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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新古典消费理论把家庭视为基本的行为单位，研究家庭如何在收入和价格的约束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根据这种理论，家庭总是内部有效率的。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从最基本的行为单位——个人出发，全面考察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了存在于家庭内部的非配置低效率现象，即X低效率现象。 由于这种消费理论把个人视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因此，莱宾斯坦称之为“原子消费理论”，以区别于传统的把家庭作为基本行为单位的“分子消费理论”。
一、目标商品与目标支出
新古典消费理论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随消费的商品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从消费的第一个微小单位就会出现。莱宾斯坦则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种对它们来说边际效用递减假说不能成立的商品。药品就是这样的商品。对药品来说，存在着使它有效发挥疗效的最低数量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为边际效用递减会立即出现。如果药品在某种最小数量下有医疗价值，而小于该数量则没有医疗价值，那就有理由认为药品的边际效用在达到最小“目标”水平之前为零，超过该数量则为正值。而且，即使药品数量达到了目标水平，边际效用递减也不一定就会马上出现。药品可能存在某个高于最小的目标数量的最优疗效水平之后才会出现。现实生活中具有最低目标数量要求的商品不胜枚举，这种目标数量要求通常与生理上、心理上甚至政治上确实的消费标准有关。人们不但赋予商品数量以目标值，而且也赋予支出数量以目标值。如果为了满足某种根据营养学或社会地确定的要求而规定食物的支出标准，那么食物支出也就具有了某种目标值。传统消费理论认为，在商品性质给定的情况下，购买的任何商品数量都必须由家庭的偏好图和预算约束来决定。因此，对任何一种或一组商品的支出都取决于给定的数量——价格——收入参数。莱宾斯坦认为，消费者为了实现收入的“合理”配置而试图收集每个市场每种商品的全部信息以观察和确定自己对各种商品的主观感受是愚蠢和花费成本的。合理的行为程序应该是按某一事先确定的比例把个人收入在各种商品中间进行分配，并保证在这个界限内安排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人们可以事先作出按某种标准生活的承诺。只有当商品支出超过与某种标准有关的目标时，其边际效用才会出现递减的趋势。
目标商品或支出不同于普通商品或支出的地方在于，其效用函数包括边际效用上升的部分。莱宾斯坦把这种商品叫做IMU的商品或支出。 从前，当一个人把相继的追加单位配置到预算中去时，经济学家通常只是简单地问，当他多支出1美元时， 哪一种商品的哪一单位可以带来最大的效用。而一旦引入IMU商品，则再这样提出问题就不合适了。 当一个人相继地增加美元支出时，经济学家就不得不问是否存在这样的商品，其边际效用开始时比其他商品低，但花费X美元之后， 其边际效用却比其他商品高。而且在支出的每一阶段，都必须观察X的所有相继值， 例如X＝2美元，X＝3美元，等等。因此，一旦引入IMU商品或支出， 则效用支出曲线就不必一直是负倾的，而是一条驼峰状的曲线。
二、家庭内部冲突与X低效率
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配的收入采取什么形式，二是分配给每个家庭成员的份额如何确定。在第一个问题上，可供选择的方法包括商品、现金、短期协议和长期协议。莱宾斯坦把家庭成员划分为收入的提供者（父母）和接受者（子女）。不论接受者和提供者的偏好是否相同，接受者总是愿意选择现金而不是商品。因为预算给定的情况下，接受者的偏好和提供者的相同，则以现金的形式分配收入，接受者的境况不会变坏；而双方的偏好不同，则以现金的形式分配收入显然可使接受者的境况大为改善。另一方面，在短期协议和长期协议之间，接受者宁愿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对接受者来说，就分配给他的收入份额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既耗费时间又令人不快。而长期协议既可节省交易费用，又可降低风险程度。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最理想的是分配给他的金额能确保一个最低限，而重新谈判的结果又可使这一金额不断增加。尽管从需求方面看，接受者宁愿选择长期支出协议，而不愿选择其他的分配形式，但从供给方面看，提供者通常会选择其他的分配形式。因此，在收入分配的形式问题上，接受者和提供者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冲突。如果双方都坚持自己的选择，则潜在的矛盾冲突就会变成现实。如果双方都作出让步，则又会给双方带来一定程度的不愉快。
与家庭收入分配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分配给各家庭成员的收入份额。这个问题实质上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囚犯困境情形。家庭内部博弈可能产生合作解，也可能产生非合作解。如果每个成员都选择最大化自身收入的策略，则会产生对双方都极为不利的囚犯困境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家庭成员选择合作性策略，则会出现各种可能的收入分配。在最初的囚犯困境博弈中，囚犯不能相互商量，博弈是一次性的。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协商，博弈也可重复进行。行为科学家所作的实验表明，在25次或更少的重复博弈中，作为试验对象的夫妻中有一半以上找到了合作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某种程度的非最优合作解是相当稳定的。此时，如果任何一方试图移向合作解，则对方就会以非合作方式作出反应。
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中，与既定的家庭需求相适应的商品配置与经济体系的配置效率有关。但家庭可能没有充分利用其购买力。莱宾斯坦把购买力不增加的情况下产生可以改善的购买力利用的家庭内部决策称为X 低效率的消费。他认为，一个人获得的效用可分为自己消费的效用、同情效用、非功能效用和懊丧效用。自己消费的效用是指从花费在自己身上的预算部分中获得的效用。同情效用是指从花费在他人身上的收入转移中得到的满足。非功能效用包括竞相购买的消费者之间相互依赖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增加对某种商品的购买，是因为其他消费者购买了更多的该种商品。懊丧效用是指消费者由于未能购买IMU商品而产生的负的边际效用。前两类效用通常取正值， 后两类效用则可能取负值。如果在B 分配下可把收入转移到能使一些家庭成员的境况变好而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境况变坏的A分配， 如果放弃收入的人的同情效用大于收入用于其他用途的效用损失，而获得转移收入的人自己消费的效用又大于同情效用，则上述情况就会出现。此外，还可设想与非功能效用和懊丧效用有关的收入再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得到改进的家庭收入分配就是帕累托最优分配。在囚犯困境博弈中，如果具有稳定均衡性质的非最优合作分配方案被采用，那么非帕累托最优的X 低效率消费安排就可能作为家庭内部冲突和妥协过程的结果而出现。
三、索取与支出承诺的收入弹性
当收入增加时对支出的要求将会发生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收入增长前解决冲突的性质、相同社会群体中其他家庭收入增长的程度和对公平分配的诉求。
莱宾斯坦从净收入者的角度考察索取的压力，并把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视为索取者。假设最初的情况已使索取者感到极不满足，不受欢迎的协议已被实施，因为所有的家庭成员最终都得服从收入的约束，就象奉献者（净收入者）修筑了一道“堤坝”以阻挡索取的“洪水”。但是，一旦索取者意识到收入的增加，原来的堤坝就会被淹没。他们会立即要求重新谈判，以达成对其有利的新协议，而奉献者则很难应付这种要求的压力。耗尽增加的收入以改变从前令人不满意的状况的压力的存在，使奉献者很难维持他们自己以前的支出水平。如果把总的索取弹性定义为索取增加与收入增加之比，那么索取弹性就极有可能大于1。
奉献者服从支出承诺的程度决定支出承诺弹性的大小。如果支出承诺弹性大于1，则奉献者的收入份额可能更大，也可能不是更大。 支出承诺弹性还取决于家庭成员同他们与之相互影响的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假设经济中存在家庭所属的社会经济实力群体。这样，就会存在许多这样的群体，它们构成社会的收入的等级结构。但是，一个家庭只能属于一个这样的群体。在群体中所有家庭的收入都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希望以类似于群体中其它家庭的方式生活，那么自由选择的余地就会变得非常狭小。因为以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方式生活，意味着必须给具有相同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的家庭成员配备类似的物质产品。如果净索取者同净奉献者在家庭收入分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那么由社会经济实力群体中其他家庭的成员所确立的标准就会被索取者当作其公平分配要求的依据。如果群体内的家庭成员中存在一个样板津贴和样板支出，那么对某个特定的家庭来说，每个成员都至少会赞同所观察到的样板津贴和支出。不接受这种津贴和支出的父母就会被怀疑不愿按其所属的社会经济实力群体的标准来生活。群体内各家庭之间以及人口统计上类似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竞争，给安排家庭收入使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不低于类似家庭成员的人带来了相当的压力。因此，家庭收入配置的群体标准在家庭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类似于劳动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但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索取结构不可能是爆发性的。假设一些家庭成员以相对少的数量相继地提高其索取的数额，此时，如果某些索取要求得到了满足，而津贴的平均数又被视为索取的依据，那么平均津贴水平将逐渐上升，而这又会成为提出更高索取要求的理由。可见，索取者对津贴的要求具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这一趋势并不是永无止境的，它有一个严格的上限。如果许多家庭成员提出这种要求，那么竞争的要求很快就会耗尽全部家庭收入。结果，并非所有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当足够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其他的要求就会显得过分，比较呼吁的论据就不再起作用。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一个稳定的均衡。
索取要求上升趋势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实力群体中都可能发生。和索取的需求相对应的是支出承诺的供给。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由前述囚犯困境型博弈过程来决定。收入增加后收入低于代表性家庭的家庭将比收入高于代表性家庭的家庭面临更大的压力。设社会经济实力群体中每个家庭的收入同时增加，并使每个家庭保持和以前相同的相对地位，索取和支出承诺的边际收入弹性均大于1。但是，家庭收入越低， 收入的增加就越少，边际弹性也就越大。其结果，所有奉献者的收入份额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中奉献者收入的绝对额可能并不比家庭收入增加前更多。因此，在存在家庭内部压力的情况下，家庭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来自索取者的压力的明显下降。
总之，收入增加对整个家庭的全部影响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第一，家庭内部的索取要求及其解决的性质改变同情效用的程度；第二，所购买的商品的竞争性与非功能性的程度；第三，支出承诺增加时净索取者获得效用的程度；第四，当家庭收入增加时懊丧负效用随决策的改变而改变的程度。
四、需求曲线的性质与形状
个人是莱宾斯坦消费理论的出发点。而个人通常具有两重个性：一方面，个人具有坚持和确立标准，注意细节和进行计算的倾向；另一方面，个人又具有不关心约束和标准，完全按本能和愿望行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相互冲突和妥协，决定了个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无理性的，而是具有有选择的理性。有选择理性概念表明，个人在作出购买决策时，并不总是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个人行为还具有惯性特征。换句话说，个人并不总是对环境因素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环境因素变化的一定范围内，个人行为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消费领域中，这意味着在价格变化的一定幅度内，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家庭的许多购买都是由代理人进行的。个人购买商品部分甚至全部是为了满足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在购买是由代理人而不是委托人进行的情况下，在代理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程度上，选择理性和惯性行为的概念有助于说明在价格变化的一定范围内无差异的购买行为的存在。与目标数量有关的正式和非正式协议可能存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说明无差异的购买行为。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对价格变化的非反应性行为的存在，说明家庭的需求曲线并不象新古典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条细线，而是一条宽带。
五、简要评议
莱宾斯坦以个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原子消费理论与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分子消费理论相比，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传统消费理论把家庭作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在考察家庭怎样在一定的收入和价格约束下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消费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非现实的假定前提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前提主要是：个人是完全理性的；家庭和构成家庭的个人一样行为；家庭内不同成员的个人编好完全相同；家庭成员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冲突。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新古典消费理论不可能分析和考察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原子消费理论则从构成家庭的基本单位——个人出发，考察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冲突的关系及其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大大丰富了西方经济学对消费行为的研究。
其次，传统新古典消费理论认为，商品的边际效用随商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是一条不可移易的规律。原子消费理论则在全面考察个人消费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商品和目标支出的概念，指出对于目标商品和支出来说，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不总是成立的，这一突破性观点不仅对于消费理论，而且对于福利经济学和赋税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传统消费理论把家庭视为效用最大化者，从而排除了在家庭内部出现低效率现象的可能性。原子消费理论则认为，由于家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不尽相同，他们在收入分配的形式和份额的确定上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家庭内部低效率消费行为的根源。原子消费理论不仅肯定了低效率消费行为的存在，而且提出了通过改变家庭收入分配的形式和份额来提高家庭消费效率的可能性。因此，与传统消费理论相比，原子消费理论不仅更为现实，而且对家庭消费行为更具指导意义。
最后，传统消费理论中，消费者的家庭是完全理性的，它会对价格每一变化作出充分的反应。因此，需求曲线是一条细线。原子消费理论则认为，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家庭通常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在价格变化的一定范围内，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非反应性的。因此，需求曲线不是一条细线，而是一条宽带。宽带状的需求曲线不仅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性，而且也有助于说明企业内部的低效率现象以及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这也是传统消费理论所不能相比的。
原子消费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分析生产关系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家庭消费行为显然要受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制约。这种对抗性分配关系，会使社会大多数家庭的消费缩减到一个只能在比较狭隘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莱宾斯坦在分析家庭消费行为时，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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