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材料看汉代更赋的征收机构及其征收时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机构论文,时间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汉书》中有关更赋记载有多处，最引人注目的有两条：1.《汉书》卷七《昭帝纪》记载，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的诏书：“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第229页）2.《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王莽诏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第1143页）
这两处关于更赋征收的记载并不详细，因此，古今史家对此就各有不同的解释。最早对更赋作具体解说的是三国时的如淳。他对《汉书》作过详细的注释，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时，就大量引用了如淳注《汉书》的成果。在《汉书》卷七《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颜师古引如淳的注释说：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蹟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第230页）
这就是曹魏时如淳提出的“更有三品”之说，即“卒更”、“践更”和“过更”。按照他的解释，“卒更”是因为服役的“正卒”，“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意即其所以用“更”给徭役命名，是由于服役之卒经常更换。但是对某些具体问题，也还有交代不清楚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因而引起后人的非议和怀疑。钱剑夫先生认为，现在根据《史记》正文和各家的注释，完全可以断定，“践更”的“践”就是“践履”的“践”，意思是说实践了或服行了这个更卒徭役。钱文子《补汉兵志》虽然也是从如淳说，但其弟子陈元粹注则云：“案、更卒，非正卒也。人直一月，犹践履而去，故曰‘践更’，践更即更卒也。”说得既明白又正确。至于“过更”，就是说已经服过了更卒徭役；“践更数过”就是说应服的更卒徭役已经几次过去。总之，践更为正在服行更卒徭役，过更为已经服过更卒徭役（钱剑夫，1984）。如淳的注释，主要是就更赋而言，即讲的是税收问题，不是就汉代的力役问题作全面交代，因此，虽然引用了《汉书》卷二四《食货志》关于力役规定的那段话，其目的是为了要证明有一月役和一年役的规定而已。据他所知，当时一月一更的代役钱是二千，三日戍边的代役钱是三百，这两种代役钱，统称之为更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都是采用如淳说，认为更赋就是指那两种代役钱而言。范氏云：“更赋，每人轮流服兵役一月，要免役出钱二千。每人戍边三日，要免役出钱三百。”范、翦二书的基本观点是根据如淳的注释。由此可见，如淳对更赋的解释，在史学界还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但分歧仍然存在：（1）以劳斡、韩连琪和臧知非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更赋是“月为更卒”的代役钱（韩连琪，1956；臧知非，1987）；（2）高敏等学者却认为，更赋是“戍边三日”的代役钱（三百钱），“月为更卒”的代役钱是二千钱（高敏，1982；陈直，1958；胡大贵，1995；于琨奇，1999；田泽滨，1984；楠山修作，1976）。这些观点有个共同点，即都承认汉代有更赋征收之制度，这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笔者不拟对更赋概念的界定问题进行讨论，而旨在利用出土材料特别是新近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从另一个角度，即更赋的征收来研究汉代的更赋问题，并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修正。
二、更赋征收的机构
更赋是国家法定的赋税之一，人人必出，是缴纳给国家的一种税目（高敏，1982，第77页）。关于这个问题，我再举几个汉简材料予以佐证，如汉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移居延，如律令，敢言之。”（505.37A）又：“入元年五月六月逋更钱千二百，五凤三□。”（E.P.T56：98）再如：“出十一月更钱五百，甘露二。”（E.P.S4.T2：93）还有“更钱五千具从张田具”（135.36）的记载。那么更赋的具体征收机构是什么？具体征收过程如何？史料记载：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第742页）
《续汉书·百官志五》：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以上材料说明乡里是赋税征收的主要机构，傅举有先生对秦汉乡里亭进行了仔细研究，并指出，亭所管辖的地区和乡一样，是向国家缴纳租赋的（傅举有，1999）。陈直先生解释：“啬夫掌赋税，当为啬夫省文。除听讼掌赋税以外兼为吏民移请过所。”（陈直，1979）再如汉简：
秩护佐敢言之：况更赋给乡里。
212.55
正因为服役驻地支付更钱是常规，所以才有“况更赋给乡里”的特别记载，表明“况”的更钱是直接交给乡里的，问题是，县里所收之更赋钱，是直接运送至边，还是交郡以后集中由郡运边的呢？简云：“荧阳秋赋钱五千，东利里父老夏圣等教数，西乡守有秩志臣、佐顺临，□□亲具。”（45.1A）可以看出父老点清款项后由“西乡守有秩”志臣和佐顺临，将钱“□□亲具”，交给边郡司职人员。很清楚，钱是由乡里派人运送至边郡，这里虽讲的是“秋赋”由都内调拨，但由乡里送边是事实。由此可见，乡里在国家赋税收缴和转输方面负有重大责任。
但乡、里在赋税征收方面各自充当不同的作用，乡啬夫、乡佐负责税收管理工作，而里正负责具体征收的实际工作（朱德贵，2004）。这在出土材料中有反映，例如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载：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卅五钱三千九百廿正偃付西乡偃
佐缠吏奉卩受正□二百八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十钱千一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
口钱卩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算算八钱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乡偃佐
缠传送卩
市阳三月百九算算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算算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算算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算算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算算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以上为正面）
市阳四月百九算算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算算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四月五千六百六十八
市阳五月百九算算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佐彗
市阳五月百九算算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佐彗
市阳五月百九算算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佐五
月四千六百八十七
市阳六月百廿算算卅六钱四千三百廿付□得奴
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卅五钱二千五百廿正偃付西乡偃佐
缠吏奉卩
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八钱五百七十六正偃付西乡佐佐缠
传送卩
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十钱七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
（以上为背面）
散808
以上简文表明，西乡下辖市阳里与郑里。按照汉制，市阳里、郑里都设置里正一职。这里记载的与文献记载有所区别，如《续汉书·百官志五》：“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马新先生对赋税的具体征收情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乡啬夫、乡佐“自年初至年末，每月逐里征缴赋税”，“赋役的分派大权完全掌握在乡吏之手，里伍无权过问”（马新，1997）。这一观点确乎错误。其实，市阳里、郑里的里正都叫“偃”，其职责在于征收赋钱。然后向上司西乡的“乡佐”汇报并移交税款，而这些乡佐又是西乡的官吏名偃者的下属，是帮助偃主管征收赋税属吏，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偃相当于乡有秩或乡啬夫。汉初的赋钱征收，是以里为范围进行的，直接征收者为里正，啬夫并不直接征收赋税，而负责管理工作。
三、更役到更赋的演变
由实行更役到征收更赋，是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的。从现存的史书材料来看，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汉代实行的更役制度是继承秦制而来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伐秦，“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注曰：“不更，秦爵。”秦商鞅变法以后，行爵赏军功。《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载：
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皆秦制，以赏功劳。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第739-740页）
“更卒”所指为何？“更卒”是对服徭役之卒的称呼。关于“不更”，《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注引师古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第740页）则“不更”就是不服更卒徭役之意，也就是爵至第四级便不服徭役，所以叫“不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记载：
……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3页）
当时称徭役为“更”，“更卒”便是服徭役者。《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载：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第1137页）
正式出现了“更卒”的名称，而且每次服役的时间为一月。“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此处言：亲服每年一月之更役。“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即不服役者出每月二千代役钱。《汉书》所载秦制二十级爵，其第四级曰“不更”，颜师古注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第740页）由此可见，秦时已实行更役制度，是史有明文的。但是在秦代，是不是可以用钱代役，有没有更赋之名，由于尚未见诸文字记载，只有存疑。
关于以钱代役的更赋的征收，在西汉前期，也没有明确的记载。谢桂华先生对汉代的“取佣代戍”制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他认为，自西汉武帝，下至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全部居延和敦煌汉简表明，戍卒取佣自代还是存在的（谢桂华，1989）。前引《汉书》卷七《昭帝纪》云：“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1.更赋的征收并不是从这时开始，而是早已按年征收了。2.更赋已是作为一种正式税收项目，与口赋相提并论，而不是权宜之计或局部实行的项目了。从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在昭帝之前（武帝时期）就已经实行了更赋制度。而这种税收不是临时性的或局部的代役钱，而是作为全国的固定而经常性的收入了。其后更是常制，居延汉简505.37A是西汉哀帝“建平五年”时期的简，此即为明证。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搞改制时，认为秦汉时期所实行的土地赋税制度均不合理，需要改革。他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第4111页）王莽在这里讲到的更赋，从时间上看，大概以定为汉武帝时为适宜，因为从文义前后看，与史书所载汉武帝时的情况是一致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条史料。从征更赋的对象看，指出“罢癃”之人都不能免。什么人叫“罢癃”呢？《二年律令·户律》记载：
寡夫、寡妇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罢
（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毋异其子；今毋它子，欲令归户入养，许之。（《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9页）
关于《二年律令·户律》中的情况，王子今先生解释：这是“对于老者和残疾者免除或部分免除徭役的规定。这些有关社会福利的律令，反映了汉初法律对于社会福利制度之确立的肯定。”（王子今，2002）文献中记载“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这种人应该说是不够服兵役或徭役条件的。关于“傅”，《汉书》卷一《高帝纪》：“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同书注引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第37-38页）臧知非先生说，秦汉傅籍于每年八月进行，秦和汉初是十七岁始傅，景帝时改为二十岁，昭帝改为二十三岁；傅籍是成年的开始，同时标志着政治身份的改变，在承担服徭役的义务的同时，也开始享受与其身份相一致的利益，按等级获得爵位、田宅、实物以及减免刑罚的特权，是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动的制度因素之一（臧知非，2005）。那么《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的“罢癃咸出”又如何理解？
如果因为“罢癃”不合乎兵役的条件，才要出更赋钱，其他合格的人，反到可以不出。这样理解似乎不合原意。如果仅仅“罢癃”才要出更赋钱，那就用不着特别标出，与田租等相提并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罢癃”之人在社会上毕竟只是极少数，更赋如果只涉及极少数罢癃之人，那对整个平民来说，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对“罢癃”者服徭役有明文规定：
诸当行粟，独与若父母居老如睆老，若其父母罢（癃）者，皆勿行。金痍、有□病，皆以为罢（癃），可事如睆老。其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尉前。（《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88页）
如果因为战争而受伤或其他原因，可以“罢癃”待之，“事如睆老”，而“非从军战痍也，作县官四更”，就要服践更四次。这说明法律对不合条件的罢癃之人是有照顾的。张中秋也认为，汉人服役的年龄，依据古制，成年往往是服役的开始，成年的法定程序是“傅”，“傅”者成年登记也（张中秋，1994）。汉初承秦制，规定男子年二十三始傅，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为服役的年龄。景帝时傅的年龄从二十三降到二十，罢癃者也可免去服役。因此政府对“罢癃”者或免除更赋或部分征收之，这样理解更合乎历史事实。
更赋作为一种固定而经常的税收，大概始于汉武帝时期。除上述分析而外，《汉书》卷五八《卜式传》中有汉武帝“乃赐式外繇四百人”（第2625页）的记载，这也可以证明这一立论。同书注引苏林曰：“外繇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式岁得十二万钱也。一说，在繇役之外得复除四百人也。”（第2626页）根据苏林的注解，赐外四繇百人，就是赐给四百人的过更钱，每人三百，共十二万钱。我们认为苏林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此，它就充分说明在汉武帝时已普遍实行征收更赋了。由此可见，更赋由代役钱而成为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之一，当开始于汉武帝时期。而胡大贵认为：“更赋的征收可能是从文帝十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是义务戍边，一岁一更。”（胡大贵，1995）此观点恐误。《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第1905页）这里平贾就是说的代役钱，即由国王给服役者发的代役钱，而不是国家向农民征收代役之赋税。但是从这也可以说明用钱代役的方式，早已在社会上流行了。这种以钱代役的制度，对农民来说，当然要方便一些，它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
从汉武帝以后，终西汉之世，更赋是一直存在的。而东汉继承了西汉的这种方式，与田租、口赋等一样，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东汉史书中多次出现有关更赋的记载，如：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第178页）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槁二岁。（第190页）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第221页）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第269页）
其他各帝纪中，记载更赋的还多，不在此一一列举。由此可见，更赋在西汉初期是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到西汉中期，乃成定制，东汉乃继西汉之成法，所以屡见不鲜。
汉代赋税的征收办法，多承秦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在征收机构、征收权限上都有变通。汉代政府重视赋税征收管理工作，这样不但可以保证国家财源的稳定，而且为财政支出的顺利执行奠定了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