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演进逻辑＊
何 显 明
提 要： 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历史谱系，深刻地反映了浙江现象生成、演进的内在机理，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力量对于社会革命进程巨大的牵引作用。浙江历史上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世纪之初，长期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浙江遭遇了一系列“成长中的烦恼”，粗放型增长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浙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也迫切要求浙江精神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作为浙江人民精神世界变革的新坐标，着眼于激励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将弘扬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与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有机地统一起来，将红船昭示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创业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推动了浙江精神的历史性升华。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15年来，浙江人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仅传承和光大了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 浙江精神 与时俱进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因和精神支撑，一直是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现代化遭际的重要视角。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始终是支撑浙江走在时代前列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曾深刻指出，“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①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历史谱系，深刻地反映了浙江现象生成、演进的内在机理，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力量对于社会革命进程巨大的牵引作用。
一、独特的区域文化传统与浙江精神文化基因的孕育
从来就没有从观念到观念的自我确证的“精神现象学”。“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区域文化传统无疑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共同特色，但浙江人民在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实践，也赋予了浙江文化一系列鲜明的区域特色。
第二天大清早，一推开门，整个世界成了银装素裹的天地了。只见房顶上全都戴上了白色绒帽，小区里所有的小汽车就像一块块奶油蛋糕，路两边的树都穿上了白色大衣，原来黑黑的柏油路都铺上了白色的地毯……真是太美了！
从生存环境来看，浙江靠山临海，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这种生存环境塑造出了浙江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硬气和韧劲，勇于开拓、富于冒险的气魄和胆略。自古以来，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可耕地稀少，自然灾害频繁，沿海地区几经沧海桑田的变迁。汉代以降，随着北方移民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形成了精耕细作的稻作文明，逐步磨练出了“柔而不屈，强而不刚”的坚韧意志。狭窄的生存空间也决定了浙江民众少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乐于并敢于背井离乡甚至漂洋过海去闯荡世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能屈能伸，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故事，都是这种顽强和坚韧意志的生动写照。
从文化发展的源流来看，尽管浙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属于中华文明的边陲地区，受中原文化同化相对较晚。南宋时期浙江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浙江都处于全国政治秩序和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受到的国家机器和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薄弱，容易形成富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自古以来，浙江游离于正统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甚至“异端”思想家代不乏人，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4 各组间生命体征比较T0时的RR、HR、MAP、SpO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各组患者T1-T3时的RR、MAP、HR、 均低于同组T0时，且T1、T2时 A 组患者 SpO2低于 B、C、D、E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T1-T3其余指标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一是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作为“浙学”的重要思想源头，东汉思想家王充确立了“浙学”鲜明的重“效验”、“疾虚妄”、“崇实知”的思想倾向。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曾尖锐地批评空谈性命的正统理学“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其思想的主旨被后人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黄宗羲曾评价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事功学派这种突出的经验主义和事功主义思想倾向，深刻地反映了浙江区域文化不尚空谈，注重实干，追求实效的思想传统。
四是工商皆本的亲商意识。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反映到政策主张上的一个必然体现，就是对传统的“本末”观念以及鄙视商业、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出全面质疑，充分肯定工商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公然为商人经商谋利行为的正当性进行道德辩护。从叶适“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陈亮“农商一事也”，“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王阳明倡言“四民平等”，都反映出“浙学”特别是事功学派的思想家普遍性地形成了同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重商、亲商意识。
作为区域文化传统集中体现及其理论升华，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独树一帜的事功学派乃至整个“浙学”，都鲜明地表达出了一整套深刻反映区域文化精神气质，且同主流文化大异其趣的思想倾向。
老福的真名叫杨志，因为他是侦察兵出身，从越南前线到刑警队一直以脑子灵光出名，破了不少难办的案子，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福尔摩斯”，长了就叫成了老福，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大名。他没住过单位的宿舍，一直住在他父亲留给他的这个老宅子里，这幢房子快一百年了，坐落在闹市区的一条幽暗的巷子里，虽然是几家住在一起的团结户，也算是闹中取静。他喜欢住在这里，每当他遇到复杂的案子理不出头绪，只要坐在这间屋子里那把坚固的转椅上，凝视着窗外墙上的青苔，思路就会像邻居家的汤味一样一缕一缕地清晰起来。
我们将“理性认识”阶段划分为“悟性”等五个认识层阶，同时，还尝试对“悟性认识”层阶的认识形式进行了详细区分[1]50。笔者认为“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多种表层或浅层的本质；换言之，同一事物的表层、浅层本质，可以为多种“悟性认识”层阶的思维“形式”所反映。本文在对“悟性认识”层阶的“本悟”“体悟”“感悟”及“领悟”思维形式论述的基础上[2]，拟就“悟性认识”层阶中的“渐悟”思维形式问题进行讨论。
1) 节点detect的作用为检测Rovio在图像中的位置：利用OpenCv将图片采集到ROS中，并根据颜色特征选择HSV值范围。然后算法对检测结果进行滤噪处理，计算检测所得到的闭环区域重心，作为目标的图像坐标。然后通过pantiltzoom方程结合摄像头当前的参数信息，将Rovio的像素坐标转化为(pan,tilt)坐标，也就是将目标置于摄像头图像中心(x/2, y/2)时，其对应摄像头的横纵转角。最后将当前摄像头检测到的所有机器人的坐标转化为(pan,tilt)数组，保存并发布到话题PanTilts。
二是自作主宰的创新精神。浙江区域文化一个显著的精神特质，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从东汉王充“不守章句”，西晋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黄宗羲倡“无君说”，再到晚清以来，龚自珍力主“更法”、“改图”，章太炎首倡“革命”，浙江一再成为冲破僵化思想束缚的思想创新前沿。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以“吾心”作为万事万物的“主宰”，将作为外在道德律令的“天理”转化为人内心的良知，极大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成为“浙学”承前启后的思想重镇和“浙学”标志性人物。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批思想领袖均来自浙江，与“浙学”的流风遗韵大有关联。
总体上，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为一体的浙江文化，表现出了极为显著的理性务实、开放包容、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一脉。“浙学”一系列同正统主流思想大异其趣的思想主张，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灿烂而极富个性的区域文化传统，是孕育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深沉文化底蕴，为浙江走在社会进步前列培育出了一系列不可或缺的优秀文化基因。正是这些同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的优秀文化基因，使浙江近代以来成为最富有创造性活力的地区之一。
浙江有着发达和悠久的工商业传统，区域文化呈现出了浓厚的商业文化气息。早在两三千年前，浙江的商业活动就已相当活跃，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的范蠡至今仍被民间尊为商贾的鼻祖。迄至唐代，浙江已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杭州、宁波和温州均已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更是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和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南宋时杭州人口超过百万，市民从事的行业达400行，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明清以来，随着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大大小小的市镇在浙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商业化、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工商业一直在浙江人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中原文化的实践理性更多地体现为道德理性的话，那么，浙江文化的实践理性则带有鲜明的经济理性属性。
三是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事功学派有着极为鲜明的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旨趣。叶适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明确主张“以利合义”，“崇义以养利”，“义利并立”。陈亮也提出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曾指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尘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皮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义利并重是事功学派最受主流思想非议的思想主张，但恰恰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异端”性的思想倾向，最鲜明地体现了事功学派甚至整个浙学的思想传统，深刻地反映了工商业在浙江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二、改革开放的先行实践与浙江创业精神的勃发
首先，逼仄的生存空间为浙江创业精神的激发提供了最原始的压力机制。人多地少，一直是制约农业经济时代浙江发展的最大难题。然而，正是这样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浙江民众冲破旧体制束缚，率先投身市场化改革实践的第一级助推器。“民以食为天”，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力量能够阻挡民众基于生存压力迸发出来的创业冲动。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浙江老百姓的创业精神也没有被体制力量完全窒息，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在一切可能存在的管制缝隙中寻找创业致富的机会。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浙江永嘉县就尝试过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改革，温州、台州的所谓的“地下经济”和“黑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相当活跃，并一再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因此，一旦改革大门开启，浙江民众压抑已久的创业冲动就迅速喷薄而出，形成冲破旧体制的强劲动力。在浙江，恰恰是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老百姓自主创业的激情最为高涨，这绝不是偶然的。
就文化的衍化机制而言，浙江区域文化传统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而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出了浙江人敏锐的创新意识和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一方面，浙江地处东南边陲，较少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浙江几乎都是南渡北人的首选之地。持续性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及其形成的多元价值与文化并存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单一价值信仰体系的盲从，以及对传统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的固守，有利于人们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保持活跃的思想状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另一方面，浙江长期处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近代以来，浙江更是得风气之先，近代工商业的兴起，近代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中西人员的往来等等，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异域文化，养成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繁荣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洋溢着浓厚的功利主义、世俗主义气息的民间大众文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作主宰、经世致用、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事功思想传统，赋予了浙江区域文化传统一整套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文化精神气质借助于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将其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亲和力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深深地积淀在浙江普通民众的心理结构和行为习惯之中，塑造出了浙江民众不齿于经营谋利，且善于捕捉商机的生存个性，赋予了他们一系列适应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特殊人力资本优势。这种文化基因即使一时受到压制，无法充分显示出其巨大的创造活力，一旦外部压制有所松动，又会重新苏醒，并在各种压制性的制度裂缝中找到自己生存、裂变的空间，显示出自己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作为一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伟大革命，充分释放出了浙江区域文化的创新活力，它将浙江民间崇尚务实、注重功利、乐于经商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转化成了波澜壮阔的大众化创业浪潮。
其次，计划体制的排斥效应为浙江创业精神的激发提供了倒逼性的“逆向激励”。浙江长期处于整个计划体制的边缘地区，计划体制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在给予一些地区特殊的激励和恩惠的同时，往往同时也让这些地区在走出计划体制的变革过程中更多受缚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甚至可能让它们陷入制度变迁的“锁定”状态。相反，它在排斥另一些行为主体的同时，也减轻了他们冲破旧体制束缚可能面临的阻力和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在计划体制时代，没能进入计划体制的中心区域，难以平等地获得国家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对浙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当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时，这种巨大的损失反过来恰恰可能成为浙江所拥有的重大体制优势。正是计划体制的“排斥效应”导致浙江民众只能通过自谋出路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命运，客观上有力地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精神。无法通过指令性计划获得工业化资源，也决定了浙江只能通过市场化来实现资源的互换。浙江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先行一步，同改革初期浙江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
再次，制度变迁的先发优势为民间创业精神的自我强化提供了有效的正向激励。人的观念和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及其变革。马克思提出，在现代的大生产实践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浙江之所以能够涌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化创业热潮，根本原因就在于区域文化传统所培育出来的自主创业愿望，以及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的生存个性，同先行一步的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区域文化所催生的自主创业激情推动浙江民众成为体制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推动他们率先进行冲破旧体制的改革试验；反过来，浙江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先发优势，又为浙江民众的创业营造出了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为浙江民众创业激情的进一步激发，并将这种创业热情波及、扩散到全省各地，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
最后，务实开明的地方政府成功地扮演了民间创业精神的庇护者与引导者的角色。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装置之一，政府行为构成社会主体行为选择的重要约束条件。富于理性主义、功利主义气息的区域文化传统，不仅在改革大潮中焕发出了浙江民众旺盛的自主创业激情，而且影响、塑造出了开明务实的地方政府。从最初开明地默许广大群众为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而采取的某些冲破旧体制的举动，到进一步积极引导群众自发性的改革创新，各级党委政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务实、开放、理性的行为模式，如对于基层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及时总结、推广，用以指导各地的实践；对于先行先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成熟现象，“允许试、允许看、允许改”；面对改革创新遭遇的种种议论，“不动摇、不攀比、不张扬、不争论、不气馁”等等，这些都为大众化创业浪潮形成，为市场主体的培育，提供了最为宽松的政策制度环境。
从总体上讲，正是市场化的改革浪潮，释放出了浙江民众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自主创业激情，激活了浙江区域文化传统蕴含的极其丰富的，与市场经济高度契合的文化基因，从而充分调动起了浙江民众“趋利尚贾”的潜能，使千百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演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体制的先发优势与浙江区域文化传统的相互激荡，造就形成了享誉全国的浙江创业精神。无论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还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体现的都浙江民众特有的艰苦创业的精神品质。2000年浙江省委提炼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正是对这种创业精神内涵的集中概括，它深刻地反映了浙江之所以能够以体制机制创新，克服经济基础薄弱、资源严重匮乏等不利条件，走出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市场化路径，创造出辉煌的“浙江现象”的内在精神动力之源。
三、走在前列的探索实践与浙江精神的历史性升华
世纪之初，长期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浙江遭遇了一系列“成长中的烦恼”，粗放型增长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迫切要求浙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浙江模式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也迫切要求浙江精神与时俱进。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改革创新事业的精神支撑。在总结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时，习近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浙江历史上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在改革开放中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①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318页。 为进一步提振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神状态，全面推动“八八战略”的贯彻落实，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显然，无论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还是百折不挠的拼搏意志，红船精神的内涵均与浙江区域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息息相通。2006年2月5日，习近平同志又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强调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在美国对伊朗制裁政策中，母公司是否会由于子公司的行为而被制裁？这是所有企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判断标准和实践并不明确。
如果说“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侧重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的概括总结，那么，“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则深刻地反映了走有前列对浙江干部群众精神世界变革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顺应浙江“新发展”的要求，回应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挑战，全面推进浙江模式转型升级，浙江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改革初期那种以艰苦创业为核心内容的初始状态，就必须大力培育和提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法治社会等等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落实中央对浙江提出的“走在前列”的要求，切实肩负起“探路者”的角色，就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大力提升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通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为全国提供有益的浙江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保持先进，走在前列，就必须学习在先、调查在先、研究在先、实践在先，在实践中努力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必须胸有目标，脚踏实地，立足自身，不甘现状，追求更好，敢于突破；必须闻毁不戚，闻誉不欣，慎始如初，善作善成。保持先进性，就是要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勇于走在时代前列。② 参见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作为浙江人民精神世界变革的新坐标，着眼于激励浙江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将弘扬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与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有机地统一起来，将红船昭示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创业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推动了浙江精神的历史性升华。这里，“求真”顺应了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趋势，要求深入探索和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实现由被动倒逼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的转变；“务实”反映了直面现实挑战，以实干求实效，努力破解“成长中的烦恼”，实现浙江模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现实需要。“诚信”深刻地体现了浙江市场经济体系从初期形态向高级形态迈进对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提出的新要求，并落实于不断深化的“信用浙江”建设实践中；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相匹配的“和谐”精神的高扬，则集中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开放”顺应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新趋势，要求“在高度的自省中虚心汲取全人类创造 的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质素不断适应开放的世纪和全球化竞争的需要”①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胸襟和气魄，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图强”则着眼于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定位，着眼于努力为全国贡献浙江经验的大局意识，来高扬奋勇争先的精神状态。显然，“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基于高度的文化自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顺应浙江走在前列的新方位，赋予了浙江精神丰富的新的时代内涵。如果说“八八战略”擘画了浙江先行先试路线图的话，那么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则为浙江坚持“八八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引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15年来，浙江人民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仅传承和光大了区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伟大的社会革命实践进程中，改革初期那种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质朴的创业热情，逐步蜕变为在浙江大地蔚然成风的创业创新文化，推动了整个浙江产业结构的脱胎换骨；走在前列的使命意识转化为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一个个务实举措，推动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不断深化；先行行试的创新勇气升华为勇立潮头，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贡献更多的浙江经验、浙江元素的责任担当；新发展理念引领的新的发展实践，显著地增强了法治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了浙江的文化软实力。基于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要求，这无疑为浙江人民精神世界的变革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经历了40年走在前列的探索历程，今天浙江在改革发展大局中地位的凸显，是前所未有的。浙江要肩负起新时代勇立潮头的使命，就必须以更高的眼界、更大气魄，推进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全面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出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会聚起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澎湃动力。
作者何显明，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教授 （杭州 310007）。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课题。
责任编辑： 徐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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