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媛[1]2018年在《高句丽“南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句丽(公元前37年-668年)是汉唐时期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国祚七世纪有余。高句丽政权诞生于浑江流域,发展于鸭绿江流域,辉煌壮大于大同江流域,其政权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发展壮大历程。在全面搜集高句丽扩张和发展的文献及考古资料基础上,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将高句丽的发展态势整体归纳为“南进”。论文对高句丽“南进”所涉及的史实问题进行系统地研究,进而勾勒出前后七个世纪有余的高句丽“南进”历程及所涉及的历史脉络。依据本文的探讨内容和体例结构,文章共分为七大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背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关于高句丽“南进”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对研究内容及整体思路做以概括,归纳了研究重点、研究难点,另外交代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等内容。第一章为高句丽“南进”建国及首次迁都。公元前37年至公元一世纪初,高句丽建立了政权并首次迁都。这一章分析了高句丽“南进”建国历程,从方位上确定了“南进”建国的起点、终点以及具体的分阶段行进路线。另外针对高句丽首次迁都事件,剖析了高句丽的东南迁都心态。高句丽建国及迁都的“南进”选择,体现的是被动应对与主动选择的结合。结合高句丽统治阶层沸流、温祚南下建立百济政权,以及陕父去之南韩事件类比分析,高句丽“南进”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第二章为高句丽外延扩张中的“南进”。公元一世纪中叶至二世纪末期为高句丽外延扩张时期。这一时期,高句丽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并无明确的认知,呈向四至发展的模式,这其中包含“南进”发展。高句丽向北稳固夫余政权,向东南部征讨秽貊诸部继而“南进”岭东之地,又“西进”向辽东地区掳掠。高句丽的外延扩张呈分阶段进行,从而使其对四至情况有所认知,亦是确立“南进”发展战略的探索。第叁章为高句丽“南进”战略的确立。公元二世纪末期至四世纪中后期,为高句丽对国家发展战略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高句丽先后确立了“西进”与“南进”战略。高句丽西部前后嬗替存在着强大的势力,对于高句丽“南进”战略的确立至关重要。公孙氏雄张海东的案例是对高句丽确立“西进”战略的启蒙,高句丽意欲“西进”辽东扩张,却遭致曹魏及慕容氏政权的相继征讨,在“西进”受挫并结合国家发展政治诉求下确立了“南进”战略。“西进”与“南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辩证统一体,“西进”是对“南进”发展牵制的同时,亦包含着对“南进”的思考。第四章为高句丽“南进”朝鲜半岛及第二次迁都。公元四世纪中后期至五世纪末期,是高句丽“南进”发展的极盛时代。高句丽“南进”朝鲜半岛扩张,遭至百济“北进”抵抗。直至好太王即位后,取得了“南进”的极大胜利,获得了新罗的依附,击败了百济与倭的联盟,并将倭的势力清出朝鲜半岛。至长寿王时期,迁都平壤,巩固了“南进”的成果,并通过向南北朝朝贡构筑了“南进”外交体系,结合以军事征讨,占据了百济的汉江流域,达到了“南进”发展的顶峰阶段。第五章为高句丽“南进”的阻滞及尾声。公元五世纪末期至七世纪中后期,是高句丽“南进”发展的阻滞期。高句丽“南进”发展,遭遇百济与新罗结盟抵制,“南进”发展受到阻滞。进入六世纪以来,高句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部矛盾激化,西北部军事紧张。至六世纪中叶,百济、新罗联军占据高句丽汉江流域,致使“南进”遭受巨大挫折,高句丽“南进”发展随之陷入僵局。隋、唐建立大一统王朝,确立了新的东北亚格局,而对高句丽的相继征讨使“南进”发展进入尾声阶段。第六章为高句丽“南进”的反思。与高句丽陆地“南进”同时,海洋“南进”亦存在,高句丽海洋“南进”配合以陆地扩张,表现为黄海海域控制范围的不断向南扩大。高句丽“南进”表现为军事的南征以及疆域的南拓,但实质上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目标。军事“南进”的同时亦有思想文化的南传,文化的趋同以及高句丽的“南进”战争是为统一新罗的先期尝试。同时“南进”绵延了高句丽的国祚亦是导致其灭亡的诱因。
王志刚[2]2016年在《高句丽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桓仁、集安、平壤叁个高句丽王城变迁大的地理空间和历史阶段内高句丽王城及其相关遗存的研究,对各时期高句丽王城进行考证,并进一步探讨高句丽王城的模式、考古学特征和发展演变规律。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明确了本文的选题原因,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目的,并对本文使用的分期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章:早期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分为叁节:第一节对五女山城城垣和城内第叁期、第四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和性质进行了探讨,结合文献记载,提出:五女山的山上部分为高句丽建国时的早期王城,以五女山山顶为都时期没有构筑城垣,只是利用山顶险要的地势,作为天然城堡。五女山叁期文化J1的建筑、使用和废弃年代与高句丽建国、早期王城的沿用,以及迁都国内的时间相符,为早期王城中高句丽王的宫室建筑。基于对五女山叁期文化年代下限的界定,根据五女山叁期文化、五女山四期文化和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遗存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将高句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早、中、晚叁期。第二节对桓仁地区高句丽遗址进行了年代探讨和分期研究,将桓仁地区的高句丽遗址分为以望江楼墓地和南边石哈达遗址为代表的高句丽建国前的遗存;以五女山叁期文化、下古城子城址H1和王义沟遗址为代表的高句丽早期遗存;以五女山四期文化,全部山城、关隘和大部分墓葬为代表的高句丽中、晚期遗存。并进一步探讨了桓仁地区高句丽遗址的分布规律。第叁节对文献中记载的“卒本”进行了地理空间范围的界定,提出:文献中的“沸流水”应指浑江,现东至富尔江汇入浑江江口,西至桓仁县城西侧浑江南折江湾处,两者之间的浑江中游区域,即为文献之中“卒本”所指代的地理空间范围。并从王城模式、文化属性和文化关系角度总结了高句丽早期王城的考古学特征。第二章:中期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分为四节:第一节对国内城城垣的结构和始建年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合文献记载,论证了国内城的始建年代不早于4世纪,很可能为故国原王十二年(342年)始筑。通过对国内城城垣沿革和城内遗存年代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国内城城垣和城内遗存的分期。国内城城垣分为叁期:第一期以南墙外侧和东北角内侧墙面为代表,始筑于4世纪中叶;第二期为楔形石垒砌的城垣,是国内城现存的城垣主体,构筑于4世纪末至5世纪初;第叁期包括南墙部分增筑的马面和角楼,及东墙北段马面,建筑年代为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城内遗存的早、中、晚叁期与高句丽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相符。第二节从城垣和城内遗存两个部分探讨了丸都山城的年代。丸都山城城垣分为叁期:第一期为西墙及西北角的部分城垣,年代可能早至4世纪中叶;第二期为以楔形石垒砌墙面的城垣,年代约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第叁期以1号门址1号涵洞为代表,年代为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城内遗存亦分为叁期:第一期为宫殿址和戍卒居住址,始建年代不晚于4世纪中叶;第二期为了望台、蓄水池,年代约在4世纪末至5世纪初;第叁期为城内发现的墓葬,年代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叁期城垣和城内遗存的年代大体对应。第叁节通过对集安地区24座高句丽积石墓王陵和疑是王陵分布规律的分析,结合墓葬年代和分期成果,将集安地区高句丽积石墓王陵阶坛石加工工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五期,并明确了每期墓葬阶坛石加工工艺的特点和王陵阶坛石加工工艺的演变过程和演变规律。王陵阶坛石加工工艺的变化和王陵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刻度,可作为高句丽其他建筑遗迹石材加工工艺演变和年代的参考。第四节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国内城和丸都山城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两个方面提出国内城并非高句丽王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王城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根据高句丽时期建筑遗址的分布特点,提出集安地区的高句丽王城是以通沟平原诸建筑遗址共同组成的“平地都邑”和丸都山城结合共同作为王城的模式。明确了文献中“国内”的地理空间范围,并将“国内”区域分为“王城区”、“陵墓区”和“畿辅区”。第叁部分从年代、自然地理分布、都城形式、城址年代、石质建筑的工艺特征5个角度,总结说明了高句丽中期王城的考古学特征。第叁章:晚期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分为四节:第一节对平壤地区与高句丽晚期王城直接相关的大城山城、清岩里土城、平壤市区内古城和安鹤宫4座城址的现有研究观点进行了述评。第二节对上述4座城址的年代进行逐一探讨。明确了大城山城始建年代约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沿用至高句丽末期;清岩里土城略晚于大城山城的年代,始建年代约在5世纪初以后;平壤市区内古城根据发现的铭文城石,始建年代在6世纪中后期,沿用至高句丽灭亡;安鹤宫布局效仿唐长安城太极宫,为唐初始建,沿用至高句丽灭亡。第叁节探讨了晚期王城的分期和沿革。首先对上述4座城址的性质进行了逐一探讨,并对有关高句丽平壤地区王城的文献记载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将平壤时期的高句丽王城分为四期。第一期:大致从4世纪中后期至长寿王十五年(427年)移都平壤。这一时期平壤地区的核心城市为大城山城,可能即为平壤东黄城。第二期:长寿王十五年(427年)移都平壤至平原王二十八年(586年)移都长安城。这一时期的高句丽王城应为清岩里土城。第叁期:平原王二十八年(586年)移都长安城至唐初安鹤宫建成。这一时期的高句丽王城为平壤市区内古城。第四期:安鹤宫建成至安臧王二十七年(668年)高句丽灭亡。这一时期的高句丽王城的主体仍在平壤市区内古城,但安鹤宫已作为宫城使用,由平壤市区内古城和安鹤宫共同发挥王城职能。第四节总结了平壤地区4个时期高句丽王城的考古学特征,以及各期王城间的演变关系和文化因素。结语部分从七个方面总结梳理了本文的主要学术认识和学术突破,并提出了本文存在的叁点不足。
朱尖[3]2017年在《高句丽都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句丽(前37年-668年)是汉唐时期存在于东北边疆地区的重要民族政权,国祚存续七个世纪有余;疆域分属今天中、朝两国。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和政治特质,使其成为东亚文明的链接与传输带,也是东亚政治的晴雨表。都城作为政治文化与精神文明的核心区域,其地理方位的选择与迁移则汇聚了各种综合因素。透过对高句丽都城变迁问题的专门考察,能够从宏观上明确高句丽历史整体走向,以及隐藏于其中的核心战略;从微观上洞悉在高句丽发展过程中,所凝聚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自然环境状况。因而,一部高句丽都城变迁史,就是一部高句丽的发展史。在全面搜集整理高句丽都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并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文章将高句丽都城变迁过程,以及所涉及的史实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进而勾勒出前后七个世纪的高句丽都城演变过程与所涉及的历史脉络。依据本研究的主要探讨内容和体例结构,文章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的选题依据和背景,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高句丽都城的调查与研究情况,并将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总结。另外交代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和研究目标与整体思路。第二部分为第一章浑江流域的高句丽都城,主要是对高句丽建国传说诸史料检讨,并总结了建国传说中早期都城的相关要素,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对建国传说中所记载的沸流水、沸流谷、忽本、纥升骨城、卒本川等信息进行逐一考证,并将纥升骨城与今天五女山城、下古城子古城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第叁部分为第二章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都城,主要分析了琉璃明王迁都的原因,尉那岩城的位置,丸都一词出现的时间、山上王营建丸都城的原因和丸都城的具体位置、鸭绿江流域平壤城的位置、国内的内涵和国内城的年代,国内城和不耐(而)城的关系等问题。第四部分为第叁章大同江流域的高句丽都城,主要分析了长寿王迁都原因,黄城的位置、大同江流域平壤城的位置,“二次迁都”与否,阳原王筑长安城的背景和长安城的位置等问题,并结合今天大同江流域的大圣山城、青岩里土城、平壤市区古城和安鹤宫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语,主要将该文叁个区域都城变迁考证的认识与结论,以及都城变迁规律等问题加以总结说明,同时对高句丽都城变迁展开思考,具体概括为:由北而南,都城变迁所勾勒的高句丽足迹;从微至显,都城变迁所承载的高句丽心态。
沈英淑[4]2001年在《高句丽迁都平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叁国史记》记载，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这意味着高句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向南转移，这也势必影响高句丽历史发展的进程。研究高句丽迁都平壤，对于全面深入了解高句丽国家的历史，包括高句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迁都平壤以前的高句丽都城。简单地论述了《叁国史记》所记载的迁都平壤以前高句丽几个都城，即卒本、国内城、丸都城、平壤城、黄城的位置及其建都、迁都的具体过程和原因。 第二部分：4世纪——5世纪初高句丽的对外关系。论述了高句丽鉴于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形势，凭着强大的实力，通过武力征服和灵活的外交手段，把领土扩张到向西辽东、向南直达大同江以南汉江以北广大地区的过程；强调了为了排除北魏、北燕等政权的威胁，尤其是为了建立南进据点，决定把都城迁往既安全又具有战略意义的平壤的事实。 第叁部分：4世纪——5世纪初高句丽的国内形势。主要论述了从313年占据乐浪以后，高句丽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情况；又从王权的强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较详细地分析迁都平壤的动机。 第四部分：迁都平壤及其意义。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这为高 句丽势力的进一步南进、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原先进文化向朝鲜半岛 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它又给朝鲜半岛叁国争战局势”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金君和[5]2012年在《朝鲜平壤地区高句丽城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望高句丽历史,在其存续的七百余年问,创造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高句丽文化。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高句丽虽历经数次迁都,但在都城建设上始终遵循“一都二城”的都城体系,即平地城与山城相结合的建筑格局,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筑城模式。平壤为高句丽后期的都城所在地,该地域保存着大量的高句丽文物遗迹,其中城郭作为高句丽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规模宏伟,体系完备,保存也较为完整。从其选址布局、修筑方式、防御设施等方面探察,更透视出了古代高句丽人民修筑城郭的技术创造力与民族凝聚力,揭示了高句丽特有的历史文化与地域形态。本文以高句丽城郭为研究对象,具体围绕位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特别市区内的大城山城和平壤城展开调查与研究,主要对城郭的地理环境、形制结构,以及各种城防设施等方面做全面分析,着力于阐明平壤地区高句丽城郭的军事防御体系及其功能；此外,通过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与中国境内桓仁和集安地区的高句丽都城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探求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的区域性特征,以此为契机,更深入地去探索和发掘高句丽民族为后人留下的光辉璀璨的历史文化精髓。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叁部分构成。首先,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其次,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高句丽后期的迁都状况和分布在平壤地区高句丽城郭的地理环境及地形特征。首先根据现有的史料文献对以往学术界存在的关于“平壤城”位置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整理,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论证观点。其次对城郭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地形特征进行了总体的概述。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平壤地区的大城山城和平壤城的具体形制及结构。高句丽城郭主要由城门、城墙和各种附属设施构成,各类建筑与设施都具有独特的修筑方式和特定的功能。因此主要从城郭的筑城材料、城墙构筑、城门结构,城内外的各种设施与建筑遗址等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的分析和阐述。第叁部分致力于剖析平壤地区高句丽城郭的军事防御体系。平壤为高句丽迁都朝鲜半岛之后的都城所在地,是高句丽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强盛时期的统治中心地带。城郭作为高句丽都城的重要遗址,其含藏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在结合上一部分对城郭形态布局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从军事防御角度对其城郭体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第四部分则以对比的形式,浅析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与中国境内高句丽早、中期都城之间的异同。通过对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与中国境内高句丽早、中期都城在地理位置、防御设施、布局及修筑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探求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建筑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境内高句丽都城建筑文化要素。最后,结论部分概述了本文的中心主旨,从总体上对本文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对朝鲜平壤地区的大城山城和平壤城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理清高句丽政权迁都平壤之后的历史脉络,对于现存的高句丽城郭以及文物的有效保护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王天姿, 王俊铮[6]2015年在《本世纪以来我国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集安作为高句丽国都长达四百二十五年,成为高句丽历史上用时最长的都城。即使在长寿王迁都平壤之后,国内城仍被视作"别都",地位十分重要。集安作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数百年,使集安郊外至今仍保存着一万余座金字塔式的墓葬,其中包含着众多王陵。自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学术界对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的研究愈益深入,并伴随着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文章拟对本世纪以来我国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考古新发现的研究现状予以系统整理和评述,并对集安高句丽遗迹遗物所反映的高句丽文化特征进行分析。
熊义民[7]2002年在《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晋时期，东北亚地区基本上纳入了中原王朝的大一统之下，但西晋王朝崩溃后，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公元四至七世纪正是东北亚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在此时期东北亚地区群雄逐鹿，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乘机崛起，不断扩张，它们不仅彼此之间矛盾尖锐，争战不已，而且与希望恢复传统大一统局面的新兴的隋唐王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尤其是高句丽，导致隋唐王朝多次东征，灭亡百济和高句丽，但由于吐蕃崛起，唐朝实现大一统的希望最终功亏一篑，被迫接受在朝贡体制下与新罗和倭国叁足鼎立的格局，从而奠定了近现代东北亚地区中、韩、日叁国鼎立格局的基础。 本文运用中、日、韩叁国史料以及考古发现，将东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研究了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地区各政权和部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史，诸如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靺鞨、契丹、奚、突厥等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史，并对高句丽、百济、新罗叁国的兴亡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为认识东北亚中日韩叁国鼎立格局形成定型的历史及其古代相互关系的架构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孙炜冉[8]2016年在《高句丽诸王研究》文中指出高句丽(前37—668)是汉唐时期东北边疆最为重要的地方藩属政权,因此,高句丽史是中国东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而高句丽诸王及相关史事则是研究高句丽史的重要议题,围绕在高句丽诸王身上许多历史谜团至今仍是学界争执不休的焦点,包括诸王名号、世系、辈分、亲缘关系在内的分歧贯穿于正史高句丽传及《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亟待整体性的分析和疏证,以全景式鸟瞰高句丽的王权变化、王位更迭、王号的出现和演进等。除对高句丽诸王其人的考证外,以诸王为中心,其当政期间高句丽国家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也都与国王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本论文着力考量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疏证和考辨,可以较为全面系统的透视高句丽国家政治和政权的发展变化情况,深刻解读高句丽国家政治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以历史发展过程为背景,本论文共分五章对高句丽诸王及相关史事予以探讨:第一章是探讨高句丽王族的来源情况。研究高句丽诸王及相关问题,则首先要追本溯源厘清高句丽王族的源出和民族属性,找出其文化源流之所在。本部分以高句丽建国神话和始祖神话为考辨重点,分析高句丽民族的文化本体及与周边民族,尤其是与华夏民族的亲密联系,通过高句丽王姓的变化,诠释高句丽民族文化源出于华夏文化的过程。第二章是对高句丽前五位国王的考证。从东明圣王到慕本王的前五王是高句丽早期历史阶段,以东明圣王、琉璃明王和大武神王前叁位国王的史事考证为重点,分析了高句丽建国、迁都及政权巩固,这是高句丽史的初创期,国号亦有一个从卒本夫余到高句丽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反映了高句丽政权经历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第叁章是对高句丽太祖大王到故国原王共十一位国王的考证。围绕在太祖大王、次大王及新大王身上关于王号、在位时间、亲缘关系等谜团一直以来是困扰学界的重要问题,对于该问题的重新考证是本部分的重点。而从故国川王到烽上王时期的历史,则是高句丽内部五部权力纷争和抗衡的重要阶段,部权和王权的角逐决定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及王权掌控的逐步强化,而高句丽王直接掌控的“桂娄部”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才真正建立。第四章是对安臧王到宝臧王共七位国王的考证。该阶段是高句丽国家衰亡没落的时期,从诸王情况来看,相比较前一阶段,此时的高句丽诸王执政能力逐渐下滑,表现在对外发展策略上异常迟缓与平庸,这也加速了王权的旁落,最终造成国家的败亡。而高句丽王室则悉数移民中原内地,逐渐融入华夏民族行列。第五章是综合前面的论述,对高句丽诸王问题的整体思考。明确解决四个问题,即:高句丽的王系世次情况、高句丽的王位继承方式、高句丽的王号以及集安地区高句丽王陵墓主人的身份认定。
宋伟[9]2018年在《《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料辑论》文中认为《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是高丽王朝史书《叁国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由高丽王朝重臣金富轼领受仁宗之命组织人员进行编写,历经叁载成书于1145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高丽仁宗二十叁年),是海东第一部新罗、高句丽、百济的官修史书,也是研究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关于《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研究,学术界着述颇丰,但分歧也很大。本文充分梳理已有的学术成果,尝试从文本资料出发,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结合,对学术界产生分歧较大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本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叁国史记》的写作与史料来源。介绍了作者金富轼生平与史书的编写。《叁国史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仿效中国正史写法,根据高丽王朝史馆与档案资料,吸收整理了大量史官记录,分列新罗、高句丽、百济本纪,辅以传、表、志,体例完善,内容详实。书中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原王朝的正史,其它资料多来自本民族的文献,目前这些文献已经散佚。第二章,高句丽民族起源与建国的史料辑论。《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民族起源与建国的传说颇为详尽,其内容主要来自《史记·殷本纪》《周本纪》《诗经》《论衡》等相关记载,结合高句丽史官留下的记录进行整理和取舍。其始祖王朱蒙(或邹牟),出自北夫余,到高句丽人聚居地区立国称王,国号高句丽,并以高为氏,时间为汉元帝建昭二年甲申岁,公元前37年。通过正史《高句丽传》与好太王碑、集安高句丽碑、冉牟墓志的记载,证实了《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第叁章,高句丽王系的史料辑论。《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按照高句丽王系传承顺序进行纪事,每个王即位到辞世,按年月编排史事。从朱蒙到宝臧,共传28王,存国705年。记录事实每年以一条计,共有378条。与正史《高句丽传》比较,每传或记3王5王,最多的《北史》也只记了15王,是《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记28王的53.57%。好太王碑前叁王的记载与《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相同,且好太王第17世孙第19代王的位序也完全一致,之后的长寿王至宝臧诸王与正史《高句丽传》记载也相同,证明《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提供的高句丽王系传承是可信的。当然,其中部分王辈分和在位时间还有误记,通过其他史料比较研究,可以得到更正。第四章,关于高句丽侯驺的史料辑论。《汉书·王莽传》“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的史料中,提到“高句丽侯驺”,《叁国志·高句丽传》记作“高句丽侯騊”,《后汉书·高句丽传》记作“高句丽侯驺”,《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作“我将延丕”。根据《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正史《高句丽传》、好太王碑等记载分析,否定其为高句丽“邹牟王”,而应是高句丽将领,进而维持《叁国史记》的高句丽王系传承。第五章,高句丽都城变迁的史料辑论。根据古代文献资料和历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的结果证明,高句丽政权存在的705年间,共有叁座都城。第一座都城名为纥升骨城,自公元前37年至公元3年,都城遗址在今中国辽宁省桓仁县县城附近;第二座都城名为国内城,自公元3年至公元427年,都城遗址在今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区内;第叁座都城名为平壤城,自公元427年至公元668年,都城遗址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城内。另外,每座都城附近都有一个军事卫城。第六章,高句丽与中原交往的史料辑论。高句丽政权存在的705年时间内,同中原各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臣属、归附,并接受中原各王朝册封,向中原王朝朝贡。大量文献、碑刻、壁画、考古调查成果表明,高句丽自始至终,接受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在思想文化、宗教祭祀、文学艺术、体育游艺等方面,中华文化元素与内容在高句丽文化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金勋[10]2015年在《高句丽“南平壤”考》文中研究指明高句丽“南平壤”是具备都城体系的高句丽陪都,是高句丽叁京之一。古文献中有关南平壤的最早记载见于《叁国史记》,其记载为“古典记十叁世近肖古王取高句丽南平壤,都汉城,历一百五年”。朝鲜半岛解放之后,朝鲜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1985年-1988年对黄海道一带长寿山城和其周围的都市遗迹的调查发掘,不仅是高句丽考古发掘史上的里程碑,而且还填补了高句丽史的空白。长寿山城位于黄海南道新院郡的峨洋里。朝鲜学界认为长寿山城是4世纪时期高句丽的“南平壤”。与此不同,韩国学界大部分学者认为高句丽“南平壤”位于汉江流域,即现在的首尔附近。其存在时期为高句丽长寿王63年(475年)攻陷百济首都汉城后,至阳原王7年(551年)百济、新罗联合军收复了包括汉城的汉江流域为止。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有关高句丽“南平壤”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对其考证,从而更好的把握高句丽“南平壤”的位置与历史地位。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构成,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叁、四章为正文,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 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目的、意义和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等。第二章,高句丽的南进过程。本章主要介绍高句丽实行南进政策的背景,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的国际、国内因素和高句丽与百济的汉江流域争夺。第叁章,高句丽南平壤的文献考证。本章通过对文献中高句丽南平壤记载的分析与文献中的南平壤位置考证,从文献学角度来探究南平壤的位置。第四章,对高句丽“南平壤”考古学上的考察。本证通过对长寿山城与汉江流域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考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探究高句丽的南平壤的位置。第五章,结论。推定并总结高句丽“南平壤”的位置和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高句丽“南进”研究[D]. 王欣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2]. 高句丽王城及相关遗存研究[D]. 王志刚. 吉林大学. 2016
[3]. 高句丽都城变迁研究[D]. 朱尖.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4]. 高句丽迁都平壤问题研究[D]. 沈英淑. 延边大学. 2001
[5]. 朝鲜平壤地区高句丽城郭研究[D]. 金君和. 延边大学. 2012
[6]. 本世纪以来我国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研究综述[J]. 王天姿, 王俊铮.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5
[7]. 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D]. 熊义民. 暨南大学. 2002
[8]. 高句丽诸王研究[D]. 孙炜冉.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9]. 《叁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料辑论[D]. 宋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10]. 高句丽“南平壤”考[D]. 金勋. 延边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