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创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能论文,其对论文,意向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原动力始终是创业研究充满魅力且亟待验证的命题。创业活动开始于创业者个体有计划的行动，并能反映他们的认知过程，而洞察创业者的认知过程则有利于揭开创业过程的奥秘。[1]基于认知观的创业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创业研究视角，得到了Shane、Baron、Krueger和张玉利等著名创业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重视。这些学者认为，基于认知观的创业研究有望揭示创业过程最为关键的方面，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创业者思维，解释创业原因、过程，并提供较为精准的测量手段，解决创业研究中最基本的“为什么”(why)问题。[1-4]在《2007年创业认知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中，Mitchell等七位学者共同呼吁未来的创业研究应该围绕社会认知问题展开，促进创业研究深入探讨“想”与“做”(thinking-doing)的关系。[5]同年，Krueger也明确指出：“理解创业内涵的关键就在于探究隐藏在创业者的认知结构、创业意向和创业行动背后的深层次的信念因素。”[6]自我效能感作为这样一种深层次的信念因素，是揭示关键创业活动的重要概念。[2，5]自我效能感与行为或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会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动态环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创业环境正好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本文从认知观出发，以创业自我效能感为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对象，在比较国外研究成果和国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和特征，以及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影响；然后运用Ajzen(1991)的行为计划理论来探讨创业者的态度因素(行为控制感)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关系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深入到过程层次来揭示创业认知过程动态性和复杂性背后的本质因素；最后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本文的理论研究，从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角度来探讨创业教育的内容、重点和方式等问题。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认知理论与创业自我效能感
1.社会认知与自我效能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的创始人Albert Bandura是西方新行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三元交互决定论和自我效能理论是Bandura社会认知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它们的核心则是主体能动观。Bandura认为，人类动因在一个包含三元(环境、认知、行为)交互因果关系的相互依赖的结构中发挥作用，人的心理预期或信念——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感对行为起着主导作用。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自己能够调动为在特定情境下成功地完成特定任务所必需的动机以及认知和行动资源(Stajkovic等，1998)。
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相信自己具有为实现特定行为目标所必需的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具有三个重要特征：(1)自我效能感是行为人在综合了有关其本人、特定任务和他人等的信息以后才产生的；(2)自我效能感涉及动机因素；(3)自我效能感是一种动力结构，会根据行为人取得的新经验和信息不断变化。[7]自我效能感具有可塑性，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直接经验、替代性学习、身心状态和社会环境诱导等的影响，可用来预测很多目标导向型行为。[8]
关于自我效能感这个概念在具体领域的应用，Bandura认为，由于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性，任何时候讨论自我效能感，都是指与特定领域相联系的自我效能感。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支持。关于自我效能感的应用，也许影响最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的应用领域就是领导领域。[8]尽管多年来关于领导的研究已经肯定了领导人自信心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试图在领导研究领域验证自我效能理论的相关观点(Chemers等，2000)。创业的核心是领导和变革，而创业过程则综合体现了与领导有关的各个方面：发起变革、打造核心团队、构建和实现愿景、建立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培育组织文化等。自我效能理论对于创业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体现过去创业者个人特质研究中缺少的东西，并揭示创业者及其行为过程的重要方面。[2]
图1 基于创业者角色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模型
2.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自我效能(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感是把自我效能理论应用于创业研究的产物，是指创业者相信自己能够胜任不同创业角色和任务的信念。[9]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动机及创业行为密切相关，因而可以用来预测创业行为的选择、维持和结果，而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水平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Chen等人(1998)基于创业的任务职能探讨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9]De Noble等人(1999)又根据核心创业技能确定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六个维度。[10]
根据Kotter的领导力理论(1990)关于管理与领导的观点，管理是应对任务复杂性的，而领导则是应对创新和变革的。[11]本文认为，创业者与普通管理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更多是在从事领导工作，根据不同的创业任务(处理复杂事务、创新、变革)分别扮演着管理者与领导者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划分是建立在任务性质和技能基础上的，围绕创业的核心任务——创新与变革——展开(参见图1)。
(二)创业意向
创业意向(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是针对潜在创业者而言的，只有具备相当创业意向的潜在创业者才有可能真正从事创业活动。[2]Bird(1988)把创业意向定义为“引导创业者追求创业目标，并投入大量注意力、精力和资源等的一种心理状态”，并且认为个人或社会因素都必须通过创业意向来影响创业行为。Krueger等(2000)认为，创业是具有意向性的，创业意向针对有计划的行为(planned behavior)，是创业行为唯一、最好的预测变量。对于创业行为，意向模型要比特质模型或情境模型更具预测力。Kolvereid(1996)以及Fayolle和Gailly(2004)的实证研究也分别验证了创业意向是导致创业行为的关键。
探索导致个体产生创业意向的因素，一直是创业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个体层面的创业意向往往是一个国家创新力的重要标志(张玉利等，2003)，但用个人特质来预测创业意向及创业行为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由于创业者面临的环境和任务的特殊性，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导致创业意向的重要前提(Boyd等，1994；Krueger等，1994)。后来的许多研究也证明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正面影响。[9，10，12-14]创业意向研究在国内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范巍和王重鸣(2004)。他们俩的创业意向调研表明，包含在个体变量中的自我效能感是创业意向的一个影响因素。归纳以上研究，可以假设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假设1)。
(三)行为计划理论与创业意向
Fishbein和Ajzen(1975)提出了“信念→态度→意向→行为”这一经典研究框架，并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和元分析的支持。在创业研究领域，创业自我效能感(信念)与创业意向(意向)、决策及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但这些研究没有引入关键的态度变量。而且，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静态的关系分析层面。而对于解释创业者思想和行为来说，态度和动机是不可或缺的变量。[3]因此，有必要把关键的态度和动机变量作为重要的中间和过程变量，并用它们来探究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内在作用机理。
很多学者运用脱胎于“信念→态度→意向→行为”这一基本框架的行为计划理论来解释或探讨个人形成特定意向或采取特定行为的原因。行为控制感(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引入是行为计划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的最大不同之处。行为控制感是指个体对实施某一行为的易难程度的感知，也是个体对自身行为可控性的一种感知。个体认为自己掌握的资源和能遇到的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越少，那么就会产生越强的行为控制感。行为控制感作为一种态度因素，既与个体的认知风格有关，同时又是后天教育的结果。[15]行为控制感对意向产生直接的影响。Krueger等(2000)在Shapero(1982)、Ajzen(1991)和Katz(1992)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修正模型[2]验证了受自我效能感影响的行为控制感对创业意向的显著正面影响，而他在200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6]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之间的关系受行为控制感这个中介变量的影响，即行为控制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两者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设2)。
参照Baron等(1986)关于完全与部分中介作用的观点，我们可进一步提出两个备选假设：行为控制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3a)；行为控制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b)。
三、实证研究比较
(一)研究方案比较
1.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根据本文的资料整理，自Chen等人1998年首次对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定义和实证研究以来，迄今国内外已有近二十项关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涉及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De Noble等，1999；Jung等，2001；Sequeira等，2004和2007；Zhao等，2005；Kolvereid和Isaksen，2006；Wilson，2007)、控制点(Chen等，1998)、战略决策(Forbes，2005)、创业绩效(Forbes，2005；Luthans和Ibrayeva，2006；钟卫东等，2007)、认知方式(Barbosa等，2007)、创业成就感(Lindsay，2007)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研究是Chen等(1998)和De Noble等(1999)的研究。
Chen等(1998)最早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进行了考察，分别对141名学生(主要是MBA学生)和175名小企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创业的任务职能把创业自我效能感分为营销、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资金控制五个维度。[9]De Noble等(1999)对359名学生(包括本科生和MBA学生)的调研基于核心创业技能确定了以下六个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风险和不确定性管理、创新和产品开发、人际关系及网络管理、机会识别、关键资源的获取与配置、创新工作环境的营造和维持。[10]
参照相关实证研究，我们对河北、天津四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高年级学生占89％)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40份。我们从中随机抽取175份有效问卷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其余的465份问卷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创业自我效能感测量以De Noble等人(1999)开发的ESE量表为蓝本(经授权)，根据小规模测试结果，针对该量表在我国情境下使用所存在的不足，综合借鉴国内创业者访谈和案例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运用创业者角色理论模型确定了一份包括12个题项的李克特五级量表(事先进行过两轮测试)。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因子分析法，并采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抽取相关因子；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提取了管理事务性工作(创业管理)、领导团队与应对挑战(创业领导)、把握自我与坚持创业(创业坚持)三个因子。KMO(抽样适度测定值)为0.69，一致性系数为0.734，累积解释了60.331％的变异。
2.其他变量测量。对创业意向与行为控制感的测量，经授权运用Li
án等(2009)开发的EIQ问卷(V3.0)[16]中的相关量表。在EIQ问卷中，创业意向与行为控制感均为单因子结构，分别采用包括三个题项的李克特五级量表(参见表1)。
(二)研究结果比较
1.创业自我效能感维度。我们根据创业者角色理论模型进行的实证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由创业管理、创业领导和创业坚持三个维度构成。表2对这个结果与Chen等(1998)[9]和De Noble等(1999)[10]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
2.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影响。我们根据以上假设关系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个结论与国外同类研究相似，因此，假设1得到了支持(参见图2)。
图2 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3.行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检验。根据假设关系，我们按照Baron等(1986)和James等(2006)建议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并根据假设关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技术进行了参数估计，在证实行为控制感的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的部分中介作用进行了验证。表3对行为控制感完全和部分中介作用模型的拟合度指标①进行了比较。
差异显著性检验显示，部分中介指标更优，从而验证了行为控制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向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参见图3)。
因此，假设2和假设3b也得到了支持。
图3 行为控制感部分中介作用模型
四、研究讨论
(一)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
1.创业管理、创业领导与创业坚持三维度。根据Kotter的领导力理论，创业管理是指应对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任务，创业领导是指应对创业过程中的各类创新与变革，而创业坚持则是指创业者对创业目标和愿景以及自身的深层假设或信念的坚持。根据Schein(1989)的观点，这种深层假设或信念是影响新组织文化的关键因素，能反映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目的和意义以及有关创业的想法和主张。
创业是创建组织或者在既有组织内部开展系统的变革，创业的关键在于领导变革。由于创业者面临的任务和环境复杂、多变，因此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要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并领导创新和变革。创新和变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分散在组织内外的不同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和平衡各方的利益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创业过程实质上就是克服各种阻力(包括社会文化传统、创业者自身的惰性、组织文化惯性)，坚持实现目标的过程(王云峰，2008)。
2.创业自我效能感三维度之间的“和合”关系。创业管理、创业领导与创业坚持这三个维度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随着创业过程的推进而不断转化和相互支持的。首先，创业管理是基础。由于创业期间组织机构、层级尚不完善，创业者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必须应对纷繁复杂的事务，建立并不断完善新创组织的各项机能，构建人力、物力资源和制度基础，以保证新创组织健康成长。其次，创业领导始终决定着创业过程的方向和进程。基于学习和认知的愿景是创业领导的核心要素，创业领导的过程就是培育和实现愿景的过程。在贯彻和实现愿景的过程中，组织成员要经历共同的情感体验，形成一致的认知并实现基于组织文化的凝聚。因此，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扮演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双重角色，而随着初创阶段的结束，伴随着组织的成长，创业者的管理者角色会转变为“领导创新和变革”的领导者角色。最后，创业管理与创业领导需要“人”(即创业者)来坚持，因此，创业坚持是创业管理与创业领导的前提，是创业者创业动力的源头与新创组织文化凝聚的关键。由此可见，创业自我效能感角色模型就是要考察创业者对自己的创业管理、创业领导和创业坚持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二)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环境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有学者认为自我效能理论是以西方社会及其崇尚的个人主义为其社会和思想基础的，因此不一定适用于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但是，Bandura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还是在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为了应对社会经济变革，都必须树立和维持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Jung等(2001)对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考虑了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分别对美国和韩国商学院在校学生和企业全职经理两个样本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总体上与创业意向显著正相关。[12]我们的实证也表明，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创业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创业意向同样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也支持了Bandura的观点。
图4 创业自我效能感三维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对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向的过程进行了考察，证实了行为控制感在创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发现这一过程的背后有两个重要因素——社会环境诱导与创业教育——起着支配性作用。
创业活动总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化因素必然会通过创业主体来对创业活动与创业过程产生作用。实践证明，培育良好的创业文化有助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这里的社会环境诱导是指社会舆论、社会文化对创业的承认和赞许，它是推动创业的强大社会因素。社会环境诱导力量的发挥不仅取决于舆论宣传或创业明星示范，更有赖于以下三个因素的相互配合和综合作用：一是创业者的社会示范作用；二是社会导向，社会导向是社会价值观的风向标，而社会价值观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础；三是相关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包括经济领域的相关制度，还应该包括社会信任机制、教育和相关政策体制等等。
创业教育是提升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的关键。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推动创业的重要手段。[17]创业教育不能仅局限于在校学生，而应该面向全社会。狭义的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受教育者从事工商活动的综合能力，把他们培养成职位创造者；而广义的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全体社会成员的创业意识或精神，实质上也是一种素质教育(高晓杰等，2007)。创业教育是有效提高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创业者获得替代性经验、保持良好的心态、坚定创业决心和掌握创业基本技能的重要途径，还能够通过提高社会环境诱导水平来正面影响社会成员的创业态度(行为控制感)，进而促进创业意向的产生。创业教育必须在普通教育注重培养受教育者认知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他们的认知资源范围，并优化他们的认知资源结构。
具体而言，创业教育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丰富受教育者的创业经验。丰富创业经验的方式有很多，如开展创业计划竞赛，组织受教育者参加创意开发活动、模拟团队、LTD法②、创业社团、创业基地实习等。(2)增加受教育者的替代性经验。有研究显示，受过MBA教育的被试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向水平远高于未受过MBA教育的被试。这为创业教育提供了很多启示。从教育手段来讲，创业教育可以充分借鉴MBA教育的案例研究、小组研讨、互动交流方式，通过情境融入和亲身体验来增加受教育者的替代性经验。(3)优化受教育者的认知资源结构。认知资源结构的优化包括认知干预与正确归因，其中的一个有效手段就是个体归因。个体归因可以通过内省或讨论的方式，认真思考或深入讨论成功案例的关键因素，并与自己进行比较。个体归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个体归因方式。人们通常把行为结果归因于努力、能力、运气和任务容易程度四个因素，若把成功归因于能力，则会极大地提高自我效能感。二是引导个体自我调控。创业者要面临各种挑战，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具备超常的坚韧性，树立成功主要依靠自己的信念。三是树立正确的能力观，相信能力(当然包括创业能力)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高。(4)积极引导受教育者实现自我强化，鼓励他们树立“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念(即“创业坚持”维度)和不断激励自己去实现预定的创业目标。(5)教育受教育者采取正确的创业态度，并树立积极的创业观。无论是迫于形势还是出于冲动，创业者在实施创业的过程中都必须保持良好的心态，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创业态度上升到社会层面，就是一种社会创业观。无论是创业态度还是创业观，都与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密切相关，本质上就是个人和社会对创业目的和意义的根本看法。
注释：
①本文采纳侯杰泰等(2004)提出的建议，报告df(degrees of freedom,自由度)、χ[2](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卡方)、χ[2]/df、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近似误差均方根)、GFI(goodness-of-fit index,拟合优度指数)、AGFI(goodness-of-fit index adjusted，经修正的拟合优度指数)、NNFI(non-normed fit index，不规范拟合指数)和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比较拟合指数)八个指标。
②LTD(learning through discussion)即小组讨论学习法，源于Hill的培训研究，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任务人际关系发展模式。它主要通过组织小组成员共同完成任务来培养他们的个人主动性和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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