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春蜂酿蜜忙——论“春蜂乐会”的作曲家和艺术歌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曲家论文,艺术论文,歌曲论文,春蜂酿蜜忙论文,春蜂乐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3；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67(2013)02-0068-14
淼淼西湖，浩浩钱塘，隐隐孤山，幽幽城隍——杭州人杰地灵，是产生优美音乐的天然之地。1912年，李叔同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员，前后6年。在这里他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李鸿梁等音乐、图画人才。到1926年，杭州新建了浙江艺术专门学校，有沈秉廉、邱望湘、陈啸空、钱君匋等新一代的音乐家在这里任教，而沈、邱、陈、钱四位，又都是丰子恺、刘质平等人的学生，他们续接了李叔同的一脉真传。从李叔同的《春游》、《早秋》等学堂乐歌，到“春蜂乐会”的《记得是早晨》、《我俩犹是昨天之我俩》等艺术歌曲，它们都是绽放于西湖边上的音乐之花，打上了杭州的鲜明印记。这就像是湖畔的梨花谢，桃花红，音乐之花一茬接一茬。
一、“春蜂乐会”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音乐学院上学。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上，当老师讲到20年代的歌曲创作时，提到了一本叫《金梦》的歌曲集的名字。这位教师说：歌曲集中都是一些反映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表现恋爱至上的观点，宣扬醉生梦死的情绪。有些歌词低级下流，什么“唇儿美，红要褪；奶儿肥，要垂萎……”简直无法读下去，完全是黄色歌曲……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金梦》歌集的名字，从此我对《金梦》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固定看法：黄色歌曲、醉生梦死、资产阶级……再也没有去触碰过它。
直到21世纪初，我自己也在音乐学院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课，指导两个本科生写专题论文，让一个学生研究《金梦》，另一个研究《摘花》，这才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两本艺术歌曲集。我因而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两本歌集都是由一个叫做“春蜂乐会”的音乐团体的几个年轻人创作的，他们在两、三年内就创作、出版了一批有特色的艺术歌曲，为当时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就像是一群嗡嗡忙碌的蜜蜂，在三月的江南花海中酿造着甘甜的蜜汁。
“春蜂乐会”是一个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音乐团体。什么原因使它隐入历史尘埃?上述“黄色歌曲、醉生梦死、恋爱至上，资产阶级”认识观念是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为唯一方法的年月里，只要沾上四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足以被完全“屏蔽”。
新时期重新从历史角度提起“春蜂乐会”的，最早是刘立新1994年发表的的文章《众多的谱集，无形的丰碑——音乐出版家钱君匋》。[1]这篇文章是全面评价钱君匋的历史功绩的，它在考察“春蜂乐会”的组建方面，提供了颇为明确、清晰的记载。后来又读到杨和平的《“春蜂乐会”考》[2]，这篇文章从刘立新的论文中吸取了论点和资料，又有自己的分析。最近又读到杨和平教授的专著：《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群体研究》一书[3]，里面有对“春蜂乐会”的深入一步研究和评价。我的这篇文章，想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以及城市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将“春蜂乐会”和“湖畔诗社”作一个比较研究，重点在分析、研究“春蜂乐会”对我国艺术歌曲发展的历史贡献，为已经寂寞了80多年的音乐作品重新进行历史的评说。
“春蜂乐会”组建于杏花春雨的江南。1926年7月，沈玄庐在杭州建立了浙江艺术专门学校，由沈秉廉任教务主任。于是，沈秉廉邀集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三位老同学前来任教——邱望湘、陈啸空任音乐教师，钱君匋任图案教师。机缘巧合，四位青年才俊凑到一起，就由钱君匋和沈秉廉提议，组建了一个“春蜂乐会”，专门创作艺术歌曲。他们自己写诗，自己谱曲，自己试唱。三、四个小伙子，或行吟于西子湖畔，或蛰伏于城隍山麓①，他们一起感悟“五四”精神，联想当下际遇，托之小诗，寄之歌咏，不久后就谱写出了一批艺术歌曲。这个小小的群体，学习勤劳的工蜂，从“采蜜”中得到快乐，从创作中寄托情怀。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春蜂乐会”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音乐创作团体。同一时期在上海成立的“大同乐会”②和北京成立的“国乐改进社”③，都是以改良民族乐器和国乐演奏为主的，只有“春蜂乐会”是以音乐创作为重心的。乐会的四位主要成员全部毕业于同一学校——上海艺术师范学校，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学校的教学是成功的，也足以证明丰子恺、刘质平等教师的教学水平是很高的。
“春蜂乐会”的主要音乐成果，集中体现在一系列他们谱写的艺术歌曲中。这些艺术歌曲，几乎全部都是爱情题材。究其原因，一方面，“五四运动”提倡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的口号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而四位青年音乐家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学习时，深受浪漫主义音乐观的影响，正如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说过的：“女性，是人生的音乐”，这无疑是产生“春蜂乐会”的历史大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四人的年龄都在二十上下，正是谈情说爱的年华，对恋爱有着真实的体验。当时钱君匋在杭州遇到了一次爱情的挫折使他刻骨铭心——他爱上了一位女学生，但是学生的家长却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而从中作梗，并最终破坏了这桩姻缘。在切肤之痛的感受下，他写了一首《你是离我而去了》，由陈啸空谱曲。这是“春蜂乐会”创作艺术歌曲的开始。从此他们竟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就创作了一批类似这样的纯情歌曲。从这批艺术歌曲中，能够看到“五四时期”人们对待自由恋爱的心灵景观。
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1926年，因倡导妇女解放而颇负盛名的章锡琛④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女性》杂志，自任主编。由于章锡琛学识渊博，思想开放，很快就将《新女性》办成了一本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在知识界特别是知识女性中很有影响的畅销读物。同年8月，章锡琛又创办了上海开明书店，自任经理。1926年底，钱君匋将《你是离我而去了》的乐谱抄写成整齐的五线谱并带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形式，投寄给了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目光敏锐的章锡琛一眼就看到了这首歌曲的深刻意义，立即决定发表在《新女性》杂志新年第一期上。
从此开始，1927年的《新女性》杂志第二卷每月一首地连续刊载“春蜂乐会”的艺术歌曲，全年一共发表了12首，全部都是五线谱带钢琴伴奏的。“春蜂乐会”的四员大将轮番上阵。可以说：《新女性》月刊是“春蜂乐会”的发表园地，而章锡琛则是这批艺术歌曲的赏识者和传播者。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细节：除了《新女性》月刊之外，还没有发现当时的任何一个非音乐专业杂志对音乐创作这样热情地、实际地支持过。
章锡琛实际上还是“春蜂乐会”成员的精神导师。因为他是“五四运动”之后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他所倡导的以恋爱自由为妇女解放的出发点的思想，无疑对“春蜂乐会”的成员们有着深刻的影响。章锡琛认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方法，只有提倡恋爱自由。而“恋爱自由”也正是“春蜂乐会”艺术歌曲创作的中心主题。这些艺术歌曲，直接锲入了当时妇女问题的核心。
在这过程中，章锡琛了解到钱君匋在音乐和艺术上的杰出才干，并决心将其罗致麾下。1927年秋，20岁的钱君匋应邀离开杭州来到上海，担任了开明书店的音乐、美术编辑，并且负责书籍的装帧设计工作。《新女性》在一年中共发表了“春蜂乐会”的12首艺术歌曲，这时钱君匋已经是开明书店的音乐编辑，他将这些歌曲集中成册，编辑成艺术歌曲集《摘花》，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28年3月出版。《摘花》是“春蜂乐会”的第一本歌曲集，扉页上写着“春蜂乐会丛刊之一”。
图1.《摘花》扉页
图2.《摘花》增订放大版封面(1928)
这本歌曲集中有一篇沈醉了(即沈秉廉)写的《PRELUDE》(序)，其中提到：
无论何种情感，如果郁结在心中，都是苦闷的；反之使它发表出来，才可以得到一种快适。爱为情之一种，自然不在例外，自然也需要于发表。而发表的最好方法，恋歌不敢自傲，可以负其完全责任。为爱所包围的青年男女呵，在苦闷的时候，何不来同声一唱呢?⑤
这好像是“春蜂乐会”诸君的共识：让恋爱中的青年，通过高唱恋爱的歌曲来抒发自己的情感。释怀抒情，仅此而已。因此，“春蜂乐会”的歌曲反映了“五四”的人文精神。
初版的《摘花》在三个月内就卖完了，可见这些作品受到欢迎的程度。同年9月又出版了增订放大版的《摘花》，钱君匋为该版写了一篇《改版加记》，其中写道：“我们就趁这再版的机会，给它一个彻底的订正：把原稿完全重抄，锌版完全重制，32开一变而为16开本，这是要使它适合我们的视觉，于看时不感困难的意思。”在曲目的安排方面，“在原有的12曲外，我们又添上了二曲。”
《摘花》的封面(图2)，就是钱君匋设计的，简洁明快的线条，素静高雅的色调，直奔主题的勾勒，代表了“钱封面”⑥的典型风格。16开本，符合正规钢琴谱的大小。
1928年，《新女性》第三卷又继续刊载“春蜂乐会”的新歌，连续发表了《春夜》、《美丽的夏娃》等12首艺术歌曲。之后，邱望湘、钱君匋合编成歌曲集《金梦》，由开明书店于1930年7月初版。编者又增选了4首没有发表过的歌曲作品，所以《金梦》中一共有16首歌曲。这是“春蜂乐会”的又一重要创作集结。
《摘花》和《金梦》都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说明开明书店确实很开明，它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为支持“春蜂乐会”的创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钱君匋为《金梦》的出版写了一篇《ANTAUPAROLO》，他写道：
《金梦》所含十六阙歌曲，除少数的几首外，大概都在1928年的《新女性》月刊上发表过的，当时，仿佛曾经愧受过一般爱好音乐的姑娘们以及青年们的热烈的欢迎。现在，已经印成一个整齐的集子了，我们想把它重献给与音乐为友的姑娘们、青年们。而且，我们更拟祝福姑娘们青年们大家永远浸在这金色的梦中愉快地美满地度那悠悠的岁月，一些也不感觉得生存的疲倦。
然而《金梦》中也有唱出坎坷的喊声，切肤的痛楚的，站在这一面的人，我想，大约也不在少数吧，那么，这些正可作为坎坷的人们医治郁结于心底的苦闷、寂寞的药石哩。⑦
钱君匋的这篇序言，也可以看作“春蜂乐会”诸君的一个共同观点，他们将爱情歌曲看作治疗年轻人郁闷心结的一副良药，是陪伴年轻人愉快生活的一种伙伴。钱君匋的《ANTAUPAROLO》和上述沈醉了的《PRELUDE》在内容是一致的，我们不妨将它们当做“春蜂乐会”艺术宣言的“姐妹篇”来看待。
此外，1928年6月号《新女性》上发表的一首《爱的系念》(索非词，邱望湘曲)，由于这首歌曲最能够代表“春蜂乐会”的创作理念，同时它的篇幅又较长，所以钱君匋很快就将它出版了单行本(1928年8月出版)，并且是用“春蜂乐会”的名义出版的。所以，《爱的系念》的乐谱，也是“春蜂乐会”留存给历史的几件史迹之一。
自从钱君匋1927年秋到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之后，“春蜂乐会”的工作地点已经转移到上海了。又有一些新的成员为“春蜂乐会”提供歌词，如索非就是开明书店的工作人员。
1929年的《新女性》继续发表“春蜂乐会”的作品，如《深巷中》、《夜曲》、《这相思仿佛寒暖》和《春风吹绿》等。作词者又增加了曼纶⑧，《二月的夜》和《春风吹绿》即是由曼纶作词、邱望湘作曲的。作曲者又增加了缪天瑞⑨，《这相思仿佛寒暖》即是由钱君匋作词、缪天瑞作曲的。由此可见，直到1929年，“春蜂乐会”的创作队伍还在逐渐发展之中。
缪天瑞也是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学生，与钱君匋等也有校友之谊。1932年缪天瑞和钱君匋等人在杭州西湖边上留有一张照片，也可看作“春蜂乐会”的一个留影。
钱君匋将发表在1929年《新女性》上的全部艺术歌曲，又编成曲集《夜曲》，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在出版过程中遇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钱君匋在回忆此事时写道：“日寇侵略淞沪，十九路军起来抗击，敌机投弹炸毁商务的印刷厂，《夜曲》也就同归于尽。”[4]因此，“春蜂乐会”的第三本曲集未能出版。
到1929年底，章锡琛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中写道：“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从此“春蜂乐会”失去了一个发表爱情歌曲的重要园地。
30年代初之后，由于“春蜂乐会”人员的分散，“乐会”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1935年邱望湘和白蕊仙(钱君匋的笔名)还合作了一本《抒情歌曲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可以说是春蜂乐会”的余绪了。
图3.钱君匋(后排左一)、缪天瑞(前排左一)等人合影⑩
图4.青年钱君匋坐在钢琴前
“春蜂乐会”诸音乐家，还对儿童歌舞剧和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编写做出过诸多成绩，如钱君匋和陈啸空合著的《小学校音乐集》也是“春蜂乐会丛刊”之一，1927年6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这实际上是“春蜂乐会”的名字最早见之于书刊。1928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的钱君匋编的《中国名歌选》(中学以上用)，也是“春蜂乐会丛刊”之一。又如，邱望湘和钱君匋合著过儿童歌舞剧《魔笛》，1931年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邱望湘和沈秉廉合编过《北新音乐教本1-4》(高小用)，1932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钱君匋和邱望湘合编过《唱歌》(1-3)，193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等等。
古语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春蜂乐会”就是这样一个灵光一闪的音乐小团体，他们以小群体的力量，借助于《新女性》和开明书店的出版、传播，将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推向一个小高潮。
这实在是音乐史学、特别是“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们的音乐史学一般比较侧重那个时代北京、上海等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音乐发展，现在通过“春蜂乐会”这个历史遗存，可以看到像杭州这样的中小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也受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了采用西方的乐器、记谱法、发声法，并采用深受西方影响的旋律、和声、节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音乐的本来面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全球音乐文化西方化这一倾向的一个侧面。
二、“春蜂乐会”与“湖畔诗社”
提到“春蜂乐会”，就会让人联想到“湖畔诗社”。这两个相继产生于杭州的文艺小团体，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和内在联系。
“春蜂乐会”成立前四年，即1922年4月，杭州的青年诗人汪静之与应修人、冯雪峰、潘谟华共四位，在西泠印社四照阁成立了“湖畔诗社”，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团体。不久后就出版了四个人的诗集《湖畔》，书前的题词是：“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这四位青年诗人以书写情诗为主。朱自清评论“湖畔诗社”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诗里。”同年8月，汪静之个人诗集《蕙的风》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扉页上有周作人的题签：“放情地唱呵”。《蕙的风》的问世，在诗坛中恰如吹来了一股“温馨的蕙花的风”，广受喜爱，在短期内即加印了四次，其声直追胡适、郭沫若的白话诗《尝试集》和《女神》。《蕙的风》直抒爱情的欣喜和苦闷，使人耳目一新，其清新稚嫩的诗风，挣脱桎梏的歌吟，敢于越轨的吐露，毫无拘束和自由放肆的吟唱，既受到同时代青年的欢迎，也招来了严厉的社会批判，有人攻击它是“堕落轻薄”、“不道德”的作品，有导人“向恶的倾向”，等等[5]。却有鲁迅愤然地站出来，斥责封建复古派藉“文艺批评”进攻新道德新文学的无耻伎俩，并揭露封建卫道者们为旧礼教旧文学的崩溃而痛心疾首的真面目[6]。这使我想起鲁迅对一位青年人的白话爱情诗的热情评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7]
“春蜂乐会”的一些艺术歌曲径直采用了“湖畔诗人”汪静之(11)的诗作为歌词，如邱望湘为江静之的《只饿着你的肉体》和《美丽的夏娃》所谱写的音乐。而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出版时，封面就是由钱君匋设计的。[8]这些，都将杭州的这两个艺术团体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实际上，“春蜂乐会”的歌词受“湖畔诗人”的影响更深，不论是钱君匋或沈秉廉的歌词，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地受到“湖畔诗歌”深刻而直接的影响。
纵观这两个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杭州的文艺小社团，它们之间相似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主要成员都是四个文艺小青年，且大多出身低微，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二是成立的年代相仿，都是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三是他们的诗与歌，大都是以自由恋爱为题材的；四是它们都以上海的出版界为依托，相继在上海出版了诗集或歌集，引起社会的关注；五是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三两年之内，主要成员就各奔东西了。
这几点相同，说明“春蜂乐会”从形式到内容上是在追摹着“湖畔诗社”。湖畔诗人们“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的写作宗旨，启发着另一群身在湖畔的音乐家，谱写出了年轻人或欢乐或痛苦的生活感受。
“湖畔诗社”和“春蜂乐会”之间的区别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在当时就得到了鲁迅、胡适、朱自清、周作人等人的热情支持和赞扬，另一个则悄无声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舆论的零星反响。只读到与钱君匋等同一时代的音乐家李树化的一个简短评论——李树化在1936年写的《音乐》一文中提到了《摘花》和《金梦》这两本歌曲集，他写道：“在《摘花》和《金梦》(开明书店)里看出有三个作曲的人，即邱望湘、陈啸空、钱君匋三君。他们作的都是歌曲形式(Song form)的小曲，歌词是恋爱的。《摘花》比《金梦》内容似乎认真一点，虽则《金梦》比《摘花》有较技巧而长大的乐曲……邱君在抒情性中略带阳性，陈君多带表情味。”[9]
“春蜂乐会”在当时没有受到像“湖畔诗社”类似的热烈称赞，究其原因，主要是时代的变化。“湖畔诗社”提倡恋爱自由，高唱恋歌，这在“五四时期”叫“个性解放”，或叫“人的发现”；而“春蜂乐会”成立之后不久，就遇到了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再高唱恋爱自由，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革命者血流成河的时候大唱恋歌，这就是“恋爱至上”和“个人主义”了。“春蜂”与“湖畔”的产生虽然只相差了四年，而“湖畔诗社”四诗人和“春蜂乐会”四乐人在当时人们的评价上已经大相径庭、不能同日而语了。历史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个人及小小团体的遭遇无法预测。
另一个原因是“诗”与“歌”的差别，它们的受众面区别很大。在20年代，凡有一定知识的人群都能够听懂或读懂白话诗，但是当时能够读懂五线谱，或者能够弹钢琴的人就微乎其微了，像是凤毛麟角。“春蜂乐会”谱写的全部是五线谱加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属于阳春白雪，这就造成了多数人群与它的隔阂。
从“地域文化”视阈或城市音乐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湖畔诗社”诗人群和“春蜂乐会”音乐家群，可以察见在五四新文化活动背景上蓬勃开展的杭州诗歌和音乐文化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殊贡献。
三、钱君匋
“春蜂乐会”四大干将的音乐贡献，将在下列各节中分别阐述。
钱君匋(1907—1998)，浙江桐乡人。他是“春蜂乐会”中挑大梁的角色，真正的“核心”。他也是“春蜂乐会”成员中艺术成就最高和活得最长的人。
当1926年“春蜂乐会”在西湖边上成立的时候，钱君匋才19岁，即以和合的人缘和非凡的磁场，将他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三位同学组合、吸引到一起，共同探索和切磋艺术歌曲创作。当第一批艺术歌曲谱写出来之后，他又亲手绘制成规范、标准的五线谱乐谱，寄给上海的《新女性》月刊。当他到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美术和音乐类书籍编辑的时候，又及时地编辑、出版了《摘花》和《金梦》这两本“春蜂乐会”的作品专辑。凡是“春蜂乐会”的重要成就，都离不开钱君匋的辛勤劳动。
钱君匋是一位多才多艺、满身才情的艺术家。他到上海开明书店工作不久，即以优秀的封面设计而名响申城。鲁迅、巴金、茅盾、冰心等一代文豪，都邀请钱君匋来做他们著作的封面设计。而钱君匋在书法、绘画方面的成就，也很快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封面设计家，钱君匋为30年代的许多音乐书籍设计过封面，包括《摘花》和《金梦》在内的开明书店的众多音乐出版物，也包括他为当时重要的音乐杂志《音乐教育》设计了封面。钱君匋的封面，以单纯、简洁、明朗、切题为特点。
这里只重点谈论钱君匋在音乐创作方面的重要成就。
在“春蜂乐会”中，钱君匋除了提供大量的创作歌词之外，他还谱写了多首歌曲的曲谱。因为他在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同时攻读国画和音乐两个专业，还随刘质平学习过作曲。
在《摘花》和《金梦》两本歌集中，由钱君匋作词的共有13首，而由他作曲的，共有6首(包括他用笔名白蕊仙创作的在内)。这6首曲目分别是：《摘花》、《记得是早晨》、《你的爱情》、《遣嫁前一夕》、《无奈》和《再也不分离》。前5首都发表于1927年，最后一首发表于1928年。也可以说：1927年是钱君匋音乐创作的重要年份，他的重要作品都是在这一年中谱写的。1928年之后，他的艺术重心已经不在音乐创作方面了。
歌曲《摘花》发表于《新女性》月刊时署名为钱君匋词、白蕊仙女士曲。(见谱例1)这是钱君匋最早的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是1926年4月他在浙江诸暨苎萝山谱写的。这就是说：在“春蜂乐会”成立之前，钱君匋已经在练习作曲了。《摘花》的旋律温婉流畅，情绪激动深情，略带惆怅，表达了和爱人分居两地的相思之情：春风里摘取一束野花，想赠给远方的爱人，但是和爱人天各一方，思念中不觉鬓发如霜。纯洁真诚的怀念之情，永远能够感动人心。歌曲的结构是方整的带再现的二段体，乐句安排对称、平衡，3/8节拍，给人以春风摇曳的感觉：
谱例1.《摘花》
西化的七声音阶，偶有变化音出现。钢琴伴奏简单而有效果。《摘花》一曲，充分表现出钱君匋在作曲方面的良好悟性。在20世纪20年代，《摘花》应该属于艺术歌曲的上乘之作。
《记得是早晨》(见谱例2)是钱君匋为沈醉了的歌词所谱的曲，描写少男、少女在清早的苏堤上邂逅，从此走散，人事草草路迢迢，只留下了一缕幽香——永久的记忆和温馨如梦般的回忆。旋律为6/8节拍。音乐在流动、顺畅中带有一丝愁绪，婉丽凄清。钱君匋很善于采用不断重复和变化重复的旋律，就像是挥之不去的总是萦绕着的淡淡情丝。
谱例2.《记得是早晨》
《你的爱情》是钱君匋作词、作曲的歌曲(发表时署为：白蕊仙女士词，钱君匋曲)，这是一首短小精悍的小曲，起承转合的四个乐句，结构非常完整，音乐材料十分精炼，它歌唱了年轻人对纯真爱情的渴望。在意境上和结构上都与唐诗的“绝句”有内在的联系。
《遣嫁前一夕》在体裁上比较特别，是一首男女声二重唱，沈醉了词，钱君匋曲。6/8节拍，g和声小调的旋律，所表现的情感深沉而悲伤。歌曲的内容是：姑娘明天就要出嫁了，与原先的恋人将永远分手，两人无奈而痛苦地唱着：“任何设计，此时终归无用，只落得虚空，只剩留创痛!”此歌结构稍大，是ABA带再现的三部曲式，A段落是二重唱，B段落是对唱加重唱。此曲的情绪悲伤而痛苦，落寞凄美，诉说着年轻人无法掌握自己爱情命运的无奈。音乐仿佛是从钱君匋心中发出的痛苦的呼喊，通过恋歌的形式，把年轻人肚子里的悲怆凄楚直截了当地唱了出来。
《无奈》(沈醉了词)，3/4节拍，七声音阶。这首歌感叹：生命无奈飞逝，往事历历可记，“黄金年华非敢随便浪费，此心不愿负知己”，“相爱的人，虽然老废，毋相遗弃”。旋律很温暖、流畅。方整的四个乐句，音乐情意绵长。
钱君匋非常喜欢和善于采用3/8、6/8、3/4的奇数节拍，旋律和和声完全是欧化的。曲调在情绪上与歌词配合得相当完好，但他不太注重中国歌词声韵和节奏的特点，这是钱君匋歌曲的美中不足。在“春蜂乐会”诸君中，他的曲作数量虽不多，但是在质量上却是列于上乘的。
20世纪30年代以后，钱君匋在艺术歌曲创作方面便鲜有新作，创作方向转向了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方面，更多的精力则是投入到封面设计、音乐出版和篆刻方面去了，后来钱君匋成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篆刻家、书画家、装帧设计家。1938年钱君匋创办了一个专业音乐出版社——“万叶书店”，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的音乐书籍，对20世纪的音乐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邱望湘
邱望湘(1901—1977)，浙江吴兴(今称湖州)人，又名邱文藻。他是“春蜂乐会”的另一主将，因为他谱写的艺术歌曲数量最多。在《新女性》1927年刊出的12首艺术歌曲中，由邱望湘谱曲的占了3首；而在1928年刊出的12首艺术歌曲中，由邱望湘谱曲的占了10首。邱望湘几乎把这一年的谱曲任务全部“承包”下来了。换一种统计方法——在《金梦》歌曲集的16首歌曲中，由邱望湘谱曲的就占了11首。
邱望湘1921年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以后到长沙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音乐教员，这时他教过吕骥音乐；[10](12)同时兼任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的音乐教师，在这里他教过贺绿汀音乐。贺绿汀说：“我最初的钢琴老师是邱望湘。”(13)仅就这一点——他是贺绿汀和吕骥的启蒙音乐老师来讲，邱望湘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历史贡献就不言而喻了。
1926年邱望湘参加“春蜂乐会”之后，他的艺术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下面分析几首他在“春蜂乐会”时期的作品。
《美丽的夏娃》是根据汪静之歌词谱写的，表现年轻人对姑娘的热情歌颂：“脸庞光润好比白雪映红霞，体态轻盈好比春风吹落花。”歌曲的最后热烈地唱着：“歌颂你的美丽，是我的职业”。3/8拍的音乐轻盈而流动，旋律多用重复的手法，采用五声性特点的七声音阶，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ABC式三段体结构，统一中有发展，变化中有重复。
《爱的系念》，索非作词，属于“春蜂乐会”创作中结构最大的艺术歌曲，是一首五段体作品，五段不同的歌词，每段的“叠句”全部归结到“啊，我的爱人!我在思念着你!”歌曲是通谱歌，曲调有重复，构成了ABCAB的再现五部曲式。AB段的调性在F大调和d小调上，C段在对比性的降B大调上。因此，调性的构成也相对复杂。这可以说是邱望湘的代表作品。歌曲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是“春蜂乐会”作品的一个突出的缺欠。
《寂寞的海塘》(见谱例3)由钱君匋作词，歌曲表现了当时青年人的寂寞、孤独和无助的心情，反映了一种时代和社会的心理病态：“海潮儿彷徨退尽了，仅仅剩下寂寞的海塘……我底心地真清冷，我底周围真空旷，这个寂寞远过于海塘。”音乐舒缓深沉，略有变化的二段体曲式，唱出了年轻人病中孤寂的呻吟——空虚的心灵比退潮的海塘还要寂寞。这是邱望湘的歌曲中最为深沉的一首。
谱例3.《寂寞的海塘》
邱望湘的《金梦》(钱君匋词)，是歌曲集《金梦》中的主题歌曲，它以“金色的梦”来比喻人生的青春年华：“享受金色的青春啊，明朝便是衰老；惜取金色的甜梦啊，明朝便是梦觉……用这桃枝兜住金梦，我们且从此欢醉到老。”旋律是6/8节拍的西化的圆舞曲风格，跌宕起伏，波浪式跳跃，具有活力。对比式的两段体结构，音乐比较完整。
邱望湘在“春蜂乐会”期间谱写的歌曲数量虽然最多，但是在艺术质量和思想情趣方面都差强人意。能够称得上是优秀之作的并不多。这些艺术歌曲都是他创作积累过程中的收获。
“春蜂乐会”解体之后，邱望湘仍在艺术歌曲创作上努力着，1935年发表了《昭君出塞》(朱湘词)，1936年发表了《汴水流》(白居易诗)，都是受人欢迎的、带有民族音乐风格的艺术歌曲。1935年邱望湘、白蕊仙编了《抒情歌曲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像钱君匋一样，邱望湘在“春蜂乐会”期间，也创作了一些儿童歌舞剧和儿童歌曲，如儿童歌剧《天鹅》(赵景深词，邱望湘曲，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傻田鸡》、《恶蜜蜂》(均邱望湘、张守方编，开明书店1931年出版)、《魔笛》(邱望湘、钱君匋合著，上海儿童书局1931年出版)等。同时他也谱写了一些儿童歌曲，编写了一些儿童音乐教材，如邱望湘和沈秉廉合编的《北新音乐教本》(1—4册，高小用)等等。李树化在1936年写的《音乐》一文中将邱文藻的儿童歌剧《天鹅》和黎锦晖的《葡萄仙子》、《明月之夜》等进行了比较，称“形式最完备的是邱文藻君的《天鹅》，不过混成曲(Pot-pourri)的风味似乎太重些。”[9]李树化译为“混成曲”的Pot-pourri，今天可以译为“集锦曲”或者“大杂烩”，把外国和中国的各种曲子汇集起来植入新词，这是当时儿童歌舞音乐的常用手法，也是中国儿童歌舞音乐创作初级阶段的特点之一。
20世纪30年代之后，邱望湘仍在音乐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曾于1939年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的音乐理论教官，还谱写过多首抗战歌曲。1942年任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授。“解放”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这时邱望湘已经停止了音乐创作，息影于音乐界，直到1977年去世。“文革”期间，他早年的学生，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遭受厄运，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时的老教师邱望湘不避危险，写信鼓励昔日的学生贺绿汀，[11]一时传为佳话。
五、陈啸空
陈啸空(1903—1962)也是浙江吴兴人，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毕业于湖州省立三中之后，1922年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随刘质平等老师学习音乐专业，擅长演奏小提琴和钢琴。毕业以后到湖南第一师范、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工作，这一时期他也是贺绿汀的音乐启蒙教师之一。1926年到杭州，任教于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并参加“春蜂乐会”，投入了艺术歌曲创作。
陈啸空是“春蜂乐会”中最富有作曲才气的作曲家。他在参加“春蜂乐会”之前，已有歌曲《湘累》在群众中流传。那是1924年的作品，当时陈啸空还是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学生。《湘累》这首歌的标题很费解，它是从郭沫若的诗剧《湘累》借用来的。诗剧《湘累》描写屈原在湖南遭放逐，悲愤地自沉江水而亡。古文“累”字可作“拘囚受罚”等解释，因此郭沫若将诗剧叫做《湘累》。而陈啸空的歌曲的主题是“盼望”和“等待”，与“湘累”的原意相去甚远，故而难解。陈啸空的歌曲所表现的是洞庭湖边的两位少妇(娥皇和女英)，一人吹箫，一人歌唱，唱着思念她们爱人的悲曲。曲调缠绵悱恻，哀而动人。作曲家还从戏曲音乐中吸取了音乐素材，使旋律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湘累》成为“五四运动”时期一首具有代表意义的歌曲。其多段连缀的曲式，加花变奏和“变头合尾”的手法，用得非常的成功。《湘累》使陈啸空在中国乐坛崭露头角。
陈啸空在参加“春蜂乐会”之后，又接连谱曲了一系列的艺术歌曲，如在《新女性》月刊1927年发表的12首歌曲中，陈啸空谱曲的有《你是离我而去了》等5首；在1928年刊登的12首歌曲中，陈啸空谱写的有《春夜》等3首。而在《摘花》和《春梦》两本歌曲集中收入的28首歌曲中，有10首是陈啸空是谱曲的。因而他是“春蜂乐会”中真正的作曲主将。
《新女性》1927年1月号上刊载的《你是离我而去了》(钱君匋词，陈啸空曲)(见谱例4)是“春蜂乐会”公开出版的第一首艺术歌曲，也是最能够代表“春蜂乐会”艺术歌曲主题及风格特点的一首作品。钱君匋的诗歌写得很有个人的体会，这是他失恋之后的自我宽慰：姑娘离我而去了，心中无限地留恋；假如再能够到你的梦里，我也就得到了安慰。陈啸空谱写的音乐是6/8节拍，降B大调，七声音阶，但是带有五声性特点，具有一定的民族风格。特别是在钢琴的前奏中，旋律是纯五声音阶的，能够听到非常鲜明的江南地区的民族音乐风格。这在“春蜂乐会”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全曲音乐结构为两段体，第一个乐段全部是五声音阶旋律。第二乐段出现了变化音，转换成七声音阶，情绪更加激动。前后两个乐段的旋律材料常有反复，风格在变化中又非常统一。
《祷》(钱君匋词)(见谱例5)是陈啸空谱写的一首短小精悍的艺术歌曲，写一位失恋青年极度痛苦的心情，他虔诚地祈祷：“愿爱情不再萌芽，永灭于人间。”这也反映了“自由恋爱”初期青年人的一种片面认识：恋爱的失败就像是天塌地陷一样。
谱例4.《你是离我而去了》
谱例5.《祷》
音乐缓慢悲痛，情绪悲伤激动。6/8节拍。七声音阶，纯西方风格，带再现的二段体曲式，全曲只有16小节，方整性的起承转合结构，音乐非常完整。这说明陈啸空善于将中国古典律诗的严整结构借用到艺术歌曲上。
《深巷中》(钱君匋词)，描写一位青年在深巷等候酒家姑娘的到来，小伙子忧伤地唱道：“这深巷象征我俩前途的渺茫”，“夜色也仿佛在悲泣，似为了贫穷的我俩。啊，我俩只今在此短聚，永无圆望!”在爱情歌曲中唱出了对贫富不平的怨愤，饱含着对酒家姑娘的爱恋与同情，这在“春蜂乐会”的艺术歌曲中是少见的例子。音乐是3/4拍，G大调，七声音阶，有变化音。结构较大，是四个乐段的“通谱歌”，旋律有较大的展开，因而歌曲具有较强的戏剧性。
《夜曲》(钱君匋词)，6/8拍，中板，G大调。描写青年恋人在夜晚的幸福相聚。在枝叶茂密的丛林，飘着一缕竹花的幽香，在清浅的溪水边，在铮琮的流泉旁，年轻人幸福地相聚在一起。音乐温暖甜美，流畅自然，ABC三段体结构，结构非常完整。
1931年初，上海《乐艺》一卷四期上发表了陈啸空的歌曲《我俩犹是昨天之我俩》(钱君匋词)(见谱例6)。这是一首男女声对唱和齐唱的歌曲，分节歌形式，描写西湖边一对青年恋人，从相互冷淡重又回到和好如初。音乐采用2/4节拍，G大调，旋律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七声音阶。
谱例6.《我俩犹是昨天之我俩》
陈啸空是“春蜂乐会”诸作曲家中最注意音乐的民族风格的一位，在五声性的曲调中，流露出一种中国风格和西方风格相融合的做法。《我俩犹是昨天之我俩》全曲旋律流畅，属于“春蜂乐会”最有民族风格的作品之一。
陈啸空在“春蜂乐会”阶段谱写的歌曲，从音乐艺术性方面来说，属于“春蜂乐会”最好的作品之列，音乐结构上比较完整，钢琴伴奏亦谱写得相当细致。主要问题也和“春蜂乐会”的其他作曲家一样：在词曲的结合方面，不太注意歌词的声韵、节律和西方化旋律的交融。在这一方面，“春蜂乐会”的作曲家，也包括萧友梅、青主的作品，都比不上同一时期赵元任在歌曲创作上对中国音律和四声的重视。
陈啸空在这一时期也谱写了许多儿童歌曲，编辑了一些儿童音乐教材，如和钱君匋合编了《小学生唱歌集》(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编了儿童新歌曲《黄棉袄》(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出版)，《来哟朋友们》(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出版)。他谱写的儿童歌曲《绵羊》、《懒惰猫》等曾在儿童们中间传唱。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兴起，陈啸空也投入到爱国歌曲的创作中，谱写了许多雄壮慷慨的救亡歌曲，参加到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1936年，他还编辑了《豪歌33曲》这本救亡歌曲集，由正中书局出版。其中有陈啸空作词作曲的《我们的责任》、《华北风云急》、《出发》、《前线》、《武装自卫》等，有陈啸空作曲的《大家起来抵抗》(许静子词)、《一·二八》(陶行知词)、《野火歌》(戴季陶词)、《我是中国人》(程丽莱词)、《为了祖国》(素心词)、《前进曲》(陆华柏词)等。同时，在这本爱国歌曲集中，还收入了钱君匋作曲的《买国货》(许静子词)，邱望湘填词的《帝国主义》等歌曲。因此，这本《豪歌33曲》也可看作“春蜂乐会”歌曲创作的一个回响。而这些爱国歌曲，作为我国救亡歌曲的一个组成部分，表达了陈啸空等“春蜂乐会”诸作曲家强烈的爱国热情。
“春蜂乐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解体之后，陈啸空曾到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32年他介绍贺绿汀到该校任乐理教员，解决了贺绿汀的工作问题[12]。后来陈啸空又在上海民立女中任音乐教员，他又介绍吕骥到该校帮他代课，帮助吕骥解决生活困难。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因病而生活困难，早年的学生贺绿汀为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安排了一个工作，给予照顾。这时的陈啸空与音乐创作已经完全脱钩了，并完全淡出了音乐界。
六、沈秉廉
沈秉廉(1909—1957)，江苏吴县人，“春蜂乐会”的召集、发起人之一，他主要是为“乐会”提供诗词，他以笔名“沈醉了”写了许多歌词，收入《摘花》和《金梦》曲集中的各有4首，其中由钱君匋谱曲的如《记得是早晨》、《遣嫁前一夕》等，已经在前文中分析过。他的词风像是吴侬软语，纤浓委婉，大都咏叹爱情的梦幻、迷惘、幻灭的情绪，颇得“湖畔诗人”的意韵，给人留下幽思遐想的空间。1927年10月15日他为《摘花》歌集所写的《PRELUDE》一文，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沈秉廉在“春蜂乐会”各成员中年龄最小，却去世最早。他先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学习音乐和图画，师从刘质平等人。1926年协助沈云庐在杭州创办浙江艺术专科学校，因此才得机缘在西湖边上成立了“春蜂乐会”。
沈秉廉在“春蜂乐会”时期也编写了一些儿童歌剧和儿童音乐教材，如儿童歌剧《面包》(上海音乐教育社1928年出版)、《群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广寒宫》(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五蝴蝶在花园里》(儿童书局1931年出版)、《名利网》(开明书店1931年出版)、《荒年》(小学生文库第一集歌剧类，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等，儿童音乐教材有《幼稚园新歌》(与钱君匋合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小学生的甜歌77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出版)、《复兴音乐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复兴音乐教科书》(初小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幼稚园音乐一百六十首》(沈秉廉、沈百英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等。这些作品和教材，对20世纪30年代的儿童音乐教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3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沈秉廉和沈心工、萧友梅、黄自等13人被聘为委员，为当时中小学生音乐教材的编订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
后来沈秉廉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从事编辑工作。
从以上对钱君匋等四位“春蜂乐会”的骨干人物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到：“春蜂乐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经在中国乐坛上闪现过一道奇特的光芒，他们曾经对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终究可以对“春蜂乐会”说几句符合历史真实的话了。历史未变，作品未亦，变化的是史学家的思维和文笔。实际上，这也是对弱智历史观的一点突破。
艺术歌曲是一种外来的音乐形式，因此我国早期创作艺术歌曲的作曲家，几乎全部都是在国外学习音乐创作的，如青主、萧友梅、赵元任、李树化、黄自等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产生了一些带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代表作品，如青主的《大江东去》(1920年)，萧友梅的《问》(1922年)，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年)以及稍后青主的《我住长江头》(1930年)，黄自的《玫瑰三愿》(1932年)等。而同一时期出现的钱君匋、陈啸空等四位的艺术歌曲，则都是在国内接受音乐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可以说是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真正的“国产货”。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的新成就，也是艺术歌曲创作的新成就。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刚刚迈出起跑线的时代，十几年间先后出现了以下七种由中国作曲家谱写的艺术歌曲专集，它们是：《今乐初集》(萧友梅曲，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出版)、《新歌初集》(萧友梅曲，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出版)、《摘花》(“春蜂乐会”创作，开明书店1928年3月出版)、《新诗歌集》(赵元任曲，商务印书馆1928年6月初版)、《清歌集》(青主曲，X书店1929年7月出版)、《金梦》(开明书店1930年7月初版)和《树化歌曲集》(李树化曲，上海三民公司1930年出版)。在这七本艺术歌曲集中，“春蜂乐会”就占其二。而且唯独他们是在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作曲家。
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来分析，“春蜂乐会”诸作曲家的许多作品是能够站得住的，是能够代表“五四”时代的，如陈啸空的《湘累》(1924年)，钱君匋的《记得是早晨》(1927年)，陈啸空的《你是离我而去了》(1927年)和《我俩犹是昨天之我俩》(1930年)等。“春蜂乐会”作品所表现的爱情题材，从时代上符合“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要求。虽然从内容到风格都显得稚嫩，但是却有年轻的生命在涌动。那个时代，“爱人”也好，“情人”也好，往往有深义含焉，如代表一种最为美好的人生理想，甚至暗含祖国、革命等含义。当然，“春蜂乐会”诸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是表现恋爱至上、及时行乐观念的，这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时代局限性。古人论诗常以胸襟为第一。我觉得“春蜂乐会”的某些诗与歌，在胸襟上稍狭了一点，他们的观照囿于较狭小的空间。
“春蜂乐会”的作品还明显地受到了西欧的悲剧哲学的影响，作品充满了悲观意识，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中。恋爱的失败，就好像世界到了末日。这也是一份历史的感伤，带有时代的弱点。
“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正在起步的中国音乐创作所走的基本上是“全盘西化”的路子，“春蜂乐会”诸作曲家的作品音乐风格，也是以西化的风格为主色的。他们的学习刚刚起步，所学习的欧洲古典风格是中规中矩的。钱君匋、陈啸空等四位“春蜂乐会”的大将均为江南才俊，西湖的三春杨柳和万顷碧波孕育了他们的艺术歌曲，但是他们的音乐却几乎没有江南情韵。只有陈啸空的《湘累》和《你是离我而去了》算是两个例外，前者带有一点戏曲音乐风格，后者的音乐带有五声性特点。其余许多作品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是对西方音乐的亦步亦趋而缺少创造性。
“春蜂乐会”的诸音乐家非常注重歌曲作品的出版工作，这显然与钱君匋、沈秉廉都是编辑家、出版家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出版界的关系良好，因此他们的作品和著作，在那出版非常困难的时代，都能够找到出版的机会。但是他们不太注重作品的传唱，如通过唱片、举办音乐会、联系歌唱家演唱等等。因此基本上看不到关于他们的作品的流传情况的报导或评论。在20世纪20年代，带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基本上属于“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20世纪30年代之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大局，民族危机超过了国内矛盾，中国人民的生死存亡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大敌当前，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产生了一批代表新时代的歌曲，如黄自的《抗敌歌》，何安东的《奋起救国》(以上1931年)，黎锦晖的《民族之光》，陈洪的《冲锋号》(以上1932年)，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冼星海的《救国军歌》(1936年)，贺绿汀的《游击队歌》(1937年)，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等等。救亡的狂涛压倒了启蒙的勃发，救亡的歌声从此压过了启蒙的歌声，即使“春蜂乐会”的作曲家们，也放下了歌唱爱情的笔，转而去歌颂民族战争了。
西湖三月百花香，春蜂酿蜜日夜忙。产生在杭州的“春蜂乐会”，歌词中往往带有西湖、苏堤、桂花、塔影等杭州特色。这是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难得见到的杭州特点。198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歌曲集《深巷中——钱君匋作品选》，收入了他和“春蜂乐会”的同道们创作的艺术歌曲《深巷中》、《夜曲》、《摘花》等共七首。1992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又出版了钱君匋编辑的《恋歌三十七曲》，几乎包括了“春蜂乐会”1927—1929三年间在《新女性》上发表的全部作品，成为研究“春蜂乐会”的最重要的曲谱资料。
这些都说明：“春蜂乐会”的歌曲，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存在，至今还活在音乐生活中。“春蜂乐会”的歌曲，在今天仍然有着小小的余波涟漪。
“春蜂乐会”，匆匆却又永恒。
注释：
①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办在杭州城隍山。
②“大同乐会”1920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是郑觐文。是一个民族乐器演奏社团，在仿制古代乐器和演奏传统乐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③“国乐改进社”1927年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是刘天华。该社在演奏活动和出版会刊《音乐杂志》方面多有贡献。1932年刘天华去世，该社就停止了活动。
④章锡琛(1989—1969)，浙江绍兴人。1912-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妇女杂志》主编，编辑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副刊；1926年离开商务印书馆组织《新女性》杂志社。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思考和奋战了十年之久。1926年8月创办开明书店；1949年任出版总署专员；1954年担任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195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⑤沈醉了：《PRELUDE》(序曲)，1927年10月15日写于温州寓次。载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3月初版的《摘花》歌曲集。
⑥钱君匋的封面设计在上海出版界很快就声名鹊起，并获得了“钱封面”的谐称。
⑦钱君匋：《ANTAUPAROLO》，1929年7月19日写于苍古的钟楼。载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7月初版的《金梦》歌曲集。
⑧曼纶是胡然的字。见钱君匋的《恋歌三十七曲·作者简介》，载上海音乐出版社1921年出版的《恋歌三十七曲》第84页。胡然(1911—1971)，歌唱家，湖南桃花镇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是邱望湘的学生。1937年毕业于国立音专，1940年在重庆任“中训团音干班”教员。1949年到香港，1959年定居美国。
⑨缪天瑞(1908—2009)，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浙江瑞安人。1923年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33年任江西《音乐教育》主编，1954年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1959年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著有《律学》等专著多种。
⑩前排左一是缪天瑞，后排左一是钱君匋，其他是钱君匋的夫人及朋友。(缪天瑞女儿缪裴芙提供照片，授权本文首次刊印)。
(11)汪静之(1902—1996)，诗人，安徽绩溪人。1921年起在《新潮》、《小说月报》、《诗》、《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新诗，1922年与潘莫华、应修人、冯雪峰创立“湖畔诗社”。曾任保定育德中学、安徽第二农业学校国文教师，又任上海建设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12)吕骥(1909—2002)，湖南湘潭人，音乐活动家、作曲家，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现当代音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3)参看董团、梁茂春的《贺绿汀采访录》(未刊稿)。贺绿汀(1903—1999)，湖南邵阳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长期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现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