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从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海外论文,关于深化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八十年代后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海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我们深化这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其失足之处也从反面给我们以启迪。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从方法论的视角，对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出一些看法。
一、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与部分和整体辩证统一的方法
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有没有一个本来如此的毛泽东思想？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只要深入下去，它们又变得复杂了。在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总是一个被肢解了的毛泽东思想。
1、“阴谋论”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学派，以美国学者魏特夫为代表，在1960年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享有盛名的刊物《中国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一文，对之作了最为集中的表达：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没有独创性，所谓“毛主义”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显而易见，这是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斗争下政治偏见的产物。
2、“异端论”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学派，以美国学者费正清、布兰特、施瓦茨、施拉姆为代表。施瓦茨在1960年《中国季刊》第二期上发表了《“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一文，针对魏特夫的观点，注重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侧重于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以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式上的差异性，进而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得出了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本身只是一种传说而不是事实的结论。看到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正确的，但把二者对立起来则同样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肢解。
3、“结合论”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学派以美国学者佩费、沃尔德、安多斯为代表，他们针对“异端论”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联系继承关系和过分强调毛泽东与马克思之间“断裂”的“不连续性”的观点，强调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万炮齐轰“异端论”，认为在理论和实践中理解毛泽东思想，应把它看作是从马克思、列宁的传统中发展而来和为达到中国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目标而产生的一种革命发展的策略。因此，首先应该理解马克思的方法论，然后再来研究毛泽东在中国的独特条件下是如何运用的。然而，西方学者的所谓“结合论”，比较重视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特征”。往往把它看作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的发展”。其“结合”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结合”有着根本区别。而这种非科学的“结合”必然导致对毛泽东思想的肢解。
4、“心理历史”分析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学派，以美国学者路西恩·派伊和理查德·利夫顿为代表。这种心理历史方法的失误在于，把毛泽东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存在中抽象出来，片面夸大毛泽东的非理性作用，认为毛泽东的内在心理结构定势，决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方式的思考和选择，把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归结为其非理性的“潜意识”，从中去寻求答案。例如，毛泽东所主张的“天下大乱”和“唯意志论”就是由其“革命不朽”和“存在不朽”潜意识所决定的，这显然是违背史实而不能立论的。
5、在毛泽东“农民乌托邦主义”与邓小平“实用主义”臆断对立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学派，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认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这样的看法必然把毛泽东和邓小平推向了对立的两极。然而，两极相通，其在理解前提上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这就是曲解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肢解为对立的背叛关系。对此，莫里斯·迈斯纳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作了充分的论述。
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肢解，远不止以上所举的五种，因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主要，略作论述。
应当肯定，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研究者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确实存在着多样性和歧义性，但不能由此夸大这种多样性和歧义性，把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推向彼岸世界。因为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的产物，它的内容取决于它的科学本性而不是读者对它的主观理解。
科学的认识是，应该把客观的毛泽东思想和读者心中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而不能偷换概念，用后者取代前者。
问题的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列宁曾对马克思主义下过一个内涵异常深刻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580页）推而广之，毛泽东思想只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贡献）。这个定义，对于我们今天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有二个极为重大的启迪：
第一、尽管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对毛泽东思想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把自己的理论、观点、理解附加在毛泽东思想上，形成形形色色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但这只能是被肢解的虚假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理论和观点的体系，而不是其全部著作的简单总和；毛泽东思想表现在他的著作中，但任何一本或几本著作以及任何一个时期的著作，都不能等同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的某一部分甚至某一著作，同毛泽东思想整体割裂开来，就必然肢解毛泽东思想。
由上可见，要完整、准确、系统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部分与整体辩证统一的原则。
部分和整体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这里所说的整体，第一，不是部分的集合体，因为集合体的部分之间，无论在功能上和存在上都是无关的（如一盒乒乓球），“整体等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第二，也不是机械整体，因为在机械整体中，部分之间虽然在功能上互相依赖，但在存在上彼此无关，如一只钟表或汽车，其零件可以更换，但其无论整体还是部分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因此，它是部分和整体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部分和整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就是必须坚持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辩证统一的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回答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科学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整体到部分
作为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的产物，是一个由各个方面、部分结合而成的具体的有机整体。因此，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就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然而，这时所获得的认识只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具体有机整体的“浑沌的表象”（马克思语），所达到的认识还是空洞的、肤浅的。为了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必须对这个“浑沌的表象”加以分析；或按时间顺序，把毛泽东思想划分为各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或按空间上的排列，把毛泽东思想划分为各个相应的组成部分；或按时间和空间的辩证统一，把毛泽东思想划分为几个子系统；单独地、逐一地进行考察。随着认识活动的深入，我们就会达到“越来越简单”和“越来越深入”（马克思语）的抽象的规定，从而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必须立足毛泽东思想整体，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中探求它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因为整体的质规定和制约着部分的质。
第二，从部分到整体
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些简单规定的机械相加，而是作为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而存在。为了能够把握住毛泽东思想的整体，在从整体到部分之后，认识的行程还要“倒过头来”，（马克思语）把关于毛泽东思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整体的再现，从而使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由“浑沌的表象”上升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唯有如此，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才能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愈来愈丰富和具体。
二、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理论和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
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肢解，虽然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但从总体上讲，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弱点，这就是他们都把毛泽东的某一观点、思想从其整体中孤立地抽取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研究现实的需要，把它放到毛泽东一生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与之相关的某一部分中，进行相应的分析和评价，因而对之作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毛泽东思想。很显然，这众多的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哈哈镜中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客观地反映毛泽东的真实思想。所以，要科学地回答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和揭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必须坚持历史、理论、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
（一）历史
这里的历史，有其特定的涵义：它不仅指充分地占有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而且指结合毛泽东思想概念、范畴、原理的起源与发展，来确定和阐述其理论内容。毛泽东思想史的理论资料不是被当作既定的、静止不变的概念、范畴、原理来加以诠释说明，而是被放到其得以产生发展的各种充分和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来加以研究。因为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而不是个人。因此，我们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理论资料时，除了研究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外，还必须研究其各个概念、范畴、原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联系线索，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把握住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而不致于主观臆断、断章取义地肢解毛泽东思想。
恩格斯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按照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运用唯物史观历史主义的原则研究毛泽东思想，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逻辑起点及其过程，应当同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概括，它们始终处于一个辩证的统一体中。
第二，毛泽东思想研究中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又是有差别的统一。因为在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包含无数的细节和偶然的因素。甚至是通过曲折迂回的道路来表现其内在规律性的。因此，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必须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撇开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细节，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第三，毛泽东思想研究中逻辑和历史辩证统一科学把握的关键，在于其概念、范畴体系内部的关系的科学把握，即简单概念、范畴与比较复杂的概念、范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占支配地位的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科学把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西方学者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违背唯物史观历史主义的原则，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逻辑，根据构造自己理论体系的需要，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随意地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及其相互关系，这不能不成为其肢解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理论
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必须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力求全面、准确、系统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第一，方法论和理论观点辩证统一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
综观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论战及其肢解，几乎所有毛泽东的重要理论著作都引起了剧烈的争论。争论的情况表明，论战的各方似乎都抓到了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而相互对立。从方法论上看，问题症结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争论双方仅仅停留在毛泽东思想的表层，没有从毛泽东进行理论研究时使用的方法论来考察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一般都具有非常完整的结构，其思想内容、理论观点和使用的方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只有从其论著的整体上，即从它所运用的方法论、理论观点以及思想内容的辩证统一上，来研究毛泽东思想，才能避免片面性，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第二，批判和创造辩证统一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
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品格“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列宁的这一论断，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也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
作为改变世界并使之革命化的毛泽东思想，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接从中国人民主体的形式，从能动的实践去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事物、现实和感性，确认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践的巨大重要作用，并由此出发去寻求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特点，决定了毛泽东思想具有强烈的理论批判精神。
1、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创造性质必然地、内在地包含着对传统的神圣的旧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旧秩序的叛逆。然而，简单地宣布某一旧事物的过时，并不能制服它，只有从它本来的意义上扬弃它，才能真正制服它。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在创立和发展自己思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旧中国现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以及与它联系着的现实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几乎每一篇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最抽象的哲学论著《矛盾论》和《实践论》，都充满了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的内容。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创立和发展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在对旧中国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与它联系着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的同时，不能不对与它联系着的社会现实的思想抽象（即旧的社会意识诸形态）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批判，作出自己应有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这种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不过是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固有的客观逻辑而展开的现实生活的矛盾性的科学体现，几乎每一篇毛泽东的著作，甚至是最现实的著作，都充满了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
3、“思想的闪电”必须“射入人民园地”（马克思语）。理论必须掌握群众，理论能够掌握群众，只要这种理论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科学地提出问题，为实践指出摆脱危机和困境的出路，把群众的日常经验意识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使理论成为群众手中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为此，必须从实践中占有大量材料，认真总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艰苦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几乎每一篇毛泽东著作，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切入，把群众的日常经验意识上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充满了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
由上可见，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真正革命性批判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工作，这种情况应验了马克思一句深刻的警句：“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第三，批判与继承辩证统一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身的矛盾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规定了毛泽东理论研究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延续是同种相生，理论的发展则可以通过人类已经创造的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扬弃，形成新的理论。它自身的一条重要的规律，是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来源，这体现了人类认识批判和继承的统一。然而，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研究，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而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
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列举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而在于毛泽东是如何批判吸收的。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前人和同时代人理论学说中被毛泽东批判地吸取并成为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那部分有价值的、合理的内容。正如大海中没有被捕捞起来的鱼虾不构成现实的财富一样，未被毛泽东研究并加以吸取的理论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
逆追法为我们克服这一困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去追溯思想史。如《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知和行的关系上溯中国思想史上的有关理论学说，指出其发端在哪里，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毛泽东又是如何批判继承的；进而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理论学说，指出其精神实质、核心，说明毛泽东是如何继承发展的；最后把二者辩证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是主线，中国思想史是副线，两者互相补充，形成一种有利于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合力”。关键是如何把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西方学者肢解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的学者仅仅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来考察研究毛泽东思想，有的学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仅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来考察研究毛泽东思想。其实，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语，因而其理论来源的主线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中国化是定语，因而中国思想史只能是副线；离开了主线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副线就谈不上中国化。
（三）现实
马克思生前十分强调立足现实，运用逆向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
第一，立足现实，倒溯历史，有助于开拓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既向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又使人们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的参照系由体现着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来确立，因为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的尺度和标准不是从头脑中，而是从实践中引伸出来的。
当人们运用这种新的眼光去研究已经创立的毛泽东思想，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时，就会从中看到新的内容和开拓新的领域，并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实践提出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在50年代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批判的有关论著，重读《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读毛泽东防腐倡廉的有关论著，感受一定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前。
第二，立足现实，倒溯历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
长期以来，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般都是按照时间的自然顺序，沿着毛泽东理论探索的足迹，去研究探索者的思想轨迹。这种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和可取的，但也有其局限性，这说是往往使人只看见毛泽东思想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性，看不见曲折性。然而，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和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曲折过程。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来就不囿于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把它作为永恒不变的图式投射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发展的一个片断中抽取出全面规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绝对论，而是力求科学地把握不断变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时地总结实践经验，在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长河中不断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因而其过程充满了自我批判的反思、扬弃和超越的曲折性，并在这一曲折性中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彻底的唯物辩证有机结合的革命精神。
笔者深信，根据历史、理论和现实辩证统一的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可以领悟到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正确地回答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扬弃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肢解，科学揭示毛泽东思想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深远意义。
三、被肢解的毛泽东思想与唯物辩证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思想史中广为运用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深化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极为有益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矛盾双方是对立面的辩证统一体。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的比较研究，反对肤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即曲解比较对象的本质，撇开比较对象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仅仅抓住某些表面的相似之点或相反之点，作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比较。西方学者人为地肢解毛泽东思想，错误地制造毛泽东“农民乌托邦主义”与邓小平“实用主义”臆断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方法论上看，就是作肤浅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
唯物辩证的比较研究方法及其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原则：比较对象本质的科学把握和比较对象的历史可比性。
第一，比较对象本质的科学把握。
这是比较的前提，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真正正确的比较。史实表明：
1、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农民乌托邦主义”者。
“农民乌托邦主义”是指“农民社会主义”。它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思潮，发源于十九世纪西欧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的俄国。毋庸讳言，如果仅从表象上看毛泽东思想在某些方面似乎与“农民乌托邦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高度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是，泡沫在表层，主流在深层：(1)毛泽东没有否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和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主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2)毛泽东没有空谈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本能，肯定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看到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3)毛泽东坚决反对英雄史观，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4)毛泽东自始至终把中国放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整体中加以考察，认为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使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多次提到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之所以没有成为现实，只不过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而已。
由上可见，毛泽东思想与“农民乌托邦主义”虽在现象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两种历史观所决定的两种思想理论的根本对立。
2、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实用主义”者。
所谓“实用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美国，二十世纪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的一种社会理论思潮，在其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及各个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观点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却是一致的，即它是一种反对理性，排斥科学认识和社会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有人抓住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中的某些现象，如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来大作文章。但这仅是假象。邓小平的思想方法与实用主义是根本对立的：(1)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自始至终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2)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自始至终坚持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他的“猫论”是建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础上的。(3)邓小平思想理论自始至终坚持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4)邓小平思想理论自始至终坚持唯物史观，反对抽象的人性决定社会，主张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
正因为如此，有的西方学者也看到了把邓小平视作实用主义者的理论错误。斯图尔特·施拉姆说：“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换言之，被他们冠以‘正确’毛泽东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毛泽东的思想》第24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比较对象的历史可比性。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历史人物必然是不同的。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是由自己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的，其产生是一种客观要求。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不以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人物的创造性和社会历史条件的统一性，只能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服从和遵循上。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二次。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是笑剧。因为这两次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就迥然不同。
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中，必须遵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原则，首先把他们放到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加以考察，然后才有可能作出科学的比较研究。现在有人常常从个人原因上发出这样的疑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搞社会主义对外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条件。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著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许多极为深刻的探索。
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前提，科学提出提问的前提，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辩证统一。
（二）彻底的辩证法的原则：“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辩证统一。
黑格尔在谈到如何对两事物作比较时，有过一段异常精彩的辩证法论述。他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者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小逻辑》，第253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异中之同”是：(1)思想理论思路的一致性，这就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把实事求是看作自己思想理论的根本点、出发点和精髓。(2)理论性格的一致性，这就是都突出强调不固守本本和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理论方法、内容的一致性，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内容上对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作多方面的探索。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这种“异中之同”是具体的同一性（有差别的辩证的同一性），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无差别的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是：(1)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要但还不够清晰或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清晰、完整、系统认识的重大发展。(3)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4)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扬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带有一定空想因素的观念，实现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然而，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重点论而不是均衡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异中之同”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不到这一点，夸大他们之间的“同中之异”，必然肢解毛泽东思想，人为地制造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对立。正如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这里，本质没有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但内容上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重大的，不是细微的量的增加，因而显示出理论发展上的阶段性。
时间的流逝、实践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无情地宣告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种种肢解的错误。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已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故笔者从方法论的视角，略陈己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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