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酵母论文,饥荒论文,法国论文,阴谋论文,普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complot de famine)谣言广为流传：大臣为从谷物贸易中牟利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与商人私下签订协议，蓄意制造饥荒。这一现象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持有两种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饥荒阴谋”确实存在，他们将其当作历史事实信手拈来，用于支撑对18世纪法国谷物贸易问题的论述；①另一些学者认为“饥荒阴谋”子虚乌有，他们力主揭开谣言背后谷物运作的真相。②然而，上述两种视角均未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即“饥荒阴谋”作为一种言说，一套话语，究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笔者认为，若想还原这套话语的建构过程，普雷沃(Jean Charles Guillaume Le 
de Beaumont)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为揭发“饥荒阴谋”身陷囹圄22年之久，③出狱后为了得到革命政府的认可和补偿又四处奔波，正是他传奇般的人生轨迹与所处时代的交汇推动着“饥荒阴谋”话语的发展和嬗变。因此，本文充分利用普雷沃的书信、著作和革命时期报刊、杂志等档案资料，力图通过梳理他的人生轨迹还原“饥荒阴谋”说的建构过程。
一、普雷沃发现《饥荒协定》
在18世纪的法国，由于农业生产力和耕作模式落后，谷物供给不足，饥荒或缺粮如梦魇般折磨着人们。当时谷物自由市场没有发展起来，交通也不畅通，政府只好雇佣商人在丰裕地区购买大量谷物，建立谷物储备，发生饥荒时赔本卖给百姓，这被称作“国王的谷物”(les grains du roi)。④但由于民众不知实情，他们一旦看到持有政府许可证的商人贩运谷物，便怀疑政府和商人沆瀣一气，“制造”粮荒，以从中牟利，因此引发了很多谣言。1725年谷物严重短缺，人们谣传波旁公爵(Duc de Bourbon)与帕里斯兄弟(Les frères de 
)签署协议，连田里的青苗都买走了。1751-1753年粮食再度短缺，人们怀疑财政总监马肖(Machault)与包税人艾蒂安-米歇尔·布雷(
tienne-Michel Bouret)串通一气，以公共利益之名行谷物垄断之实。⑤
为上述猜疑和指责找到一份“铁证”的是普雷沃。1726年11月25日，普雷沃⑥出生在上诺曼底的博蒙勒罗歇镇(Beaumont-le-Roger)，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检察官(procureur)。普雷沃在家乡完成学业后，只身来到巴黎，任教界律师(avocat syndical du clergé)，主要工作是在各种法庭面前维护教会的利益。⑦他的家乡诺曼底在18世纪多次遭受饥荒之苦，尤其是1768年春夏闹过严重的粮荒，⑧鲁昂高等法院设立委员会调查饥荒的成因，发现“在巴黎有一个团伙以供给首都为掩护，主宰了整个王国的谷物贸易”。⑨这一切无疑对普雷沃产生了影响，使他相信确实有“饥荒阴谋”存在，况且他在工作中屡次接触到高等法院对谷物垄断的调查，对这方面的情况也算了然于胸。⑩这些背景为他发现《饥荒协定》埋下了伏笔。
1768年7月的一天晚上，普雷沃去里维尔先生(S.Rinville)(11)家赴宴，无意中发现了谷物商人马利塞(Malisset)与三个担保人在1767年3月31日签署的一份协议，他认定这是谷物垄断存在的证据，便准备了一份揭发材料，打算寄给鲁昂高等法院，无奈材料被人发现，并报告给了巴黎警察总监萨尔蒂纳(Sartines)。结果凌晨4点普雷沃让人从被窝里揪起来，投进巴士底狱。(12)
这份协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有11项条款，对马利塞从事的谷物买卖、储存和运输做了说明，并指明三个担保人承担的责任；第二部分有20项条款，规定了谷物运作的资金来源、周转与各方的出资比例。普雷沃从中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即1765年8月28日，财政总监拉韦尔迪(L'Averdy)与马利塞签署了一份协议，由后者在12年内负责政府谷物的保管、维护和更新。(13)据此，普雷沃认定有一个享有特权的团伙在政府的护佑下从事谷物垄断，这份协议因而也被称作《饥荒协定》(pacte de famine)。普雷沃就此大加发挥，说自1729年起政府就与商人签订了12年为一期的协议，眼前拉韦尔迪与马利塞签署的这份已经是第三个协议了。如今众多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饥荒协定》是对当时实行的官商合作的谷物运作方式的误读，其实，1765年的这份协议只不过是一份投标单(soumission)，它规定由马利塞提供给政府4万塞蒂埃质量上乘的谷物，在价格低时他可以自由处理，一旦价格上涨到25里弗尔，他就必须把谷仓填满，所有买卖都要按国王的吩咐进行，这时他管理的谷仓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的谷物”。(14)
正是在这份协议的基础上，普雷沃“臆想”出了一套“饥荒阴谋”说，并将其浓缩进1777年写的《给路易十五的上书》(Mémoire au roi Louis XV)里，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两个要点：
第一，普雷沃认为，大臣以国王的名义组成一个秘密联盟(une ligue secrète)，从事谷物垄断，饥荒和缺粮“都是由这些大规模垄断造成的”。(15)“饥荒阴谋”自路易十四时期就存在，几乎自多迪姆先生(M.Dodim)以来的所有财政总监和包括埃罗先生(M.Hérault)在内的所有警察总监，都卷入这项阴谋，尤其是1729年以来，阴谋分子从中赚取了大量金钱。(16)
第二，普雷沃认为，“饥荒阴谋”是一种“危害君主罪”(crime de lèse-majesté)，“这个阴谋日夜运作，不停地反对上帝，您的统治和您的国家……他们诱惑陛下您，使您受迷惑；他们滥用您的名义、权威和信任；他们恶意中伤您的人品，以您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抢劫”。(17)普雷沃认为揭发它“是作为一个公民(citoyen)和爱国者(patriote)的职责”。(18)因此，他锲而不舍地给国王寄揭发信，每逢遇到来监狱视察的官员便不停申诉。正因为如此，政府断定普雷沃长着“一颗无可救药的铁脑袋”，(19)不敢释放他，先后将他关进五个监狱：巴士底狱、万森城堡、夏朗托监狱、比塞特尔(
)监狱和贝尔西(Bercy)监狱。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他才重见天日。
二、普雷沃出狱与“饥荒阴谋”说的再造
“1789年7月14日，我隔着窗户，借着双筒望远镜高兴地看到巴士底狱被推翻了”，(20)身陷贝尔西监狱的普雷沃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1789年9月5日，他被释放出狱，(21)很快成了一位公众人物，通过报纸和著作不断地讲述他的狱中生活，由此进一步发展了“饥荒阴谋”说。
普雷沃之所以得到公众的垂青，与旧制度末年、大革命初期社会上出现的攻击专制主义的思潮有关。一本小册子指出，从黎塞留到马尔泽尔布的所有大臣都和“专制主义”这个长着九头六臂的怪兽勾搭在一起，而巴士底狱正是被看做专制主义的象征。(22)与此相应，巴士底狱里被关押的犯人也被神化为英雄，他们的出狱象征着民族对专制的胜利。(23)一时间，巴士底狱的犯人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书商路易-皮埃尔·曼努埃尔(Louis-Pierre Manuel)写的《巴士底狱著名囚犯史》(Histoire des plus célèbres prisonniers de la Bastille)成为文学畅销书。(24)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普雷沃这个著名囚犯会怎样受到革命报刊的追捧。
最先提到“饥荒阴谋”和普雷沃的是1789年9月15日第57期和9月16日第58期的《导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这两期连载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巴黎——论生计》，(25)阐述了自1730年奥里(Orry)任财政总监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饥荒阴谋”史，在两个注释中提到普雷沃：“但普雷沃发现了这个恶毒的团伙(ligue infernale)，并知道主谋和主要代理人(agents)的情况。他在5个不同的监狱里被关了22年。”(26)“普雷沃先生正是向鲁昂高等法院揭露这桩可耻的交易的”。(27)
普雷沃直接进入公众视野是通过《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这份报纸每周日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专门评述革命中的重大事件，批判专制主义是它的一大特色。正因为如此，该报对普雷沃的经历很感兴趣，自1790年2月20日出版的第32期起，到1790年7月10日出版的第52期止，在“巴士底狱文件”(Papiers de la Bastille)栏目发表了他的一系列狱中回忆。(28)我们在第33期上可以读到普雷沃写的证明文件：
拜圣-普里斯特(Saint-Priest)伯爵仁慈，我已出狱4个月，兹证明已把经回忆写成的关于阴谋和我的监禁生活的原创性篇什交给了普律多姆先生，请读者相信这批文献的真实性。(29)
普雷沃后来把这批回忆录整合进1791年出版的《国家囚犯》(Le prisonnier d' 
)一书中，并做了一些补充和扩展。因为他深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因此他在上述著述中将革命语言移植到对“饥荒阴谋”的阐释中，从而在革命的路光灯下完成了对“饥荒阴谋”的重述。
第一，用“警察专制”和“大臣专制”重述“饥荒阴谋”。
普雷沃把他的牢狱之灾归咎于“大臣专制”和“警察专制”，他在《国家囚犯》中以格言诗的形式写道：“我受到可怕的专制主义伤害，在22年零2个月的年月里，我靠英雄气概与专制者可憎的权力做斗争。”(30)普雷沃说，这些大臣、警察总监和干事们使他深受警察专制之害。我们在此书中也可以找到几点证据：首先，普雷沃认为他是密札(Lettre de cachet)制度的受害者，他指出，仅凭一份密札，没有指控，也没有证明他犯下的任何一丁点儿错误就把他监禁这么长时间，(31)“他们使我受制于警察专制；他们沿袭旧的弊端，出卖密札，接二连三地把一些无辜的受害者投进国家监狱(prison d'état)”。(32)其次，普雷沃指出他遭到闻所未闻的迫害，“他们怕我指责这些罪行，便非人般地折磨我，抢走我的动产，夺走我的职位，拿走我的纸笔”。(33)他被关在万森监狱15年，其间12次被关进地牢，总共加起来有7年8个月时间，手脚套着镣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不许看书、写字。(34)最后，警方并没有把普雷沃坐牢一事告知他的家人，以至于他们多年来四处找他，他母亲得知真相后因伤心过度而去世。家人不断地给大臣和警察写请愿书，要求释放他，但政府部门从来没有透露他的现状，更别提说明他被捕的原因了。(35)
第二，用“危害民族罪”重述“饥荒阴谋”。
1787年显贵会议召开后，“民族”成为公共领域中一个重要词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新建构的“民族”实体中，贵族是被排除在外的。(36)这种排斥观念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37)随后，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等级提出由三个等级共同进行代表资格审查，贵族极力反对，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说贵族要阴谋破坏三级会议，也有人说贵族窝藏大量谷物，想饿死第三等级。(38)巴士底狱被推翻后，引发了贵族的大逃亡，其中就有孔代亲王、孔蒂亲王、阿图瓦伯爵(Comte d'Artois)等上层贵族，此举导致大众的激愤和恐慌。危害民族罪(le crime de lèse-nation)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反对国家的最高犯罪针对的不再是君主，而是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民族。(39)1789年10月21日，巴黎裁判所(
de Paris)把危害民族的行为正式判定为犯罪，包括朗贝克亲王(le prince de Lambesc)在内的一批贵族遭到起诉，贵族的形象由此进一步恶化，他们在民众眼里无异于陌生的他者，不共戴天的仇敌。(40)
普雷沃正是借助“危害民族罪”重新阐释了“饥荒阴谋”。他在《国家囚犯》中已经使用了这个词，例如：“难道他(指的是德克罗斯纳——笔者注)不像这些阴谋分子那样了解这件事吗？难道他的任务不是查找、揭发和审判这些重大的危害民族罪(ces hauts crimes de lèse-nation)吗？如果他真是忠诚的话，任何谋反(conspiration)、阴谋(complot)、伎俩(entreprise)和诡计(machination)都不会在他眼皮底下形成。(41)
“民族”的字眼在该书中也多次出现。诸如，“我正是为了民族而战，并经受了重重困难”。(42)“我捍卫的这项事业确切地说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民族的”。(43)“现在我要在人生的暮年借着这束光亮向民族揭发他们”。(44)
我们看到，普雷沃对“饥荒阴谋”这宗“危害民族罪”的阐释浸染了革命文化的一些特征：
其一，“两极对立”。法国革命中，人们制造了一些对立的形象，如爱国者与贵族，革命与反革命，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倾向。(45)在普雷沃的阐释中，也渗透着这种两极分化的思维，他认为“饥荒阴谋”既是反对国王的，又是反对所有法国人民的。而且，上上下下几乎所有大臣都参与了这项阴谋。(46)这无疑在旧制度的所有大臣与法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一条敌对的分界线。
其二，“惩罚的意愿”(une volonté punitive)。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指出，由于大革命初期“贵族阴谋”谣言四起，乌烟瘴气，人们产生了一种“惩罚的意愿”，想惩罚那些贵族、垄断者和人民之敌，(47)于是出现了群众的过激行为和草率杀人的现象。(48)例如，1789年7月13日，一群暴徒洗劫了圣拉扎尔(Saint-Lazare)，他们怀疑这里储藏了大量谷物。同月，人们认为巴黎总督贝蒂埃·德·苏维涅(Bertier de Sauvigny)应该为食品短缺和供应中的营私舞弊负责，便把他吊死在路灯杆上。(49)也许是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普雷沃不再满足于仅仅揭发“饥荒阴谋”，还迫切地希望惩罚那些参与阴谋的罪人。他的这种心理在《国家囚犯》中表露无遗：
在革命时期，人们不经审判就起诉、惩罚那些他们怀疑或认定是罪魁祸首的人；我们却让那些从前犯下了更大罪行、从掠夺中赚取了更多财富、从背信弃义和玩忽职守中自得其乐的人安然无恙；我们甚至也让那些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逍遥法外……为什么如此不正义的残酷罪行能发生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性和慷慨大度的民族？(50)
身处革命漩涡的普雷沃就这样把大革命的光亮投射到了旧制度时期的“饥荒阴谋”上，塑造出了“饥荒阴谋”与大革命之间的黑白二元对立。他认为大革命阻止了第5份《饥荒协定》的续签，“为我们许诺了幸福”。(51)而他也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人，“20多年来，我不停地预言和宣布法国大革命将要来临”，(52)并且感谢革命使他走出黑暗，“如果不发生法国大革命，我不可能走出监狱”。(53)
三、审判拉韦尔迪：“饥荒阴谋”说被认可
普雷沃1789年出狱时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一无所有，没有工作，财产被没收，至亲去世，没有容身之地，幸亏得到几个爱国者(patriotes)的帮助，才不至于饿死。因此，普雷沃有了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竭力寻求弥补和报复。
碰巧制宪议会对普雷沃感兴趣，便把他的相关资料寄给了密札委员会(comité des lettres de cachet)，(54)这是1789年12月23日成立的机构，负责调查因大臣和警察专制而被监禁的囚犯，并为废除密札做准备。由于类似的请求非常多，密札委员会没有顾得上处理普雷沃的案件。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成立后，也设立了密札委员会，普雷沃再次递送材料，但同样没有得到答复。(55)1792年9月，他再也等不下去了，遂两次给立法议会主席写信，他在9月19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三年来，我仅靠几个同胞的慷慨相助艰难过活。我写了无数封请愿书，接二连三地向议会请求，我也找到了一些不能被推翻的证据。我的报告已经印刷出来，并已分发到诸位手里。这仅需要占用你们一点时间。劳驾你们发表意见，对我的命运做出裁决。”(56)第二天，雷韦尔(Rever)先生在立法议会上宣读了普雷沃的报告，并在报告的末尾处补充道：
幸运的是，这位受害者没有死，普雷沃仍然活着。当年他想做对祖国有益的事情，但命运阻止他这样做。邪恶的力量惩罚了他。现在应该由议会给他补偿。(57)
随即，立法议会做出决定，给普雷沃支付年金，但没有写明具体数目。勒梅西耶(Le Mercier)认为是每年1200法郎，一直发放到普雷沃去世为止。(58)这表明革命政府已经认可了普雷沃为揭发《饥荒协定》遭受的苦难。
但这并不是普雷沃的最终目的，也许是受到了革命群众惩戒意愿的影响，他一直想把“饥荒阴谋”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而他的头号眼中钉就是《饥荒协定》的“主谋”，即路易十五时期的财政总监拉韦尔迪。拉韦尔迪1768年就已经被罢黜了财政总监一职，时年45岁的他过起了双重生活：他是冈拜(Gambais)的大封建主，慷慨大度，资助教育和慈善事业；同时，他还在巴黎的孔蒂小公馆当起了文人，摆弄历史和文学。(59)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并没有像其他贵族那样逃亡国外，而是躲在家里以翻译贺拉斯(Horace)的诗句为乐，(60)打算悄无声息地度过革命漩涡。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早被普雷沃盯上了。普雷沃在《国家囚犯》中说：
我因揭发拉韦尔迪的协定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个老财政总监仍旧在法国生活，他退隐在位于博斯(Beauce)的纳维尔(Neuville)城堡里，那里有很多掠夺物。遵循正义行事的制宪议会，应该判处拉韦尔迪从他的不义之财中每年给我10 000里弗尔年金，尽管这些仍不够弥补我的损失。(61)
普雷沃的愿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终于实现了。1793年夏季，谷物供给状况严重恶化，7月26日，国民公会颁布《惩治囤积法》十四条，规定垄断第一必需品者处死。(62)巴丽夫人(Madame Dubarry)就被革命法庭以“囤积谷物罪”送上了断头台，一些窝藏谷物的农民也以“反革命罪”被处死。(63)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恐怖氛围中，普雷沃把他的宿敌拉韦尔迪送上了断头台。
1793年10月9日，有人谣传拉韦尔迪在冈拜城堡的池塘里藏有一堆谷物，他随即被捕。11月23日，革命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公诉人富基耶(Fouqieur)宣读了诉状，称“拉韦尔迪充满恶意并有预谋地发动了一场反革命，他想饿死人民，遂让人把谷物埋藏在冈拜城堡的池塘内”。(64)对此，拉韦尔迪坚决否认。他说他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手里根本没有这么多谷物，即便真如人们指责的那样制作黑心面包，他也不会选择大道边上的池塘，因为那里日日夜夜都有帮工经过，很容易被发现。(65)庭长问拉韦尔迪：“你难道不是1768年饥荒协定的主谋之一？”(66)拉韦尔迪答道：“我这一年已经辞去了财政总监一职，为了供给巴黎，我和一个团体(société)签署过一份协议，提供给他们2万4千里弗尔补贴，这个团体的成员负责在科尔贝(Corbeil)保存4万塞蒂埃谷物，我一离职，他们就取消了这份合同，因为负责人说他们赔了。”(67)这时，一个特殊的证人出场了，这就是普雷沃，他说他掌握了被告的“前科”，于是便讲述了“饥荒协定”的故事以及他为此遭受的酷刑。庭长指着普雷沃问拉维尔迪：“你认识这个证人吗？”拉维尔迪答道：“不认识，但他出狱后我看到人们在报纸上谈论过他。”庭长问：“对于他的陈述你有什么话说吗？”拉维尔迪答道：“对于他说的协定或租约，我一无所知，即便真有此事，我也没听说过。”(68)
经过陪审团一致表决，革命法庭做出以下宣判：第一，的确存在一个旨在让共和国受制于饥荒恐怖的阴谋，把关乎人民生计的谷物扔到池塘或水池里，想借此发动反革命或内战，使一部分公民反对另一部分公民；第二，拉韦尔迪是上述行为的主谋或同谋。(69)
拉韦尔迪在第二天即11月24日被送上断头台，财产被共和国没收。
通观对拉韦尔迪的审判过程，我们发现：庭长在普雷沃出场前主动向拉韦尔迪问及1768年《饥荒协定》；拉韦尔迪的回答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却丝毫得不到理会；这次审判本来针对的是拉韦尔迪1793年“窝藏”谷物之事，却花大量时间审问他与《饥荒协定》的关系。这表明普雷沃的“饥荒阴谋”说已经在革命政府官员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最高权威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一个老囚犯轻而易举地把财政总监送上了断头台。自此之后，这套言说和革命现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纠缠在一起，在19世纪被改编成小说和戏剧，(70)并影响了一批历史学家，例如，基佐(
Guizot)和亨利·马丹(Henri Martin)在他们各自的《法国史》中都采纳了“饥荒阴谋”说。
“饥荒阴谋”说是普雷沃创造出来的，还是根植于大众心理中？(71)对于学术界的这一争论，笔者并不想作出回答，本文只是想论证普雷沃对“饥荒阴谋”说的建构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不是普雷沃借着《饥荒协定》对大众的这套集体心理进行加工，并用一套完整的语言表达出来，“饥荒阴谋”可能只是那个时代捕风捉影的传说，不会成为历史学界的一段“公案”；如果不是普雷沃为揭发《饥荒协定》坐了22年牢，不是他出狱后到处发表文章、著作，并不断地向革命政府申请补偿，“饥荒阴谋”说也不可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72)并得到革命政府的认可。
通过对普雷沃的人生轨迹及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建构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得出以下两点启示：第一，法国历史上流传甚广的“饥荒阴谋”说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被建构起来的。普雷沃在人生和时代的变动中不断吸取新的养分，对“饥荒阴谋”不断加工、重塑，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因此，若想弄清“饥荒阴谋”说的来龙去脉，并揭示其背后的历史本相，就必须回到这套言说的源头，剥茧抽丝，看它是如何被一步步建构起来的。第二，“饥荒阴谋”说的建构过程体现了小人物的历史能动性。普雷沃，这个在旧制度政府眼中疯人疯语的囚犯，在大革命的风云际会中走上了历史舞台，用时代的宏大叙事包装个人的小故事，在寻求一己的补偿和报复中，推动着“饥荒阴谋”说的发展。普雷沃这类小人物无疑是时代的“酵母”，革命孕育了他们；反之，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革命。
注释：
①这种观点在19世纪的历史著作中比较常见。参见 Guizot,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en 1789,racontée à mes petits-enfants,vol.5,Paris:Libraire Hachette,1876,pp.208-209; Henri Martin,Histoire de France,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en 1789,Vol.16,Paris:Furne,1855-1860,pp.293-298.
②这方面的著述有：Léon Biollay,Le pacte de famine,l'administration du commerce,Paris：Guillaumin，1885；Gustave Bord,Le pacte de famine,histoire-légende,Paris:A.Sauton,1887; Georges Afanassiev,Le commerce des céré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traduit du russe,Paris:A.Picard et fils,1894.
③普雷沃1768年11月17日入狱，1789年9月5日出狱，在狱中的时间实际上不足21年，但不知为何普雷沃本人写的《国家囚犯》(Le prisonnier d'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écrit par lui-
)一书以及E.Le Mercier的《普雷沃》(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一书都称他被关押了22年零2个月。
④Léon Cahen,Le prétendu pacte de famine,questions précisions nouvelles,Revue Historique,No.176,1935,p.175.
⑤Steven L.Kaplan,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No.3,1982,p.19,47.
⑥普雷沃为姓，名字为Jean-Charles-Guillaume，由于家乡是Beaumont，所以又称Le de Beaumont。
⑦(12)E.Le Mercier,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Bernay:Miaulle-Duval,1883,p.59,pp.62-66.
⑧Eric Wauters et Myriam Drouhard eds.,Du blé au pain,Rouen: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de la Seine-Maritime,1994,p.21.
⑨Steven L.Kaplan,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p.54-55.
⑩A.Abnould,Alboize du Pujol et A.Maquet,Histoire de la Bastille,depuis la fondation 1374 jusqu'à sa destruction 1789,vol.6,Paris:Administration de Librairie,1844,p.87.
(11)S.Rinville是Saint-Florentin伯爵的总收税员S.Rousseau的办公室职员。
(13)Copie textuelle du traité pour le monopole des grains dans toute la France,in E.Le Mercier,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pp.316-329.
(14)Soumission remise au 
général par Malisset et ses cautions(28 
1765),in Gustave Bord,Le pacte de famine,histoire-légende,pp.185-187.
(15)(16)(17)(18)Le de Beaumont,Mémoire au roi Louis XV,in E.Le Mercier,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p.309,302-303,310-311,312.
(19)Mémoire de Sartines,écrit par Duval,son secrétaire,à M.Le comte de Saint-Florentin,en date du 28 octobre 1769,in E.Le Mercier,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p.211.
(20)(21)Le de Beaumont,Le prisonnier d',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 :écrit par lui-,Paris,1791,p.159,pp.160-162.
(22)Hans-Jürgen Lüsebrink and Rolf Reichardt,The Bastille,A History of a Symbol of Despotism and Freedom,trans.by Norbert Schürer,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54.
(23)Hans-Jürgen Lüsebrink and Rolf Reichardt,The Bastille,A History of a Symbol of Despotism and Freedom,trans.by Norbert Schürer,p.108; Hans-Jürgen Lüsebrink,La prise de la Bastille:archéologie d'un événement-symbole,Mélanges de 
de Rome,Italie et Méditerranée,No.1,1992,p.117.
(24)Hans-Jürgen Lüsebrink and Rolf Reichardt,The Bastille,A History of a Symbol of Despotism and Freedom,trans.by Norbert Schürer,p.110.
(25)Georges Afanassiev指出，实际上这两期报纸出版时间延迟了，并不是报纸上印的1789年9月15日和9月16日。参见Georges Afanassiev,Le commerce des céré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traduit du russe,p.286，注释2.
(26)(27)M.A.Ray,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seule histoire authentique et inaltérée de la Révolution fransaise depuis la réunion des Etats-généraux jusqu'au Consulat,vol.1,Paris:Henri Plon,1858,p.468，注释1、2。
(28)刊载普雷沃狱中回忆的分别是以下几期《巴黎革命报》：第32期、33期、34期、35期、36期、37期、38期、39期、40期、44期、46期、47期和52期。
(29)Le de Beaumont,Papiers de la Bastille,Révolutions de Paris,dédiées à la Nation,No.33,du 20 au 27 février 1790,p.33.普律多姆(Prudhomme)是《巴黎革命报》的创办人。
(30)(31)(32)(33)(34)Le de Beaumont,Le prisonnier d',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écrit par lui-,p.14,14,99-100,163,54-61.
(35)(41)(42)(43)(44)(46)Le de Beaumont,Le prisonnier d',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écrit par lui-,p.146,19,37,92,163,39-86.
(36)(40)(45)Jean-Clement Martin,Contre-Révolution,Révolution et Nation en France(1789-1799),Paris:Seuil,1998,p.60,71,72.
(37)Emmanuel-Joseph Sieyès,Qu'est-ce que le Tiers-?[S.l.]:[s.n.],1789,pp.10-11.
(38)Georges Lefebvre,La Révolution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9,pp.116-117.
(39)G.A.Kelly,From Lèse-Majesté to Lèse-Nation:Treas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No.2,Apr.-Jun.,1981,p.281.
(47)Georges Lefebvre,La Révolution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9,p.118.
(48)(49)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洪庆明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年，第73、78页。
(50)(51)(52)(53)Le de Beaumont,Le prisonnier d',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écrit par lui-,pp.14-15,165,39,16.
(54)(55)(56)(57)(58)(60)E.Le Mercier,Le ,dit de Beaumont:prisonnier d'état détenu pendant vingt-deux ans et deux mois à la Bastille et dans différentes prisons pour avoir dénoncé le pacte de famine,p.258,261,334-335,264,268,270.
(59)Jo
l Félix,Finances et polit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le Ministère L'Averdy,1763-1768,Paris: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1999,p.484.
(61)Le de Beaumont,Le prisonnier d',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captivité de J.-C.-G.Le de Beaumont,durant 22 ans et 2 mois:écrit par lui-,p.38.
(62)Philippe Buchez et Prosper-Charles 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contenant la narration des événements...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jusqu'à la convocation des tats-Généraux,Vol.28,Paris:Paulin,1834,pp.367-368.
(63)R.C.Cobb,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French popular protest,1789-18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pp.290,302.
(64)Interrogatoire et jugement de Clément-Charles- Laverdy,ex--général des finances,Bulletin du tribunal criminel révolutionnaire,établi au Palais,à Paris,par la loi du 10 mars 1793,pour juger sans appel les conspirateurs,
,No.100,Paris:Clément,1793,p.398.
(65)(66)(67)(68)(69)Interrogatoire et jugement de Clément-Charles- Laverdy,ex-contr
leur-général des finances,p.398-400.
(70)Paul Foucher和ie Berthet写的戏剧《饥荒协定》(Le pacte de famine)1839年在巴黎上演，lie Berthet的小说《饥荒协定》1847年出版，两者都吸收了普雷沃书中的一些内容。参见Gustave Bord,Le Pacte de famine,histoirelégende,pp.166-170; Georges Afanassiev,Le commerce des céréales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traduit du russe,p.292。
(71)Gustave Bord和Léon Biollay认为“饥荒阴谋”说是普雷沃制造出来的，Georges Afanassiev认为在“饥荒阴谋”说形成过程中普雷沃的作用是次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大众心理。
(72)勒费弗尔和Jol Félix的书中都提到普雷沃的出狱增加了“饥荒阴谋”说的可信性。参见Jol Félix,Finances et polit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le ministère L'Averdy,1763-1768,p.492；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