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群体、制度和区域特点——中国地方经济政策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群体论文,利益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947（2003）03—0035—10
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在这一增长速度下掩盖的是中国各省区之间经济运行的差异。虽然有些省区比其他省区在改革初期享有相当大的政策优惠，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有的省份能比其他的省份更好地利用其潜在的地方优势？这种差异的决定因素首先是各省的经济政策环境，从而使一些省份能够更为迅速和彻底地开展中立的、以市场为趋向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省一级这一转轨有两个基石：即简洁透明的经济规制和竞争的市场。而有些省区对向市场改革转轨的决心不定、企业经营不得不屈从于繁杂不透明的规制，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与当地的地方机关联系在一起是经营成功的先决条件，规制所提供的优惠和补贴往往限制市场竞争，而业已存在的企业大多由那些与省区或地方行政机关有个人联系的家族或个人所控制或所有。
如何解释各省之间的市场改革差别？尤其是在建立更为中立的规制环境和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市场方面出现的差别呢？造成这些差别的最主要的原因与经济利益群体、政治体制和地区特点联系在一起。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省区反对改革的利益群体的聚集力强，而支持改革的利益集团力量相对分散且软弱，则市场改革的力度就弱且形成更多的妥协（Olson，1971；Gourevitch，1986；Miler，1997；Rogowski，198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有较多机会获得中央政府补贴的省区——尤其是省际之间的财政拨款和信贷调拨——将会削弱精英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我们的观点认为，在传统体制确立前经济和政治比较发达的省份更乐意推动市场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可能被看作是打破向过去传统体制逆转的一个措施。
我们通过江苏、贵州、山西三省案例的研究，以及一些统计数据分析，对上述解释进行检验，这些案例的研究只是建议性的而并非决断性的，因为在省区一级政策的制定过程通常是非正规的而且往往缺乏透明。尽管上述所有的答案几乎都能从各种传闻中找到证据，但是还难以用这些传闻的证据来随意判断上述所有解释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此，为了寻求论据支持，必须用统计数据来检验。这些统计数据检验为利益群体和地区的不同特点提供了证据支持，而中央政府财政信贷政策显然难以解释上述看法，也难以对各省经营环境形成的差别提供可以接受的说法。
下面章节对相关政治经济学文献做了回顾，并运用这些资料对各省投资环境的差别提出了相应的假说。第三部分对这些假设的检验提出了一个经验性的框架。随后的部分简单地阐明了对于贵州、江苏和山西三省的简要案例提出的一个研究方法，同时描述和分析了这些统计检验的结果。
经济利益群体、政治制度和省区特点
传统以来，经济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是解释各省区经济政策差别的首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在给定的经济政策制度下，什么是经济利益群体的偏好、相关的规模和力量。这些文献有两个主要思路（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文献习惯上更关注于分散的利益集团偏好。有关调查参见Persson和Tabellini（1990）和Persspm和Tabellini（1994）），一是关注利益群体的集中情况，因为这种利益群体的集中情况将使各省区在经济政策变革中或成为最大的赢家，或会成为最大的输家。某种程度上，这种利益群体依其生产企业的规模或其处于同一地域，并因此在生产上趋向于大体类似的产品而相对集中。产品的类似使得这些利益群体通过影响产品价格、或通过其他企业税收政策以及企业支出政策，更容易影响到直接关系其收入的有关政策。而作为对立的分散的群体，因其聚集数量相对较小，因而容易使其更大范围地分散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政治组织更多地降低成本而更大地提高收益。最重要的集中型利益群体是那些受制于国际竞争的加工企业，另一些重要的潜在集中型利益群体包括服务业，如银行和公用事业，或一些国家行政部门所属的分支机构。
另一个主要线索则集中于那些分散的利益群体，分散型利益群体的现存数量远大于集中型利益群体，在生产规模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上，这些分散的利益群体都相对更为分散，其产品更趋向多样化，因此从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得到的收益和损失相对要小一些。因为他们主要是通过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分配的效率来谋取利益，所以，政策对他们的收入的影响一般是间接的。由于分散的利益群体数量大，要给他们提供统一而庞大的补贴是不可能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政治组织付出的成本比较高而获得的收益则要低得多。
这种分散的利益群体的一个主要类型是城市中的小规模服务性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也可以看作是分散型利益群体。的确，个体农民和农场主的产品基本类似，因此政策主要是通过对生产者的影响而直接影响到其收入——如通过农业产业保护、价格扶持和其他生产者的补贴——但是，在农业达到经济发展的相对优势阶段，农业的组织成本一般比较高。
1978年前，中国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更多关注政权的生存和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绩效，这些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从上到下的计划体制下，地方官员处于完成中央指令的巨大压力下，而这些指令通常是在无视地方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这种情况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开始转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转而实行基于经济原则的务实路线。自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市场改革而且实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ackerras等，1994；Shen，2000），这一转变为经济利益群体试图影响中央政府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政治空间，同时也使中央政府在选择和评估政策时更多考虑利益群体的偏好。
为了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利益群体的分化是在消除计划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补贴政策中形成的。最为明显的分化出现在城市经济的大规模制造企业和小规模的服务行业。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力图人为地提高产品价格、降低投入成本以及实行“软预算”约束，从而把补贴集中于资本密集的制造业，这种补贴成本的沉重负担都是通过提供高价而低质量的消费品，以及对收入和消费品实行高税收方式，由城市服务业的消费者所承担。与僵硬的计划体制相联系，城市的服务业从生产力的亏损中遭受到严重的损失（Kornai，1992）。
尽管原苏联东欧的传统体制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但在小农主导的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的集体化意味着从政治和经济上对农业的集中控制，并不是大规模、机械化、集中管理的农业生产。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改革中，集体管理体制被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这在事实上赋予了农民对小块土地的财产权。但是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对大规模集体化农场补贴的非难，而是通过允许农民完成上缴国家规定任务后自由支配剩余的农副产品，使每个小农成为事实上的农场主，同时，通过适当的定额补贴使农民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因此，与前苏联东欧国家集体农庄的农民不同，中国农民是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尽管如此，农民所得的收益相比于城市服务业工人还是要小得多，因而使得农民大量持续移往城市，并对城市居民获得更大收益表现出大量的不满。
上述论点从理论前提上对以下问题作出了说明，经济利益群体力量较强的省份往往对市场化改革持反对态度，而经济利益群体势力较弱的省区则更加支持市场化改革。
假设1：在那些计划经济下更为重工业化的省份，将有比较强的集中型利益群体反对市场化改革。
假设2：在那些城市服务业较小而农业比例较大的较贫困省份，则有比较弱的分散型利益群体支持市场化改革。
当然，在此并非一定能保证利益群体支持的差别会转变成政策的差别，因此，同样重要的是，还要考察政治体制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显然，政治体制会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途径使某些特定的利益群体受益，而且也会赋予某些官员比其他人或所有利益群体更大的自主性。如果某些官员享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最主要的积极性或许是出于对权势的保持，或者是出于各种发展的理念的激励。如果其最主要的动机是出于维护权势，这可能会使他们利用其保护作用维持集中型利益群体的拥戴，或从分散的利益群体中争取合法性而极力追求推动更广阔的经济增长。
中国正处于从高度集中的政体结构向威权—多元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pluralist sys-tem）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已使相当大的经济政策制定权下放给了省级地方，因此，将会有两个层级的政治机构对经济政策形成影响，在中央政府这一层级，其经济政策是各省之间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政策机制，中央银行的信贷政策和调控收支的财政政策是中央调控分配的两项重要政策；通常认为，中央补贴愈重的省区，在动员资源，以及综合改善总体经济绩效方面，对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政策的积极性比较低。
假设3：在那些从中央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中得到较多优惠的省区，采用市场化改革政策的积极性比较低。
假设4：在那些从中央调控信贷分配政策得到较大信贷转移优惠的省区，采用市场改革政策的积极性比较低。
在中国，另一个影响政策决策的层级是省这一级，从正式的体制特点来看，各省的省级政府部门实际上结构相同。然而，地方政治精英操作的重点选择层面上却存在非正式的差异，尤其是在重点考虑上具有明显的不同（Goodman，1989；Edmonds，1990）。从这篇论文观点看，最主要的政策差异体现在规制政策和企业所有权以及监管方面。某些省份经济性企业的开办、执照发放采用相对比较简明和非区别对待的程序，而在有些省，这些程序却非常不透明而且审批手续繁杂。这种规制的差异往往与政府官员自身、其家庭以及个人关系网的利益相关模式的不同直接关联。那些具有更精简和中立的监管制度的省区更趋向于实施竞争性的市场，因此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与当地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企业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而与此相反，那些监管制度更为繁杂并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的省份，则倾向于采用少数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在这种市场环境中，各种管理制度的保护是企业成功经营必备的先决条件，通过与政府重要官员个人的关系网络来建立密切的业务关系，是获得这种保护的最为常见的方式。
如何解释公司治理结构和监管程序上形成的这些差别呢？一些可能的解释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如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受损的集中型利益群体比较强势，而或从市场经济改革中受益的分散型利益群体处于弱势，则就会形成更为强大的压力，以极力保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继承而来的补贴制度，并力图通过扭曲的市场改革为这些利益群体谋取新的政策优惠。如果一个省级政府更多依靠中央的强有力的补贴，而较少依靠本省范围内更为健康的经济绩效所给予预算上和信贷上的回报，那么，这一省区就对通过垄断本地经营机会从而追求财政回报具有较小的积极性。
这样的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个人的政治前途和所得，或者两者兼得。然而，重要的是不排除推定的第三种可能性——这些官员或许也受到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意识形态目标的激励。因此，我们应把意识形态目标的这一特殊形态因素考虑进来——这种思想观念与基于各省份特点的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通常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而且各省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因此，依此似乎可以逻辑地推定，具有鲜明的区域政治和经济特点的省区将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标准，因而对来自北京的中央集中控制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注：Oskes（2000）描述了许多省在发展和政治动员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就中国的领土地缘情况来看，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鲜明的多样性（Safran，1998）—不过这里没有更多的时间尝试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的系统分析。），这种情况将导致这些省区的官员力图抓住中央放权地方和推动市场化改革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注：在贸易日渐扩大和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的近十多年期间，这种战略决策选择已经获得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时间都会同样如此，例如，在战争时期造成的经济高度保护条件下和经济不稳定时期，这种选择就不那么具有吸引力。）。
假设5：在传统体制确立前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和重要的地位，并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省份，将乐意采用更为强劲的市场化改革政策。
以前苏联东欧的经验来判断，传统体制确立前的这种共同特点可能会相当重要。然而要对中国各省进行分析，其挑战在于为这些特点的分析提供一个充分的定量分析方法。同时也有一个相关问题，即要对植根于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政治发展成就之中的各种特征进行测量，最容易的量化指标与重要经济利益群体的规模大小的测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关性。
方法、标准和资料
这篇文章采用三个省的案例研究来阐述中国各省之间市场改革差异的模型——尤其是在规制和竞争环境方面所表现的差异，然后再用一个最小的常规正方形回归法进行检验。中国有27个省和三个直辖市。显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定量方法对中国各省在市场改革和投资环境方面所表现的差别进行评估（注：就此，我们咨询了世界银行、IMF的专家以及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开办的投资银行，我们没能找到一个测量中国各省市场改革、投资环境以及其他相应政策的指标，不过在此可以用World Bank—EBRD Liberalization。Indices或the Freedom House-Nations in Trans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dics—这些机构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因为这些机构的数据涵盖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因此，在此，有必要运用大体反映企业经营环境监管制度透明度和中立性、以及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有关企业在省区市场中享有特权情况的替代指标作为测量的方法，比如，一些研究把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度作为分析经营环境——如腐败情况和政治的任人惟亲情况的替代指标。我们认为，这些测量方法并不适用于对中国省区之间差异的分析，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沿海省区的改革进程有夸大的趋向，这些沿海省份在进入国际市场和吸引外资方面享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如Yeung和Hu，1992）。比较合适的替代指标必须能够同时反映出国内开放以及国外竞争情况。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替代指标是一个省区的投资占本省GDP的比例，这样不至于人为地使国外投资优越于国内投资，或者使富裕省份优越于贫穷省份。同时，它还抓住了一点，即对国有企业投资量的差别的忽略，正是各省的政策环境能对私人自愿投资超出国家控制底线增长的原因提出的可能解释。这里使用的是1997年的数据，因为这是近年来我们能够得到详尽资料的一年。
集中型利益群体在改革中受损的大体规模是运用1979年重工业总值占有一个省GDP的比例来测量。因为，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重工业以及与重工业相关的投入品中。1979年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的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市场改革，而且不断允许各省对中央经济发展的方向和特点发生影响。1979年重工业在GDP中占据的高比例更大程度上依赖国家对工业的高额补贴，因此，市场化改革的总趋向是彻底切断这种优惠特权，这将意味着这些部门会对市场化改革产生更强烈的抵制。
1979年的各省人均GDP也可以作为测量城市对抗农村分散型利益群体大体规模的一个方法。在人均GDP比较高的省份，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城市服务业相对于农村农业部门发展要快，如上讨论，总的来说，城市服务业工人与农民相比，前者在市场改革中受益更多，因此，可以预见愈富裕的省份对市场化改革支持的力度就愈强。
某种程度上，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率也是测量中央财政补贴的一个指标。财政收支率越高的省份更关注本地税收资源的最大化，而财政收支比较低的省份的大部分资源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因此，这些省份对提高本地税收资源收益的需要往往较低。
省内银行的存贷比也是衡量中央信贷补贴规模的一个指标。存贷比较高的省份往往更为关注刺激本地投资积极性最大化，而存贷比较低的省份则期望依赖其他省份的存储的支持，因而这些省份对本地投资积极性的最大化往往缺少兴趣。
传统体制确立前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巩固情况，也可作为各省是否更为趋向市场改革的共同特点的一个指标，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已经被看作切断与传统体制联系，从而恢复更大的发展潜力的一个合法手段（注：这种情况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已经发生，各个省区对“黄金时代”的追溯是推动市场改革积极性的一种动力（Ryzhenkov和Liukhterkhandt-Mikhaleva，2001））。在观念上，对植根于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成就中的共同理念进行评估并非易事。我们运用1952年城市化人口数对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成就进行评估——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时比较精确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又便于获得的一个数据。为了对传统体制前的政治成就进行评估，我们把各省区的发展用1—5的指标进行分类，并以此对众多中国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5代表传统体制确立以前取得的最高的政治地位。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对传统体制确立前的城市化进行评估可能应该与其他评估方法结合起来，因为在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总是座落在更为城市化的河谷地带和沿海地区，即使外来的游牧民族征服并统治了全国或部分占领，他们也不得不利用业已存在的城市作为首都和行政中心。
贵州、江苏、山西三省案例的研究
在这一部分将通过贵州、江苏、山西三个省的案例研究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因果关系模型。
贵州是位于四川和重庆的南面一个中西部的内陆省份，在1997年，其人均GDP是全国最低的省份，其投资占GDP之比也是全国最低，仅为39.8％。贵州社会主义时期的情况与传统体制确立前相比，基本没有大的发展变化，1952年城市人口为7.2％，1979年人均GDP仅为204元（人民币）。然而，在传统体制下对重工业的依赖（1979）也相对较低，重工业总值占全省GDP为56.9％，贵州基本上依靠中央政府财政转移，但对中央信用转移处于中间水平。Oakes强调指出，影响贵州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包括贫困、自然灾害和无效投资，以及不适当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且，当地政府从1992年推行的相对低效的自由主义化措施及其后遗症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如何将上述尝试合法化，而法制化却没有自发形成。正如Oakes所指出的，贵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对隔离于中国统治中心地区和传统文化”。因此，贵州不得不从那些传统上被看作是劣势的方面寻求其发展优势。由于缺乏经济和商业发展的传统，贵州力图通过对其独具的地形优势大作广告以开发旅游业，同时，贵州有众多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不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主流的传统风俗习惯，现在也因其奇妙动人的文化特性和手工制品转化为服务业。另外，贵州还有驰名中外的茅台“酒文化”，这一点类似于美国西部乡村借用传统的威士忌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江苏则是位于上海和浙江北面的中国北部中央海岸的沿海省份，人口位居第四，而且是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其工农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1997年人均GDP看，江苏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之一。除直辖市和北方的一些重工业省份外，江苏在1952年也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江苏省会南京早就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其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已被纳入上海经济圈。尽管在1979年江苏人均GDP相对较高，但这种状况并非得自于中央的政策，虽然江苏有其地区优势，但在1979年重工业在其GDP中所占份额大体处于中等水平。江苏每年给中央财政上缴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还要把当地存款划拨给出来用于其他省份的借贷。
Jacbs观察到，江苏优势源于解放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较高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相对较低。他还指出，江苏向中央的高额财政转移，及对省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剩余实行严格的地方控制，造成了江苏省级政府的相对弱势（参见Powell和Leeming，1999；Tang，1990；Yeh等，1992）。
江苏地域特征比较明显，南京曾为六朝故都，在共和初期、以及在1928—1937年和1945—1949年国民党时期也曾为首都，尤其是从元代以来，长江下游就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核心的一部分。Jacbs进一步指出，尽管江苏在省这一级没有很强的特征，但是在省以下的各个地区却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富裕的南部和比较贫穷的北部之间有着明显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区分，在南部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上海周边的吴语区和长江流域官话区。在传统体制时期，省级领导大多数从北方省区任命而来。
江苏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拥有中小型城镇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为外资企业的补充，这些企业受到地方政府强力支持。由于长期坚持发挥省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传统，因此而出现了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具有支配经济发展的力量。而由于省级政府自身没有更高的积极性，因此形成了适应地方政府更为大胆尝试的宽松环境。
山西是位于华北的内陆省份，从人均GDP看，1997年的山西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省份，尽管这比贵州高两倍。近年投资一直处于贫乏状态。自1990年初以来，尽管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型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在山西，这些发展刚刚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
1952年，山西的城市化程度比较低，但是由于传统体制下对重工业的集中投资使得山西到1979年人均GDP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7年，山西仍然高度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而且通过银行系统山西也从其他省份转移了相当的投资。
Goodman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山西经济获得了显著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是依靠国家控制的重工业，而这种特性，现在阻碍了山西吸引非国有投资，也延缓了山西经济与中国沿海和国际经济的整合，目前，山西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仍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Good man，1999；参见Breslin，1989）。
山西自身的特征相当丰富和复杂。山西自认为是中国古代汉朝社会和文化的核心地区。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山西一直是政治力量的中心，并很早就发展起了专业的贸易和金融服务体系。抗战时期，山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最重要的根据地，并培育了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一代重要领导，就是在山西，邓小平度过了他军旅生涯的大多时间。文革期间，山西失去了与邓和其他领导人的联系。当邓小平复出发动经济改革，他的山西老同事占据了很多重要领导岗位。为了恢复被忽视的重工业，1980年代山西省一级改革目标主要集中于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国家投资项目重新焕发活力。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初开始改变，当时的山西省领导把重点转向吸引外部投资、改善交通设施以便拓展联系国内市场的渠道、鼓励城镇中小企业和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合理调整重工业，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要克服传统经济遗留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Goodman指出，随着左翼激进主义的转变，现代山西的地方特点日益明显趋向“儒家学说的复兴主义”（1999，p.217）。当地领导持续不断地努力寻求运用现代科技和组织来增强本省的经济势力，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且力图把这些现代科技和组织作为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丰富的传统置于更为坚实、更具有远见的基础上的一个手段和措施。这些手段措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是决不会超越目标。
首先，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在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在省一级与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的特点与优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江苏更趋向改革的政府一尤其是省下的各级地方政府——与计划体制确立前的经济发展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山西的社会主义传统比较强，但是山西具有更强烈的传统政治与文化遗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它将会促使地方精英继续努力克服本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贵州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前的经济成就没有可值得提及的东西，因此必须开始相对人为和低效的现代化努力。
其次，这些案例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各省投资水平差别分析的原因假设？这些案例的研究对这样的论点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即传统体制确立前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以及传统体制下的主要依赖重工业和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则是可以忽略的因素（目前还难以发现省际之间银行系统信贷转移的影响的论述）。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关于中央财政大规模转移的影响的概念尚不清楚，这是否是对各省政府积极性产生消极作用的明显的独立力量？抑或与依赖重工业结果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再一点涉及到制度的路径问题，通过这种制度路径，传统体制确立前的成就会对省一级的政府产生一定的作用，就像证据显示的那样，这些影响会表现为更为缓慢地从下到上产生作用，如江苏，或者主要地是从上到下产生作用，如山西，或者在这两个案例之间的某一地方发生作用。最后，从逐省的程序追溯中，不论如何彻底，都难以对独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给予更多的显示，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转而采用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
回归分析的结果及讨论
表2的模型1是最常见的模型，正如从模型2和4所看到的，在最为有力的可解释的两个变量——传统体制确立前（1952年的城市化）与传统体制时期（1979年的人均GDP）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对此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计划经济在中国持续时间仅为四分之一个世纪多一点，而在前苏联则达70多年，前苏联集团的其他东欧国家也有45年之久。这两者之间的不同预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模型1中，传统体制时期的经济发展只是一个例外。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传统体制确立前经济发展的差别远比传统体制形成的差别要强势得多。
表中列举的模型没有包括我们从对中国学者问卷调查中加总取得的传统体制确立前的政治发展指数。因为如果把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包括进来，这一变量就将显得不那么突出和有力。
表2：中国各省投资环境的预测
***p＜0.01 **p＜0.05 *p＜0.10
由于数据不完整，模型1中不包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河南、湖北、青海和西藏；模型2和模型3中不包括海南；模型4和模型5不包括福建、海南和西藏。
在模型1—3中，依靠计划手段的传统体制时期（重工业的总产出只是作为GDP的比例）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作用，这种变量只表示为负的符号。另一方面，如果只把传统体制时期的变量包括其中而把传统体制确立前的发展排除在外，这一变量就会失去其意义，其解释力也会失去不少。
最后，对中央财政和信贷转移收入计算（对财政收支和信贷存贷比率的分别计算）没有统计学意义。因为信贷情况也表现为负，而不是表现为正。模型3和5表明，如果不把中央财政和信贷转移性收入列入，估计其他变量的影响几乎不会发生作用。
就变量的方式来看，结论的确有点出乎意料，通常认为中国的体制是中央集权，但是似乎影响各省投资环境的最强烈因素，并不是中央政策，而是各省地方行政管理和经济的特点。其中有两类最为重要的地方特点，在着重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的积累政策，与植根于传统体制确立前经济发展的更为普遍的差别相比，其影响作用要弱得多。
对计划经济时以及传统体制确立前的经济发展之间和投资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两种理论解释。传统体制确立前发展的差别表明其政治和经济成就的重要性，但是，从传统体制确立前来看，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显然要比政治成果更重要，尽管如上所述，这两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协变关系。传统体制确立前的这些社会发展成就，可以被各省决策精英提升为本省区的一种更强烈、更有远见的共同集体意识。在当今世界，这种共同集体意识可能会成为促进市场改革的手段，从而充分调动当地发展潜力。在转轨初期，经济更为先进的省区强调的是经济的优先发展，尤其是城市服务行业人口相对比较高从转向市场经济改革获利最多。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最为强烈，但是要对它们之间协变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决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也说明，传统体制确立前的发展变量具有相当重要的解释作用。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仅实行了25年，就此而言，这就意味着在转轨初期还有相当比例的人具有实际经历市场经济的个人体验，尽管也曾经历了连年政治斗争的创伤。这种现存人力资本与传统体制前经济发展成就形成的观念相当紧密融合，市场化改革获得的经济收益将使这种观念与人力资本的融合进一步得到强化，从而使其成为推动地方经济自由化的重要因素。
结 论
对各省不同的经营环境，我们提出了三种主要解释，并且找到了支持这些解释的答案，即支持或反对市场改革利益群体规模大小的差别、传统体制确立前各省以及省以下地方特点的差别。与此相反，中央控制的财政和信贷补贴层面对各省差别的影响作用则少有证据给予支持。由于计划经济在中国统治时间相对比较短，现在对传统体制确立前各省的特点与计划经济时期各省特点对主要经济利益群体力量变化的影响作用孰重孰轻，还难以作出准确估计。
尽管统计结果显示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收益依赖的重要性常有夸大，但案例研究显然确认了统计结果的一般逻辑。案例研究还显示，制度的主要差别对省一级和省下地方自由开放程度差异的影响作用，这一情况对从上而下的制度环境和从下而上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群体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统计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同时，各省要创造一种有利的投资环境，就必须要创造适应这种投资环境的政策条件，并且要发挥本省的优势条件，似乎应该更强有力的依靠由省以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家确立的紧密关系创造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可以从城镇和乡镇企业的重要性中看到，当地政府一般与当地城镇和乡镇企业都确立了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Che和Qian，1998）。未来的工作，就是进一步努力收集当地政府—企业界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如何适应并推动省一级领导持续改善与本省、本地区投资环境相关的更为详细的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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