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与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金融改革论文,民间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涉及12项改革。这12项改革，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和规范化。这意味着民间金融由非法转为合法，对于打破金融市场垄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必须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民间金融溯源
实际上，中国的民间金融是非常古老的，甚至远早于银行。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基本上是民间借贷，而且民间组织非常多。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金融基本上被取消了，成为非法的。究其原因，最初对民间金融的定义是高利贷，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又被赋予一层新的理解，即非法集资。在非法集资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出现了问题，如金融诈骗罪以及非法吸储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金融虽然被取缔了，但是民间金融却一直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非常活跃，如温州、宁波、福建的一些地方在初期就是靠民间金融发展起来的。那个时期，民间金融的利率很高，30%左右的利率，但由于银行不给私有企业提供贷款，因此民间金融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民间金融的问题更加突出了，尤其是2012年在浙江温州一带，很多中小企业借了所谓的高利贷，出现了企业主“跑路”等现象，民间金融的负面影响被放大。
二、温州金融改革分析
温州的金融改革实验中最值得肯定的，是没有直接去讨伐民间金融，而是使其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民间金融的存在是必然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注册的小微企业大概有1000万家，加上其他的包括农村的大概4000万，但是它们很难得到正规银行的贷款。大型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急需资金的小微企业只能靠向一些小型的金融组织、金融机构借贷来解决问题。由于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现象相继出现。中小微企业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年利率30%至300%的高利贷，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民间金融组织需要合法化、规范化。
如果把民间金融合法化了，使之阳光化、规范化，那么问题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可以通过某一机构对企业进行登记、注册、备案，甚至牵线搭桥。比如，在温州，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到一个贷款类似结算公司的机构登记，进而解决各自的筹融资需求，这样民间借贷便规范化了。
这次金融温州改革没有提到利率改革是对的。根据相关规定，银行贷款利率4倍以上就是高利贷。银行贷款年息是6.5%左右，也就是说，26%、27%就不是高利贷，超过了就是高利贷，这个规定并没有什么根据。此外，民间金融高息是必然的。首先，消除高利贷只有在利率真正市场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所有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放开，资金供求达到平衡时，利率才有可能下降。在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不够并且存在一定程度垄断的情况下，要想让民间金融实现“低利”是不可能的。对于无法从银行贷到款的小微企业而言，资金是稀有资源，民间借贷必然是高利率的。其次，这些贷出资金的民间资本很多也是来自高利，其资金来自银行，其委托贷款不受利率的控制。再次，小微企业风险非常大，因此涉及风险覆盖问题。即民间资本需要承担的损失可能非常大，因为小微企业没有什么更多的资产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高利贷形式提供资金。因此，利率的问题应该放开，根据资金成本来做，根据风险覆盖来做，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好处。不能说限制利率，而且也不能说不超过银行贷款利率4倍就是低率，超过就是高利贷，就要打击。这次温州金融改革提到要注意高利，过于高利不予保护，这是可行的。
三、民间金融组织的形式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的一个重要提法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目前存在着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它们是民间金融的主力，其利率一般也保持在银行贷款的4倍。但是，温州改革提出，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变成村镇银行。
笔者以为，小额贷款公司不一定要转成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主要是自有资本加上一些借款，其风险相对而言比较小，而且限于小额贷款和熟人贷款，对贷款对象的背景较为了解。这些企业与农户和小额贷款公司非常贴近，就减少一些所谓担保。所谓的联保也不成功，十户联保一起，一户还不起那九户连坐，显然是不可行的。实际上，无抵押、无担保的一些贷款对它们更合适，这些即需要小额贷款公司的参与。但现在存在一种“做大”的趋势，即从小额贷款公司都转变成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又开始想变成城商行，城商行想变成全国股份银行，全国股份银行想变成全国性的大银行。银行是向非特定人吸收存款，向非特定人发放贷款，其风险是非常大的。在实际情况中，允许开设村镇银行，但批准的却很少，因为这涉及管理能力、人员素质等问题。村镇银行应当有大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参与甚至控股，银行派其内部的管理人员参与村镇银行管理，这样村镇银行才能有资金来源和信誉度。小额贷款公司不一定需要变成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为小微企业和农村服务的，改革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把它做好。另外，各种组织都可以采用，如合作基金。合作基金也是农村金融的一种小的形式。甚至标会、摇会也可以考虑发展，这种贷款方式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情况下不对外提出存款，也不对外发放贷款，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标会、摇会是有章程的，贷款必须有利息，有利息大家分红，福建和温州、宁波早就有这种组织存在。标会、摇会的风险很小，基本上风险自担。因此，要发展多种合作经营组织。
四、健全和完善民间金融的法律和法规
温州金融改革中提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监管来控制。比如现在深圳，无论个人贷款还是机构贷款，都在中介进行登记，由中介联系双方供求，相当于委托贷款和委托存款，这样就可以防范放贷的风险，并且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范畴内。在民间金融合法化的背景下，并不需要监管利率，而只是监管触犯法律的问题。
作为一次重要试水之举，温州金融改革对中国金融改革和民间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已经到了深入的一步了，应解放思想，对银行以及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与此同时，民间金融孕育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适当的渠道释放，导致出现一些问题。未来应更好地利用民间金融发展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
多年来我国并没有一部关于民间金融的法律，涉及与民间金融的违法行为及犯罪界定主要依据《刑法》和一些部门的规定来处理。而且处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对民间金融基本是立法“禁止”，凡是与当时我国法律规定不合者，都被视为违法甚至犯罪。与民间金融有关的罪责包括非法集资罪、非法吸储罪、金融诈骗罪及高利贷罪等。这些罪责的规定对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这些法律很多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考虑原有法律的适用性问题了。另外，由于一部法律涉猎面很广，仅作一些原则性规定，具体规定不细，造成确定罪与非罪、定罪量刑的困难。因此，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修订或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是很有必要的。
浙江吴英案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吴英案是令国人关注的案件。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吴英，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虚假宣传经营状况、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吴英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吴英一审、二审都被判处死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同时引起了社会对民间金融罪与非罪的讨论。
吴英案至少对我们有以下启示：第一，反映出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的缺失与滞后。就像温总理讲的“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如果从法律上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使民间金融在阳光下规范运作，就会减少像吴英那样的非法集资案。第三，应当制定民间金融的“阳光法案”，无论是制定单独的法律还是法规，都是以促进民间金融发展、规范民间金融规范运作、保护民间金融的投资者和融资者合法权益、打击民间金融中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这样民间金融才会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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