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演绎及区域差距
朱 鹏
(湖南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 以全国31省(市、区)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以及空间重心模等方法，研究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时空变化和区域差距，结果表明：①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占有绝对优势，西部地区在四大区域中处于末位；②农民生活质量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西南迁移，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东北地区与全国的差距有扩大趋势；③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随时间推移空间自相关性有增加的趋势。局部空间格局为高-高(H-H)、低-低(L-L)两种空间聚集类型。
关键词： 生活质量；时空演绎；区域差距；熵权法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到2017年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近十年来我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究竟如何，其变化呈现哪些特征和规律，不仅是一个工作梳理的重点，对当前扶贫攻坚也具有启示意义。
所谓生活质量是指生活的舒适性和便利性程度以及精神上获得的乐趣和享受。1971年，罗斯托对生活质量从物质生活的安逸、生活环境的和谐、精神的价值准则以及理想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界定[1]，并指出追求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穆利根等将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因素归结为收入、健康、公平程度、以及年龄等[2]。我国学者认为，生活质量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条件综合结果的反映[3]，其包含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消费、健康、教育、环境和城市化等内容[4]。在大力解决“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农民生活质量日益成为生活质量研究的重点，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生活质量现状、影响因素、总体评价及其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及区域对比等。揭新华等认为制约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条件不良、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以及消费观念滞后等[5]。叶闽慎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民的年龄对其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年龄对于农民主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杨金龙以山东省10个县的农民为调研对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研究指出，家庭经济收入对于农民生活质量影响的基础地位并未改变[7]。陈建宝从核心指标、外延指标和心理指标三个层面构建农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法测度全国31省(市、自治区)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分发现，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存在极大的不均衡性[8]。
就目前文献而言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研究对象的样本量少，多以某地区(省、县、村庄)为主，二是研究方法多以质性或数理统计为主，空间计量方法可视化的研究少，三是研究多为静态的截面数据，从跨期角度研究农民生活质量时空演变格局的不多，四是通过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农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使用权威性数据研究农民客观生活质量少。鉴于此，本文以全国31省(市、自治区)的农民为研究对象，使用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测度2006-2017年我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农民生活质量空间格局及重心的演变轨迹，运用GIS软件可视化取消农民税以来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区域差距的变化规律，以期为化解“三农”问题矛盾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设
(一)研究方法
1.运用熵权法对农民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熵权法是根据信息熵大小确定客观权重，信息熵越大，表明提供的信息越少，其权重越小；反之则相反。运用熵权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步骤如下：
首先，将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归一化,从而解决各项不同质指标值的同质化问题。假设有n 个评价对象(本文中n =31)，m 个评价指标(本文m =29)x 1，x 2…，x m ，其中……{x 1，x 2…，x n },假设对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值为y 1，y 2…，y m ，则有：
(1)
探索性空间数据法是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空间关联模式进行度量与检验[9]。本文通过估计全局Moran's I分析农民生活质量的整体空间关联及差异程度，通过局域空间自相关探测农民生活质量的局部空间关联模式。
(2)
其中，
年轻教师要因势利导引导每个队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明辨是非，坚持正义，传播正能量，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刻苦训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树立责任感。积极进取，通过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训练作风，不仅要在训练中取得优异成绩，也要在比赛中和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建树实力、形象、荣誉，更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珍惜自己的个人荣誉。
计算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重心的目的在于，能通过不同时序上经纬度值的变化轨迹展示出农民生活质量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计算公式为：
(3)
再次，确定各指标权重:
(4)
4.加强政策导向作用，从而实现绿色科技发展的内部平衡。首先，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在科技政策倾斜中，要适当偏向于绿色科技，采取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绿色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力推进绿色科技的发展。同时，在地域分配上要考虑地区间的平衡，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在政府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还要采取各种政策激励企业参与绿色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政府投资的主要重点应当是在基础性科学研究，从而使绿色科技开发的结构性更加合理公平。
(5)
2.运用空间重心模型计算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重心
经济犯罪案件现场勘查的目标是经济犯罪案件的现场重建。所谓的犯罪现场重建是指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中，依法运用各种科学手段、方法分析犯罪行为，在思维中、在实物模型中去构建或模拟一个犯罪现场，重新认识犯罪行为，得出新的侦查思路的侦查(或勘查)行为。［7］
德兴铜矿地处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境内，是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干矿山，是中国第一大露天铜矿，开采历史悠久，资源储备丰富，目前开采的有铜厂和富家坞两大矿体，为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规模最大、技术和装备水平最高的样板矿山。“矿山发展，决不透支未来”，德兴铜矿上下已形成高度共识。德兴铜矿积极实施科技兴矿战略，坚持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的德兴铜矿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山大学紧密合作，积极开展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国内率先取得了酸性重金属土壤上复绿的巨大成功。
(6)
(7)
根据公式(1)-(5)测算出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从全国层面看，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呈提高趋势，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由0.3587上升到0.4823，年均增幅2.5个百分点，年平均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为0.4286，除了上海(0.6009)、北京(0.5972)和浙江(0.5040)外，全国农民综合质量得分高出其他28省(市、自治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从省域层面看，农民生活质量平均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江西。排名后六位的为:贵州、甘肃、西藏、云南、新疆、青海。除了江西省，处于前10位的均属东部地区，处于后六位的均属于西部地区(见后表2)。
为进一步分析重心的移动路径，需要对于重心移动的距离加以确定。根据重心偏移公式，采用D 值确定计算区域重心空间区位移动的距离，公式如下：
维基百科显示，黄山市，旧称徽州，是安徽省下辖的地级市，得名于境内著名景点黄山，地处安徽省最南端，新安江上游，西南与江西省交界，东南与浙江省为邻，东北与宣城市接壤，西北与池州市毗邻，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已成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其实这并非我第一次来黄山出差，但在悠远徽韵和水墨砖瓦的映衬下，我在意的不只有沿途秀丽的风景名胜和古老村落，还有160多公里试驾路线中与法拉利的交流过程。
(8)
式中，D i-j 代表两个不同年份的重心空间区位移距离，i 、j 代表不同年份，(X i ,Y i )、(X j ，Y j )分别代表第i 年和第j 年区域重心的地理坐标，R 是常数，本文按1o=111.11km取值，表示地理坐标与平面投影坐标之间的转化率。
3.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法(ESDA)分析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空间分布
其次，求各指标的信息熵。根据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定义，一组数据的信息熵为：
第一，运用全局自相关分析判断农民生活质量整体上的空间模式
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与原则，以集聚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本文从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出发，借助于层次分析法从生产力、影响力和驱动力三个指标构建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然后细化各指标层的指标变量，得到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全局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具体地，-1<Moran's I <0，表示负相关，值越小，说明空间差异性越大；Moran's I=0，代表空间不相关，随机分布；0<Moran’s I <1，表示正相关，值越大说明空间相关性越明显。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数据包络分析作为一种“投入-产出”的非参数效率分析模型，不仅可以淡化既有存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也可通过有效整合模型来取代传统的单一评价模型，还具有相对的公平性。因此，将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医院经济运行分析实践，系统地描述样本医院在管理、服务模式、医疗资源利用及配置等方面的具体状况，不仅可以丰富现有医院评价体系，从“多维”的角度对其运行效率进行评价；而且作为一种评价与监督措施，还可帮助政府部门或医院管理者通过对同类医院的相互比较，找出差距，明确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在基坑土体回填过程中，由于土层已经受到扰动，虽然进行夯实但已经不能形成拱效应，回填部分土体将增加部分荷载作用在隧道结构上。对基坑回填过程进行模拟，每个荷载步回填1 m。对套拱结构应力及变形进行分析，并计算结构的安全系数。图9是基坑回填过程中套拱结构的应力图。
(9)
(10)
式中：n 为空间单位数，X i 代表空间单元i 的属性值，X j 代表空间单元j 的属性值，X 为各单位上的观察值，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不相邻为0，相邻为1)。为使结果有实际意义，通常用Z 值对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检验，Z 值大于1.96或Z 值小于-1.96(α =0.05)时，表示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Z 的计算公式为 ：
(11)
第二，运用局部自相关分析度量每个区域与周边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
最后，计算各样本的综合得分：
局部自相关分析包括Moran散点图、局部自相关指标(LISA)和G统计量三种方法，本文采用的是基于GeoDa软件提供的Moran散点图和LISA指标两种方法的结合。Moran散点图分为四个象限，分别识别某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关系。其中，第一象限(HH)表示高值区被其他高值区包围；第二象限(LH)表示低值区被高值区包围；第三象限(LL)表示低值区被其他低值区包围；第四象限(HL)表示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Local Moran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12)
1.重心运动轨迹分析
(二)农民生活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可持续性、综合性、客观性等原则，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代表性，从物质生活、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5个维度选取29个指标建立农民生活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农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取自2007-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有卫生厕所普及率、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供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每千农业人口水库数、广播节目综合农村人口覆盖率、电视节目综合农村人口覆盖率、艺术演出次数、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支出等。《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标准、每百户拥有计算机、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每百户家用汽车、每百农户照相机、每万人口农村乡镇文化站、每百户彩色电视机、人均农业产值、每千农业人口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中国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包括：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农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包括医疗保健人均支出、设置卫生室的村占总村数、每千农业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
将原账会计科目余额表中“财政补助结转”科目余额，加上各项结转转入的预算支出中已经计入预算支出尚未支付财政资金（如发生时列支的应付账款）的金额，减去已经支付财政资金尚未计入预算支出（如购入的存货、预付账款等）的金额之差，记入新账“财政拨款结转”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期初余额；将会计科目余额表中“财政补助结余”科目余额记入新账“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及其明细科目贷方期初余额。
三、结果分析
(一)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时序演绎特征
式中：n 为空间单元数，本文n 表示31省份数；X i 代表第i 个区域的经度值,Y i 代表第i 个区域纬度值。M i 代表i 区域的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M 代表第i 个区域的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总和。X 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经度值，Y 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纬度值。(X ,Y )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重心。
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年平均综合得分在东、中、西、东北4大区域上存在差异(见图1)。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海南、天津、江苏、福建、山东、河北等10省(市)；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广西、重庆、四川、内蒙古、云南、贵州、陕西、青海、宁夏、甘肃12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6省；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图 1 2006-2017年全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趋势
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最高，最低点出现在2008年，最高点出现在2014年。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处于四大板块末位，但2012年呈稳步上升趋势。中部地区的最低点出现在2008年，2012年呈波动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在大部分年限高于中部地区，始终高于西部地区，高点出现在2009年，在2015年之后处于中部地区下方，总体在波动中趋于下降。综上可以得出几点：一是中国农民生活质量总体在提高，中国政府对“三农”问题取得了突出成效。二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与全国及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平均综合得分有靠近趋势，表明受益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农民生活质量与全国及东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三是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同，东北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大部分年限好于中部地区，总体好于西部地区，这得益于东北地区土地广博肥沃，农业规模化生产能力强，粮食生产总量高。但东北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在2015年以后受到挑战。
表 2 2006-2017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
从反映农民生活质量的29个指标所占的权重来看，研究期内构成农民生活质量的29个要素的熵权值每年均有所差异，平均熵权值排在前八的为艺术演出次数、每百农户照相机、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城乡居民收入比、每千农业人口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燃气普及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图2)。可见，虽然收入是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因素[10]，但农民生活质量的高低是多因素的综合[11]。
图 2农民生活质量指标平均熵权值前十位情况
(二)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若I j 大于0，表示农民生活质量高值或低值的空间集聚；若I i 小于0，则表示农民生活质量高值被低值包围或是低值被高值区包围。
王老师：没错。我相信个别教师具备这种能力，也在真正的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我也很欣赏甚至崇拜这样的教师，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教师做出来的研究，是他们在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自觉自愿地进行的研究，而不是被职称压着、被指标逼着做出来的研究。像李吉林的情景教学实验、张熊飞的诱思探究教学，应该不是被“研究型教师”这一目标逼出来的吧？
表3和图3展示了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的格局演变，折射出中国政府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方面取得的成效。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在32.265°N-33.772°N，114.212°E-119.934°E之间变动。研究期内，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向东南偏移1次、东北方向偏移2次，向西南和西北方向各偏移4次，但重心在东西方向差异变化大于南北方向，从而导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总体上向西南偏移。相对于2006年，2016年重心向西南偏移约73.779千米。分阶段看，2006-2009年农民生活质量空间差异的变化连续性较差，出现向东南和西南迁移又向东北折回的特征；2009-2016年农民生活质量空间差异是连续的，东西方向上，始终保持了向西迁移。2016-2017年，在东西及南北方向均发生偏移。
1.进一步发挥财务职能作用的重要通道。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职能有了很大拓展，已由传统的核算会计向管理会计迈进。管理会计强调为企业进行最优决策、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为此，管理会计需要记录和分析经济业务，“捕捉”和呈报管理信息，并直接参与决策控制过程。财务报表分析正好对接、满足管理会计需要，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分析，为企业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以笔者所在集团公司为例，财务管理部门都要定期报送财务报表分析报告，包括月度、季度和年报财务报表分析报告，通过对财务数据加工，挖掘数据背后所能呈现的生产经营状况，服务集团决策层、管理层。
表 3 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演变趋势
2010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上述移动特征的原因在中国政府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多举措地区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并一直致力于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稳步提高，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
图 3 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重心演变轨迹
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整体判断中国农民生活质量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和集聚特征，本文借助GIS软件计算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的全局Morans'I ，并进行显著性检验。由表4可知，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全局Moran's I均大于在0和1之间，Z 值均大于1.96,P 值均能够通过置信度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农民生活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从时序维度看，随时间推移，中国农民生活量的空间自相关性有增强的趋势。这一点和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空间地区的相邻性和交通的便性，使得商品、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相对容易，相邻省份农村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性逐步增强。利用ArcGIS10.2.2，基于自然断点法将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分为五类，即高水平区、次高水平区、中等水平区、次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生成空间格局的表(鉴于篇幅，本文只展现6年)。
表 4 2006-2016年中国社会保障综合得分 Moran’
由表5可知，研究期农民生活质量等级固化的有6省(市)，即上海、北京为高水平区，甘肃、贵州为低水平区，青海、陕西为次低水平区，福建为次高水平区。除此之外，农民生活质量等级处于向上等级或向下等级转移。从四大区域转移来看：①东北地区3省均发生转移，其中黑龙江农民生活质量等级在2012年向下递次转移到低水平区，吉林在2014年向下递次转移到低水平，辽宁在2017年向下递次转到次低水平。至2017年时，东北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等级为次低水平和低水平。②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等级以向上递次转移为主向下转移为辅，向上递次转移的包括江苏(2008年)、海南(2012)、山东(2014年)、天津(2014)、浙江(2014)、广东(2014年)、江苏(2017年)，向下递次转移的包括海南(2010年)、山东(2012年)、河北(2012年)、广东(2012年)、海南(2017年)。至2017年时，除了海南，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处于次高水平或高水平等级。③中部地区以向上递次转移为主向下转移为辅，向上递次转移的包括安徽(2008年)、湖南(2016年)、湖北(2016年)、安徽(2017年)、江西(2017年)、河南(2017年)，向下递次转移的有湖南(2010年)、山西(2017年)。到2017年时，除了山西，中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为中等水平和次高水平等级。④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等级以向下转移为主向上转移为辅。向上递次转移的有重庆(2012年)、内蒙古(2014年)、四川(2014年)，向下转移的有西藏(2008年)、内蒙古(2008年)、云南(2010年)、重庆(2010)、广西(2010)、新疆(2017年)。至2017年时，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为低水平、次水平和中等水平三种类型。
表 5 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空间演化特征
3.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Moran's I仅说明区域的整体空间聚集特征，无法表征各地区的空间聚集特征。为此引入局部莫兰指数对各省份农民生活质量的空间聚集特征进行分析(见图4)。2006-2017年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局部Moran's I大于0小1，表明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局部并非是异质的，而是处于聚集状态，即高值被高值区包括、低值区被低值区包围。同时，局部Moran's I由2006的0.445906增至2017年的0.596，表明随时间推移局部聚集性加强。从莫兰散点图各象限情况看，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综合得分散点图落在第一象限(H-H)、第一象限(H-L)第三象限(L-L)和第四象限(L - H)。但以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为主。
Moran散点图的统计意义需要通过LISA聚类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7年中国农民生活质量局部格局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高-高(H-H)、低-低(L-L)两种空间聚集类型。其中，2006年H-H集聚区包括江苏和浙江，L-L集聚区包括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008年H-H集聚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L-L集聚区包括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010年H-H集聚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L-L集聚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青海、新疆。2012年H-H集聚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L-L集聚区包括云南、四川、西藏、陕西、青海、新疆。2014年H-H集聚区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L-L集聚区包括内蒙古、四川、西藏、云南、青海、新疆。2017年H-H集聚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L-L集聚区内蒙古、四川、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由2006年不显著省份变为2008年开始的H-H集聚区，说明上海农民生活质量相比周围省份提幅较大。2006-2017年，L-L集聚区省份数量由8个减少到6个，说明中国西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距在减小。
图 4 2006-2017年农民生活质量的局部自相关 Moran散点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全国31省(市、区)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探索性空间数据以及空间重心模型等方法，研究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时空变化和区域差距，结果表明：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稳步提高，东部地区占有绝对优势，西部地区处于四大区域后列，东北地区大部年限高于中部地区，但2015年之后持续走低。农民生活质量重心随时间推移向西南迁移，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在缩小，东北地区与全国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局部空间高-高(H-H)集聚区主要在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和江苏，低-低(L-L)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2006年至2017年，低-低集聚区的省份数量减少，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在减小。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坚持创新和协调的农村经济发展理念。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根本目标，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建立新的收入增长机制，实现农村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的不同模式，因地制宜，鼓励发展农村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以及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12]。二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的教育文化投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待遇等。三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破除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阻碍，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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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 2019) 06-0047-07
收稿日期： 2019-07-20
作者简介： 朱鹏(1988-)，男，湖南桑植人，湖南工商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应用经济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水泥行业协同消纳城市废弃物的资源价值流转研究”(项目编号：18CJY017)。
(责任编辑 吴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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