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王琪瑛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 本文运用CGSS2015 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关 键 词】 主观幸福感 收入 健康自评 社会公平感 区域比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有关居民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胡荣，2018；李路路，2017；黄嘉文，2016；边燕杰，2016；刘军强，2012；邢占军，2011；王鹏，2011）。大致看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第一种理论视角是收入视角，强调经济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罗楚亮，2009；邢占军，2011；王鹏，2011；刘军强，2012；边燕杰，2014；汤凤林等，2014；黄嘉文，2016）。第二种理论视角是社会视角，强调社会性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这种解释框架内，学者们分别从阶层认同、社会保障、住房产权、社会资本、社会支持、政府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讨论了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闫丙金，2012；阳义南，2016；郝身永，2015；边燕杰、郝明松，2013；鲁元平，2010；陆杰华、孙晓琳，2017）。第三种视角是健康视角，强调居民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胡荣，2018；赵佳丽，2017；赵斌、刘米娜，2013；周春平，2012）。
上述研究成果为深入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做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在收入视角中，有关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然而，国外的一些研究都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展开分析的，其研究结论往往存在不一致。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考虑到了中国国情，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争论（陈驰波、李成豪，2016）。第二，现有的研究对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进行了探讨（郝身永，2015；阳义南，2016；孙计领，2016；徐淑一等，2017；刘自敏，2018），但大多是从收入分配公平感角度来分析，并没有从社会公平感的视角来分析，而社会公平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较大影响（黄嘉文，2016）。第三，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居民主观幸福感较多，而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区域比较研究较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进一步思考区域差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将综合三种视角，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方面，探讨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区域差异并对该问题进行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幸福感
在幸福感研究中，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受绝对收入影响还是相对收入影响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
相对收入影响论的提出者是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伊斯特林（1974）发现，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在不断上升，但幸福感水平随时间的推移会保持不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一国之内，富人的幸福感高于穷人；第二，从跨国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从同一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DP 增加时，该国居民的人均主观幸福感没有发生显著的增加”，这就是引发学者们广泛讨论的“幸福悖论”。
（5）受教育年限：CGSS 问卷中，对教育程度的测量是通过“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这样的问题进行的。本研究把教育程度变量转化为受教育年限。③
为了回应学术界的质疑，伊斯特林（1995，2005）运用相对收入假说对“幸福悖论”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提高所有人的收入不会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这是因为高收入所带来的幸福感被高收入增长引发的高的生活水平所抵消”，而且“一个人对收入的满足感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也取决于相对收入”。之后，部分学者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伊斯特林的观点，即相对收入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收入水平（Headey and Wearing，1992；Fujita，1995；Brockmann and Delhey，2009；Asadullah et al，2016；Li，2016；吴菲、王俊秀，2017；邢占军，2011）。部分学者的研究证明相对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田国强，2006；官皓，2010；赵新宇，2013），还有的学者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即在相对收入合理范围内，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而超过这个合理范围时，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王鹏，2011；曹大宇，2009；张学志、才国伟，2011；马立平，2012）。另外，李路路、石磊（2017）还从宏观经济增长、居民需求转型和社会不平等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和解释逻辑。
尽管如此，韦胡文并没有放弃对“相对收入论”的批判，在之后的研究中，他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预期越高，欠发达国家的主观幸福感预期略低”（Veenhoben，1996），即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之后，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相关关系（Dinner，2002；Clark，2003；Sanna Read、Emily Grundy &Else Foverskov，2016），即当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会不断增强。Suhail，K 等学者(2004)发现，绝对收入水平较高的社会成员比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更快乐。罗楚亮（2009）的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了相对收入的影响之后，绝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是比较显著的。
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作对，挣扎也是徒劳。还能抓住什么？没有一丝让人留念的东西，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现在都想清楚了。原本要向父亲交待的话，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当活着成为痛苦的时候，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综上所述，对于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经验验证，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数控机床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元动作单元本身或关联元动作单元之间的连接发生了故障，对数控机床的功能或性能产生了影响，这些故障的表现形式称为故障模式。考虑到元动作单元自身的特点，可将元动作单元故障模式分为动作型和连接型两大类，如图3所示。图中所提到的“动作”指的就是“元动作”，它造成部件的运动故障，最终导致机床的性能受到影响甚至某些功能无法正确完成。图中的“连接”有2类：一类指的是元动作单元本身的结构连接、运动连接；另一类是指关联元动作单元之间的连接，包括管道连接和线缆连接。结合企业历史数据和文献[15]的相关内容，笔者归纳总结了元动作单元故障模式，具体如表1所示。
假设1：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1）东部地区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2）中部地区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3）西部地区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1）绝对收入：以居民个人年收入变量来测量绝对收入，本研究对个人年收入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健康自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表明，健康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两者之间表现为非常强烈的正相关关系（Easterlin，2003；Chida&Steptoe，2008；Gerben J.Westerhof，2005；Graham，2010；Martin Ljunge，2016；赵佳丽，2017；胡洪曙、鲁元平，2012；周春平，2012）。进一步，学者们深入讨论了居民幸福感与身体健康维度和心理健康维度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发现，良好的心理健康可以获得较高的幸福感，而疼痛、焦虑和压抑等不良心理状态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Michalos A，2004；Graham C，Higuera L，Lora E，2011；Dolan P，Metcalfe R，2012；X，Wang，2015）。Uppal S（2006）以加拿大为例，发现主观幸福感会随着身体残疾而减少。Bockerman（2011）的结论表明，身体不健康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远低于精神障碍的影响。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健康因素在个人主观幸福感中是否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不太明确的问题（Hochman O，Skopek N.，2013）。董洁（2016）的研究则表明，健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胡洪曙、鲁元平（2012）认为，把健康变量放入模型计算必须考虑健康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目前并没有很好地予以解决的问题。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2）年龄：连续变量，直接进入模型运算。
（三）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Knight，Song，and Gunatilaka（2009）的研究发现，收入不是影响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相对于收入而言，社会态度和期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Ed Diener 等人（1995）认为，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会对主观幸福感的变化产生直接影响。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迪纳的观点，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正 向 相 关（Alesina et al.，2004；Graham and Felton，2006；Dzuka and Dalbert，2006）。徐淑一、陈平（2017）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公平感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于收入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公平感在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充当了中介变量的作用（Oishi 等，2011)。黄嘉文（2016）的研究表明，只有社会公平感与经济收入相结合，才能推动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孙计领（2016）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不仅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且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即当公平感越高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会越小。
社会公平感作为反映个体社会差异的主要方式，其在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里，个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社会公平感知较低的居民。（1）东部地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2）中部地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3）西部地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统计结果的合理性，本研究对收入不平等、健康、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区域差异进行了probit 回归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5 年的数据。该项调查的数据是通过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获取的，以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①通过对样本缺失值的处理，最终获得8109 个分析样本，其中，东部地区样本3582 个，中部地区样本2834 个，西部地区1693 个（孟小凡，2016）。②
（二）主要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问卷中的问题为“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答案由“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五个维度构成，分别赋值为1、2、3、4、5。分值越高，表明被调查对象越幸福。本研究把主观幸福感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具体做法是把“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编码为“不幸福”，赋值为0；把“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编码为“幸福”，赋值为1。
2．自变量
假设2：相对收入比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1）东部地区居民的相对收入比较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2）中部地区居民的相对收入比较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3）西部地区居民的相对收入比较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2）相对收入：已有的研究表明，在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时，不同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Senik，2009；黄嘉文，2015；吴菲、王俊秀，2017）。本研究以调查对象与同龄人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比较和与三年前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比较来测量相对收入。在统计计算时，均处理为二分类变量。
（3）健康：主要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维度来测量。对于身体健康的测量，CGSS 问卷中的问题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答案分别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对应的赋值为1、2、3、4、5，分值越高，表明居民对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评价越好；对于心理健康的测量，CGSS 问卷中的问题为“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答案分别为“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对应的赋值为1、2、3、4、5，分值越高，表明居民对自身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越好。
某君的变脸术，还表现在声音上。比如接听电话这种事情上，声音越来越大对方肯定是下属；声音越来越小，对方肯定是领导。面对面谈话，两眼望地的是部下，两眼朝天的是领导。群众来访，他推三阻四、狐假虎威；领导莅临，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3．控制变量
（1）性别：虚拟变量，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
假设3：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比健康状况较低的居民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1）东部地区居民的健康状态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2）中部地区居民的健康状态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3）西部地区居民的健康状态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
（3）户籍：虚拟变量，农业户口编码为0，非农业户口编码为1。
（4）婚姻：虚拟变量，把同居和已婚编码为“有伴侣”，赋值为1，把未婚、分居、离异和丧偶编码为“无伴侣”，赋值为0。
日本城市地震灾后社会治理研究——以阪神淡路大地震为中心的探讨 ……………………………………………………… 王瓒玮（2．60）
伊斯特林的观点很快就受到了学界的批判和质疑，韦胡文（1991）认为，“伊斯特林的幸福理论混淆了幸福与生活满足之间的关系，满足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生活标准比较的结果，但幸福不完全取决于比较”，实际上，社会“不存在相对、变动的幸福标准，人们的幸福感受以基本需求为标准，是天生和固有的情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韦胡文运用盖洛普调查数据对伊斯特林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发现人均GNP 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比较强，而且证明了在不同的国家中，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较为明显。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8109
（三）分析方法
1．二元logit 回归模型
由于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即它只有0 和1 两个分类。统计分析不能采用常规的线性回归，只能采用二元logit 模型。用公式表达如下：
其中，β0表示截距项，X1～Xk表示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平感以及其他一些人口学变量，β1～βk代表发生比概率。
2．多层次非线性模型
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就是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平衡性，因此，用同质性模型来分析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容易导致层次谬误，为使研究结论更加客观，本研究建立了个体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多层次模型，以进一步讨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区域差异。由于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二分类的变量，故采用多层次非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用公式表达如下：
则二层随机截距的公式就可以表达为：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差异的描述性分析
表2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区域差异（%）
表2 反映的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时间变化趋势。从CGSS 调查数据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有26.62%的居民感觉生活比较幸福，中部地区为21.41%，西部地区为12.6%，东部地区有9.06%的居民感觉非常幸福，中部地区为6.3%，西部地区为2.64%。在居民感觉幸福的比例中，东部地区为35.68%，中部为27.71%，西部地区为15.24%。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不断上升。同时，不同区域之间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1)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园区共设置有安全警示牌135块，指示牌167块。警示牌内容：动物散放、关好车窗、锁好车门、严禁下车；您已驶入猛兽区、请关好车门窗，谨慎驾驶；珍爱生命、严禁下车等。东北虎园区入口安全门上设置了大型安全警示标志，园区内设置安全警示标志11块，其均分布于游览路线两旁的醒目位置。由此可见，倘若作为成年人的游客遵循警示牌和指示牌的指示，理应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重理轻文”所导致的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绝非危言耸听。2018年，中青报曾针对196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学校强化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但是，人文素养的提升绝非一日之功，人文素养的欠缺也不是一时积弊。高校人文素养培养的迟滞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学阶段忽视人文教育的惯性使然。而人文素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从中学阶段抓起。
（二）模型及检验
1.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差异的二元logit 回归分析
表3 反映的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健康和社会公平感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二元logit回归分析的统计结果。
在银行信贷业务贷中审查阶段，区块链技术可将银行信贷服务对象的交易流程以数字化形式体现在区块链网络系统中，以实现全网节点信息资源共享。在贷前利用区块链技术录入的融资客户有效信息的前提下，及时监督更新交易数据，可减少银行进行现场核实的频率，提升审查效率。同时，银行可利用区块链技术监测节点企业的交易行为，通过企业财务数据分析生产经营状况变化，从数据中及时反馈市场行业变化，从而适时调整银行信贷政策。
（4）社会公平感：对于社会公平感的测量，问卷中的问题为“总的来说，你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答案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与不公平、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分别赋值为1、2、3、4、5，分值越高，表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越好。
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个人收入的绝对差异不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中部地区个人收入的绝对差异对其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在相对收入方面，与同龄人相对收入的比较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对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与三年前相对收入的比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区域上的差异。假设1.2 和假设2 的部分关系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由此表明，分区域来考察时，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收入的影响。
从健康自评和社会公平感的角度来看，健康变量和社会公平感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表现出区域差异的特征，即心理健康评价较好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心理健康评价较差的居民，身体健康评价较好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身体健康评价较差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对社会公平感知较低的居民。假设3 和假设4 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
从人口学变量的角度可以看到，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表现为负向关系；东部地区中年龄较大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年龄较小的，中西部地区居民年龄对其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婚姻生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即生活中有伴侣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没有伴侣的居民；教育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2.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差异的稳健性检验
第二，数据组织、存储和管理功能。该功能主要用于提高存储空间利用率和方便存取效果，同时提供多种存取方法，如索引查找、Hash查找、顺序查找等。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各个主要自变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与二元logit 回归分析模型的结果基本相同，由此表明，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以及人口学变量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上的差异性。
3. 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差异的多层次非线性模型
从二元logit 和probit 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来看，收入不平等因素和教育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的特征。因此，在多层非线性模型中主要分析收入不平等因素和教育等因素的随机截距效应。表4 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多层次非线性统计的结果。
设A、B、C是3个信标节点,P为未知节点,设P的坐标是(xp,yp),A′是直线PA与直线BC的交点、B′是直线AC与直线BP的交点、C′是直线BC与直线PC的交点。3个信标节点到P的测量距离分别是LAP、LBP、LCP。kBC是直线BC的斜率。下列式子中的G1、G2、G3为区域系数,与P点所在区域有关。
表3 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比较的二元logit 回归模型
表4 居民主观幸福感区域比较的probit 回归模型
从表4 的统计结果表明，在综合考量区域因素差异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等主要变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随机效应是较为显著的，这意味着从区域层面对这些系数随区域不同而出现的变异进行解释是较为合理的。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CGSS2015 年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方面讨论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即中部地区居民的绝对收入差异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部和西部地区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也意味着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更具合理性；2.相对收入变量中，与同龄人相对比较的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大影响，而在西部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关系。与三年前收入的相对比较对不同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明显的统计相关性，意味着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强于绝对收入的影响；3.健康变量和社会公平感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没有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健康假设”和“社会公平感假设”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验证；4. 从人口学变量上来看，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性别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影响；东部地区居民中年龄较大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年龄较低的居民；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婚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在教育变量上，中部地区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显著，即受教育年限越长，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表5 收入不平等、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层次非线性模型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在居民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中，仅仅从同质性的角度来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异同在方法论上是有局限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结合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差异来分析。另外，尽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是，人类幸福的增长都不应该只是经济增长的力量所导致（李路路、石磊，2017）。心理健康要素和社会态度要素同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加强心理健康疏导，努力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对提升全体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意义远大于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意义。
输入单位阶跃信号，系统的仿真输出如图5所示。性能指标用鼠标左键单击响应曲线任意一点，即可显示该点的幅值和时间。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囿于数据的限制，论文主要以横截面数据为主，从区域差异角度分析了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没有对时间变化效应的影响作深入探讨，导致结论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另外，本研究主要着眼于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对立的观点进行验证和说明，并没有对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路径关系进行探讨，这些问题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风险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事物对医院实现其目标的影响。风险评估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目前，在医院尤其是承担各类科研项目的大型公立医院，在科研经费使用相关经济活动中的主要风险包括：
注释：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推进、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以及5G网络的即将铺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如火如荼，市场需求也日新月异。高校市场，作为未来高端消费市场的前身,其中大部分都是“00后”以及“90后”消费群体。数据显示，高校在校大学生约2 400万人，但规模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在需求与消费上都存在一定共性，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的大学生校园需求特征分析。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要利用好网络技术，展开在线教学，建立互联网化学习、研究、教学平台，让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听课、互动、学习等，还可以建立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联网学习小组，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比如开设“网络课堂”“名师讲堂”等，另外教师还可以将课堂教学内容延伸到网络上，根据所学内容展开解题竞赛，将题目上传到网页，让学生在课后可以登录解答，最后将每位学生的解题思路共享，并展开针对性讲解，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解题思路，从而更好地拓宽学生的解题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
①更多内容查阅CGSS 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抽样方案。
②东部地区包括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北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12 个观测点。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9 个观测点。西部地区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陕西省、四川省和重庆市10 个观测点。
③教育变量重新编码的结果，“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赋值为0 年；“小学毕业”=6 年，“初中毕业”=9 年；“中专/技校”=11 年；“职业高中”=11 年；“高中”=12 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 年；“研究生以上”=19 年。
参考文献：
［1］边燕杰，肖阳.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3）.
［2］黄嘉文.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社会，2014.（4）.
［3］黄嘉文.相对收入、社区参与和中国城市居民幸福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社会学评论，2015（3）.
［4］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J］.社会，2013（5）.
［5］陈驰波，李成豪.收入不平等、再分配偏好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J］.财政研究，2016（12）.
［6］董洁.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年变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
［7］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J］.南开经济研究，2010（5）.
［8］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12（11）.
［9］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7（3）.
［10］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 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11］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
［12］马立平.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3）.
［13］孟晓凡.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4］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
［15］任国强，桂玉帅，刘刚.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2（7）.
［16］孙计领.收入不平等、分配公平感与幸福［J］.经济学家，2016（1）.
［17］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18］吴菲，王俊秀.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J］.社会，2017（2）.
［19］徐淑一，陈平.收入、社会地位与幸福感——公平感知视角［J］.管理科学学报，2017（12）.
［20］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
［21］熊谋林.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J］.天府新论，2015（4）.
［22］闰丙金.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J］.统计研究，2012（10）.
［23］杨奎臣，胡鹏辉.社会公平感、主观幸福感与亲环境行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2）.
［24］阳义南，章上峰.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J］.金融研究，2016（8）.
［25］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
［26］赵佳丽.收入、健康与主观幸福感［J］.经济问题，2017（11）.
［27］赵新宇，范欣.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
［28］周春平.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收入满意度和健康状况——来自江苏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刊，2012（4）.
［29］Admassu N.Lamu a，Jan Abel Olsen. 2016.“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health，income and social relation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An integrative analysis.”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52：176-185.
［30］Betsey Stevenson and Justin Wolfers.2008.“Economic Grwo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assessing the Eaterlin Paradox”，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9（1）：1-102.
［31］Bian，Y.J.，L.Zhang，J.Yang，X.Guo ＆ M.Lei.2015.“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A Multifaced View.”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
［32］Bockerman P，Johansson E，Saarni SI.2011.“Do established health related quality-of-life measures adequately capture the impact of chronic condition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Health Policy 100：91-95.
［33］Brandt，M.J.2013.“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765-785.
［34］Bruni，L.，Porta，P.L.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2007.Edward Elgar，Cheltenham，UK，and Northampton MA.
［35］Chida，Y.，Steptoe，A.2008.“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mortality：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ies.”Psychosom.Med 70：741-756.
［36］Diener，E.D.＆R.Biswas-Diener.2002.“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119-169.
［37］Chyi H，Mao S.2012.“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67-185.
［38］Diener，E.，Horwitz，J.and Emmons，R.A.1985.“Happiness of the Very Wealthy.”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263-274.
［39］DienerE.，oishi，S and Lucas R.Personality.1993.“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American Review of Psychology 54.
［40］Diener，Ed，Marissa Diener，and Carol Diener.1995.“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851-864.
［41］Dolan P，Metcalfe R.2012.“Valuing health：a brief re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versus preferences.”Med Decis Mak Int JSoc Med Decis Mak 32：578-582.
［42］Easterlin，Richard A.1974.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ed.R.David and M.Reder.New York：Academic Press.
［43］Easterlin R A.1995.“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7：35-47.
［44］Fabio Sabatini.201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Italy.”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14：178-187.
［45］Fischer，Claude S.2008.“What wealth-happiness paradox?A short note on the American case.”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2）：219-226.
［46］Graham，C.2010.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7］Gerben J.Westerhof and Anne E.Barrett.2005.“Age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Jounr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 3：129-136.
［48］Graham C，Higuera L，Lora E.2011.“Which health conditions cause the most unhappiness?”Health Economic 20：1431-1447.
［49］Harin& M.J.，Stock，W.A.，& Okun，M.A.1984.“A research synthesis of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as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Human Relations 37：645-657.
［50］Hochman O，Skopek N.2013.“The impact of wealt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a comparison of three welfare-state regimes.”ResSoc Stratif Mobil 34：127-141.
［51］Knight，John，Iina Song & Ramani Cunatilaka.2009.“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52］Lorant，V.，et al.2003.“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depression：a meta-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57（2）：98-112.
［53］Muntaner，C.，et al.2004.“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major mental disorders.”Epidemiological Review 26（1）：53-62.
［54］Martin Ljunge.2016.“Migrants，health，and happiness：Evidence that health assessments travel with migrants and predict well-being.”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22：35-46.
［55］Michalos A.2004.“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Soc Indic Res 65：27-72.
［56］Sarracino，F.2013.“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high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do happiness equations differ across countries?.”Journal Socio-Economic 42：51-66.
［57］Senik,Claudia.2009.“Direct Evidence on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ir Welfare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72（1）：408-424.
［58］Suhail K，Chaudhry HR.2004.“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an Eastern Muslim culture.”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359-376.
［59］Uppal S.2006.“Impact of the timing，type and severity of disabilit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Social Science Medicine 63：525-539.
［60］Veenhoven R.1991.“Is Happiness Life Relativ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34.
［61］Veenhoven R.1996. “Happy Life Expectancy：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 of Life”.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1-58.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11-0066-09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8BRK045）。
* 作者简介： 王琪瑛（1975—），男，社会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责任编辑：潘维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