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民族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3-0089-05
一、新世纪，新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自从新中国诞生那一天起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探索创造，如果没有自己的全新文化，当然就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就一直在观察着，思考着，尝试着，创造着。其间经历了多次“文化的曲折和振荡”，像“一边倒”向苏联的抉择，或“文革”与“准文革”式的批判运动等等，这些振荡影响巨大而深远。每一次文化振荡的风险可以说并不亚于每一次经济、政治、军事战略抉择的风险——有时就是与之结合在一起的，进行着的是一场又一场“无形的探险”。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没有对文化形成一种清晰、完整的意识，没有提出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样纲领性的口号。这说明，对于文化和文化建设的认识，也需要经历一定的实践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结束，宣告了对待文化问题上一种旧的、错误的态度和方式的终结；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富有时代感、创造性的文化发展方式和思路产生。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任务的明确提出，实际上是与新中国建设事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重新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相联系的。这一产生于20世纪之末的文化战略，既是中华民族整个历史的结晶，也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回应。
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狭义文化，主要是指精神内容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包括思想理论、信念信仰、伦理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生产、传播、享用、积累等，它是人民全部精神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共同领域。人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具体活动（劳动创造、传播交往、娱乐享受），都属于文化活动的形式。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既是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的反映，又有自身历史积累，是一个按特殊规律发展的系统。这一总体定位的认识，实质上反映出对人、社会发展的深层认识和追求，它是社会文明自我认识和定位的基础。
中国近20多年与前30年的历程相比，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既有连续性，又有显著差别。其中包括：
1.从“文化错位”到“文化归位”。由于文化的极其复杂性和变动性，人们对它的把握很不容易充分到位。已往只是在很少一些学者中，才有对文化的严肃理解和探究，但其间也有些缺陷，就是往往把文化当成了少数“文化人”的领域和话题，过分停留于书本考证和话语论证，很少接触社会现实。在社会上则缺少对文化的整体性关注，经常是把它当成极狭隘的纯粹形式或工具来看待，用各种“现实的”目的分解、还原、代替文化整体，使文化的定位偏离，文化的精神实质虚化，由此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比如：把文化仅仅当成是“意识形态”的别名，甚至与现实的政治政策完全混同起来，就容易搞短期行为，掩盖了深层的、长远的内容；同样，把文化简化为“受教育”、“懂科学知识”、“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等外在指标，则可以对文化，从而也对人本身，采取极其功利化的态度，要么斥其“无用”而否定抛弃之，要么（重视起来时）大搞形式主义，追求表面、短期效应……所有这些使文化整体错位和虚化的表现，反映出还不懂文化的特殊性质和意义。
经过多年正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开始重新关注和思考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重新取得了它的地位。文化的状况直接构成人和社会的生存状况，是文明必不可少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变化必然直接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内在标志。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也要有繁荣的文化，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把文化本身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提高到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振兴的高度。文化总体定位的解决，是文化发展繁荣的前提。
2.从“非文化化”到“文明化”。与文化总体定位相联系的文化形态选择也有“文化化”即文明化与“非文化化”即落后文明式的反应之分。“文明”在这里代表健康积极的文化成果，符合历史进步的文化形态即是先进的文明。“文化化”即文明化，“非文化化”与落后的文明相联系，它往往是以落后于时代的旧文化或旧文明冲击新文化的产物。新文化建设必须要在克服种种“非文化化”倾向的过程中才能前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落后腐朽文化的渗透和干扰，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非文化化”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野蛮和落后，是这一系列“非文化化”倾向酿成的严重后果。
在民族危急的关头结束了“文革”，进行拨乱反正，随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场新复兴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被正式列入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从“五讲四美”到培育“四有新人”，20多年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努力，虽然目前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结束“非文化化”的下滑趋势，坚持以先进文明为坐标，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文化取向。这一大方向的确定，贵在恢复了文明化的内在导向，它是符合文化价值规律的，必将为文化发展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奠定基础。
3.从传统式的封闭到现代化开放。文化与经济、政治一样，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领域，是随着社会生活天地的开拓而不断扩展延伸的活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自我封闭性则表现为：第一，以历史悠久的“天朝大国”优势自居，热衷于自我欣赏，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拒绝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实行对外的自我封闭；第二，以“君子不言利”及种种道德特权自居，拒绝面对经济生活的基本现实，蔑视科学知识及其技术应用，实行文化上层建筑对现实经济基础的自我封闭；第三，以“天命所归”和“圣贤之教”的神圣性自居，迷恋单向“教化”，剥夺民众权力，实行对大众的内部自我封闭。这种三封闭态度必然导致“三脱离”的结果：脱离世界、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从而丧失其优势和活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使我国曾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备受屈辱的内部原因。事实证明，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趋向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封闭就意味着越来越走向僵化和落后。
抛弃封闭性的落后传统，造就开放式的现代文化，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貌一新。变文化上的“三封闭”为“三开放”（对国外开放、对现实开放、对大众开放），使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三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群众）的良好势头。特别是对外开放与发展综合国力联系在一起，使中华民族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重新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决定力量。这是收效最明显的一大变化。在对内开放方面，我们逐渐走出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脱节的局面，探索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并用以指导完善新型的经济体制；与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相联系的，必须是要求面向大众，因此走向社会大众的文化也日渐成为最活跃、最丰富的文化主流。尽管上述变化尚在进行中，未免会遇到麻烦和阻力，但它顺乎历史潮流，符合人心所向，具有不可逆转的进步基础。
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变化，既反映了我国新文化建设的基本走向，也是它的思想基础和战略前提。在此背景下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纲领，集中体现了它的精神实质，显示出我们的文化正在转向一条全新的轨道，实现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将成为我们在新的百年——21世纪的目标。
二、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文化”是从当代世界的范围和角度，对我国文化总体地位、基本风格的定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所谓民族的文化，当然不是仅仅指汉族或某一少数民族的“小”文化，而是指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平等交流、汇合而成的一种多样化统一的“大”文化，是在各民族自立基础上联合起来、和谐一致的整个中华民族（“大”民族）的文化。它以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基础，以全民族的共同联系为纽带，形成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主体及其文化，这种文化以体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面貌为宗旨，参与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它对内包容丰富多彩的个性，对外显示旗帜鲜明的整体风格。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民族文化。
坚持自己文化的民族性，与人类文化的世界性和全球化并不冲突。
首先，世界本身一直是民族的。世界由地球上各个民族的人构成，传统文化都是在一定民族土壤中发生的。存世界多民族、多元文化林立的历史上，一个民族要想存在和发展，从来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文化形象，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就不是一个民族”这句话，应该写入人类的至理名言；同样，一种文化要想存在和发展，也从来就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根基、民族形象，才能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揭示了文化基于民族生存发展才能有自身生存发展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从文化本来就是民族的这个意义上说，将我们未来的文化定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顺理成章的。除非是想以“超越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取消文化之实，否则对此无须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其次，“超越”民族文化不等于“消灭”民族文化。诚然，世界上存在着“超越民族文化”的文化，那是指在一定层面上形成的，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所共同享有的文化。比如科学、技术、某些艺术、体育运动等，早已经成为一定的世界性语言；甚至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也意味着将可能进一步形成国际化的共同经济语言和规范，等等。但是这些是否意味着已经或者将要取代、消灭民族文化？至少到现在为止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实际上，这些“超越了”民族文化的文化，只是新生的共同文化，它可以在民族文化之上、之外形成，却并不否定原有的民族文化。最新形式的“网络文化”出现，给人们之间进行全球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手段，但交流的内容本身却不能不显示出各种民族文化的印记。可见，大量新生共同文化的出现是一种趋势，它们对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和汇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不能忘记，它们往往首先是成为各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一片新天地，而未必是使其葬身于其中的墓地。
再次，民族文化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实现自我超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及其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潜力，其持久的生存和发展就是这种潜力的显示。因此不能以为，坚持民族性就一定是封闭的、僵化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全球化”的文化形式最初都是来自一定民族文化的创造。每个民族都有权力和责任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历史上不乏有的民族及其文化发展壮大起来，有的民族及其文化衰落甚至灭亡的例子。这说明，民族文化本身的生命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些民族及其文化的衰落消亡，未必是由于新生的共同文化压迫所致，更多倒是由于其自身缺少创新活力和适应能力造就。相反，越是能够不断自主发展、自我超越、主动创新的民族和文化，越是能够面对全球文化的竞争和汇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只有从这个方面不断加强自己，才能保持未来的生命力。
最后，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走向世界的新型文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如前所说，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已经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平等交流、汇合而成的一种多样化统一的‘大’文化，是在各民族自立基础上联合起来、和谐一致的整个中华民族（‘大’民族）的文化”。“大”民族是“小”民族的共同体，“大”文化是“小”文化的包容和超越，这种包容和超越的趋势，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实践性、阶段性的形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一特色，使它具有面向未来世界的潜力。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它以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因此本身就包含着世界性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早已指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与“人的历史成为世界史”进程相联系的，因此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意味着文化上超越狭隘的民族界限，走向未来的世界“大同”。
总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它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联系在一起，才能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动态地而不是僵化地理解它、贯彻它。否则将会使这一科学的积极的方针变成一句狭隘僵化的口号，把我们的文化建设引入歧途。
三、科学的文化
“科学的文化”是站在世界先进文化的高度，对我国文化总体内容和精神实质的定位。
科学的文化，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合理先进的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的思想文化。这是目前人类先进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文化要把它体现得更加自觉和完备。
这种文化之科学性的首要标志，是有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套历史地发展起来、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同时也阐明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原则。对我们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首先就要坚持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形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用它来武装全体建设者。这是文化建设成功的根本思想保证。
这种文化之科学性的另一个标志是有一套合理的、先进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文化体系的重心和各种文化相互区别的特色所在。我们新文化要在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指导下，正确地认识世界大势、认识自己的国情、认识人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出发，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先进的人文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包括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文艺的、科学的、教育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活的价值取向、精神动力、言行准则，使它们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社会理想信念，成为凝聚、动员和激励人民为民族振兴和祖国事业英勇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蔚然成风的社会风俗，成为新世纪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复兴和繁荣的崭新形态。
这种文化之科学性的第三个标志，是有一种宝贵的科学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毋庸讳言，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不足，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弱点。近几十年虽有改进，但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比，我们仍然比较落后。因而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倡导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问题，不能不成为我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课题。这里不仅指要发展科学事业、普及科学知识，更在于要实现以科学的理性态度和方法去对待我们生活中的事物，让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规范，以克服各种旧的情感化、意志化等非理性传统的影响，使我们文化达到现代文明的先进水平。
概言之，将科学性贯彻于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我们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也是使它成为“科学的文化”的内在要求。要达到这种要求，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有极其大量、极其艰苦、极其繁难的工作要去做，并且必然还要面对重重阻力。但惟其如此，在人类文化发展和交流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文化不至于迷失方向，坚持这一点也才能够保证各项具体的措施少犯错误。这是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所在。
坚持文化的科学性与倡导“人文精神”并不冲突。
在理论上，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人”的基本立场和价值态度。“人文精神”本身是具体地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对待“人文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也有科学与不科学之分。彻底的科学精神是合理“人文精神”的基础；而完整的“人文精神”也必须包含对人类理性发育的需要、能力和权力的理解与尊重，它决不排斥基本的科学精神。事实上，当人们把科学性与人文精神相互分离对立起来时，也就把科学简单化，把人文精神割裂、片面化了。
在实践上，我们始终要注意把握“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其中具体地强调哪一方面，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应该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比如在中国现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固然应该重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共同倡导。但相比之下，二者却有不同的侧重需求。如中国传统中并不缺少那种以个人意见、爱好、习惯为标准，以“人情圈”为界限，将自己意志加以推广的“人文精神”，但却缺少以科学的方式深入、全面地理解人，通过民主法制的方式来实现尊重人、服务于人的普遍社会化的“人文精神”。封建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充分，至今仍不能说已经根本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科学精神，其中特别要解决如何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人文精神的问题。走向未来的中国更迫切地需要高度自觉、坚持一贯的科学理性。提出“科学的文化”，倡导文化科学化，应该说也是着眼于此。
总之，在当代世界和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科学的文化是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内容包含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系统，更包括完整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实现我们文化的科学化，既要跟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步伐，更要以科学的精神去建设好整个文化系统。这当然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项巨大复杂的文化改造工程，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心理准备，更有待于我们坚持不懈努力。但我们可以相信，经过努力，用科学武装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是人类未来的优秀文化。
四、大众的文化
“大众的文化”是从文化主体和功能的角度，对我国文化总体价值取向做出的基本定位。
“大众的文化”是面向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文化是社会的财产，从来属于一定的大众。使我们的文化植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成为大众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现代科学文化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和宗旨的要求。
1.必须防止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离和脱节。世界上的文化从来就有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阶段、阶层等等的不同类型和风格，其样式多元、复杂而多变。就每一种文化说来，可以根据人们在其中的贡献和影响，区分出此种文化的“精英”人物和一般群众。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英”，文化不同精英也不同。这意味着“精英”是“大众”中最有突出代表性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在大众之外自成一体的另类人物，否则他们将与此种文化无关，而是别种文化的精英。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中“精英”的角色也是具体的、相对的，并不是什么人固定不变、终生受用的特权，——在文化上，谁能够有所成就，谁就会成为它的精英。
我们承认每一文化体系中都有“文化精英”与“文化大众”之分，却不赞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划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说，往往脱离文化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在各种现实的文化之外虚构出两种文化形态，从而混淆了问题的界限。比如将某些社会上层人物（贵族、高官、富豪、名流等）的表现做“精英文化”时，其实是把某个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当成了“文化精英”，却不知道他们原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这些体系中他们未必是精英），各有自己的群体背景——“大众”；进而以为他们另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文化，这首先是把文化本身虚化、庸俗化了。至于把从事文化职业者（职业知识分子）一概当成精英，把他们的特点看作是“精英文化”，则更有虚张旌帜的肤浅和夸大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整个社会文化分解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还意味着从文化上把人划分成等级和阶层，这种旧式的等级观念也许能够与社会全面分裂和对立的时代相适应，却至少不适合于消除阶级对立的社会和时代。
我们强调“文化精英”是从属于、服务于一定文化的杰出代表，是自己大众中的一员，在于肯定精英与大众之间不可分离。一切真正的文化精英，都是自己时代大众的忠实成员和杰出代表。文化的发展历来是：大众造就和跟随自己的文化精英，精英代表并忠实于自己的大众。惟有这样，一种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
2.必须防止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分离和脱节。被叫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或“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应该合理地理解为一个文化体系内的“生产与消费”之分；被叫做“精英文化”或“雅文化”的，其实是指文化的生产即创新形式和特征；被叫做“大众文化”或“俗文化”的，其实是指文化的消费即自我享用的形式和特征。因此所谓“大众的文化”，应该是指面向大众生产，以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即以大众需求为生产的主要引导和动力、并接受大众选择检验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创造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宗旨，就必须体现在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中，而不能使它们彼此脱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表现为“生产切合消费需要，并提升和引导新的需要；消费引导生产，并积极地转化为生产”。由于群众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既成习惯性和从众化心理等特征，所以造成良性循环的起点，一般应该放在有组织的文化生产方面。我们的精神文化创作，要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发展，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并以有利于人和社会健康、全面的发展为标准，不断增加反映生活变化的有益品种和风格，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影响力等，以启发和造就新的更加合理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使文化生活质量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
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是否进入良性的循环，不仅反映和受制于人（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的素质与态度，更在于文化体制的合理和健全。在经济上，我们过去的计划体制由于缺少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逐渐走向了僵化，结果是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严重贫乏落后。同样，在文化上如果单纯地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就意味着无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和不断更新的情趣，同样也必然带来僵化、贫乏和落后。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僵化、贫乏和落后不如物质经济那样明显直观，可以外部比较，而是往往不易觉察。特别是，文化形式上的多样化不仅绚丽多彩，而且不断翻新，无限期地重复使用，这一点常常可能掩盖内容的庸俗贫乏，从而泯灭了创新、探索、提高的意义。然而没有文化生产方面积极主动的探索和创造，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发展繁荣。因此充分地调动和保护文化创新探索的活力，是整个链条的关键环节。而要充分调动和保护文化创新的活力，除了使文化生产更深入广泛地与大众生活实践相联系之外，没有别的更好途径。
3.必须防止提高与普及之间的分离和脱节。大众的文化消费本身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不承认这一点就会脱离实际。但是如前所说，群众的文化消费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既成习惯性和从众化心理等特征。合理的本身并不一定是先进的。但我们的大众有权享受人类的先进文化，他们不仅需要既有文化需要的满足，也需要自身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社会生活中先进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自人民群众实践的创造，但要将它作为文化的精华提炼、整理出来，则必须经过先进文化生产的加工。文化的生产正是负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提高功能。一般说来，文化生产的创新，是文化消费发展的前提；先进文化生产的成果，是大众文化生活提高的方向。处理好提高与普及之间的关系，是使大众的文化始终保持其生命力和进步性的重要条件。
但提高与普及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一方向的关系。我们的历史经验证明，向群众进行普及，不仅是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文化生产创造环节来说，向群众普及先进文化成果往往也意味着自身新的探索和再创造，这也是“对提高的提高”，即：普及也是提高！已往文化提高与普及之间的脱节，主要在于这点的不足。同时还伴有“提高”的方向和目的上的偏差：不是立足于大众本身的整体提高，而是要求大众向自己的水准靠拢。有些脱离现实的空洞理想和说教，虽然也十分乐于用来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但却得不到来自实践的佐证，因此难以兑现；面对新时期社会转型的种种困惑，有些“高论”常常限于想像和呼吁，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等等。在这一类困境的背后，人们常常归咎于群众的落后，埋怨大众总是“提”而不“高”，然而真实的原因却往往在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提高，不是指仅有宣教性质、自身却缺少研究和创造的各种操作，而是指文化的生产创造本身不断前进，兴旺发达，风气端正，人才辈出，能够及时地提供社会和大众所需要的成果，其内容科学合理，其观念切实有力，其形式为人喜闻乐见，其效果具有可持续的潜力等等。只有当文化的生产处于不断上升的创新循环之中时，大众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才会成的现实，而整个文化的发展也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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