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理性批判
王馨柳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 理性是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它一方面是指与感性、冲动等不假思考的行为相对的行为模式，一方面指这种模式之中包含的某种行动原则。资本主义理性不仅指一种思维模式，更包含一系列理性原则，主要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追求财富最大化和传统经济学偏好假设等。理性的困境在于，理性思维的模式化教条容易产生惯性思维，缺乏批判性思维；人无法不带任何感性心理活动作出决策和行动。资本主义理性的困境在于，它的偏好前提假设不符合实际生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追求财富最大化原则被证明是有矛盾的。
关键词： 理性；资本主义；达尔文法则；追求效率；中止判断
本文所谓资本主义理性的困境来自其原则假设的不科学性：由自身存在缺陷的理性推导出的资本主义理性也同样有弊端。当然，不应全盘否认理性或资本主义理性，它仍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目前，学界有大量文献从许多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笔者认为，不应忽视对资本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原则的批判。本文先从哲学上对理性本身进行分析，然后通过经济实例对资本主义理性进行分析。
一、理性概念及其演变
在哲学史上，理性通常是用以表示推出逻辑结论的认识的阶段和能力的范畴，源于拉丁文ratio，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以区别于感觉、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西方哲学中的理性（reason）概念源于古希腊语的逻各斯（λγο）。据英国语义学家奥格登和理查兹的考证，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了逻各斯这个词。
赫拉克利特说：“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 ”[1]（22）逻各斯是天地万物具有的一种隐秘的智慧或理性，是统帅世间万物生灭变化的根据或规律，也是每个人生存活动的依据。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唯有理性是揭示“始基”的可靠工具。
柏拉图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志、理性、激情。亚里士多德提出主动理性和被动理性的区别，前者是推理的纯粹形式，后者是与感觉相联系的推理形式。在斯多葛学派看来，理性包含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部分，内在的逻各斯是理性和本质，外在的逻各斯是传达理性和本质的言说。
近代，由于笛卡尔对于经验主义的怀疑而导致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不承认经验论者所主张的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经验的原则，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从先天的、无可否认的“自明之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到的。只有依靠理性直接把握到事物本质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笛卡尔认为道德律不能从感性经验中得到，它只能内含于人的理性之中。康德则更是强调理性在道德领域中的作用，认为道德律是由纯粹理性产生的，只有出于理性的意志才是善良意志。
从历史上看，不同学派学者对于理性的看法并不统一。斯多噶派认为理性乃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唯理论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唯一的可靠源泉；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们认为合乎自然法、合乎人性的即理性；德国古典哲学代表康德认为从感性、知性到理性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三个环节；黑格尔则认为理性是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和人揭示宇宙真相的能力。
总体监测系统如图1所示，主要由信号采集电路单元、数据处理电路单元、CAN总线数据传输电路单元、稳压电路单元、拨码开关单元和数据处理计算机7部分组成.
但无论如何理解，总的来说，理性指的是一种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它要求逻辑的自恰，并且与感性相比其更加深刻。但理性的复杂之处在于，理性不仅指一种具体的思维路径，也指一种集合，这种集合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指与感性、冲动等不假思考的行为相对的行为模式；第二，这种模式之中所包含的行动的特定原则。比如一个不遵循理性的人，仅仅依赖于情感、心情的好坏，以随机的方式对待他遇见的人。而一个理性的人则会依据别人可能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考虑他人是否能给他带来好处等做出行动。理性体现了思考之后秩序化、规范化的结果。
二、资本主义理性
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比如一些人会将资本主义看作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笔下所批判的生产方式；而有的学者则把当下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代表。本文则更侧重经济学解释，主要是指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行为。这样界定的目的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直到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完整贯穿起来。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呢？可以先来看看下面三个小故事：
而这其实和资本主义理性有着密切关系。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理性主要有两个价值原则，即效率最大化和社会达尔文法则。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发展到今日，经历了无序的小规模制造阶段、国家管控和政府介入阶段和重新市场化这三个阶段，我国学术界称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学界称呼不同，也有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看似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两种模式中不断徘徊，当市场本身造成的危机无法解决时，资本主义会过渡到国家经济干预相对较多的阶段，当市场运行较为稳定有序的时候，资本主义又会过渡到国家干预相对较少的阶段。
第一个故事。16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包括“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四艘船只前往东印度探索商路，成功带回了胡椒等货物。海外贸易的兴起，推动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第二个故事。18世纪80年代，詹姆斯·麦康奈尔和约翰·肯尼迪两人建立纺纱公司，这就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最初原型。而快速的资本积累，对利润的不断攫取，压榨劳工的工资和休息时间，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必由之路。
整个堤防每逢大雨，汇集的雨水沿堤冲刷堤坡，因此常出现大量的水沟浪窝。标准化堤顶路面硬化时，要考虑修建排水沟系统，在堤顶的硬化道路两侧修建纵向排水沟，堤坡兴建横向排水沟，并将纵、横排水沟连成一体，以减少堤坡和堤肩上的水沟浪窝，保护被硬化的堤顶道路，同时减轻常规管理维护的负担。
这种保护与建立模式在各个传统高校中经常可以见到。有的社团组织最初由自觉性较高的学生自发成立，随着影响范围的扩大，最终发展成校级社团和组织。也有的组织直接有学校率先领导成立，直接由学校安排部署和管理，目标任务更加明确，精神建设更加凸显。
这三个小故事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商业萌芽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时期和当代资本主义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它们运作模式各不相不同，但是不变的是追求资本的不断增值。
理性的发展铸就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像个聪明的孩子一样，学会了理性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追求资本增值无疑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目标，也正是由这个核心目标衍生出了资本主义其他理性原则。
第二，信奉优胜劣汰，偏好竞争而非仁爱（社会达尔文原则）。这已经成为市场规律，但这其实只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产物，而并非存在市场的地方就必然要求优胜劣汰。在中世纪，行会力求控制物价水平，并尽量保证行业中每一个人都能温饱，避免同业中出现破产现象。即使我们所时常批判的封建农庄，也担负着在荒年救济共同体成员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之间没有温情，强者生存、弱者灭亡、优胜劣汰成为大家公认的铁律和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一，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为了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理性总是会寻求最便捷、效率最高的路径。如，资本家降低成本，雇佣童工，压低工人工资，利用金融衍生品。最初的股票、债券、期货都是最快获得最大收益的投资方式。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在这种理性指引下诞生的。
理查德·泰勒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提到过许多禀赋效应的例子，比如，一个狂热粉丝不愿高价卖出已告罄的演唱会门票；酷爱收藏葡萄酒的教授无论买方出价多高也不愿出卖自己收藏的酒，哪怕一瓶。巨大的价格差在原本的经济理论上看是矛盾的，解释不通的。但禀赋效应理论告诉我们，这种现象是由于人们心理存在着损失厌恶，比如，虽然都是同一瓶酒，但是拥有前和拥有后的心理价值并不相等，损失这一瓶酒的痛苦要大于再得到这同一瓶酒的快乐。所以，人们的行为总是夹杂着不确定的感性，这才是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状况。
三、理性的困境
（一）寻求捷径的惯性思维
1750年7月，卢梭在法国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竞赛中夺冠的那篇文章中说道：“我真不明白：何以会有那么一种比无知还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而且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必须进行一场革命，才能把人类重新带回到常识的轨道上来。”[2]（45）他在文中激情昂扬地声讨，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给人们带来福祉，反而破坏了风俗，损害了人们审美的纯洁性。他认为造成这一恶果的原因就是一些人轻率地打开了科学的大门，而“那些困难正是大自然为了考验努力求知的人是否真有毅力而设置的”。“正是由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才学会了如何加倍努力，超越他们所经过的广大领域”[2]（44）。这一观点启示我们，人们的思维受到了自然科学范式的影响，过早地给自己前进的道路预设了前提条件和价值原则，导致在探寻真知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可问题是，没有任何知识是凭空产生的，人们在寻真理的过程中，都必定有某种先验的、预设的因素。所以，错误不在于我们默认了预设的前提，关键在于，我们是未经思考、不假思索地默认的。
(2)TCA法[7]:量取20 mL香水莲花多糖粗品溶液,按照1∶1的体积比缓慢加入10%的TCA溶液,充分震荡,于4 ℃冰箱中静置2 h,在4 000 r/min离心15 min,除去蛋白质沉淀,取上清液用5%的NaOH中和。
湿法脱硫技术是目前市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脱硫工艺，全国90%以上的燃煤火电机组都采用了湿法脱硫技术[1]。烟气经过湿法脱硫装置后，烟气处于饱和状态，温度一般为50 ℃左右。饱和烟气若不经过处理直接通过烟囱排放，经常会发生白雾现象[2]，造成“视觉污染”，由此引起周边居民对环保情况的担忧，也会增加“烟囱雨”的发生几率。现阶段，采用湿法脱硫的电厂普遍利用高温烟气余热或其它热源对脱硫后的饱和烟气进行加热，通过提高烟气温度来消除白雾[3-4]。这种常规治理方案需要消耗较大的热量，即使这部分热量来源于高温烟气余热，在大部分电厂对尾部烟气余热进行节能综合利用的条件下[5-7]，烟气余热也可作为有效热量。
实际上，任何理性背后都有可能夹杂着不确定的感性因素。要具体说明资本主义的理性，需要借助丹尼尔·卡尔曼，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研究为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将人的大脑划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依靠记忆、情感、经验等素材快速做出判断，是人大脑下意识的反应；而“系统二”通过集中注意力来分析解决问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是有意识的大脑活动。“系统一”和“系统二”各司其职，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于依赖“系统一”来做出决策，因为“系统二”往往十分“懒惰”。比如计算一加一等于二、确定声音的来源、读某段广告牌上的文字或在空旷的路上开车，这都是“系统一”不假思索的行为。“系统二”只有遇到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件时才会启动，比如在嘈杂的屋子里关注某人的举动、数出某页字母a出现的次数、在狭小的空间里停车等等。“系统二”需要耗费更多时间和注意力。卡尔曼经常从拟人化的角度描述这两个系统，认为“系统一”是个急脾气，而‘系统二”是个慢脾气。他在书中说：“假设本书真的被拍成电影的话，自视为主角的‘系统二’一定只能做个配角……‘系统二’认为是自己选择了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可实际上，这些选择都是在‘系统一’的引导下完成的，‘系统一’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角。”[6]（15）卡尔曼对人脑的这种划分，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理性和感性的二分，“系统一”是依靠感性、直观、经验作出判断，而理性是经过思考的程序才做出判断。卡尔曼从心理学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人们做出决策时的大脑活动过程，也帮我们认识到，“系统二”作为一种理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出场率其实往往和人们自以为的频次相差甚远。
基于“互联网＋”的农村电商信息化建设研究…………………………………………… 郭宁宁，徐 凌（4．19）
世界各国无论时间先后，发展水平如何，都曾经历过这样类似的阶段。这实际上是在两种经典理论之间的反复摇摆，即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模式。但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它的根本矛盾。理查德·沃尔夫说：“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结构中，少数人（通常是企业董事会成员）分配由多数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3]（19）在自然竞争的法则中，永远是优胜劣汰，是少数人的胜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人们已将其默认为“客观规律”。
在MOOC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当我们把MOOC纳入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改革蓝图之中，“课堂”的边界就被模糊了，甚至被清除了。不管MOOC在我们的教学改革中是被当作“课堂”内外使用的“教学资源”，还是作为“翻转课堂”O2O混合教学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抑或是实质意义上的在线课堂SPOCs，教师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对它们进行规划、设计和组织实施，例如：在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中，教学设计及其实施的焦点从老师转移到“学生”和“学习”上，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式外语教学，交互性原则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也体现在课前“微视频”的制作和反馈机制上。
（二）无不掺杂感性的理性
理性难道不是通往真知的可靠道路吗？康德曾感叹：“大自然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使理性沉溺于这种不知疲倦的努力，要把这条道路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来追踪呢？更有甚者，如果理性在我们的求知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不仅是抛开了我们，而且用一些假象搪塞并最终欺骗了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信任我们的理性！”[4]（11）或许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能给我们认识自己的理性提供一些启示，他认为，幼儿第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看到的自己的形象时，才有了自我，而后“他疯狂地跳进去，将外部的他者的铠甲披在身上，把自己的形象完全隐没其中”[5]（45）。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他接受了视觉上的形象，结果反而被自己蒙蔽。拉康所谓“我是他者”意为“我在成为自己本身之际认同的对手其实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装”[5]（45）。他想告诉我们，人无法直接认识到真正的自己，只能在他者中发现自己。同样人对自己的理性也是这样认识的，人们都以为自己发现了理性，掌握了理性，正在运用理性，但很可能那只是披了理性外衣的假象而已。尽管人们都称自己的思考披上了名为理性的外套，但其内部的特质并不相同。
第三个故事。1995年2月27日，英国中央银行宣布，英国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因经营失误而倒闭。消息传出，立即在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金融界引起一连串强烈的波动。东京股市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至近两年最低点，伦敦股市也出现暴跌，纽约道·琼斯指数下降了29个百分点。这就是第一次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人才导向。为了创新技能导向的激励机制，进一步鼓励劳动者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国家下发了《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就构建与新时代新趋势相适应的技能形成与提升体系提出相关意见。要加快技术工人技能的形成与提升，应从五个方面发力。
这种侧重心理学分析的行为经济学，还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模型。比如，损失厌恶：面对风险时，相比于获利，人们更害怕亏损。当人们要在得到150元和失去100元两者间做出决定的时候，往往都会选择后者，即“在得失都可能出现的赌局中，损失厌恶会产生极力规避风险的选择。在肯定会有损失和有可能损失更多地选择中，降低敏感度会引发冒险之举”[6]（259）。这两条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就是前景理论的精髓，是依据现实生活归纳出的人们真实的行为模式。此外还有禀赋效应，就是指人不愿割舍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对自己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评价远远高于拥有之前。
当然，在资本主义市场内部，也有一些时期或者是一些企业不完全遵循着资本市场的主流逻辑，但他们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组织的主流行为模式，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很难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
四、资本主义理性的困境
（一）前提假设不准确
笛卡尔可以算是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始祖了，他不仅是客观的理性主义者，也是破除这种理性主义，使哲学导向超验现象学的奠基人。在他看来，知识是建立在绝对牢靠的基础上的，它必须是直接的、必真的，能够排除一切怀疑的知识。“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意味着彻底“中止判断”，也就是说对迄今为止的一切信念提出质疑，不对它们做出判断，不对它们的有效或者无效做任何表态。这就需要“我”不对世界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做出任何判断，并且，做出这个“中止判断”的“我”在原则上也要排除在外。此刻，在追求必真并且要排除一切怀疑的可能性的过程中，“我”确是作为一个怀疑者而存在的。于是乎，作为自在第一性的主体性便应运而生。笛卡尔开启了一种哲学的全新研究方式，从主观性中去寻找根据。但他把“自我”等同于“纯粹灵魂”或是“精神”或是“心灵”又或是“理智”，偏偏排除了日常生活中可直观到的肉体的人。胡塞尔称这种“纯粹自我”是一种“心理主义的曲解”，因而“笛卡尔把到手的伟大发现滑掉了”。
笛卡尔的“中止判断”就是理性的沉思，他认为那些被当作前提的不言自明的东西都要重新审视。停滞是一种理性，疑惑是一种理性，批判更是一种理性。当人们运用旧原理旧方法找寻不到出路时，应该用这种“中止判断”重新审视所有成果，以确保理念上的准确性和技术上的先进性。
而当下正是我们必须执行“中止判断”的时候。为何这么说？因为传统经济学假设的前提如今已然被推翻。2005年，伯恩海姆和蓝格尔阐述了四个古典经济学假设：假设一，人们有明确一致的偏好（一致性偏好）；假设二，每个个体的偏好域是多个依状态而定的一生消费路径的集合（偏好域）；假设三，每个个体的消费路径排序不随时间和身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一生偏好固定）；假设四，每个个体在可行路径中总是会选择最偏爱的组合（不犯错误）。这四个假设一直被无形地应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
但事实证明，人们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偏好或者可能根本没有偏好。而根据长远利益，人们又进行自我克制，去选择非自身一贯的偏好域，一生永远固定的偏好更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出现偏好和选择相背离的情况，也就是“成瘾模型”。如，吸毒者通过自我约束而选择不吸毒，过度消费的人通过节制选择减少消费。迄今为止有400万种化合物纳入偏好目录，但只有“几十种化合物被临床公示认为具有致瘾性。这包括白酒、巴比妥酸、安非他明、可卡因、咖啡因和相关甲基黄嘌呤兴奋剂……或活动——比如购物、入店行窃、看电视和上网，在临床上是否具有成瘾性还存在争论”[7]（38）。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行为主体的选择远离偏好域，对标准的经济分析构成挑战。简言之，许多现实中的实例证明，传统理性经济模型的前提并不严谨科学，它忽略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并且这些难题还在不断增加。
（二）无法戒掉的“公式”理性
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知道，伽利略物理学的产生就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好像我们在表达某些精确的东西时，它实际上只是观念上的存在。而伽利略成功地实现预言，关键性的成就就在于“建立了数学各理念存有之间的实际的相互关系”[8]（51），也就是“公式”，人们一旦掌握了“公式”，就能对具体实际的生活世界做出实践上需要的预判，这个“公式”就好比韦伯的工具理性，它披上了“客观科学的真理的衣服”，它像一个可靠的机器，人们不见得懂得其内在的原理，却学会了正确操作。工具理性在很大程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这毋庸置疑。但未经思索将“公式”广泛应用于自然所推导出的新的东西、新的论断，仍然是等待被证实的预言。“公式”般理性的发展把原本最初产生“公式”的意义遗忘了，所以胡塞尔说伽利略“是发现的天才，也是掩盖的天才”。
经济领域中一直被当作“公式”一样被信奉为真理的达尔文法则和追求财富最大化原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达尔文法则是适者生存，也就是资本多的强者能获取更多利润。而罗伊·拉德纳和他的同事在一系列论文中“证明了最优化生存模型的含义与效用、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并推出了财富评估函数——当低于临界财富水平时，该函数是凸的，反之是凹的”[9]（141）（见图 1）。
图1 经济生产与利润最大化
假设一名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连续进行投资决策，或者让一名管理者为她的公司从大量真实的投资项目中做出选择。根据财富最大化原则，投资者要追求收益的最大值，所以每选择一个风险，都必然是相对应的最大值的收益，于是最优决策问题变成了一个最优化风险问题。根据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法则，可以理解为投资者拥有财富越多，获得利润的可能性越大，所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小。当投资者拥有的财富越少时，承担风险越大，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越小。但根据图1，由于m*是最高财富收益点，相对应的最优风险是v*，当财富w足够小时，最优风险必然大于v*，也就是说，拥有的财富越少，就越应选择最大可行性风险，才能得到最优收益。“这种行为完全与标准的（m，v）有效组合概念相反，后者要求对应任意的 m 选择最小的 v”[9]（142）。
冯一余顾不得听他们废话，拿了钥匙就发动汽车，那女的正冲着楼上嚷呢，一听到发动声，立刻噤了声，一回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车头上一扑，喊，你开，你开！也不怕车头上的灰尘脏了她的睡衣。
对此，可以理解为当假设投资者追求最大效用或财富最大化时，拥有财富未必最大。因为财富收益原则同时面临着风险危机。由于风险的不可预测，投资者往往选择规避风险，这时选择放弃追求最大化财富对于投资者来说才是更为理智的做法。罗伊·拉德纳的分析证明了适者生存原则和追求财富最大化原则之间的矛盾，当投资者财富足够少时，会放弃追求财富最大化的选择。换言之，市场经济主体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不得不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企业的生存等等。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投资者也可能做出前景理论中孤注一掷的选择。这也正是理性行为受个体心理承受力和其他因素影响的表现。
本文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理性，实际上指的就是将有限的理性运用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特殊后果，它既使得经济在一定段阶段内表现出良好态势，又会不定时地出现严重的危机，无法根治。旧有的原理或错误或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时代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任何被当作真知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推翻，因为科学就是一个不断被证实的过程。资本主义理性不能固步自封，坚持旧有成见。理性作为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和逻辑判断能力，其魅力就在于其批判性。要对抗不确定感性因素，反思行为的是与非，这才是纯粹理性的正常发挥。
参考文献：
[1]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卢梭.论科学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理查德·沃尔夫，史青竹.资本主义危机与回归马克思[J].当代资本主义批判，2017（9）.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福源泰平.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丹尼尔·卡尔曼.思考，快与慢[M].胡晓娇，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7]彼得·戴蒙德，汉努·瓦蒂艾宁.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M].贺京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9]弗农·L·史密斯.经济学中的理性[M].李克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 ：B976.3/D0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161（2019）04-0011-05
收稿日期： 2018-09-03
作者简介 ：王馨柳（1991-），女，天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