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文学革新与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作批评论
1994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一年，也是文化市场作用进一步扩大和初步占据优势的一年。由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悠久传统及其强盛的生命力，也由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支持，健康的、严肃的文学仍在顽强发展，并力图在发展文学事业和顺应市场规律之间找到恰当的契合点。目前人们称这一阶段为“文学转型期”。转型期的文学如同经济上的“调整”一样，侧重于理顺艺术生产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市场和消费进行各种革新，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先锋派试验告一段落，现实主义的、写实的风格再度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学上的“退够”与经济上的“退够”也有相似之处，是为着适应“初级阶段”的文化土壤。有人将这一阶段文学运动的特色冠之以“后现代主义”，其实两者的存在根据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也无可否认，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逆时空地影响了中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文学思潮上带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印记也是可以理解的。
短篇小说方面，由于受到行销方式、资金和稿酬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注定难以产生大量高质量的作品和产生大量一流的短篇小说家。不仅如此，中篇小说也有滑坡的趋势。1994年里短篇和中篇小说都不如长篇小说令人瞩目，原因之一是它们发表在各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刊物里，使读者难于选择；而后者则有条件直接以自身质量参与市场竞争。这一年里短篇小说也不及短篇散文红火，短篇散文可以发表在销售量大得多的报纸及其周末版上，高稿酬刺激了它的数量和质量。尽管如此，短篇小说仍存在极大的潜力，实际上它比中长篇小说更容易楔入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从美国风行的《读者文摘》的选目中即可略见一斑。现在短篇小说更缺乏的是一种直接进入读者视线的经营策略。
就目前的短篇创作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正成为转型期各种文学革新的窗口；其二，它也是最迅速地反映现实、反映人们的现实心理的文体。
文学革新的“新举措”
目前全国各家纯文学期刊大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体制的产物，至今仍在一定比例上依靠财政拨款维持。今后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采取官方资助方式鼓励文学创作还是个未知数，有一条却是清楚的，即一般刊物必须更主动地面对文化市场，在优胜劣汰中提高质量和取得生存权利。因此，1994年最醒目的变化就是许多刊物都力图以新的姿态、新的格局和新的面貌更新读者的印象。有些刊物以改版、改变封面设计、题式、目录、题介、插图甚至字体来引发读者兴趣，更多的刊物则不约而同地推出涉及创作题材、体裁、风格，以至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新举措”，力求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以崭新的意境赢得读者。短篇小说自然成为这些新举措的实验基地。
（一）“新举措”包括题材方面的。如《当代小说》推出的“新都市小说联展”。都市小说是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的一个新品类，重点在于营造一种都市气氛。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在城市的高度集中，现代化都市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向往的区域，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亦在诞生。这种都市文化的核心是现代生活方式，因而具有较强的感召力。以反映都市文化为特征的都市小说迎合了人们的都市情绪，有着广阔的前途。过去的纯文学小说多以反映农村题材、农业文化的作品为重镇，新的都市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带来一股清新的现代风，开阔了读者的眼界。许辉的《走》、梁晴的《草酸》、王金年的《百万明星》、于艾青的《爱情是一场疾病》、李心田的《银后》等作品质量高低不一，但都是可贵的尝试。《当代小说》的编者在导语中说：他们“意在倡导一种具有现代感的新都市小说，要求作家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深层结构上去把握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的悖论与选择，状写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展示都市人的心路历程，体验生命本体，寻找精神家园”，这可视为“新都市小说”的要义。
《上海文学》所推出的“文化关怀小说”具有更深一层的涵义。所谓“文化关怀”是指关怀社会的精神环境、人的灵魂、人们价值追求。其前提是：在一个重经济的时代，文学应该为这个时代拾遗补缺，关怀一些经济来不及顾及，或者不可能顾及，然而又是人的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上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文化关怀”就是90年代的“人间关怀”精神。《上海文学》1994年第1、2期连续发表青年作者刘继明的短篇小说《前往黄村》和《海底村庄》，算作“文化关怀小说”的标本，肇始了对这一类小说的倡导。
《前往黄村》中，主人公黄毛是一个普通人羡慕的成功的经营者，林珈对他的向往体现出社会观念的倾向，而这个故事里黄毛神秘地失踪了，从而生发出意义层次上的人生迷失。主人公既希望回归又终于埋葬自我的矛盾，是一种失落文化关怀后的内心痛苦。他在遗言中表示：“我在你们灵魂抵达不到的地方”，透露出自己灵魂的孤独。作者不时出面说道：“作为故事的讲述人我无意中充当了自己故事的意义的颠覆者，而在这个过程中，黄毛显然是谋杀这个故事的凶手”，又在有意打断读者的思路而把他们引向非常规的方向，迫使他们作出另一种思索。《海底村庄》则表现出一种近乎痴迷的人文精神，一种不怕被狂潮吞没，决心让历史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学术气概。刘继明的作品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融合在一起，创造出调侃中见悲凉、见悲壮的艺术风格。尽管“文化关怀”小说还更多地作为一个口号而不是一种流派存在，但它的确抓住了现代人追求物质满足过程中精神方面的匮缺与需求，在此基础上建立小说的价值，正可以视为文学与新的时代相结合的一种努力。
（二）“新举措”也包括体裁方面的。例如《春风》小说半月刊所推出的“新闻小说”。这种体裁意欲把纪实的新闻与虚构的小说结合为一体，同时满足读者的两种兴趣。当今，读者处在信息时代，生活的选择愈来愈依赖于信息的获取，新闻价值开始高于艺术价值。将新闻因素注入小说，可能使读者增加对小说的真实性的信任，也可能使读者在小说中获得更大的不同质的信息量。这种“新闻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它更注意艺术的完整性，充分发挥创作的想象力和作品的审美效果，有真正的故事、人物和人物心理活动，因此阅读效果上更趋于完美。《春风》1994年第9期发表的《中国无商人》的作者毕四海是位作家兼商人，在作品中将商界的见闻与文人的构思结合起来，采取第一人称，作者兼叙述人和目击者，道真名实姓，使小说内容真切可感。其中几个商人形象各具特色，但都不是合格的商人，或者依仗权势做买卖，或者把美色看得较利润为重，或者赚够了钱就去享乐，由此揭示出一种在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中产生的畸形现象，即“失败者固然因为不会做一个商人而失败，而成功者的成功也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1994年第10期发表的述平的《最后的浪漫》，故事性更强一些。主人公刘某侵吞了一笔巨款，面临入狱的前途。他到一个城市去挥霍，与一个女人共同享受“最后的浪漫”，他起初想报复这个女人，后来发现她给他留下的情感将有助于帮他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活。作品描写了男女之间既非情又非欲的“第三种关系”，男女主角实际上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临时建立起来的不温不火的关系透示出某种现代人精神上的尴尬处境。小说的纪实价值也许只在于情节，而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主题的阐发则来自小说的魅力。
《小说林》推出该刊首创的“TV小说”。倡导者们认为，现代广告业和电视制作的迅猛发展宣布了一个由音像所创造的“视幻文化”时代的来临。由文字的神圣性垒就的文学圣殿已摇摇欲坠，这是当代小说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而当代艺术形态显示出种类融合的趋势，小说与TV作跨门类的结合也就可能是写作酝酿艺术新变的有效手段之一。所谓TV小说就是小说与电视剧的二合一，力图使两者兼蓄，双优共存，带来对小说艺术本性的相关思考和对小说文体的调整。作为实践，《小说林》1994年第5期集中刊登了十二位作者的TV小说。评论者认为，这些作品在表现对象的选择、表现形式的采用等方面，都贯注了程度不同、理解各异的“TV意识”，如适于镜头表现的题材与表意上的轻松、明晰，表现形式上的场面的切换、情节的连贯、结构的完整等。其中鲍十的《归客杨涛》、李蔚的《无人甲板》、巴威的《梦寻江畔》等作为“TV小说”形式感较鲜明，而这种文体的首创者阿成的《继续打捞》，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者过去意致绵密的“阿成式”叙式语言，也改变了他的叙事体式，对音响和色彩的调度、叙事片断的形式分割、画面的反复闪回和切换等，都有一定说服力地确立了这种小说的存在样式。不论这种尝试成功与否，它都强烈地表明了小说家在形势逼迫下求新图变的努力。
（三）“新举措”还包括作家群方面的。如《青年文学》推出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天津文学》推出的各地作家作品联展等。这些刊物自然看到，将现有的作家群划分开来，择其一端，充分显示某方面的优长，可能有助于抓住读者的某种阅读心理，引出新的共鸣。
将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从庞大的作家队伍中突出出来，展示他们的特色，是《青年文学》编者别出心裁的一招。这些作者是当前文坛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批作家，他们有新的文学观念，对改革后的现实保持着生动的敏感，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青年文学》也由于联系了这批作者而显示出实力。苏童的《桥边茶馆》仍沿袭新历史主义的路数，写腊梅花与张兰生一段相知相亲、悲欢离别的故事，其中腊梅花的敢作敢为，年盛卿的隐忍复杂都刻画得入木三分。余华的《在桥上》速写现实生活一角，在桥上，“他”关心的是：“她”是否怀孕，得到确认后，两人解除婚姻关系。小说态度平淡，于平淡中见出生活的残酷。石钟山的《有个女孩叫朱美》气氛扑朔迷离，朱美是“我”所不认识的一个女孩，但朱美认为“我”是她十分熟悉的朋友。“我”懵懵懂懂地与她交往，陷入情网，再去寻找她时她却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似真似幻、亦实亦虚的情境模拟了某种心理的真实。其它如刁斗的《组合方式》、韩东的《烟火》、康洪伟的《深沉》等也都从构思到格调体现了这一代作者的风格。
《天津文学》一年里分别刊载了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天津、河北、黑龙江作家的“新作撷英”，工程浩大，意在展现刊物的实力。河北何申的《楼上》、山东尤凤伟的《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等为短篇佳作。河北新作家何申近四十岁才发表作品，却是厚积薄发，他在承德县文化局任职期间常随工作组下乡，接触了大量农村事物，从事创作后小说里人物形象、人物语言等极富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楼上》的背景为城镇，但也写得趣味横生。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山东作家群在改革中始终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重视道德文章，不为世俗观念所动，表现出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尤凤伟创作后劲较足，近年来创作甚丰，也代表了这个作家群锲而不舍的敬业态度。《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亦庄亦谐，通过人与猪的对话为某一现实场景添加了新的注脚，想象奇特。
最后，“新举措”也包括创作方法方面的，典型的实例如《北京文学》推出的“新体验”小说。
“新体验”的口号于该刊1994年1月号正式提出，同期登载陈建功的《半日跟踪》作为开山之作，以后陆续发表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走过来》、刘庆邦的《灵光》、许谋清的《丑女人和狗》、陈建功的《天道》、母国政的《鞋匠》、赵大年的《夜泊鬼城》、徐小斌的《海边的女孩》、王梓夫的《人情》、晓白的《意外的收获》、袁一强的《股民》等。由于集中了一批作家，也由于舆论方面的工作，“新体验”成为当前最响亮的新流派。
“新体验”强调“亲历性”、“作家的主观体验”，要求有纪实的真实性，又要有散文的体验与情绪化，同时必须符合小说的创作模式，有人物有情节，有语言的感染力。其根据在于：生活里本身就有戏剧、有小说，作者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够在保持纪实性的前提下展现小说的结构。而这种深入生活又必须是亲验的，实际地作为生活中和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去体验，把自己写进小说。这样，就打通了现实与艺术的界限，保证读者在彻底打消不信任感的状态下积极解读作品。显然，这种创作方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有许多不同，理论上能够自成一派，因而受到较广泛的重视。
毕淑敏为写作《预约死亡》，到医院跑了许多次，做了大量笔记、录音，查阅了不少资料，甚至多次躺在死过无数人的病床上体验病人的感觉，被称为“身上一定沾了死人的碎屑”。“新体验”式的创作是对前一段“文学要走向内心世界”的流向的反拨，是对写实主义的回归，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自然主义的苛求，同时又吸取了前一阶段新潮文学的优点，强调主观和内省的价值。不论其实绩如何，这种大胆的开拓打破了文坛一时的沉寂，增加了新鲜话题，终归是令人欣慰的。
以往的文学革新主要是由作家的创作自发推动的，1994年的文学革新首先是由刊物和编辑自觉推出的，因此，这些革新和新举措首先着眼于迎接市场的挑战。
文学上的“退够”
1994年的文学革新与1985年以后的文学新潮很不相同，后者是勇往直前、孤军深入；前者却首先是“退够”，然后才是寻找新的突破口。
新潮文学功不可没，但它力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重现西方文学几十年、上百年出现的各种流派，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能不带有一定的超时空的痕迹，因而在80年代末暂告一个段落。
大规模的退却主要是退回到时代和现实的基础上。关键在于：不是像新潮文学那样有意蒸发现实，只提取高度抽象的哲学的、文化的、种族的、人性的、心理的种种因素，而是重新重视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道德的，乃至日常生活的种种因素，同样把它们视为人的生命过程和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同时视为哲学的、文化的、种族的、人性的、心理的种种因素的生动具体的、不断发展的体现。这其中已包括对新时期各阶段文学成果的反省与综合。
一年里仍有部分作品保持高远的境界，即使描写现实场景，用意也远不在此。如刘庆邦的《走进琥珀》（《作家》1994年第1期），继续以矿工生活为背景，通过一个采煤工人井下的遭遇以及危难和临终之际的内心活动，高扬了人的生命意识。这是一篇佳作，但作者已写过不少类似的作品，一再读来总有些重复之感。原因之一在于主题过于孤立深入，反而受到限制。陈然的《死人》（《北方文学》1994年第7期）也是一篇较好作品，通过农村一起死亡事件，死者亲属与当事人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了落后的封建文化在农村的因袭。但这类“寻根”之作也由于相互过于近似而显得缺乏变化。
成了大名的作家写短篇小说往往比较随意，不计较题材轻重，随手拈来，意在发散某些灵活的、不无深意的思绪，体现某种新的创作主张。如方方的《凶案》（《长江文艺》1994年第4期），写一孤独的年轻人如何发现生身父亲的罪恶，历尽曲折去除掉他，造成错杀。这种题材一般地写易落俗套，但作者依靠其独特的眼光借此反映出人性的、文化的主旨，耐人咀嚼思索。苏童的《什么是爱情》（《江南》1994年第5期）描写三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经历，看似情绪轻飘，却寄托了某种人生的沉甸甸的哲理。这类由名作家写就的短篇多少带点“后现代”的意味，故意采纳俗而又俗的题材，搞出点玄而又玄的味道，也成为创新的一种途径。
真正沿着新潮文学方向继续探索的作品不多，也还是有，东西的《商品》（《作家》1994年第5期）即为一例。这个短篇令人耳目一新，后现代主义色彩浓厚。它将大量不同流派的文学成分融为一体，从中可见到艺术的商品化、印象代替故事、荒诞的情节、民间的笑话等等。作者直言不讳地说道：“整个作品犹如拼盘杂烩，这些都具备后现代小说的特点。”作品写一个叫作二郎的人从桂西北奔赴湘西麻阳，原来是带着母亲的嘱托找父亲，但在旅途中迷失了目的。由于二郎父亲的缺位，他寻找父亲显得特别神圣。当二郎自己成为父亲后，寻找便显得没有必要。作者认为这种寻找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人类在寻找过程中常会被另外的事情所干扰，以至忘记目的。“人生仿如搭乘一辆长途客车，清醒的迷失了，茫然的却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种人生的幽默”。可以说作者创作上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
作者认为，“任何一种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探索新形式和新语言的历史”，从这一标准看，《商品》等作品是有地位的，但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写什么”和“怎样写”，更重要的是“写得怎么样”。
相对而言，一年里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并非属于新潮派，而属于写实派。尽管后者未必在形式和语言上有多少创新，但它在艺术的质量上明显优于前者。这里指的包括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延河》1994年第8期）和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萌芽》1994年第6期）等。
《本是同根生》写满清一个显贵家族的后代故事。这家族传到舜铨时彻底破落，舜铨与一户俗不可耐的市民家庭结姻，忍受着市俗的揶揄，但仍保持着士大夫式的清高和对过去恋人柳四咪的怀念。当年他作官的大哥舜铻占有了柳四咪，带她去了台湾。舜铨重视血脉亲情，几十年后当舜铻回大陆观光时他仍去探望，而当舜铻拿出两万美元对他受牵连表示安慰时，他愤而掷之于地，表现出真正的“世家”气质。作者笔力极为老到，无论对满清大家族还是对北京小市民家族的描写都十分精采，特别是语言的驾驭上非一般仅有才气和想象力的作家能够比拟，显示出文化修养的深湛和知识的广博。作者在小说里并未对台湾归来的要人表现出丝毫媚态，也未对前清遗少的清高作丝毫的嘲弄，而是由衷赞扬了主人公虽潦倒却知礼义、重亲情的品格，称之为彻底的“大儒”风范，并使之与社会盛行的恶俗风气加以对照，道出了中国文化里屡遭攻击却并未有几人真正继承下来的精华部分，或许这篇小说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回声。
《耙耧山脉》为一组互相关联的巧妙的短篇系列，写一个村长的死在村里引起的反响。这村长生前为地方一霸，死前吩咐将心爱之物，包括大队党支部公章陪葬，且算定会有人来掘墓，要老婆在别人掘墓后再将金条等物送进棺木再葬。他的墓很快被掘，向他尸体报复的有他生前玩弄过的女人，同谋则有他的老婆。当公安局来调查村长死因时，被他迫害过的人们中有好几个站出来承担罪名，受到全村人的尊敬。而村长生前最大的遗愿也终于实现，他的亲家乡长施巧计使村民们选了他的大儿子做了新的村长。小说一环套一环，情节上跌宕起伏，可读性强。村长这类恶霸式的人物在农村并不少见，乃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表，由于作者扎根于生活，素材丰富，将一系列现实场景描绘得活灵活现，令人叹服。同时也提醒人们，要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防止“村长”一类人欺压一方，激化农村矛盾，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两篇作品都是以扎实的生活积累、扎实的功力和扎实的写作态度取胜。
基于新的写实精神，大量作品开始展示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新的人物关系和新的人物心理。
富人的形象得到认真的刻画。这类人物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人。他们进入纯文学视角，也标志着纯文学重食人间烟火。萧平的《翡翠鹦鹉》（《人民文学》1994年第6期）中，黄总经理挥金如土，请杨小姐吃饭必须要“五发”标准，饭店无奈，现宰了一只价值十万元的聪明鹦鹉做菜，使酷爱这只鸟的杨小姐难以下咽，中途退席。邹静之的《链条》（《人民文学》1994年第7期）中，五聪答应给青子八万块钱，请他代自己坐牢，青子承诺后五聪占了青子的老婆。青子出狱后，五聪赖帐，青子要砍他一根手指却不敢下手，五聪则自己砍断手指，羞辱了对手。黄总经理和五聪的形象不代表全部有钱人，但有一定的典型性。五聪属于那种心黑手狠脸厚的人，比较容易发财，正如青子总结的：五聪不同于自己之处是敢于骗人挣钱，而自己想的是代人坐牢挣钱；五聪睡别人的女人理直气壮，自己丢了女人不声不响；五聪敢自己剁指头，而自己不忍剁别人的指头。这正是有钱人成为有钱的道理之一。这便接触到中国“厚黑”的文化特色，批判十分尖锐。黄总经理虽然发了财，但还不具备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所作所为充满了腐朽没落的封建气息，其劣根性也折射出封建文化的长期影响。这类小说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更深层的内涵。
经济上的变革正悄悄引发政治上的变动，一些作品敏锐地切入这一场景，剖析了继续在“官场”上钻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王正昌的《初雪》（《当代》1994年第4期）里，苏局长是一位有奉献精神、忠于职责、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他的副手方子玉为争夺正职一直给他拉倒车、使反劲，想把他挤走。苏局长重病后决定退职，方子玉“良心”发现，亲自写文章为他歌功颂德，造成方局长重新主持工作，又因工作过于劳累殉职。方子玉的形象较之以前的同类形象更为丰满，他既迷恋于权位，又有人性、有感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他的理解。邹月照的《捉奸》（《作品》1994年第8期）里，国有企业公司副老总赵宝权借女人的事情搞臭老总潘奇，于是不动声色地组织了一场捉奸，将潘奇和女秘书堵在饭店房间里，迫使潘奇主动辞职，自己坐上了老总宝座。但这个公司离开了潘奇一筹莫展，直至面临倒闭。这里权力之争已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多少体现出历史的发展。由于改革的深入，专门经营权力而缺乏真实才干的人们日益吃不开了，“官本位”观念受到冲击，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和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1994年的小说对普通人的命运寄予了更大的关注。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关怀”：对强者，关怀他的灵魂；对弱者，则关怀他的生存。
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创造了高效率，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拉开了人们的差距，甚至需要牺牲某种意义的平等和道德作为代价。竞争和物质利益原则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刺激了物欲的发展。文学对于改革所能做到的贡献之一，就是从精神上对那些弱者和暂时处于底层的人们以安慰、理解和关怀，促进他们的新生。这一使命有时是其它方式难以替代的，亦可称为精神上的“扶贫”。
解良的《陈村之役》（《芒种》1994年第5期）里，四福是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村长，村里集资办窑厂的款项被人骗走，债台高筑，乡里下死命令要把小学校的围墙砌起。他被迫铤而走险，违法砍伐了林子卖钱挽回全村的活路，自己则去投案。这个人物既非罪人也非英雄，只是一个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喘不过气的小人物，无论当判何罪，其命运仍然值得同情。宫明亮的《六月的拒绝》（《山东文学》1994年第2期）中，一个渔民之子考上大学后，不理解校园里比比皆是的商业气息、利己行为、欺骗和诈取，愤而逃学回家。作品提出了应该为青年人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长环境的问题，作家张炜评论道：“我读了小说，的确认为我们走到了一个归属和鉴别的时代；这个时代，必须的回答正在发生，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声音。不回答是不可能的，人已经无法回避。”——许多作品正是企图回答那些没有人公开回答的问题。
生存的竞争中，一些弱者的人性和生活观念发生了扭曲，不少作者正关注着这一现实，并通过作品对他们的灵魂施加影响。星竹的《秀姑》（《大时代文学》1994年第6、7期合刊）里，寡妇秀姑独自无力承担繁重的农务，不得不同时与德旺、永泉、村长三人周旋，卖弄色情以换取男人的帮助。袁先行的《营救》（《长江文艺》1994年第5期）中，二丫的丈夫在外面发财找了新的女人，她最终接受了“大富人哪个不是几房女人”的道理，甘愿以大老婆的身份继续做他的头房。闫欣宁的《午夜谁叩门》（《福建文学》1994年第2期）中，南子凤被做生意的丈夫所冷淡，怀疑他有了情人，而自己受到“楼上的萍”的启发，动了既保持家庭，又暗中偷情的念头。这些人物都是弱者，都受到别人的伤害，但都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与之抗争，只有通过自戕和改变自己持守的宝贵的人生信念来顺应环境。更为可悲的是，当强者将自己的哲学强加于他们时，他们由于无力而缺乏自信，由缺乏自信而认可强者的哲学，使自身走向异化。这些作品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精神上的孱弱，在寄予同情的同时鞭策他们奋发和自强。
富与贫，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主题，短篇小说在表现这类主题方面的现实主义精神，表明小说正在迅速向普通人和读者靠近。
除上述提及的作品外，赵本夫的《空穴》（《金潮》1994年第2期）、王建中的《窑二嫂》（《草原》1994年第5期）、叶治安的《昔日同窗》、杨争光的《蓝鱼儿》（《延河》1994年第5期）、谢友鄞的《三省庄园》（《小说家》1994年第4期）等，也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1994年的短篇创作在广阔的领域里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生动联系，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的题材，并继承了近年来文学探索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开掘了主题的深度，其态势总体上是令人欣慰的。特别考虑到目前从事文学创作的艰辛，这种进展就显得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