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散文中的本土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本土论文,散文论文,意识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I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3—0046—06
在论及香港文学与后殖民的关系时，殖民中心瓦解的特征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主体性特征的“香港意识”的觉醒，因为，“殖民主义中心的瓦解还要触及另一个更加深刻的课题，即在殖民地出现了新的主体性，而这种新的主体性又是本土文化的产物。”①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新的主体性”获得了相当的想像与建构。② 相形之下，澳门文学则很难看到相应的例子。不过，80年代以来，澳门文学受到本土的重视，则不能说与“澳门意识”无关。1983年3月29日， 在澳门日报社主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由澳门移居香港的诗人韩牧提出并呼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时值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浮出水面，客观上传递了香港、澳门后殖民时代来临的信息。从1988年1月15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到1999年12月20 日澳门回归中国，期间11年的时间，澳门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为新世纪澳门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正如林玉凤所说：“澳门文学是在那个时候飞速发展起来的，澳门文学的形象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③ 澳门文学的兴起，可以看作是“澳门意识”的相关象征，然而若论及所谓“新的主体性”的意象与涵义，却并不鲜明，笼统地概括为“澳门文化”也只是权宜之说，不过，具体到作品，不妨说是自我体认着的、游走着的，有待建构的主体性意识还是能够被体察到的。本文试以80年代以来澳门散文中的本土意识加以说明，具体从澳门散文中所体现的本土体验、文化身份、家园意识作一阐述。
一
殖民烙印与民族意识，这是“澳门中国人”在表述自己身份意识流露出来的主导体验，禤伟旗的散文集《南湾灯影》，④ 内容按题材分为若干辑，却以历史记忆与沉思的“南湾灯影”为书名，用来表达作者的“溯源”意识，文中记录了1849年葡萄牙人踏出吞并澳门的第一步，同时写到了以沈志亮、郭金堂为首的七位农民义士刺杀澳督亚马勒的事件，“此后，丘逢甲、容闳、郑观应、孙中山、叶挺等一代人杰都曾为民族的振兴奋斗过。事实上，他们才是澳门真正的灵魂，是这南湾每一盏华灯上面的长明灯”。澳门的南湾，用程祥徽所作“序二”中的话来说，“呈现出现代化商业都会的风貌，连空气都塞满了紧张激奋的颗粒”。然而这个具有殖民烙印的“商业都会”的真正灵魂，或者说守护者（长明灯）被坚定地认为是一系列民族英雄，借此说明绵延不绝的民族意识。李成俊的《纪念两个文化团体》，通过纪念在澳门1942年成立的“修社”成员，表达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其中“修社”社员的歌声，可以是抗日时期漆黑的暗夜彼此身份认同的载体，是打开门户的钥匙，“歌声传来了一股暖流，歌声又如一个光明的火把。我立刻把门打开，紧紧地搂住打东洋鬼子的亲人，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⑤ 这种戏剧化的片段很像大陆的电影镜头，却出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多年后写出来仍然感觉到作者的激情。李成俊作为澳门日报的主编，用他自己在《我以我血荐轩辕》中的话来说，他自己“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爱澳爱国是办报唯一正确的方针，正如鲁迅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李成俊是老一辈的报人，早年参加东江纵队的革命经历，使他的记忆散文不仅是充满革命色彩，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一个还没有回归中国的澳门，一个中国人对自己身份的建构方式和话语特点。
但是，对于更年轻的澳门人来说，没有革命的亲历性，没有那些相对苦难的记忆，对于殖民烙印的理解则主要是理念上的接受，如在冯倾城的《德国人眼中的澳门》中即有这样的陈述：“听到我说起澳门历史的苦涩的语调，汉斯问我是否遭遇过不少葡国人给我的委屈经历？我说没有，反而因为懂葡语而结识了不少葡国朋友，也因而喜欢了葡国历史与文化”。当作者在处理那些与殖民特色纠缠不清的景观时，作者的倾向性则难以回避。换言之，当描写类似的景观时，或隐或显的写作立场是不可回避的，例如如何来讲述大三巴、松山等地相关的建筑遗址，如何解释这些充满殖民烙印的建筑遗址给那么多游客、恋人所带来的休闲与消费的趣味？冯倾城的散文集《永恒的飘逝》⑥ 中其实已经展示了作者对“新的主体性”的诉求，在这部散文集中，直接以“澳门”入题的编目不少，如《在澳门生存的一百个理由》、《野性的澳门》、《立体的澳门》、《诗化的澳门情怀》等等，无论以怎样的限定语来抒写澳门，无非是想在自我意识的探索中写出澳门的本土特性来。因此，这个“新的主体性”即便对于“澳门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他者”，这就要借助一个“他者”的眼光来表达；因此，在冯倾城的《德国人眼中的澳门》中，怎样介绍澳门的问题实际上是作者借助“他者”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也许有这样的思考，冯倾城对澳门的本土经验对那些与殖民烙印纠缠的景物的规避就不是偶然的了——
外人说起澳门，往往只知道有大三巴牌坊和葡京饭店，而不知其余，澳门风物中最能使人心仪的，应是黑沙海滩。（《回归澳门》）
这里“外人”，不妨也可以看作包含作者在内的“澳门中国人”。从中西文化交汇的景物退回至澳门的自然景物，这是关于“自我”身份意识的打量与思索，一种迂回的使用，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可以看作话语在建构“主体性”意识的一种策略，这片位于氹仔的黑沙海滩如何是“最能使人心仪的”，我以为答案在于这片自然景色是“纯粹”澳门本土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对澳门自然景物的描写就获得了表述“新的主体性”意识的作用。
如果借助“他者”的眼光而退至“景物”，这是冯倾城“文人式”的沉思方式，那么，打捞民间记忆中的澳门“景物”，则以其“不经意”的方式却可以成为关于“新的主体性”言说的有效补充或者象征。李公容的散文集《何处宜我居》⑦ 是打捞民间记忆中的澳门“景物”的代表性散文集。在他的《榕树梦》中，先是描述了澳门往昔榕树的景观，“澳门是一个多树的城市，大叶榕和细叶榕树更是到处可见。70年代以前，提督马路和高士德一带古榕遮天，特别是高士德马路，每年四五月之间的换叶季节，积叶满地，扫之不尽；浅绿色的嫩叶迎风飒飒，由红街市旁边一对排开直上士多纽拜斯，亦颇为壮观。”作者对榕树的爱在于对日渐稀少榕树的伤悼，因为虫害，“整个南、西弯一百七十多棵榕树，近年被换掉的大叶榕就有七十多棵”。而之所以伤悼榕树，那时因为榕树籽在饥荒岁月可以给苦难的澳门人充饥然而终于不能救人性命，“有时坐在榕树下望着落在地上饱含汁液的树仔，我会感慨万千，想不到我们今天踏之毫不足惜的小小榕树籽，在那苦难的岁月，也曾存活过我们的同胞兄弟。”在作者那里，榕树既是澳门的象征，也是其心灵世界的“情意结”，作者以一颗颗榕树，讲述了有关澳门的忧伤与欢乐这样一种澳门故事。此外，关于澳门在填海中被填掉的红树林，作者以记忆的方式将其重现出来——
站在这里，千百只大大小小的灰、白、褐、黑的天上来客，呼朋引类，呼啸而过。虽然没有夜莺的婉转，也没有孔雀的摇曳多姿，但与生俱来的自然，飘逸有致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盘旋几匝，便准确地降落在自家的巢上，在暗而未黑之际，啾啾而鸣，仿似向家人诉说觅食的艰难，夜正浓声渐稀，最后，躁动的万音复归于寂静。
这些已逝的景象，尽管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却阻拦不住一种伤感，既不能秤其重量，也不能引出结论，澳门的行政版图由于近年的不断填海出现了些许变化，一些景观在改变，经历这种变化为本土经验所有。与此相似的还有步峰的《红树林寄情》、《夜祭红树林》，对缺失景物的唤回，这也是参与本土体验的言说方式，是对主体性意识特有的提醒与呼唤。
二
本土意识可以从具体的“景物”关注中得到体现，也可以从相关的对“文化身份”的思索中得到彰显，从而表达对“新的主体性”的诉求。具体的阅读表明，“文化身份”在80年代以来的澳门散文中若隐若现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中介”意识。
在后殖民情境中，因为跨文化性、多元文化混杂，“处于其中的人以中介的意识作为身份意识”⑧。王岳川在为《永恒的飘逝》所作的序中说，“第一辑《澳门情怀》在珠子般连缀成篇中，整体性呈现出一种文化精神。澳门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大陆文化等多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在这样混杂的文化之中，关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是一种共识，如果写作主体具有了相似的“文化中介”意识，那么在处理具有殖民烙印的本土景观时就会表现出一种舒展、自然的心态，例如徐敏在《澳门新八景随想》所介绍的“龙环葡韵”景点，这是过往当地市政厅葡籍官员的私邸，“这列楼房面对堤畔一列老榕，苍劲茂盛，浓荫覆地；树下设有上盖椅凳及典雅路灯，配合原始的碎石路面，互相映衬，组合和谐，环境古朴。呈现欧陆色彩，洋溢葡国韵味。”“室内按二十年代传统澳门葡人家庭典型式样布置，陈列了一些既有当时风格的家具、置身期间，有如时光倒流，几疑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作者对这种保留往昔生活陈迹的看法，用了“我不知道”一句话来作答，看似随意，实际隐含着作者举重若轻、旨在展示西方文化韵味的“中介意识”；居于同样的想法，作者在同篇散文中介绍1974年落成的“澳凼大桥”时，将这“镜海长虹”尽情赞颂之后，直接推出了“桥”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往的中介意象：“这些桥，虽然都是无形的，材料也异于钢筋水泥三合土，结构特殊，可能工程浩大，但却具有特殊的作用和魅力。”没有这种文化中介意识，就难以传达“跨文化的美的信息”⑨。吴志良的散文《作别西天的云彩》、《大学新生“洗礼”》，是讲述自己在葡萄牙读书、成长的一些片段，属于回忆性的散文，作者对“热情洋溢，晴空万里的葡萄牙”赞赏备至，是因为房东的善良；而对大学里的“洗礼”经历，虽有怪诞之感，却不失为一种体验。吴志良的散文，即便不论作者动机，其散文的取向也重在介绍西方文化习俗与特点，对于澳门的中文读者来说，在客观上也参与营造了一种“文化中介”的氛围。另外，具有“文化中介”意识的作者，绝不仅仅把视线局限在中西或中葡关系的描述上，而是在更开阔、更加多元化的情境中充当一种讲述者、事物的保管者。例如吴志良的《圣诞又一年》与冯倾城的《她的第二次爱情》可以归为这一类的散文：前者讲述了“一个英俊的英国小伙子”和“葡国女友”热恋的问题；后者叙述了一个“俊秀的菲律宾男子”与“一个印度少女”相恋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前者的故事发生在葡萄牙，结局是未知的。后者的故事发生在澳门小城，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作者在短短的篇幅里，善于运用细节来描述因为文化的差异、各自的责任，以及经济状况的问题来说明跨文化爱情的艰难：印度少女从菲律宾男子的“旧牛仔裤的破孔中”，看到了他的窘迫和“心灵的缺口”，悲剧性的结局也使她“偶然也会穿上一条破烂的牛仔裤，略作回味”。这篇叙事性较强的散文展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文化中介”者细腻的观察与出色的表达能力，提出了草根阶层在跨文化场景中的爱情难题。
另外一种可以察觉的“中介意识”来自作者关于自我认同的悬置，却倾向于在“亦此亦彼”的情境中表达“非此非彼”的自我意向。一般来说，这类散文比较抽象，具有明显的隐喻特征，如果我们把自我认同也看作与文化影响息息相关的话，对此做一些分析则是不可或缺的。这里举出林玉凤的散文为例子——
有时候，会在梦中看到自己和不相干的人在一起，而且是挺亲热的。也有时候，会在做梦也想不到的情况下，和自以为关系密切的人，疏离到一个无法想像的程度。那时，我总会在广漠的大地上，跟枯草同睡，然后在两眼充塞黄土的清晨，挖掉眼睛挖掉黄土，与昨夜星辰诀别，与今日晨光诀别。（《刚睡醒时，我丢了眼睛》）
最幸运又或武功最高强的，则能够将往事一口气有嘴巴经食道经胃、小肠和大肠，然后排泄出体外，待地下管道把排泄物排到更远的地方时，一切便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人依旧吃得好住得好。（《消化记忆》）⑩
《刚睡醒时，我丢了眼睛》中的片段，看上去似无意识中的景象，然而真切地表达了一种存在的状况：矛盾与相斥的心灵结构恰好说明消极的自我认同，但是清明的认识却又表明这是自我愿望的，“与昨夜星辰诀别，与今日晨光诀别。”表明自我“非此非彼”的特性，可以视为关于“中介”的转喻。《消化记忆》的片段，则有反讽的意味，这是对比散文中所述“嗅觉”、“味觉”灵敏的人——对记忆不容易消化的人，容易得肺炎、胃病、胃溃疡等等得来的印象。显然，这篇散文中的“倾向性”的自我仍然试图生存在“非此非彼”中，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一定程度的“亦此亦彼”来达到。在关于澳门文化身份的探讨中，林玉凤的散文例子，不妨视其为所谓“中西文化交汇”场域文化中“文化身份”的隐喻与象征。
亦此亦彼的“中介意识”甚至可以在女性散文作者“女性意识”的建构中得到相互的印证或映衬。以澳门散文来说，女性散文已经成为一道不可回避的亮丽风景，无论是由《七星篇》(11) 集合起来的女性作者如林蕙、沈尚青、林中英、丁璐、梦子、玉文、懿灵、沙蒙等各领风骚，还是《美丽街》(12) 集子中的凌之、水月、穆欣欣、沈尚青、林中英、梦子、胡悦、谷雨等各出风采，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言说相关的“女性意识”。不过，在评论中被特别提到的林中英的散文，其主要特色“体现在女性性别自认的现代性方面”(13)。原因之一是林中英在其散文中提出了“中性”的概念来建构“女性意识”。(14) 例如，在《做个中性人》中，“中性化不强调自己的性别属性，男女特质都有一些，跟同性接触，是好姐妹；与男性打交道，被视作哥儿们从的一员，没有较多因性别不同带来的歧见、提防与顾忌，这时节才真是自由、潇洒。这理想境界在向往中。”又说，“做中性人并无不好，不夸饰和利用女性的特性，可能得不到异性的迁就与优待，得不到偷工减料的好处，但促使才智能力的培养和发挥。做中性人，对事物的观点既不女性主义也不男性主义，会比较持平。然则做中性人怎样拿捏得准，不出‘偏差’？关键是学会做人而已，而且不滥用男子的刚，不丢弃女子的柔。”我们在此可以清楚看到，林中英的“女性意识”并无针对弗洛伊德式的男性立场下的“女性意识”言说，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相关的自我塑造诉求。因此，如果以时下涉及“身体”、“心理”来谈论女性的“主体性”意识的话，林中英对“主体性”意识的建构，则不仅越过男女对峙的模式，也对自我“抚摸”式的女性言说适当地加以规避。林中英这些似乎回应着20、30年代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话语，不能仅仅被读作关于“女性”的意识，因为她有所落实的还是关于所谓“人”的概念，这种关于“雌雄同体”的概念，作为一种性别“间性”，实际上也体现了特定的澳门多元文化场域中性别模糊的“中介”思维——这自然有利于女性参与社会实践与承担的“主体性”意识建构。
三
澳门散文中还常常体现出对本土日常生活的用心，这是丰富本土经验的通道，有意无意通向所谓“家园”这一处所。也是“主体性”意识得以有所流露的处所。
“诗意的澳门”情思，常常是澳门散文作者本土“家园”意识的自觉流露。“诗意地栖居”态度，是这些散文作者对应于本土被局限的存在、狭小空间的认同与接纳。张浴《澳门的秋天红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文中的“秋天红叶”是作者心灵诗意的对应物，作者自问，“澳门有枫叶吗？”因此忆起“葡京酒店泳池旁边的庭院”“澳门仅有的一颗枫树”因酒店扩建被锯掉，“当凼仔和路环两岛进行重新植林时”，后来特意种上的枫树，并不能满足作者关于烂漫澳门的想法，原因是“气温开的玩笑”。不过，作者发现了可以替代枫树的两种乔木：野漆与山乌桕。这两种乔木的叶色，构成了澳门“美丽的秋天红叶”。由景物到现实生活，作者最后说：“对澳门的归属感又增加了几分。”黎绮华的《濠江的雾》让人想起香港作家舒巷城的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鲤鱼门的雾》，前者借助冬天濠江的雾景，抒发了作者对本土的依恋。陶天权《窗帘的后面》，写了“澳门的挤”，“几十万人拥挤在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半岛上”，“在路上挤，回到家，看看四周，也是楼挤着楼，窗对着窗，各自为家。”作者由此写到了窗帘的作用，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才具有特别的意义。“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像。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景色，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中的‘相知’——隔着窗帘，惝恍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像。”这一段落的价值，并不在其文字的流畅，而在于呈现对小城的接受心态。白思群《春雨妩媚》在结合写景抒怀中接受着来自本土人文景观的启示：“我”每早驾车上班，都能看到在黑沙湾龙园大夏附近街道上的一幅情景，“一位戴白色小圆帽。穿运动鞋，斜肩一个黑布袋的老妇人站在斑马线前叫卖报纸。”在一个春雨淋漓的早上，便有了这样一个定格，“雨水从她的发端顺流过纵横着皱纹的脸面上，透明的胶雨衣下，紧抱着那还未卖完的几份薄薄的报纸，似是告诉我，非得要把它卖完才走。”作者的感慨温暖人心，“她卖报纸，我做厂商，乃是同一的角色，但这位老人家却在淋漓春雨中展示了生命中仍有尊敬可歌的一页。”表达了散文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探索。这样的来自本土经验的散文，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景观，将家园意识融会到生命意义的书写之中。
与香港相比，澳门总被说成“乡下”的意思，但是对这个“乡下”小城的认同，却在有意无意地强化和发展起来。梯亚的散文集《愚乐版》(15) 中的《有粥食粥》，涉及澳门风味的“吃”，开头引用阿城的话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因此，“每念及童年时在澳门的日子，礼记的雪糕，溪记的粥，永乐剧院旁的牛杂河等等，都会一一上身。”而在另一篇小文《几时死》中，作者不无机智地写到了颇具“澳门特色”的“葡塔”登陆香港而被复制的景况，由此而引出了作者相关的自我认同——
香港有文化评论人说：“香港的危机，在于找不到一条官也街。”因为凼仔官也街的老婆饼、牛杂面、水蟹粥，样样讲质素。不外销，不开连锁店，正是官也街的魅力所在。
因为不复制的特性而成就了澳门的魅力所在。这样的思考，既有家园的认同，又有从本土出发参与的关于现代性的对话。
此外，批评或者期许的姿态，是澳门散文作者对本土日常生活用心的另一方面。韦鸣的《我不想知道》写出了对于赌场的困惑；梯亚的《傻婆两件》写出了对情意的呼唤；当流星子在《都市生活》中赞颂“这个城市不设防”的自由时，梯亚的《隐性自由》则提出了城市安全的问题。李公荣的《郑家大屋》则体现了作者民间的忧思，作者20多年与郑观应郑家大屋为邻，因而“目睹了它的颓废过程”，先是由人居住这“十三间半”房屋的大楼，后因一场火灾，被政府封闭，逐渐残败凋零，“几年来，烧毁的三楼已长成一片小树林，成了‘交交黄鸟，止于棘’的地方。”作者在文后发出了抢救文物刻不容缓的呼吁。
李公荣的《街角总关情》这样写道：“外地人看待澳门回归，毕竟是隔了一段距离，有如一个大家族迎娶媳妇，众人闹哄哄地望着她归入某一门户后，便各自归家了，留待澳门人与这位娘长相厮守了”。这自然可以看作“澳人治澳”所表现出来的本土意识。
陶里认为：“散文是澳门文学的主流。被视为文学基地的报纸副刊，散文是阵容鼎盛，人强马壮，旗帜鲜明。”(16) 澳门回归前后，散文因为报纸副刊的容纳和鼓励得到很大的发展，也因为“政府还通过澳门基金会一类的机构，支持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出版，”(17) 澳门散文作者个人散文集的出版也越来越多(18)。其中不少作品或隐或显地表达了与澳门相关的本土意识，这些在散文中充满文学性的话语，具有“虚构”和建构“主体性”意识的功能，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情境要求下，类似的文学话语的繁杂、丰富，是激活自我与世界关系、参与现代性对话的一种需要。
注释：
① 谭国根：《主体建构政治与现代中国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② 例如西西的《我城》、李碧华的《胭脂扣》、黄碧云的《失城》等。
③ 林玉凤：《澳门现代汉诗创作的回顾与展望》，见陈炳良等编《现代汉诗论集》，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出版，第215页。
④ 禤伟旗：《南湾灯影》，澳门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⑤ 见林中英编：《澳门散文选》，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文中以下不特别标明作品出处者，均见《澳门散文选》。
⑥ 冯倾城：《永恒的飘逝》，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⑦ 李公荣：《何处宜我居》，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⑧ 谭国根：《主体建构政治与现代中国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页。
⑨ 见饶芃子：《澳门散文选·序》。
⑩ 黄文辉、林玉凤、邹家礼编：《澳门青年文学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11) 参见林蕙等著：《七星篇》，澳门星光出版社1991年版。
(12) 参见林中英等著：《美丽街》，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13) 盛英：《云破月来花弄影——澳门女性散文一瞥》，见《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14) 参见林中英著：《眼色朦胧》（获益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人生大笑能几回》（澳门星光出版社1994年版）。
(15) 梯亚：《愚乐版》，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16) 见《澳门文学丛书》“编者前言”，《澳门文学丛书》20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17) 林玉凤：《澳门现代汉诗创作的回顾与展望》，见陈炳良等编《现代汉诗论集》，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出版，第219页。
(18) 也包括游走于港澳等地、 在《澳门日报》副刊专栏以及其他报纸专栏的作者的散文集，如凌钝的《混沌边缘》（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就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