。鉴于葡国政府和澳葡当局态度强硬，坚持动工，显然并无和平勘界诚意。1920年1月13 日，广东督军莫荣新下令广东陆军第一师旅长卢焱山和林子峰同去前山处理澳门界务。卢林二人出发的同时，政府又加派军队和兵舰前往前山。该处军事实力的增加，果然引起葡人的惊慌。1月23日， 葡使代办拜会北京外交部，请求电令南方暂行停止军队的行动。外交部秘书刘锡昌回答说，据他个人看法，南北尚未统一，即使电令停止恐未必能听。
1月24日和26日，卢焱山两次访问澳门。 由于广东政府已经展示了实力，澳督态度明显软化。当场表示立即停止浚海工程。但又坚持中国兵舰虽可在澳门附近海面自由航行，然而停泊则应遵守澳门规则，必须填单签字。1月28日，中国雷龙号军舰有事来前山，停泊银坑岸边。 忽有葡国几艘巡船包围该舰，强迫该舰副舰长填单签字。声称：如果不签字就驱逐出境。中国兵舰在本国领土上向葡人签字，实属奇耻大辱。军政府立即处理屈服签字的那位副舰长，并向葡人提出交涉。而这时英国公使又拜访北京外交部长， 声称英葡两国有同盟关系， 广东当局派兵1500人及军舰2—3艘前往澳门，葡国政府因此向英国求缓，英国海军部拟派一艘军舰前往监视。倘该处发生冲突，实属不幸。请求外交部劝告广东当局不要采取强硬措施。英国这一举动，十分露骨地对中国政府施行外交讹诈，但这种威胁恫吓并未能使中国屈服。外交部长冷静回答道：由于南北分裂，北京政府对广东政府的派兵一无所知，他们也不会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由中央出面劝告，不但无用，反而更加不妙（注：《外交部长陆征祥会晤英使问答》，《澳门专档》（四），第358—359页。）。同一天，军政府海军部又派出永丰号军舰开往九洲洋一带协同监视葡人行动。总计当时前山驻军情况大致如下（注：《广东陆军第一旅司令部函送前山驻军表》，《澳门专档》（四），第362页。）：
驻区地点驻军数量驻区地点 驻军数量
前山厅衙门 步兵两连吉大乡
步兵1连
二 厂 步炮兵各1连 香洲埠
步兵1连
三 厂 营部及步兵1连
北山村
步兵1连
白 石 角 步兵1排 湾仔 营部及步兵1连
四 厂 步兵1排 银坑 步兵1连
五 厂 步兵1排 大小横琴 营部及步兵2连
以上前山驻军之分布，共计有一个团（加上一个炮兵营）的兵力由旅长卢焱山统领。两年前卢焱山任团长时曾驻扎前山，现在兵力并没有增加。此表是用来与葡人交涉时说明的资料。尽管中国方面声明并没有增加前山兵力，但事实上至少已把缺额补满，使澳门葡人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军事压力。于是1920年1月26日， 由葡国驻广州总领事司路华出面，宣布澳门总督决定暂停青洲之工程，提议广州军政府举行划界会议，解决澳门界务问题（注：《葡总领事致伍厅长公函》，《澳门专档》（四），第364页。）。
1月27日，中葡双方代表聚集广州军政府外交部， 讨论澳门当局在青洲浚海问题。参加谈判的葡方代表有：葡国驻广州总领事司路华、澳门参谋长金美斯、澳门华民政务司长佐治等，英国副领事也参与葡方一边。中方代表有：军政府外交部次长伍朝枢、外交部政务司长李锦纶、外交部交涉员林子峰等。双方于下午2时半开会，讨论了4小时之久。30日双方又继续谈判。会上，中方首席代表伍朝枢提出三点协议草案：1，在澳门未划界之前，不得在有争议地区进行工程；2， 中国军舰在澳门附近海面航行，不得要求其签押文书；3，中国当局将发表声明， 宣布近日增兵前山是和平性质。而葡方代表则提出反提案，共4点要求：1，在4个月之内，中葡派员举行澳门划界会议；2，如果双方谈判3 个月内不能解决界务问题，则将此案交付国际仲裁；3， 中葡谈判期间澳门停止在青洲海面之工程；4，以前之工程不作为葡国享有主权的证据。 在谈判中，伍朝枢表示葡方提案第1款可以照办，但反对其余各款。 最后双方未能消除分歧，无法达成协议。
广州谈判后不久，葡国使馆代办会晤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军政府代表伍朝枢所提条款“断难允行”，希望将谈判转到北京举行。但外交次长刘锡昌明确指出，澳门界务必须双方派员实地察看，断非在北京谈判所能定界。总之，南北未统一以前，若派员会商定界，徒费时日，于事无济。如果葡人单独同广东地方政府定界，也属无效。这样，北京政府坚持在南北统一以前，暂缓举行澳门划界谈判，维持现状。
中葡双方虽然在划界问题上形成僵局，但在港口、提犯和缉私方面的谈判却取得了进展。1920年5月25日、7月26日和8月26日， 广东军政府官员同葡国领事和澳门官员之间，先后在广州举行了三次会议，会商在澳门界务未定之前，先解决港口工程及提犯、缉私等迫切问题，达成的《兴筑澳门港工程合约》、《修改港口章程》及《澳门交解华犯章程》等协议条款于9月6日签字（注：外交部与广东特派交涉员梁澜勋的往返函电，以及有关条约文件，《澳门专档》（四），第393—407、472 —495页。）。这些条款虽然由广东地方名义负责同葡人交涉签署， 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广东政府自始至终都向北京政府报告，并取得认可与赞同。证明当时国内虽然南北政府对立，但它们在对同葡人交涉中，立场基本上一致，而且是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三、国际公断企图的流产
1921年9月16日，中国鱼雷艇在澳门附近海面行驶， 遭到葡国军舰的无理干预，开枪自卫。击毙葡兵1人，伤3人。事后，中国军舰坚持认为停泊地方是本国领土，没有离去。与此同时，广东政府还增派另一艘鱼雷艇前往停泊。中国军舰在自己领土上的活动，葡人认为难以忍受。于是，9月24日葡使照会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 指责中国鱼雷艇不听指令，任意停泊。声称葡国保留对此事件要求赔偿的权利（注：《外交部收葡使节略》，《澳门专档》（四），第449页。）。接着， 葡国公使符礼德又南下广东，并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克的陪同下，于1921年11月24日直接同广东省长陈炯明进行交涉。葡使要求中葡双方派员共同调查9月16日事件，并要有第三国代表参加调查。 同时要求立即谈判解决水界问题。符礼德声称，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他甚至认为，9月16 日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可以撇开不谈。“本公使此次来粤，其主要任务，乃欲解决水界问题，以免将来再启争执”，希望尽快加以解决。但陈炯明在交涉中态度也同样强硬。他严正指出，葡人占据澳门以后，澳葡屡启争端。当初葡人借澳门不过一隅之地，较之今日，大小悬殊。可见澳葡侵略成性。关于9月16日事件，葡领事开始同意共同派员调查，其后又不肯派人。故此广东政府单独完成了调查，如今没有再次派员调查之必要。同时认为事件发生后，省长已经照会提出解决办法，但葡人置若罔闻，缺乏诚意。如今坚持必须先答复照会，然后再考虑共同派员调查，并开始谈判水界。
1922年3月17日，葡使符礼德再次拜访陈炯明， 提出广东省如果将水界问题搁置起来，他准备提出由第三国仲裁解决，并请美国驻菲律宾总督为仲裁人。
陈炯明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广东政府之所以将此事搁置起来，主要是由于澳门总督缺乏谈判诚意，坚持侵略所至。近日间，澳门总督公然对银坑升中国国旗横加抗议。银坑、湾仔历来是中国领土，试问澳督有何权利提出抗议？现在澳督必须将这个抗议收回，否则绝对不同澳葡讨论划定水界问题（注：《陈炯明与葡公使关于澳门水界的第1—2次谈话》，《澳门专档》（四），第442—448页，第455—463页。）。由于当时广东政府态度坚定，反击有力，使葡人迫使广东政府在划定水界上让步的企图未能得逞。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间， 正当中葡澳门界务交涉再次陷入僵局之时，美国主持召开了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日本、荷兰、比利时以及葡萄牙等9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的一次聚会。葡萄牙因为远东占据澳门、帝汶等地，也被邀出席会议。于是葡人便在会上积极活动，企图把中葡双方争议不下的澳门划界问题提交会议，请求“公断”。亦即由第三国出面，对澳门划界问题进行裁决。
“国际公断”是葡人界务谈判中的最后一个法宝。葡人使用威胁恫吓手段，或者甜言密语、好话说尽，都不能迫使中方在界务问题上让步。这时候，葡人便会使出他们的绝招—所谓“国际公断”。当1909年香港谈判失败后，葡人就曾提出将澳门划界问题提交海牙和平会议公断。葡萄牙虽然是一个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的小国，但它一向得到英国在外交上的保护与支持。英国自从1703年与葡国签订梅朱恩条约以来，一直是葡萄牙可靠的盟国，葡人认为只要把澳门问题国际化，英国必定会坚定站在他们一边，并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公断对葡国绝对有利。实际上是利用西方列强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屈服的手段。这一次，葡人又利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机会，积极准备在会上提出澳门问题，请求“公断”。为此，葡国特别选派澳门官员参加代表团出席华盛顿会议。并且征得美国政府同意，由美国驻菲律宾总督主持公断。但中国政府对葡萄牙政府单方面提出公断的举动，表示坚决反对。中国政府认为，澳门划界问题，“新占旧占，情形复杂，非他国所能深悉，断难付之公断。”由于中国代表的反对，葡人玩弄国际公断的把戏没有成功。而澳门界务问题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了。
四、1922年的澳门惨案
葡萄牙不断向澳门附近地区扩大侵略，频频挑起事端，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反对葡人侵略之呼声愈来愈高，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和省港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对澳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切导致了“五·二九”事件的发生。
1922年5月28日下午，一名中国妇女路经果栏街时， 澳葡黑人士兵追逐调戏，施加非礼，激起民愤，将其痛打一顿。澳葡警察闻讯赶来，不分青红皂白，拘捕理发师周镜等3名工人，关押在警察局里。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当即有数百名华人涌向警察局，要求放人。警察不予理会，事态愈趋严重。夜晚10时左右，前往总局汇报的警局官员被群众拦阻殴打，一队前来增援的葡兵也被愤怒的群众阻截，并用砖瓦、花盆等掷打。警察开枪射击，造成华人一死数伤。愤怒的群众更加蜂拥而来，半小时内，已有二千多人包围警察局。群众呼喊口号，要求澳葡当局释放被捕华人。工会派出代表与澳葡交涉放人，亦遭到当局拒绝。于是澳门各个行业工会公开出面号召群众，同仇敌忾，进行斗争。至29日上午，聚集到警察局的群众已达万人。在工会组织下，分守各处路口，沿街动员商店停业，工人罢工。澳门工人和市民声势浩大的斗争气势，使澳葡当局十分惊恐不安，他们继续派兵增援，控制局势，镇压群众。葡兵与群众发生冲突，开枪扫射人群，当场打死70多人，受伤者100多人。 尸横街头，血流遍地，惨不忍睹。葡人为毁灭罪证，以掩盖其血腥罪行，偷偷地把死难群众运走，抛入大海之中（注：《澳门葡兵枪击华侨大风潮》，《申报》1922年6月5日；《呈报葡兵枪毙华工交涉经过情形由》，《澳门专档》（四），第472页。）。
澳门工人“五·二九”喋血，充分暴露了澳葡殖民统治者的凶恶面目。同时也以血的洗礼，为澳门人民书写了反对殖民主义的壮丽篇章。澳葡当局的血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从而导致澳门、广州、乃至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
惨案发生后，澳门当局继续用高压手段对待澳门人民。5月29 日，总督发言人公开宣称，澳门人民的抗议行动“不仅侵害国家主权及官厅威信，而且妨碍本澳人民治安”，因而“迫不得以，乃用非常手段处置之”。当局宣布全澳戒严，由上校军官山度士负责执行。宣布中止宪法赋予人民的一切权利，从晚上7时至早上7时禁止澳人及车辆在街上行走。军队可以任意开枪、捕人和强迫店铺供应货物。同时又宣布澳门68个工会组织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当局还企图强迫商人开市贸易等等（注：《澳门宪报》，1922年5月29日5月30日。）。
澳门人民没有向殖民者的暴行屈服。5月30日，澳门商人罢市，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数万华人相继离去，使得澳门顿时变成一座死城，交通瘫痪，食品断绝。澳门联合总工会在事件当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与澳门当局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电请广州政府与葡方交涉。
6月2日，澳门工会代表陈根生、梁工侠抵达广州，谒见大总统孙中山，请求派遣军舰前往澳门声援。孙中山答应立即派人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积极同葡人交涉。当时广东省政府增派一营军队加强前山防务；还派出两艘鱼雷艇停泊前山河，与岸上陆军相呼应；派出两艘巡逻船在湾仔、银坑和马骝洲一带海面来回巡弋。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抗议澳葡暴行的声势（注：《广州各界对葡大会议》、《交涉中之澳案》，《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6日。）。
广东人民对澳葡血腥罪行反应最为强烈。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等团体紧急集会，声讨葡人罪行。作出8项决议：
1，请愿要求政府速行收回澳门，即派北洋军舰前往澳门保护侨民；
2，由人民方面采取自动态度与澳葡断绝关系；
3，不在澳门做工，不在葡人店中服务；
4，抵制葡货，如有助葡为虐者，一并抵制之；
5，知照前山镇民团义勇队积极设防；
6，通电全国声讨葡萄牙人的残虐行为，务达收回领土之目的；
7，所有各乡镇运往澳门之蔬菜食物米粮，一律停止；
8，银坑水库即行停止向澳门供水。（注：《广州各界对葡大会议》、《交涉中之澳案》，《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2日。）
6月2日下午2时，在广州中央公园举行有2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葡萄牙当局的血腥罪行。会后，部分代表前往广东政府请愿（注：《澳葡兵枪杀华工案之大交涉》、《申报》1922年6月8日。）。广东各界人士还积极开展募捐筹款，安置救济澳门难民。
广东政府根据人民的强烈要求，向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提交抗议：“澳门葡兵不顾公理，蔑视华人生命，擅将华工枪杀，此案之发生及善后，应由葡方完全负责。若不尊重本政府意思，蔑视群众义愤，本政府则决采取对外自卫手段。”（注：《澳葡兵枪杀华工案之大交涉》、《申报》1922年6月8日。）
然而，澳葡当局，在其6月3日答复广东政府的公函中，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蔑澳门华工为犯上作乱的乱党，声称事件的起因并非澳门非洲兵污辱华人妇女，当时非洲兵只是站着同一名妓女谈话而已。事件是由少数乱民预谋策划的。同时又声称这一事件纯属澳门内政，而且认为“此次之事，各军士实未常（尝）有惨杀之举，亦未有违背人道之举。”（注：1922年6月3日《澳门总督致葡领事转复广东政府文》。参见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第226—230页。）这真是弥天大谎。
澳葡当局之答复公函激起广东人民的更大愤怒。6月4日，广东政府再次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提出3项要求：“一、 所有非洲军队从澳门撤出；二、对被杀害的中国人赔偿损失；三、永远禁止在澳门吸食鸦片和赌博。”但葡领事5日的答复毫无悔意， 公然声称：“澳督认此次葡兵枪击华人，系为镇压乱事，殊为正当。”（注：《申报》 1922年6月6日。）葡人企图将其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激起广东人民更大愤慨。同日，广州工会再次召开国民大会，声援澳门华人的抗暴斗争，一致决议要求政府收回澳门主权。会后，当时在广州的大总统孙中山接见大会代表，表示政府一定积极交涉，万无卸责之理。同时号召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坚持斗争：“若汝等各怀公愤，万不受辱，即可归劝各侨胞、同胞，设法离去澳门，迁往就近香洲、金星等商埠，实行开垦，外人纵无理，不能阻华人之去。如此不必武力，不必暴动，彼葡人自然力屈。”（注：《澳门交涉案迁延不决》，《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9日。）6月10日，军政府再次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提出5项严正要求：澳葡向中国政府道歉；严惩杀人凶手；优恤死者家属，负担伤者医药费；限期撤走非洲兵；禁绝赌博等（注：《澳门交涉案迁延不决》，《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8日。）。然而葡人强词夺理，拒不认错。 澳葡当局17日答复广东政府时声称：
1，此次粤政府所不满之事变，实仅内部秩序问题， 故澳政府视为毫不影响粤政府之威严；
2，军民当局现正从严查办，自当力求公允；
3，澳政府已给予津贴于慈善团，并与中国医院接洽， 以期救济死伤者之家属；
4，遣送非洲兵回国一节，完全属于葡政府自有职权范围以内；
5，关于赌博问题，澳粤两政府前已有协商， 澳政府之态度现仍未变更。（注：《外交部收广东交涉员李锦纶电》，《澳门专档》（四），第465—466页。）
澳葡当局的蛮横态度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对此，广东人民给予坚决的反击。但这时广东政局动荡，6月中旬发生陈炯明叛变事件， 大大影响了对澳葡扩张界址的斗争。葡人态度更为嚣张。6月13日， 葡兵数十人分乘小船数艘登陆湾仔。中国军舰发现后立即发出警告，但澳葡兵头竟置之不理，并首先向中国驻军开火挑衅。湾仔驻军和当地义勇队随即奋起抗敌，击退入侵者。6月15日， 澳葡又派飞机越界侵入湾仔上空侦察，并向地面开枪扫射，遭中国军队反击后折回澳门（注：《交涉迁延中的澳案》、《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25日。）。 与此同时，澳葡还千方百计动员华人返澳复业，又收买一些人前往省城和香港进行活动，破坏各界人士对澳门事件的声援。
澳门惨案在海内外华人中间引起强烈反应。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广东政府并向全国发出呼吁：一、收回澳门；二、要求澳葡当局向中国道歉；三、抚恤死伤华人；四、惩办肇事凶手（注：《全国各界联合会重要会议》，《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11日。）。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都市，各行业工会、中国劳工同盟会、世界道德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旅沪香山同乡会、华侨联合会、华侨学生会等团体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同澳葡进行严重交涉。6月3日，上海各工团执行委员会致电广东政府，列出交涉之8点要求， 务必交涉至满意为止（注：这8点要求是：1，政府应严正交涉；2，调查实在肇祸原因，死伤人数；3，惩办肇祸凶手；4，赔偿损失；5， 向世界各国声明葡国无理；6，赞成广东公民大会提议，收回澳门自治；7，清政府派军舰震慑；8，请全国当道一致服从民意，为国争人格。见《广州百年大事记》，第255页。）。各团体还召开国民外交大会， 发表宣言谴责澳葡凌辱华人妇女，要求废除中葡条约，并与葡人永远断绝通商关系（注：《今日开会之国民外交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25日。）
在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中，有北京大学教授发表文章，愤怒谴责澳葡残杀华人，呼吁政府收回澳门；还有南京学生联合去、汉口商界联合会、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也纷纷通电呼吁收回澳门。海外华侨也多次集会声讨澳葡罪行，支持澳门工人罢工（注：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第79—80页。）
围绕澳门惨案所掀起的抗议怒潮，是对葡人殖民统治的巨大冲击。就连澳葡军官也不得不承认：“这毫无疑问是近期经历的最严重危机。”（注：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第83页。）最后，澳葡为了恢复生产，稳定局面，不得不同工人对话，并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如同意发放抚恤费，由澳葡慈善机构仁慈堂拨款；同意恢复事件发生前已正式注册的工会，但新建的工会仍须先注册，后承认；同意取消乱党名目；每个死难者发1千元“亡灵超度费”， 由澳门各界人士捐款解决，等等（注：参见吴志良，《澳门历史》，第235页。）。
澳门惨案交涉过程中，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无论南北政府，地方军阀，都采取了与人民基本一致的立场，就连陈炯明这样的反动军阀，也对葡萄牙人态度十分强硬。但抗议运动最后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其原因显然不能归咎于人民或官员主观上的斗争不力，而在于国内政治分裂，无法集中力量将斗争进行到底，并获得胜利。就连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也未能下决心与葡人大干一场，彻底解决澳门问题。 6月5日，当他在广州接见国民大会请愿代表共同研讨惨案交涉问题时， 公开承认政府无能为力。他“向各代表郑重声明，政府方多事之秋，而忽然发生重大外交，政府之力量少，未免视国民之团结力以为进退。”（注：参见吴志良，《澳门历史》，第233页。 ）孙中山尚且如此表示，其他人更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