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仕明[1]2004年在《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宁青叁省区在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以及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偏居西北的有利形势等原因，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获得了较大发展，“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历在目：不绝于途的商旅使团，熙来攘往的繁华都市，如有“河西四郡”之称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而唐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及自身自然条件日益恶化，甘宁青叁省区辉煌不再；与东南地区相比，发展明显滞后了。 近代，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甘宁青叁省区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也迈开了早期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随着现代经济(包括现代农牧业、工商业、交通通讯等)的出现与初步发展，20世纪前半期甘宁青叁省区城市也相应得到一定的发展：城市职能由过去单一政治军事中心向多种职能转换，城市经济文化功能得到加强。尽管叁省区城市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但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城市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农业、工业、交通以及第叁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促使甘宁青叁省区城市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职能日趋完善、空间布局渐趋合理。从整体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城市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界点表现出前缓慢后迅猛的特征。甘宁青叁省区中等城市在此时期得已形成并得到相应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特点；同时又面临着诸如环境恶化、城市增长乏力、技术劳动力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的发展难题。 世纪之交，我们要抓住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甘宁青叁省区的发展。我们要通过甘宁青叁省区中等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并通过城市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甘宁青叁省区全面、协调发展。通过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关键词:20世纪甘宁青叁省区区域中等城市发展
王婷梅[2]2009年在《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列宁说过,“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近代历史上,宁夏、青海在1929年之前为甘肃的统辖范围,在此笔者将甘宁青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的演变、发展、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包括积极因素及消极因素)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论述。同时通过对甘宁青地区的中心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城镇的分析、比较,形象、直观的展现了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的进程,突现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本文通过四个章节对近代甘宁青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述。第一章简单的介绍了甘宁青地区的地理概况及城市的历史沿革,使读者对历史时期甘宁青地区城市的形成及发展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其余叁章主要将近代时期划分为叁个时间段分别加以细述。其中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清末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的大致情况。第叁章详细论述了民国初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的情况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第四章详细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的繁荣景象及原因,同时略述了抗战胜利后城市的萧条景象及产生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情况进行详实的叙述,让读者对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的过程及特点一目了然,从而让我们更好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起到借鉴的作用
赵翔宇[3]2009年在《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下链条是不能忽视的：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人才缺乏—经济落后，由此链条产生的积累、循环、因果效应非常明显。我们剖析这一链条，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教育落后是民族地区经济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真正瓶颈。本文以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办学体制、结构体系、办学模式、专业设置、技能实训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之“弱”。从办学体制而言，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政府投资为主，办学体制僵化，融资渠道狭窄，责权利不清晰，限制了职业教育发展；从结构体系而言，中等职业学校布局分散，资源整合存在较大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缓慢，职教与普教、成教沟通衔接不畅；从办学模式而言，校企联合办学模式发展缓慢，目前以“校校联合”办学模式为主体，通过借助经济发达地区合作学校的教学资源完成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与输送；从专业设置而言，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多数专业与东部学校相同，现仅有少量特色专业，且发展不充分；从技能训练而言，因专业教师缺乏、实践教学方法很难保证、技能实训基地匮乏等因素导致技能训练薄弱。职业教育是民族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秘密武器”。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弱”已经严重限制了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展不能承受如此之“弱”。本研究呼吁通过加大职业教育力度，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王今诚[4]2015年在《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着。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叁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骆桂花[5]2006年在《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力探讨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研究中所涉及的诸多层面,并运用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方法,对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变迁进行探讨与反思,深入分析了甘青宁回族传统社会变迁进程中回族女性的文化自觉与现代化转型。 基于此,本文择取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中的婚姻文化、家庭文化、生育文化、教育文化、社会参与文化与宗教文化等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并以甘青宁叁省区的西宁(城东区)、临夏、平凉、海源、固原等地回族社区为视点,剖析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探索了社会转型时期,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的多向交流与涵化、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和谐及新时期回族女性文化的互动、调适与重构。 作者通过对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的系统梳理与剖析,认为甘青宁回族女性文化因其民族形成历程的复杂性、民族聚居的广泛性,使其文化成为蕴涵了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下综合的回族女性文化。因此,甘青宁回族女性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中国大文化背景的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始终相随于回族女性社会发展的始末,并且伊斯兰宗教文化渗入回族女性发展的一切领域,使其呈现较强的民族性与宗教性。这种文化的综合性,趋成了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多元聚合的地域表征。此外,当前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从实质上讲,甘青宁回族女性社会发展的过程在于文化适应与国家政策影响;从具体表现上讲,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使回族女性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困境、迷惘与抉择,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调适、重构,并随着文化自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适应。
王晓霞[6]2017年在《宁夏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历史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宁夏中部黄河以东秦汉渠灌区的回族为研究主体,通过历史文献、田野调查等方法,重点考察了该区域清代至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变迁的过程。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分析了该区域民族在区域生态环境、政治变动及时代变迁过程中的民族应对,以及宗教文化对该区域回族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等,最终探讨在复杂多变的大历史进程中,小区域历史中的一个族群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以此进一步揭示人类历史生存命运的复杂性与艰难性。居于中国农牧交错地带的宁夏秦汉渠灌区,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处于王朝的“边地”,又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上,历史上诸多北方民族在该区域徙居,因此该区域历史上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于有黄河灌溉的优势,宁夏平原的农业开发又被历代王朝所重视,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回、汉两族为主体的民族分布格局。清代康乾时期是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回族人口不断壮大,伊斯兰新教(哲赫忍耶门宦)进入宁夏,对该区域的回族社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力;同治西北回族大起义中,金积堡马化龙是宁夏起义的领导核心。最终,起义的失败成为宁夏回族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对整个西北地区回族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末以后,在社会转型及商业潮流等影响下,该区域的回族逐渐复兴并再次聚居秦汉渠精华地带,总体呈现出复兴发展的面貌,回族商贸经济发展尤其突出。伊斯兰教该区域回族社会中呈现出格底目教派占据优势,哲赫忍耶门宦恢复发展,伊赫瓦尼教派迅速传播的局面。在时代发展与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秦汉渠灌区回族的社会教育及宗教改革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迈进。抗战时期,回族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认同与爱国热情,也表达出了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地区的民族政策实践,给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希望。由此,本文也是一个通过区域“小历史”回应中国“大历史”变迁的个案研究,通过秦汉渠回族历史变迁展现区域民族发展的特性,也以此来体现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的历史依据。
武世花[7]2012年在《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民离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农民离村问题，是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对于现今社会的同类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农民离村的原因。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问题的形成，既与苛捐杂税、兵患匪祸等社会弊病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联。总括来讲，主要是人祸和天灾，而人祸大于天灾。但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之现象，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无太大的关系，农村经济的衰败是其总的背景，即当时的农民离村主要是因为生计所迫。因此，这些离村农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等，都与离村农民解决生计问题相关联。第二章离村农民的流向。农民离村主要是生计所迫，因此离村农民首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因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吸引离村农民进入城市，但因城市本身的容纳能力有限，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民虽然吃苦耐劳，却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谋生途径，他们无可奈何之下被迫沦为土匪、乞丐、娼妓等，他们的大量存在，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负担，也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诱因。第叁章农民离村问题的调节与控制。农民离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农民离村问题的调节与控制也有相当的难度。针对甘宁青农民的离村问题，本章主要是从具体的一些举措与实施效果来展现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的调节与控制：对灾民进行救济收容，对移民垦荒进行疏导治理，改良甘宁青农村社会生产条件。第四章农民离村与甘宁青社会。农民离村问题是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离村的被动性使得农民离村呈现出暂时性和突出的逃亡色彩。离村农民也通过自身的苦难，引起了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的重大变化：促进了城市的现代化，促使农村社会发生变化，引起了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当然，由于农民离村是因生计所迫，离村过程中的盲目无序及当时政府管理的不足，使得大量的农民离村也给甘宁青社会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李宝[8]2016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西北边疆职业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考虑到边疆在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到抗战时期,边疆突显的战略地位,国民政府遂开始关注、重视边疆的开发,并积极制定方针、政策致力于边疆的建设,以及实现抗战建国的战略目标。边疆大计,教育为本。而边疆教育的滞后、人才的匮乏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西北地区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境况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是形成强烈反差,尤其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边疆职业教育长期滞后。从职业教育的性质考虑,它直接培养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技能、技术人才,服务于边疆社会生产、生活;从职业教育的功能来看,在短时期内,它的发展成效最显着,对支援抗战最突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对解决两大难题的关键效用,遂制定并实施了诸多职业教育政策。笔者通过梳理和解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西北边疆职业教育政策的背景、内容及发展状况,以期更好地了解它的时代意义,并探讨它为今天的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经验和启示。首先,以中央政府为主制定和实施了各项政策和措施发展边疆职业教育,政策内容主要在于设立行政教育管理机构、兴办职业学校、筹措经费、培训师资、保障生源、编订教科书、设置实习场所、进行职业指导、制定职教程序以及建教合作等,涉及内容较为全面。西北各省地方政府依照中央规定较为积极地实行政策内容,并在遵循中央政策理念下依地方实际情况推行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举措。但由于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缓慢。其次,西北地区各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团体等社会力量站在边疆自身发展和抗战建国的高度以多种方式积极倡导和参与职业教育事业的建设。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在政策指引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形成了国立、省市立、县立的职业学校叁级体系,推进了边疆喇嘛职业教育的发展,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提高了女子地位,开化了社会风气,同时以派遣学生赴内地升学与培训及在国外进行专项学习的方式推进职业教育发展进程。南京国民政府把发展边疆职业教育视为边疆开发和建设的重要途径,它经历了从蒙藏教育到边疆教育的发展,体现了边疆开发和建设理念的不断深化,同时也践行了抗战建国的战略思想。对个人而言,它提升了边地青年谋生技能,进而服务于边疆建设;对教育、文化而言,它逐步完善其体系;对国家、社会而言,它带动经济发展,促使社会转型,加快了边疆现代化进程。因此,发展西北边疆职业教育应以史为鉴,加强民族团结,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并且动员社会力量多方参与边疆发展,以形成国家与地方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的模式,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发展的局限性和经验教训。
冯尕才[9]2012年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文明和环境之间的挑战与应战构成的。历史时期,西北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因为其地处内陆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森林大量退化或消失,到了民国时期森林资源已经相当贫乏。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仍然发生着巨大的变迁。变迁的主要特征是民国前期局部地区森林有恢复和增长趋势,但就整个民国时期来说,森林资源却呈急剧流失的态势。森林资源减少的原因,是民间和军队燃料消耗、各类用材消耗、毁林开荒、军事消耗、自然灾害等,其社会背景则是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经济的落后。森林资源的极度流失,导致燃料和用材短缺、水土流失加剧、荒漠化扩大、气候恶化、自然风景资源消失、经济文化衰落等一系列后果,严重制约着西北地区社会的进步,构成对西北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极大挑战。与此同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地区又面临着支持抗战和建设大后方的挑战。对此种种挑战,西北各省奋起回应,在政治家、林学家、农学家、当地民众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推动下,积极采取措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开展植树造林,发展林业教育,进行林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等工作,推进了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揭开了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序幕,同时也承担起了支持抗战和建设国家坚固大后方基地的重任。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区域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为辅的多种研究方法,分引言、上篇、下篇叁个部分,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变迁和林业建设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研究。引言阐述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这个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并对一些概念作了界定。上篇“挑战——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的流失及其后果”分为叁章。第一章探讨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的分布和变迁,第二章论述了森林资源的流失形态,第叁章总结了西北地区森林资源流失的后果,分析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流失严重的社会背景。前叁章主要论述了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资源的流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构成了挑战,也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关头西北地区能否有力地支持抗战提出了挑战。下篇“应战——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共分七章。阐述了在上述挑战下,西北地区各省所采取的种种应战措施。第四章阐述了在民国各届政府的推动下,西北各省林业管理机构的成立,为林业建设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第五章论述了林业机关、团体和个人对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进行考察,进行本地区林业建设规划。第六章探索了西北地区政府和民间都采取措施,在艰难环境中开展天然林保护工作。第七章介绍了西北各省区为了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纷纷开辟苗圃,进行苗木培育工作。植树造林是改善西北生态环境的核心举措,第八章探讨了西北地区各省植树造林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其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第九章通过对西北地区林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探讨,指出民国时期是西北地区林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第十章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树木引种、杂交育种、林木抚育、森林经理等林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等工作。第十一章论述了国内着名林学家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在西北地区进行艰苦的林业建设工作,为西北地区人民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第十二章为“结论和展望”,对全文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的经验教训和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今后林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黎仕明[10]2007年在《清代甘肃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肃，地处中国内陆腹地，为内地连接新疆、青海、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桥梁与纽带，加之多民族交错杂处，历代皆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以来，即已沿河西走廊一线设置了一系列的郡县城市，唐代更达到其城市发展历史的顶峰。宋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自西北向东南的转移，以及过度开发所导致的发展环境恶化，整个甘肃地区都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甘肃城市也因而受到很大的影响。明代，因政府不能对新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故甘肃地区成为明王朝的边疆，并形成了系列军事极强的卫所城市。清以后，新疆地区为清王朝所有效控制和管理，甘肃则从边疆变为腹地，由此对甘肃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甘肃社会秩序的重建与日益稳定，清政府通过移民屯垦，改卫所设州县，建立新的行政建置等措施，加强了对甘肃地区的行政控制与治理，从而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行政城市等级体系。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城市空间分布呈现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多集中于黄河以东地区的特征。由于城市行政功能突出，因而在城市功能结构中，经济、文化功能相对较弱，并未能形成明显的功能分区。经济上，随着清代全国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甘肃地区在区域内外商人及外来主政者的积极推动下，以及在东部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下，城市工商业也渐趋繁荣。不仅各主要城市出现了专业化的商品市场，而且在民族交汇地区也形成了多个商贸兴盛的市镇。在这些城市的商品交换中，民族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内容。除传统的手工制作外，晚清甘肃城市工业尚出现了现代的大机器生产，从而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局面。清代甘肃城市经济，无论是中前期的民族贸易还是后期的近代型工业的引进，都无不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统治与控制的烙印。与其他区域相较，清代甘肃城市人口构成的最大特征是多民族共处与居民的多元性。这种较为独特的居民构成又对城市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衣、食、住、行的多元化趋势，而且表现为宗教、民间信仰，节日风俗，消闲娱乐等内容的日益丰富。随着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清代甘肃城市的文化教育亦较前代有所发展，并具有其他地区所少有的多元性、民族性特征。不仅各级官学、书院、社义学等教育形式在甘肃各城市逐步建立，而且别具特色的宗教教育也在部分城市中逐步得到完善。此外，清末之际的“新政"，在偏居内陆的甘肃也出现了新式的职业教育与学堂教育，从而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现代的转型。尽管这种转型并不完善，但其历史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但是，日趋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对民族问题处置失当而引发的动乱等，都极大地限制了清代甘肃城市的发展进程。特别是随着近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偏居内陆腹地的甘肃不仅远离了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还远离了日益发达的国内外市场。于是，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相对沿海、沿江及沿边开放地区而言，甘肃地区城市的变迁程度较弱，社会转型极不充分，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从总体上讲，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客观的自然原因，也与人类自身主观能动性的不足有很大关系。因此，充分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免重蹈履辙，对未来的发展必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D]. 黎仕明. 四川大学. 2004
[2]. 近代甘宁青地区城市发展研究[D]. 王婷梅.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3]. 甘宁青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研究[D]. 赵翔宇. 兰州大学. 2009
[4]. 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D]. 王今诚. 西北大学. 2015
[5]. 甘青宁回族女性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研究[D]. 骆桂花. 兰州大学. 2006
[6]. 宁夏秦汉渠灌区回族社会历史变迁研究[D]. 王晓霞. 兰州大学. 2017
[7]. 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民离村问题研究[D]. 武世花.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西北边疆职业教育研究[D]. 李宝.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9].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研究[D]. 冯尕才.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10]. 清代甘肃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D]. 黎仕明. 四川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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