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东盟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代背景
1.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趋势与东亚地区合作滞后的反差
区域经济和贸易集团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通过建立各种优惠的经贸安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已经成为多数国家重要的政策选择。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主要形式，近年来自由贸易区在全世界得到了迅猛发展。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方面明显滞后，这里真正称得上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实际上只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尽管东盟建立35年来其业绩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但东盟国家日益感到必须进一步扩大东盟的范围及合作领域，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为此，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其成员包括东盟和中、日、韩3国。1994年东盟首脑会议又提出了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国领导人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经济大国均已在建立地区货币互换机制的问题上与东盟达成共识。东盟国家已认识到，作为次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只能依托东亚这个大的经济圈，才能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涵盖全区域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实际上还只是一个构想。（注：陆建人：《“东亚自由贸易区”离我们有多远》，见http：//www.cass.net.cn.）究其症结，一是东盟不切实际的立场，二是日本、韩国互相猜疑。
虽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一直是东盟国家的理想，但是，东盟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保持主导地位。尽管东盟过去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合作中尤其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中发挥过一定的核心作用。但是，相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13国20余亿人口来说，东盟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无疑均不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由其来承担领导者作用。1999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出席马尼拉举行的"10+3"会议期间，向朱镕基总理和小渊惠三首相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的设想。在2001年的"10+3"会议上，金大中又主张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并提出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盟对上述提议十分谨慎，它们担心“东亚峰会”取代"10+3"机制后，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就会丧失，因为“东亚峰会”将不再固定由东盟国家任主席和东道国了。
“东亚自由贸易区”难产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韩国的互相猜疑。作为世界第2大和第13大经济强国，日本与韩国在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产业领域均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在微电子、光纤通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材料领域也都具有相当的优势。因此，有日本、韩国参加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潜力是极其巨大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它们又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在2001年"10+3"会议上，日本对韩国“东亚峰会”的提议不做表态，只强调"10+3"机制要继续保持开放性。其主要顾虑是不愿与韩国等靠得太近，把"10+3"机制变成排斥美国的阵营，从而影响自己“脱亚入欧”的形象，甚至丧失多年来从美国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此外，日本的另一个顾虑是它不愿对同样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乐亚国家开放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目前，日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所以时时出现“卡壳”，也多是由农产品问题引起的。
在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迅猛发展和“东亚自由贸易区”因困难重重而难于付诸实践的情况下，范围更小、同时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提出也就势所必然了。
2.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加深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源远流长。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冷战的原因，中国与东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991年，中国才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建交或恢复了外交关系。1996年，中国开始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共同确立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同时，这种政治关系的良好势头又为双方发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2000年底，在朱镕基总理提议下，双方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加强经济联系、提供贸易投资便利。2001年11月初，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的第五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以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10+1"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确定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重要合作领域；二是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三是加强政治互信与支持。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这是双方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国第一次承诺与他国达成自由贸易安排，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进入新的世纪，中国与东盟关系已形成政治互信与经济融合良性互动的积极态势。
从表面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构想到达成协议，只有一年时间。事实上，早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朱镕基总理就曾指示外经贸部组织专家开展关于相关的利弊评估和分析。在2000年11月于新加坡举行的第4届东盟加中国会议之后，双方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专家组，在这一专家组内，各自又成立了联合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份双方均能接受的共同报告，并向双方各自的领导人提交了此份研究报告。2001年6月，在博鳌举行的中国—东盟高官会议上，东盟秘书长塞夫里诺指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必须保留东盟的核心地位，充分考虑东盟的利益，照顾到它们的要求。对此，中国同意该贸易区可以东盟现有自由贸易区为基础，不必另起炉灶。同意对东盟中不发达成员（老挝、柬埔寨和缅甸3国）实行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照顾这些国家的要求。在2001年9月召开的东盟—中国经济部长会议上，专家小组的报告顺利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被提交领导人会议。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召开的第五次"10+1"领导人会议上，双方领导人根据专家组的建议，迅速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在这次会议上，东盟的态度十分积极和一致。东盟认识到，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是一项及时的战略性选择。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分析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
我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邻近，开展贸易往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近几年来，我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十分迅速，双方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扩大双方贸易规模的潜力巨大。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将会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东盟的贸易关系，实现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拓宽出口渠道，扩大经济发展的空间，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从双边贸易发展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年均增长约20%。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双方贸易在逆境中仍以年均约15%的速度增长。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9·11”事件的影响，我国与东盟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416.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我国出口183.85亿美元，进口232.29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6%和4.7%。目前，东盟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总额的8.3%，中国占东盟外贸总额的3.9%，东盟现已成为我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我国已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注：龙永图：China,ASEAN Officials Discuss Free Trade Area，见http://www.english.peopledaily.com.cn.）但双方贸易额在各自外贸总额中的比重都还不到1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亿美元，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这一数字还只是通过静态模型得出的初步结果，如果考虑到其他动态因素，双方的益处将会不止这个数字。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进一步促进双边经济合作，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双边的经济合作来看，截止到2001年底，东盟国家共来华投资17972项，协议外资金额534.68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额的7.2%；实际投入261.75亿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共740项，总投资10.91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6.55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总金额195.8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24.43亿美元。
此外，为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方已经在落实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其中主要包括：(1)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4国专家已完成了上湄公河通航的环境评估工作，中方将出资500万美元资助这一工程的开展；(2)中方将以援助的方式，承建昆明——曼谷公路老挝境内1/3路段；(3)只要东盟确定好泛亚铁路的选线方案，中方将尽快启动境内相关线路的修建或改造；(4)今后几年，中方将加大对东盟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力度，并积极参加东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电子东盟”的建设；(5)开拓艾滋病的防治等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领域。
在未来10年内，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前景将更加广阔。根据专家组建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包含以下具体内容：(1)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2)对东盟成员尤其是未来的新成员提供及时援助，以提高其与中国贸易的能力；(3)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给予东盟非世贸组织成员特别考虑；(4)将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扩大到金融、旅游、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保护、能源及石油、林业及其产品等领域；(5)建立相应的双边合作组织机制，以便具体执行合作框架。（注：高成兴：《走向经济合作新阶段》，载《经济日报》，2002年4月12日。）
第三，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助于为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树立典范，也有利于应对美、欧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
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与东盟在"10+1"框架下率先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既是双方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的必然趋势，又是双方长期以来形成的睦邻友好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必然选择。（注：《中国副外长王毅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载《人民日报》，2002年4月26日。）同时，中国与东盟做出的这一选择既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必将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融合产生深远影响，并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各种力量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又应对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从而有利于应对美、欧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可以抗拒外来竞争，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抵御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发展带来的经济贸易集团化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可以构建新的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并加强中国与东亚地区经济的互动增长关系，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
第四，有助于提高双方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政治地位，给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带来更大的发言权，并为东亚的经济稳定提供另一重要的机制性支持。
一方面，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将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形成一个拥有最多人口和最大潜力的统一市场，进而推动WTO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进程，而且我国和东盟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必须在遵守WTO的一般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相互给予对方更加优惠的待遇，从而为双方扩大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挖掘发展潜力，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广阔的空间。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世界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的良性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在把一个更加成熟、广阔的市场展现在世人面前；东盟则在加速一体化进程，力求以经济融合迎接各种挑战。中国与东盟正在相互重新认识，彼此在对方经济战略中的地位都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还将有利于加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外交和经贸关系。与APEC组织不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仅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还把政治目标作为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内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双方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使区域安全更有保障，改善双方的地缘政治环境，促进南海主权纷争的解决，打击跨国犯罪活动，促进环境污染治理，遏制非法移民以及国际毒品走私活动等等方面的非经济合作，进而加速推动日本、韩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国家是我国西南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我国在努力加强与周边邻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第五，有助于克服东盟自身的脆弱性，增强东亚区域“内循环能力”，加速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今后的国际竞争已不仅是单个国家经济总量的竞争，而是更加着重于整个地区的经济质量、科技水平、人力资本、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及影响的全面较量。作为亚洲地区惟一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主要的成就是在外交与安全方面，经济表现一般。亚洲金融危机不仅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10年”，也使东盟面临经济增长缺乏支撑点和“主导国”的困境，而且还充分暴露了东盟的脆弱，使其在经济发展中本来就存在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于美日、不良债权难以消除、技术创新不足等“结构病”日趋强化。随着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和公司财务造假的诚信危机打击，原本复苏无力的东盟经济又备受打击，区域内经济合作也陷于停顿。这些经历使东盟国家认识到要想再创经济“奇迹”，必须加速自身的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增强区域“内循环能力”，进一步加强东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竞争的能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盟国家找到了一个替代日本的“主导国”来克服其自身的脆弱性，带动经济增长。作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中国每年为它提供了近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个贡献大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总量已跃居为世界第6位，并初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开放经济，对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了日趋强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能性，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与挑战。
1.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机制问题
是建立一个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还是组建一个封闭型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与东盟目前最为急迫的难题。作为一直倡导“开放式地区主义”原则的亚太经合组织下的次区域经济集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只能是开放型的贸易一体化组织。但当前“开放式地区主义”的原则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巨大挑战。（注：赵春明主编：《非关税壁垒的应对及运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APEC通行的单边主义和松散的非制度性状态常常导致各成员方单边计划始终无法有效保证集体行动计划目标的如期实现，结果使各成员国所获得的实惠要比紧密型的自由贸易区少得多。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向紧密化方向发展。因此，在开放型和机制性之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必将面临艰难抉择，（注：佟福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与难题》，载《国际贸易》，2002年第2期。）并需处理好如下两个关系：第一是如何解决“开放式地区主义”与封闭型的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是如何处理好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成员之间利益的分配问题。
2.领导权问题
在商谈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尽管中国同意保留东盟的核心地位，并对东盟中不发达成员实行特别优惠关税待遇。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的过程中，领导权问题始终将是大家必须面对的一个最主要难题。因为在东盟各国中，任何一国经济实力都远比不上中国，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实力虽与中国非常接近，但随着双方实力的进一步消长变化，领导权问题仍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对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东盟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希望保持"10+3"现有的模式，它们企图以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投资区(ATA)计划为基础吸收中、日、韩3国参加，最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避免东盟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旁落。而韩国则更加关注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希望以经济上具有互补关系、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中、日、韩3国为主轴，最先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进而吸收东盟参加，最后建成经济共同体，并借助中国，摆脱自己在日韩缔结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不利地位，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和影响力，取得一箭双雕之效。由于近年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已日渐式微，除对华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比重有所上升外，对韩国和东盟的贸易比重均有不小幅度的下降。因此，日本的思路与韩国基本一致，也是倾向于先在日、中、韩3个经济大国间率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再推及东盟，最后形成“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
3.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两者关系处理上尚有困难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专家组提交的建议中，内容多属经贸合作与经济援助问题，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内容相当有限。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不相同，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和承受能力也不尽一致。同时，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税仍然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双方之间的贸易增长很有可能来自于区域外部国家的贸易转移；由于双方产业结构趋同可能会使竞争加剧，而加剧的竞争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被迫做出调整。另外，从规模经济角度来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规模略显单薄，因而贸易自由化取得的效果将比较有限。在此情况下，偏重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虽无可厚非，但APEC的实践证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这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坏，涉及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因此在今后的最终时间安排表中应两者并重，避免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方向发生逆转。
4.南海主权纠纷、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上，尽管从历史考证看，它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但近来在该海域勘探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其他资源，因而引起菲律宾、印尼和越南对这个海域相关岛屿的觊觎。在即将建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理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促进南海主权纷争的解决，寻求一个彼此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由于主权争议问题十分棘手，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所难免。此外，由于历史及地域特点的原因，东南亚国家毒品走私、劫持人质等跨国犯罪活动异常猖獗，环境污染严重，因而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遏制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以及促进环境污染治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及政策建议
自2001年1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正式提出以来，目前进展较为顺利，中国和东盟双方都已授权经济部长和高官加紧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筹备工作。为尽快启动谈判，我国外经贸部派团走访了部分东盟成员和东盟秘书处，就自由贸易区谈判问题与东盟方面交换了意见。2002年2月初，东盟方面也召开了两次经济高官会，就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决定由泰国牵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方进行谈判。双方有关官员还利用2002年2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APEC高官会等场合，对谈判的有关安排问题进行了商讨。2002年4月1日，有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次会议已在昆明召开。5月14～16日，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框架和工作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为2002年9月举行的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和11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成果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从发展前景来看，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顺利开展，将会形成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1408万平方公里土地、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其中在人口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超过欧盟和美洲自由贸易区，拥有全球近30%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在面积方面，将超过欧盟，覆盖全球近10%的领土，仅次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将拥有世界上大约40%的外汇储备，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商品贸易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10%左右，成为仅次于美、欧、日的全球第4大经济支柱，同时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注：IBRD: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Annual Report 2002，见http://www.worldbank.org.）据东盟的测算，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总额将接近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各成员的区内贸易比重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区内外资比重也将有显著提高，并将为东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别贡献1和0.3个百分点。
从动态发展来看，在未来10年中，韩国、日本相继加入这一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很大，“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并起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届时“东亚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与其他两个世界性的贸易集团并驾齐驱的世界3大经济集团之一。这不仅使中国和东盟在亚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进而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格局，而且也将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1.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为维护我国正常的贸易秩序，扩大出口创汇，我们应充分利用合理的规则，积极创造条件，发展相对优势产业和企业，重点扶持一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获取利润能力强，市场垄断程度高的企业多出口。同时要合理利用外资，积极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主导产业，并充分利用好东盟的普惠制及原产地规则一般要求，实现出口产品的原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提高附加值，推动一批企业集团积极进行跨国生产经营。
2.我们要借鉴东盟自由贸易区业已成型的架构，加快自由贸易区技术设施、标准化和政策等方面的便利化建设步伐，减少贸易和投资的程序，加快货物、服务、资本的自由流动速度。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多，但受制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能力，现阶段很难实现大幅度扩大贸易和投资。如果近期内能着眼于开展便利化建设，将能够很好地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
3.以组建自由贸易区为契机，加快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11月末，在香港特区召开的“第10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建立“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自由贸易区”。表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还将走得更远。
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东盟和日韩争论不休时，我们还应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入手，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地推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在东北亚，我们应充分利用中、朝、俄、韩、蒙5国在1995年12月签署的开发图们江地区的三项国际协定，把"10+3"体制扩展为"10+6"体制，真正建立起与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区鼎足而立的三极格局。在东南亚，我们要大力发挥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贸易和投资中的主导作用及中华传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巨大渗透力，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体制，大力发展对东盟的贸易和投资，抵消日本“雁行模式”文化的影响，并进而为我国南部地区构建一个稳定可靠的屏障，打破美国多年来营建的从阿留申群岛至马六甲海峡的排华性链式封锁圈，保证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
为此，当前我们应以组建自由贸易区为契机，加快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力发展经贸往来，早日完成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两岸如能早日实现“三通”，组建起“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自由贸易区”，进而构建关税同盟和统一大市场。一方面，可以凭借两岸雄厚的外汇储备和经贸实力，在实现和平统一和经济整合的基础上，通过发行统一的“中华元”，我们就可以避免遭受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货币冲击，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携手共进，南北出击，将“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合并为统一的“东亚联盟”，将其真正变成由亚洲人主导的地区性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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