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占卜与宋代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3-0094-06
占卜是一种极为古老的迷信形式，源于神灵崇拜，早已成为习俗。在文明程度相当有限的古代社会，出于对天灾人祸的恐惧心理和对趋吉避凶的急切企盼，人们采用多种迷信手段，推断吉凶祸福。这些迷信手段统称前兆迷信，又称占卜。占卜作为人们的普遍行为，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包括宋代在内的古代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前后有所变化。然而，对于宋代的占卜，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宋代占卜的盛行及其影响和成因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社会的面貌以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
一 占卜的盛行
关于宋代的占卜，王曾瑜先生曾扼要指出：“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巫卜的盛行，绝不比周边国家逊色。”[1]（255页）岂止横向比较辽、夏、金，即使纵向比较唐、五代，宋代占卜的盛行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下列三个“增多”，即是证明。
其一，卜者人数增多。王安石在《汴说》一文中说：卜者“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而汴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2]（卷三十二）。开封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卜者竟“以万计”，所占比例之高实属惊人。当时，巫、卜不分。宋仁宗时，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巫者1900余家[3]（卷二）。宋神宗时，虔州（即今江西赣州）巫者3700家[4]（卷三三四《刘彝传》）。可见，外地的专职或兼职卜者为数不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辟有“卜筮部名流列传”、“星命部名流列传”、“相术部名流列传”、“术数部名流列传”，唐代入传者仅20人，宋代则多达39人。这也可作为宋代卜者比唐代增多的佐证。
其二，占卜书籍增多。宋代的卜者并不都是江湖术士，特别在其所谓“名流”当中，不乏文人雅士。陈抟、种放等著名隐士，钱若水、司马光等朝廷重臣，邵雍、蔡元定等理学名家，均精于所谓“占卜之学”。这些文化程度极高的上层人士参与其中，促成宋代占卜书籍明显增多。《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易类”、“天文类”、“历算类”、“五行类”均著录了不少占卜书籍。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宋代这类书籍多于唐代。为适应占卜书籍增多的需要，《宋史·艺文志》新开辟了“蓍龟类”，专门著录占卜书籍35部。宋代的占卜书籍传世者较多，诸如张行成《冀玄》、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祝泌《六壬大占》、徐子平《三命消息赋注》、杨维德《遁甲符应经》之类，不胜枚举。尤其是至今仍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所授，或陈抟所著。据记载，后来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的钱若水青年时代拟跟随陈抟学道。陈抟“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乃请麻衣道者“观之”。麻衣道者断言：“做不得。”但又说：“急流中勇退人也。”钱若水于是“不复留”，但后来果然“年才四十致仕”，“急流中勇退去”[5]（卷二）。可见，有关《麻衣相书》作者的传说，并非向壁虚构。
其三，占卜方式增多。据黄正建先生在《唐五代占卜略论》一文中归纳，唐、五代的占卜方式大约有占星、相术、禄命、卜筮、易占、占梦、测字等12种[6]。其中，占梦在北宋仍盛行，但由于其办法过于简单、直观，到南宋被淘汰。南宋人洪迈称：“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7]（续笔卷十五《古人占梦》）除占梦而外，其它各种占卜方式，宋代一概沿用并有所发展。如三命术，其鼻祖据说是唐人李虚中，而宋人徐子平则加以发展，将年、月、日推算演变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既神秘又易于普及，很快风行于天下。此术因完成于徐子平之手，又称“子平术”，俗称“合八字”。宋人还创行了一些新的占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王处讷所创。他曾用此术为僧赞宁推命，断定“其命孤薄不佳”[8]（卷下）。《宋史·艺文志五》五行类著录有《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书。此术以五行二十八宿与各种禽兽相配，附会人事，以占吉凶。二是揣骨，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它通过揣摸人的骨骼高低、广狭、长短等，以推断人的贫富、智愚、贵贱、寿夭，又称“摸骨相”。据记载：瞎眼相士为官员王继忠摸骨相后断言：“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生食胡禄。”[9]（卷四）王继忠后来被辽军俘获后，果然出任高官。此事显然出自后人附会。三是卦影，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人费孝先所创。据记载：“自至和、嘉祐以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土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10]（卷十一）此术“取人生年、月、日、时成卦，系之以诗，言人之休咎”，“又画人物、鸟兽，以寓吉凶”[11]（三钞卷十二）。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占卜更加平民化。如“乾道中，浮梁村落间，有术士方大年，精于禽课，邑人称为方星禽”[12]（支庚卷二《方大年星禽》）。这名乡村卜者甚至用星禽术推测盗贼藏身之处，直至破案。岂止星禽而已，上述种种占卜方式均在民间广为流行。
二 占卜与社会
宋代同前代相比，占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相适应，宋代的占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代，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运用占卜；宋代，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有发觉，他敏锐而明确地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13]（《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占卜从注重“决疑”到侧重“计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宋代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其一，科举。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的地位又有提高，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土及第者不得美官。”[14]（卷五《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人们特别看重科举，科场竞争格外激烈。宋神宗时，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5]（卷一百三十六《用人》）依此计算，科举录取率低至1‰左右。当时，不仅“世人获甲科者绝少”[16]（卷十二），而且偶然性极大，饱学之士名落孙山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12]（支丁卷六《南陵仙隐客》）之余，只得求助于所谓“神灵”以及占卜。因此，名山大刹“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12]（支丁卷八《陈尧咨梦》）。同时，“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17)（卷七十三《卜者》）。如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适逢省试，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12]（支丁卷七《丁湜科名》）。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一概说是，可贪近财。“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二是一律说不，可图远利。“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获倍，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17]（卷七十三《卜者》）。真可谓左右逢源，说是说不，都能骗钱。不少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但开出天价，“吾言不妄，当与我五万钱”[12]（支戊卷十《李汪二公卜相》）。一言以蔽之，宋代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卜之风最盛之时。
其二，婚姻。古人将婚姻视为“人伦之首”，作为“终身大事”。占卜早巳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二是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卜在宋代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未来前程，以便选择配偶，尤其是女婿。相传，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还是个穷书生的富弼“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18]（卷上）。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婿，则是由于马亮本人“善相人”[18]（卷下）。据说，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且“奇形古貌，眼有大小”。但是，卜者认为这是一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于地，小者视四表”。岳阳（今属湖南）富人胡氏听信卜者之言，不顾妻子反对，以女“妻之”[19]（前集卷二《赵方异相》）。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则是由于这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4]（卷四百一十八《陈宜中传》）。与前代不同，宋代用占卜方式选择女婿成风。这表明人们选择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不再特别看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这正是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具体表现之一，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20]。
其三，仕途。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阀阅的时代，那么宋代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士人跑官成风，他们“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马”、“日游神”等绰号[21]（卷二）。宋代虽以冗官著称，其实名额不限，全国官员最高额“凡四万二千有奇”[22]（卷四十七《宋内外官员数》）。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有员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官员权位往往难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说[23]（卷二十《杂事》）。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员们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侥幸”[24]（续集卷上《范元章梦》）。于是，“士大夫无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将相权贵之门”[25]（卷五）。官员聚集之地即是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中瓦等皆是“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26]（卷下）。相国寺一术士“一命必得千”，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议命”。据说，术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异姓真王”[26]（卷中）。后来果然不出所言。然而，“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断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27]（卷下）。这实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朝廷“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难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28]（卷三《日者谈休咎》）。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实令人咋舌。
三 占卜与政治
宋代占卜不仅运用于社会，而且从属于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几乎无不利用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历代帝王。宋太祖当年创立北宋，便利用占卜。军校苗训“号知天文”。他诳称：“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并断言：“此天命也。”[29]（卷一）这即是发动陈桥兵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太宗在做晋王时，卜者马韶依据所谓“星命”，料定：“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4]（卷四百六十一《马韶传》）。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马韶因此入仕为官，官至太常博士。真宗在做寿王时，太宗拟立为太子，因陈抟“善相人”，令他前去相面。陈抟“及门亟还”。声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于是，“建储之议遂定”[30]（卷七）。徽宗登基前夕，更是利用占卜大造舆论。据说，哲宗曾就皇嗣问题，询问有“神翁”之称的卜者徐守真。徐“大书‘吉人’而二字上之，一时莫晓”[25]（卷一）。过后方知，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相国寺相士陈彦早已将徽宗的命定为“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28]（卷六《卖卦陈》）。他以后因此官至节度使。不必再举例，所有这些，无非是帝王利用占卜，将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统治神化为所谓“天意”。
其二，农民起义。北宋初期，李顺即将占卜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据记载，一相士对李顺说：“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31]（卷九）；一卜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较其即位，授册之日，不差毫发”[32]（卷二）。这也可视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迷信解释。另据记载，北宋中期的王则“习图谶诸书”[29]（卷一百六十一）；北宋末年的方腊“托左道以惑众”[4]（卷四百六十八《童贯传附方腊传》）；南宋初年的钟相“挟左道以惑众”[33]（兵十之三十二）。这些虽属诬蔑之语，但从中可以推测，王则等人也很可能利用占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反叛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宋神宗时的赵世居案和宋宁宗时的吴曦之叛。赵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孙，与李世宁、李逢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擅长“言人休咎”[10]（卷五），宣称“世居当受天命”[34]（卷十六），企图利用占卜，拥立赵世居，结果被处死[35]。吴曦乃名将吴璘之孙、四川安抚副使，拥兵自重，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据说，他夜观星相，发现“月中有一人”，“与己惟肖”，即宣称：“我当贵”[32]（卷八），并起兵。很清楚，吴曦无非是假托神奇以自欺并欺人。一卜者则对吴曦之叛作迷信解释，他“拆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32]（卷二），认为吴曦虽必反无疑，但38天即覆灭。古人往往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而是用迷信解释历史，这又是证明。此外，如宋徽宗时的赵谂、张怀素等均利用占卜谋反。赵谂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相传他“梦神人授以诗”。曰：“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36]（后录卷七）赵谂自称天子，并改元隆兴。张怀素则是个“以占风水为生”的流民，自号“落拓野人”。据说，他“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并声称“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有名望者”[36]（后录卷八）。与吴曦不同，赵、张二人均无任何实力，一被揭发，即被处死。但是，由此也可看出，占卜确属宋代一切政治势力必用无疑的工具。
四 占卜盛行的原因
宋人徐度早巳指出：“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27]（卷下）莫说一般江湖卜者，就连被朱熹视为“老友”、著有多种占卜书籍的理学家蔡元定，虽然号称“通术数”，但“其间吉凶不能皆验”。他被斥为“妖人”，贬死道州（即今湖南道县）后，仍有人著诗，予以冷嘲热讽。诗曰：“掘尽人家好陇丘，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即邵雍）术，何不先言去道州。”[37]
行文至此，人们或许会问：占卜分明是迷信，宋代科技进步，朝廷又严格禁止，何以占卜如此盛行？宋代的科技确有进步，然而岂止宋代，直到近代，科技的进步都不足以改变人们神灵崇拜的观念，扭转由来已久的占卜习俗。
至于说宋代严格禁止占卜，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完全是事实。的确，从北宋初年开始，朝廷即屡降禁止占卜之诏。诸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月降《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诏》[29]（卷十八），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正月降《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38]（卷一百九十八），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四月降《禁天文兵书诏》[38]（卷一百九十九），宋神宗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四月降《禁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诏》[29]（卷十八）之类，简直举不胜举。诏令斥责卜者“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赀耳”[29]（卷十八），实属言之凿凿。对于违犯者，处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十一月“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匿藏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29]（卷十七）。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诏令的发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严惩卜者是在其利用占卜登上皇位10余天之后，而宋神宗申严占卜之禁则是在赵世居案发之初。二是诏令并不一概禁止占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月所下诏令，明确规定“除二宅及易筮外”，即将相宅、相墓、易占、卜筮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所有诏令禁止的重点都在利用占卜谋反这一方面。三是诏令并未严格执行。否则，无须不厌其烦，一再重申。
其实，与前代相比，宋代对占卜的管理反而较为宽松。唐、五代设有管理占卜的专门机构太卜署，凡属官府管理的占卜活动即所谓“卜筮正术”，一概不许民间参与，民间不得收藏和传习有关书籍。宋代撤消了太卜署，所谓“卜筮正术”得以在民间流行。当时虽无太卜署，但通过司天监（元丰官制改革以后称太史局）培植包括卜者在内的方技之士。北宋初期的楚芝兰，即是一例。他“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司天监）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4]（卷四百六十一《楚芝兰传》）。何况历代帝王无不利用占卜，并对精通所谓“占卜之学”的人士礼遇有加。如陈抟“来朝，太宗待之甚厚”[4]（卷四百五十七《陈抟传》）；“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39]（卷五）。如果说陈抟、种放毕竟是著名隐士，那么陈彦无非是个江湖卜者，宋徽宗竟将他封为节度使。最高统治者诸如此类的作为，对占卜的盛行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代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40]。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明显加快。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换家”[41]（卷一《田蛙歌》）。于是，在经济上由贫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贫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42]（《上邱宪宗卿书》），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43]（卷七）。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朝廷无世臣”[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无百年之家”[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出现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44]，“显人魁士，皆出寒俊”[45]（卷一）的局面，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加之当时政局反复、宦海沉浮，官员休想只升不降，甚至很难终身为官。难怪他们“常若逆旅人、将行者”[46]（卷四《志尚》），随时准备丢官还乡。由于不可预料的因素增多，未来前途的未知数增大，人们出于对由贫变富、由贱变贵的企盼和对由富而贫、由贵而贱的恐惧，难免更多地求助于占卜。在宋代，那些据说“能推人命贵贱”的卜者，“其肆如市”、“其门如织”，并“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完全可以理解。
还应当指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的加快使土地集中的过程提速，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增多。他们急需寻找生计，做个可望“其肆如市”，“其门如织”的卜者，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难怪当时不少江湖卜者出身无业流民。前面讲到的张怀素，即是一例。此外，如号称“道人吉凶雅有验”的刘快活“不知何地人”。而“时时言事多中”[25]（卷五）的风僧哥、刘跛子等人均不时游荡于街头巷尾。在江湖卜者中，因卖卜而大发横财，由穷变富者大有人在。如贫苦无告、“游术江左”的蒋坚适逢“戊子科举，士人登其门如织，几获钱百五千，从此小康”[12]（支甲卷十《蒋坚食牛》）。有的岂止小康，实属暴富。王安石对此有所描述，“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2]（卷三十二《汴说》）。总之，宋代买卜者与卖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流动趋势增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