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体制转轨，是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改革为内容的。然而，既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一般社会客观规律的作用，又受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中国的体制转轨始于经济。
历时20年的经济体制转轨，已经提出了多方面的整合要求。例如，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目前主要是从经济体制的侧面推进的，但要进一步深化，就必然要求提升到政治体制的层面，实现与经济体制转轨整合。又如，中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国际整合。经济体制转轨最基本、最广阔的整合要求是社会整合。这是因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必然会引起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一方面，在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发育的同时，出现了各种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社会团体和社区自治组织，这使社会组织的供给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系列政府、厂商和居民都无法做或做不好的准公共事务或利益集团事务，由此产生了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
经济转轨引发的社会矛盾，一部分将通过经济发展来加以解决；另一部分将利用包括社会结构发育在内的其他途径来加以解决。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动力应当来自社会的多元主体。然而，各主体的性质、功能不同，它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相同。私人领域的微观主体从事营利性活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共领域的宏观主体从事公益性活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第三域的主体从事非营利性活动，追求团体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原则性的界分。事实证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平正义的前提，是社会的多元主体均衡发育，各司其职，相辅相成，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薄弱环节。
以上的分析使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社会经济转轨出现了社会结构缺口，即社会结构发育滞后于建立新体制的要求，社会结构的重组和再造与之不能适应，更无法推动市场主体发育和政府角色转换。因此，当前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要在政企分开的同时，做到政社分开。政府在放权、还权给企业的同时，还要放权还权给社会（第三域意义上的社会），让社会——社会团体、社会中介和社区组织——承担起政府、厂商和居民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这样的事是很多的，并且会越来越多。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要充分地相信它们，为它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结构缺口还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轨应当进入多元化主体互动的新阶段，即政府、厂商和第三域各社会主体的改革或发育，要互相推动，相得益彰。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整合基本上是通过两条途径推进的：第一，存在于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社会整合；第二，存在于传统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整合。以社会中介组织之一的行业协会为例。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随着市场的发育与成熟，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自发形成行业协会，以期通过行业协会和自律管理、自我服务，求得公平竞争环境，促进企业发展。这是比较典型的存在于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社会整合。在京、津、沪等大城市，行业协会大多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组建，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产物，在承担政府授权或委托的行业管理职能的同时，适应市场需要的行业自律职能也在形成中。这就是存在于传统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整合，显然，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社会整合是增量方式的；传统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社会整合是存量方式的，这和中国改革的推进方式也是完全一致的。从理论上说，增量在扩张，存量在改造，二者的整合构成新体制框架和内容。但在实践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从经济体制转轨的内部整合来看，就包括经济利益、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整合。对经济体制转轨作社会整合，其难度就更大。目前主要的难点是社会结构增量成长过慢，不足以整合传统体制社会结构中的行政存量。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社会整合在现阶段有难以克服的障碍，增量与存量间缺乏有效的整合通道。例如，在新体制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新型社会组织，如何渗透到更广阔的空间并起作用，其通道并不畅通。因此，不能奢望如此复杂的社会整合过程能在三五年内完成。
笔者认为，未来5—10年的改革，在改革方式上要作出调整。
首先，无论在经济体制，还是在社会结构方面，都要加大培育增量的力度。在经济体制方面，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完全有条件在现有基础上加快市场化的速度。即使在那些原来认为有难度的领域，加快市场化的速度，也不可能引起太多麻烦，因为毕竟是大势所趋。在“修宪”的推动下，非公经济将有更快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利用这一发展的增量，来加快公有经济存量的改革、改组和改造，从而加快新体制成长的进程。今后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要通过加大政府机构改革的力度和范围来实现。政府体制、政府机构改革滞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绝大多数与政府改革滞后有关，如果不正视这一现实，将极大地延误中国改革的进程。在社会结构方面，要正视、关心和支持已经出现并正在发育中的社会中介、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正如前几年积极为市场主体立法，《企业法》、《公司法》等先后出台一样，现在要积极制定或完善与社会主体有关的法律法规，为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解决政社不分时，政府要向社会组织分权、转移职能，促进它们的成长。社会组织自身也有一个不断提高自律、规范水平的问题。
其次，要尝试“局部休克”的改革方式。这是加快传统体制退出的重要举措。在渐进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的基础上提出局部休克的改革，不会引起社会振荡。这是因为，这2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具备了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现在要进行局部休克的改革对象是那些改革的难点或死角。问题早晚要解决，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例如，福利分房制度已经到了可以休克的时候了；部分已经难以起死回生的国有企业也应当休克；那些已经过时的或可有可无的政府审批制度也应尽快休克。重要的是，要把局部休克的方案设计得更周密一些，实施得更完善一些。局部休克的某些领域、组织和制度，还将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活动空间，为社会结构发育创造条件。
对经济体制转轨进行社会整合的主体，不仅是政府，而且还包括那些成熟程度不一的社会组织。政府在转变职能的同时，应当自觉地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处理好自己与它们的关系，不要重蹈以往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覆辙。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地进入角色，在提供特定服务的同时，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并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形成符合市场化、社会化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