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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中美关系正处于决定冷战后两国关系长期性质的重要时刻，两国面临在21世纪是合作还是对抗的战略选择。中国选择的方针是“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也要看美国的态度；美国今年大选前对华关系有改善，但战略方针尚不明朗。新一届政府在战略方针上何去何从，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趋向
回顾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历史不难看出，尽管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发展，但政治关系却时好时坏。尽管两国尽力避免使这一关系走向对抗，但两国间的分歧大于共识，两国间的外交对抗多于合作。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三个阶段。
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短短七、八年内，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小阶段：
1、制裁与反制裁阶段：1989－1992年。1989年夏，美国以中国出现的动乱为由，发起了对中国几乎全面的制裁。美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布什政府中断与中国的高层接触和军事往来，停止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两国间的技术合作，策划国际机构和其它西方国家停止对中国的资金援助和贷款。针对美国的粗暴干涉，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和有效的斗争。在此期间，中国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改善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缓和了和日本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坚定、有效的反制裁斗争中，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一个个相继取消对华“制裁”，迫使布什政府在其任期结束时取消了大部分对华“制裁”措施。
2、高压与反高压阶段：1993－1994年中。指责布什对华“软弱”的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执政后不久，立刻摆出对华强硬、高压的姿态：5月宣布将最惠国待遇和所谓的“中国人权改善”挂钩；7、8月制造“银河号事件”；8、9月间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克林顿政府初期对华高压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美国内有识之士和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到1994年中，克林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其高压政策得不到支持，没有效果，难以继续下去。[①a]
3、接触和对抗并存阶段：1994年下半年起至今。在1994年5月底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之后，美国改变将人权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突出地位，把人权和贸易联系起来，逼中国就范的做法，开始注意其对华关系的平衡，即：既在贸易、人权、军控等领域加强和中国的接触与对话，同时将安全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重要地位，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制约。美国政策调整的结果是造成中美两国既接触、对话，又矛盾对抗的局面。在防范和制约中国方面，美国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1994年9月公布“台湾政策调整”，将美台官方接触合法化并提高接触级别；1995年5月改变16年来的政策，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3月悍然派军舰到台海附近，炫耀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李登辉独台路线。美国在台湾和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做法，造成美中两国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严重对抗。
（二）当前中美关系的两面性。
回顾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简短历史不难看出：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既接触、对话，又矛盾对抗的关系，而这完全是美国政府奉行既接触、对话，又防范、制约中国的对华政策的结果。
1、美国对华战略的矛盾性。不管克林顿政府官员如何辩解，冷战后美国尚无一项首尾一贯、中心突出、目标明确的对华战略。从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政府就把它的对华战略称之为“接触战略”。但这一战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它并没有战略重点或中心，也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执行起来也就不可能前后一致，首尾连贯。
“全面接触战略”事实上是各种相互矛盾内容的大杂烩。由于美国政府不能确定冷战后对华战略的中心，同时又要防止在对华外交中忽略了某个方面内容的指责，因此把对华外交的所有方面都做为战略内容，都视为战略重点。其结果是人权、经贸利益、防扩散、亚太安全、对台政策、环境、贩毒等都成为美对华“接触战略”的内容，都具有“重要性”。克林顿政府注意了美对华外交各方面利益和内容的平衡，却失去了对华外交的重点和中心，失去了对华战略的主要目标，失去了对华战略和对华外交应有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2、美对华外交的对抗性。从美对华战略尚无一个战略中心的角度来看，不能说“接触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或任何战略。但是，“接触战略”确实有防范、制约、遏制中国的一面，而且这一面在近年来不断有所发展。美国虽尚没有把中国的崛起作为现实威胁，但越来越将之视为“潜在威胁”；[①b]虽尚没有对华采取全面遏制，但越来越倾向在同中国接触的同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在某些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制约或遏制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佩里、克里斯托弗等经常强调的“接触”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天真，并不是“迁就中国”，并不排斥美对华采取“强硬”的一面。[②b]
美不但在其对华“接触战略”中存有与中国对抗的一面，在其对华外交中也更多地采取对抗的形式。美自以为它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因而在对外关系中更加倾向于向别人发号司令，动辄以制裁、高压甚至军事手段等相威胁，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
（三）中美新冷战的危险性。
无论从美对华“接触战略”的含糊性、多重性，还是从其对华外交的对抗性来看，在冷战后时期中美两国间新冷战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的。美国朝野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寻找威胁、寻找敌人、寻找对抗；美国仍有人不愿看到别人的强大，不能接受别国的强大，不管另一个强国是苏联、德国、日本，还是中国。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既不接受平等原则，也不履行不干涉内政原则。如美国继续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对抗方针，非让别人按它的所谓“民主”、“人权”标准行事，非要将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扩展”到中国，那么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就只能是对抗的。如果美国非要干涉中国内政，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支持、鼓励甚至保护“台独”，干涉香港、西藏事务，那么美中两国在国家根本利益方面就必然是对抗的。如果美国仍企求于冷战时代的地缘战略，强化、扩大美日等双边军事联盟，编织防范、遏制中国的网络，那么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就必然是对抗和冷战。
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
冷战后的世界同冷战时期有根本的不同，但中美两国间仍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建立对话合作的战略关系仍有着雄厚的基础。
（一）中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冷战后，在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发展本国经济和对付人类面临新的挑战等广泛的领域，中美双方都有很多共同利益。
1、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管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认识、含义、目标不完全相同，但客观事实是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符合包括美中两国在内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中两国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方面当然面临很多共同的课题，承担重大的责任，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中美两国的出发点和利益会有些本质性的不同，但仍有合作的广泛领域。
2、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美国也是个太平洋国家。两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理解和内涵会有性质上的不同，但都不愿看到亚太地区出现动乱，都支持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南亚无核化或无核区，都支持亚太各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
3、非传统性的新挑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人口、打击犯罪、贩毒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问题”对世界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大。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地遇到这些双边和多边问题。
（二）两国经贸合作存在巨大潜力。
不论是经济强国美国，还是发展中的中国，发展经济都是各自的最基本的利益和课题。美国经济规模大，市场还有一定的潜力，但其国内资源和市场仍有局限性。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中，需要资金、技术、经验，需要国内外市场，本身也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和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资金。中美两国在市场、投资、技术等经贸领域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尽管在经贸关系中两国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但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是两国长期利益所在。
（三）日益加深的两国社会文化联系。
随着科技进步和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间人员往来和教育、文化、学术交往与日俱增，两国社会文化联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必将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间的感情，形成两国间联系的纽带。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两国间这种社会文化联系，包括旅游人口在内必将与日俱增。
三、建立对话合作的中美战略关系
要从根本上扭转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消极趋向，扩大两国的共同利益，建立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两国应当在冷战后建立对话合作的长期战略关系。为此，两国需要在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上做出认真、扎实的努力。
（一）中美两国的世界观。
要使两国关系建立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坚实的战略基础上，中美两国应在如何看待今日和未来世界，努力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1、接受和迎接多极世界。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正走向多极化也是事实。美国要在国家战略上和哲学思维上解决愿不愿看到、能不能接受一个多极世界的问题。多极世界意味着其它国家地位和作用的相对上升，“一超”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对下降。这种变化及趋向对习惯于“一超”地位的美国当然是个挑战，但既然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美国就应接受它。
2、学会平等合作。在美国朝野政要对外政策言论中用得最多的一词恐怕莫过于“领导”，美国政要把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①c]美国人所说的“领导”实际上和“霸权”没什么区别。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起某些主要作用也在所难免。但是，如果以世界各国的“领导”自居，习惯于向别人发号司令，干涉别国内政，那就违反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不会被其它国家接受的。国际关系中没什么“领导”，美国应接受和学会和别国平等相处。
（二）中美两国的亚太观。
中美两国的利害关系更多的是在亚太地区。除了经贸领域外，两国关系更多的是在政治、安全领域。历史和现实证明：靠一国的霸权和军事联盟都不可取，都不能得到地区内所有国家的支持。亚太安全的根本出路是相互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美国不能在理论上和口头上大谈相互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而在实际上搞一两个国家的霸权，把自己或一两个国家的军事联盟作为整个地区安全的“保障”或“保护人”。美国在追求自己和盟国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别人的安全。如果把自己及盟国的安全建筑在地区霸权及损害别国安全利益、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结果必然是包括美国及其盟国在内所有国家的更不安全。
（三）美国的中国观。
冷战后，中美关系面临美国应当解决是否不但在口头上、而且真正在实际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解决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根本态度问题。
17年前，迫于当时国际战略形势和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部分之间选择了大陆，选择了“一个中国”政策，放弃了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17年后，美朝野一些人借口世界战略形势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两部分的变化，试图调整战略选择，即：又要大陆，又要台湾；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实际上鼓励和帮助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对台政策调整”、允许李登辉访美及向台海地区派遣军舰都是在这种战略调整背景下发生的。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战略企图并在这一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那么中美关系不但不会改善和发展，而且必然在国家根本利益上展开对抗。
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一种像七、八十年代对待日本崛起时的心态。撇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谈，如果美国用过去对日本崛起的讨厌、不快的心态对待今天中国的崛起，那么中美关系就永无宁日。美国应当在国家战略上放弃独霸全球的战略思想，而面对世界走向多极的现实。
（四）大力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加强两国社会联系。
相对来说，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争执较少、共同利益较多的领域，是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战略基础的方面。但目前两国经贸关系的规模还不足以支撑两国关系，不足以成为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中美发展经贸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具有无限的潜力。但要把巨大的潜力变为现实，两国在政治上和经贸上都需要做大量扎扎实实的努力。随着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将为美国产品和投资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美国在过多的指责中国“封闭市场”、贸易顺差的同时，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减少对美国商品、技术和资金输往中国的限制。美如能解除对中国仍然保留的制裁，放宽对中国出口和技术转让的限制，政府及金融机构更多地支持美对华贸易和投资，中美贸易就会有较大的发展。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中国经商和旅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和从事经贸活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两国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加强相互了解和理解，减少反华宣传和煽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社会基础。
四、面向21世纪的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
（一）矛盾、对抗还是对话合作？
建立和发展对话合作的战略关系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唯一明智的战略选择。为此，两国需要不但在愿望上，口头上，而且在战略方针上，在实际行动上、在两国关系的机制上进行对话，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二）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里发展合作。
如在事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对付环境污染、贩毒、犯罪、恐怖活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共同利益，进行和扩大合作。两国还应排除各种障碍，大力发展经贸关系，促进两国的社会文化联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三）在矛盾分歧的领域加强对话。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和摩擦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和分歧。如果突出这些分歧，求异存同，那么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只能是灾难。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安全、经贸纠纷等存在分歧、矛盾的领域，中美应开展对话，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减少分歧的目的。有些通过对话也消除不了的分歧就只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突出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对待分歧采取强求对方，侮辱对方，动辄施压、制裁的方法只能是扩大分歧，形成对抗。
在经历了七、八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到了需要变革、需要做出明确的战略选择的时刻。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在战略上和实际行动上选择对话合作，而是再来几年风风雨雨，那么中美走向对抗将成为下一世纪难以改变的现实。如两国经过认真的战略对话，在战略上和实际行动上选择对话合作，两国就可以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开创中美关系的新纪元，并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两国在战略上和实际行动上真正走向对话合作，而不是走向矛盾对抗。
注释：
①a "President Clinton Announces Decision to Renew MFN For China,"Press Release,USIS,May 27,1994.
①b "Lord:Korea the Most Critical Security Challenge In Asia,"USISBulletin,Feburuary 13,1995,p.13;and Thomas W.Lippman,"U.S.Seeks Engagement,China Sees Containment in Current Policy," The Washington Post,July 9,1995,p.23.
②b "Perry:Engagement Is Neither Containment Nor Appeasement," USIS Bulletin,October 31,1995,p.13;and" Sec.Christopher On The U.S.Relationship With China," USIS Bulletin,May20,1996,p.10.
①c "First 1996 Presidential Debate," USIS Bulletin,October 8,1996;and" Exexutive Summary of CSIS Report on Foreign Policy-U.S.Leadership Challenge," USIS Bulletin,October 7,1996,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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