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举措论文,格局论文,理念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权国家内部族裔成分的多样性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由于族裔群体时常将族裔认同作为表达政治诉求、寻求权益的纽带和工具，继而引发不同程度的政治波动乃至动荡，治理者和研究者从国家的立场开始思考民族治理的理论和举措。整体来看，国家对民族问题的治理大体分为四种模式：同化模式、自治模式、多元文化模式和融汇模式。其中自治模式、多元文化模式体现了共同的主张和内涵——民族整合。 在梳理和回顾词源、术语史的基础上①，笔者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提出：“所谓民族整合，就是多民族国家综合运用政策措施，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国内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和谐。”②从理念的角度讲，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关于民族治理策略的思考；从现实政治关系的角度讲，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稳定而兼容的政治关系格局；从政治行为的角度讲，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实施民族问题治理的实践和行动。 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与民族整合 在人类共同体形成和流变的进程中，除了某一时段在某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存在过民族成分单一的共同体外，征战和人口流动总是会造成政治—社会共同体民族成分的多样化。 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认为，在王朝国家时代，除了一些小空间的城邦国家、自治教区和行政单位实行直接统治之外，囊括多个文化群体、治理地域辽阔的国家一般都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而间接统治的建立又往往是为了控制文化具有特殊性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文化上都或多或少具有同一性③(这些同一性一般是指语言、宗教和其他文化符号的同一性)。至于间接统治的效能，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总结道：“通过间接统治，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它们对极度多样性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④ 当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开启民族国家时代之后，民族主义成为切割当时政治版图的利刃。每一个刚刚建立的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以直接统治取代王朝国家时代的内部间接统治，并用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方式同化王朝国家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同文化共同体。 民族国家的执政者以直接统治的方式统一货币、发展交通、统一市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依靠教育系统推进语言和文字的一致性，进行国民同质化构建。但从政治上讲，中央的直接统治削弱了原有的地方权力，在有的情况下还引发了国家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从而激发出两种理想化的政治想象：其一，代表民族国家一方的政治精英会借助公共教育、市场等手段进行“一国一族”的民族建构，锻造内部一致性，寻求实现国民的同质化；其二，代表地方文化共同体或族类群体的一方，可能会进行“一族一国”的政治动员，寻求民族边界和政治边界的合二为一，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当“一国一族”的国民同质化建构被国民接受时，国家统治的稳定性和自洽性就能够得以实现；与此相反，当“一族一国”的政治信念演化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时，民族分离运动就会形成。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认为，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政治共同体，相当于nation)是民族国家认同和实践民主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指语言、族裔、族群等族类共同体)，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己的理论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凝结成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⑤ 有学者认为，地方性民族主义是对国家民族主义的一种应对性反应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处在边缘化境地的种族对文化与政治中心的反抗是反对后工业主义政治的另一个例子。⑦C.R.福斯特(C.R.Foster)具体地剖析道：在后工业社会中，反抗现代趋势最激烈的形式是在许多国家涌现的种族或语言民族主义。这些运动反对它们国家中大民族地区的民族集中、经济增长和文化统治。它们力图通过获得独立或自治来控制教育和文化设施，振兴本地区的经济。⑧ 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则以对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研究为例，指出现代化进程本身刺激并激活了传统的族类文化复古主义。他认为，现代化保存了复古主义，并使之具有了新的内容。集中化过程和现代化过程一方面产生了文化同一性、国家政治整合，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种族觉悟，在以原生文化、传统文化为纽带的社区，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渴望其独特性被主流社会所承认和接纳的愿望。电视、旅游、教育和职业流动使布列塔尼地区的人与其他法国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可他们也因此而不断地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布列塔尼地区乡村社会的村民们过去只认同和他们同在一个小地方讲布列塔尼方言的人，与法兰西的接触仅限于收税、征兵和教育方面，现在则从大众传播媒介中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布列塔尼人。⑨可见，地方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也有其社会原因，并非单纯的理论渲染使然。 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决权，即建立自己民族的国家的权利。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会轻易承认本国内部民族的自决权。 “一国一族”的政治想象引导出的是同化主义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尤其是在19世纪)，民族国家一般都采取同化政策，消解内部的族类文化异质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大民族应该独立，小民族应被强制同化，以便为自由政体提供必要条件——纯净化的民族。就如他讲的：“经验证明，一个民族合并和被吸收到另一民族是可能的，并且当它原来是一个低等的和较落后种族的时候，这种吸收对它就大大有利。”⑩因为在密尔看来，“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自由制度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缺乏共同情感，特别是语言不同的人民中，不可能存在实行代议制政府所必要的统一的舆论。”(11)以法国为例，1790年，法国只有1/5的人口在日常生活中讲法语，懂法语的人数不到总人口的2/3，有1/3多的人根本不会法语。(12)1790年1月，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新政府将法语确定为全国通用语。政府认为，要把法语作为立国工具，将其作为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保留、迁就民族语言会削弱国家的统一。(13)1794年，亨利·格莱戈瓦(Henri GrEgoire)教士关于《消灭方言的必要性及手段与普及和使用法语的报告》促使当时的法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在法国公共场合以及学校只准讲法语。一直到1951年《戴克索纳法》(Daikesuona Law)的颁布，才结束了长期以来地方语言在法国没有地位、倍受排挤的现象。(14)除了科西嘉人的成功抵制，法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成功地同化了巴斯克人等群体。 “一族一国”的政治想象特别能迎合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从而掀起民族分离主义的政治运动。回顾民族政治的发展历史，在有的时期，尤其是政治格局动荡和重组的时期，一系列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往往彼此呼应，搅乱了世界政局，改变了部分区域的国家数量，甚至出现了谋杀性种族清洗(15)这种时代的耻辱行为。民族主义一方面热衷于寻找与自己同胞的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民族与别的民族区别开来，而后者则容易滑向民族排斥和对立，也会激发出狭隘民族主义潜在的对外侵略性。虽然一个人会为追求个人飞黄腾达而采取的某些行为感到脸红，但是，如果这些行为是以民族利益为目的的，那么他会以此为荣。因此，以民族利益为目的的盗窃、撒谎和不义也可被视为“美德”。(16)利己主义一旦沾上民族两个字，也就成了神圣的利己主义了。班达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民族分离主义为何难以衰竭而又时常采取暴力的原因。玛格丽特·加丽文(Margaret Canovan)认为，民族认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在产生集体的力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创造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并随时可以动员起来的集体——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为它做出必要的牺牲——的能力。在民族存在的地方，它(民族认同)就像电池那样发挥着作用。它储存着能量以备未来的需要，但这并不要求它始终处于激活状态。(17)加丽文的观点提示我们民族认同可以不被刻意激活，亦可以存在于安全的空间和场域内。 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度则是常态。“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18)法国同质化民族建构模式在20世纪走入了死胡同，而民族分离愈演愈烈的态势又让抑制族裔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共识。国民同质化建构的目标虽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但当它受到被治理者的挑战时，便需要做出调整。哈贝马斯从学理探究和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中得到启示，提出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的理论设想。哈贝马斯已经清楚地看到，民族性的认同依赖于历史、文化、语言甚至是血统等纽带。由于这些纽带太过具体，因而无法包容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他指出，后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在国家层面不能再依赖民族性认同，过分地强调民族同质性会对多元的现代社会产生撕裂效应，也会危及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在国家认同层面上，他主张放弃对民族认同的依赖，建立起以宪法爱国主义、共同的政治文化为肌体的现代集体认同。(19)当然，哈贝马斯的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理论还拥有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适用性思考，但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包容性和豁达性，有助于突破关于国家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二元对立对思维模式。同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20)提出了反对民族主权主义(21)(nation aux-souverainisme)的观点，主张民族文化和民族差异应当受到尊重，但不主张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决，也不坚持民族与政治共同体边界的重合。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治理曾经强调语言、文字、文化同质化的经验受到了挑战，而强调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同质化，文化要素多样化成为一种替代理路。这一理路强调以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础确保国家主权的唯一性，反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族类群体的自决主张。这一理路的出现源于治理者治理理念包容性的提升，也源于被治理者文化权益意识的增长，是政治生态互动的结果。 而民族整合的理念恰恰旨在矫正关于同化主义与分离主义的理论与行动。 民族整合内含两个原则，一是尊重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主权，二是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的自主性。首先，国家掌控各种资源，具有权威、规模和实力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多民族国家应以包容的准则对待各民族的合理诉求，以承认替代排斥，以容纳替代同化，这也是尊重多样性的时代要求。其次，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应当充分考虑多民族国家的关切与顾虑，以忠诚回馈国家的承认与包容，与各民族一道内聚力量，维护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族整合与民族融合并不矛盾，换个角度讲，民族整合是走向民族融合的一个阶段，民族整合有利于抑制“我族中心主义”外溢，一定程度上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滋长。同时，整合的理念有助于包容民族的多样性，形成族际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谐。整合理念体现出的尊重与承认也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共同因素的增多。 综上，作为一种理念，民族整合是对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思考，这种思考蕴涵这样的关切：各民族尊重多民族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多民族国家尊重各民族合理的自主性。而一种理念成为现实，还需要多种条件和基础，其中之一就是进行必要的政治制度安排。 二、民族整合是一种民族—国家关系结构 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结构类型。有的民族结构类型是拼图型的，即不同的民族成员相对聚居于一定的区域，民族社会单元之间相对独立；有的民族结构类型是互嵌型的，即不同民族成员交错杂居，各自通过文化认同形成群体；有的民族结构类型是复合型的，即杂居与聚居同时存在。民族结构类型不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就不同，民族政治的主题和治理方式就不同。 尽管不同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类型不同，但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又都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各个民族单元的简单累加，作为一个整体，它具有单个民族社会不具有的功能。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2)民族单元是以族裔认同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或相对集中居住于一定区域，或散居于多民族国家的不同区域。国家则拥有主权庇护下的对内治理职能，并因为掌控国家机器和多种资源而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机器。这一点恰如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其总和并非只是一种堆集，而其整体又不同于部分。”(23)同时，国家对内的建构作用培植了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依赖性和共生性，这样就会有效地消释冲突、兼容差异。(24) 如果承认组成多民族国家民众的各个民族的群体权利，承认多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力属于各个民族群体，由各民族的公民共同拥有，那么民族整合就成为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关系格局，这种格局因各民族的地位平等而实现族际和谐互动，因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序而实现稳定。在整合的民族政治关系格局中，每个民族群体的权利都受到承认、各个民族群体之间是平等合作的族际政治关系、各个民族群体都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族整合体现了多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和有序性。 多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整体性主要表现为政治肌体完整和领土完整两个方面。主权唯一是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屋顶和最高价值，为了实现和维护主权唯一就需要国家政治肌体的完整，即在多民族国家政治系统内部存在系统黏合性，不存在系统内部的缝隙或分隔。国家主权完整是由领土完整和边界的神圣性来界定的(25)。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体现为边界固定，国家的治辖权能够在边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地实施。而民族整合就是保全了国家的主权唯一、国家政治肌体的完整和国家领土的完整，而具体的政体形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协同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系统或要素之间保持合作性、集体性的状态和趋势。(26)民族整合则有效地消减了族类群体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张力，强调了彼此的承让与妥协，强调了族类群体的自主和彼此兼容，体现了包容性民主(27)的理念。通过族际政治之间的协同，确保了多民族国家政治格局的稳定。由于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口分布的格局不同，具体的协同制度安排往往也不同。在相对分族聚居的情况下，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是相应的制度形式；而在各民族人口交错居住的情况下，民族比例代表制则是常见的制度安排。 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性一般由权威所决定。在民族整合的格局中，国家处于政治生活层级中的顶层，其权威性通过制定和维护规范体现出来，而规范又限定了族际政治生活的范围和限度，各政治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限度内运行便保持了政治生活的稳定性、连续性，从而体现出有序性。民族整合是民族政治力量的有序性组合，这种组合本身抑制冲突的发生。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治关系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是族际政治关系，二是族类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且两个层级关系的地位是不同的，族际政治关系影响到的是政治秩序，而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的是政治次序。政治次序内含的是权威，权威存续则次序稳定，权威消逝则次序重构。或者说，“层级式的不平等体系同时包含了稳定与动乱的因子。”(28)而决定因子施力趋向的则是权威的存在与保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整合维持的是多民族国家的一体性，而一体性需要权威维系，需要次序保障。 民族整合作为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格局，一是族际政治关系之间并存或合作的横向格局，二是族类群体与国家之间次序清晰、稳定的纵向格局。这种格局被赋予了整体性(主权唯一)、协同性(抑制冲突)和有序性(维系权威)的特征。 三、民族整合的多维举措 无论是兑现理念，还是构建格局，都需要依赖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实践。而在不同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族际政治的特点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状况不同，国家和族类群体的政治定位也不同，因而民族整合的路径和举措也各不相同。但整体而言，民族整合的举措多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不同的举措各有侧重，多种举措往往又复合使用，从而形成整合的合力。 (一)经济整合 经济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族类群体和个体都离不开经济生活。国家或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亦即经济整合，是民族整合的重要举措。各民族成员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的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产品、资源、资本等方面的依存与共生。而国家要做的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策供给，调整单一市场机制可能导致的族类群体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或差距加大。尤其是在族类群体之间存在资源、资本、竞争能力等方面差距的情况下，国家的矫正性或扶持性举措实施就变得尤为重要。而整合性举措出台的目的则在于防止族类群体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加大，防止资源使用或获益等方面的族际不平等、不公正。 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就业机会、培养中产阶层、实施优惠政策是多民族国家经济整合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有助于实现各族类群体之间的经济平等，能够有效地消减“族性工具主义”(29)、“内部殖民主义”(30)和“族群竞争理论”(31)提出的源于经济诱因引发的族际冲突，进而从经济领域促进民族整合。以民族优惠政策的民族整合效应为例，马修·霍迪(Matthew Hoddie)认为，一方面，民族优惠政策符合被优惠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主体民族认为这样的政策能够使受益民族提升自我安全感，有助于国家的统一。(32) (二)政治整合 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Hass)认为，政治整合是一种规范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使那些处于独立族群背景的政治行为者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归属到一个新的中心。(33)就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这个中心就是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民族政治整合的目标就是维系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政治制度认同和政治向心力。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主体之间的力量差异、政治理想、政治共识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政治整合举措的不同：民族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部落保留地自治适用于各民族聚居的分布格局；提供民族政治参与机会、代议制中的民族代表比例制、民族文化自治适用于各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 民族政治整合聚焦于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在各民族之间的合理分配，因为权力直接与利益和资源相关。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把社会冲突的起因归结为对权力和权威这类稀缺资源的分配不均：社会中的权力与权威的分配都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性的分配将变成社会对立的决定因素，即导致某一“强制性协作组合”中各部分之间的竞争与搏斗。(34)在多民族国家，族类群体是“强制性协作组合”中的组成部分，族类群体的权力和权利是政治生活角逐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盛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承认(35)和确定差异公民权(36)成为族裔政治整合的重要路径。而在民族政治氛围浓厚的国家，民族自治和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优先性是民族政治整合的重要路径。 (三)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是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这种整合事实上是不同文化的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方面不断被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往往渐渐地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37)多民族国家文化体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民族文化整合。 文化是族类群体的重要特征，文化的异质性是区分不同族类群体的重要标志之一。民族文化整合以承认和尊重族类群体的文化权益、文化尊严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一般而言，文化距离是由空间距离造成的。文化接触、文化传播、文化沟通是促进文化理解和文化尊重的必要条件，伴随着市场化、网络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群体文化交汇、交融的条件将更加便利，实现民族文化整合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开展多元文化教育、保障语言文字的平等地位、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等都是民族文化整合的有效举措。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培养全体社会成员对多民族国家基本政治文化价值的认同是十分必要的。金里卡指出：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supranational identity)时，它才可能稳定。(38)金里卡所讲的超民族认同，就是超过民族文化认同的国家认同、对多民族国家制度文化的认同。此外，还要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对实现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进步的阻滞作用。 (四)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元素实现一体化的过程和工程。伴随着移民现象的涌现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团结问题的凸显，研究各种社会群体内或群体之间的实际关系，特别是研究民族及种族群体的关系，研究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接近、融合等成为社会整合研究的重要领域。只不过传统原生型的多民族国家更注重“系统整合”研究，移民国家更注重“社会整合”研究。(39) 社会学的同化理论认为，涵化和模糊群体边界能够淡化特定群体的认同。(40)高尔顿·乌伊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接触理论，认为本地人和外来少数族裔之间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削弱少数族裔的自我群体认同，也有助于消除本地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群体偏见，少数群体通过接受主体民族的语言和价值实现文化适应，从而有助于建立文化同质的社会。(41)但后来一些学者认为，族裔整合与分化的力量同时存在，少数族裔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尊，会认同于自己所属的群体，并愿意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42)尤其是在存在群体刻板印象的情况下，对方群体对自己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会促进自身群体的内部认同，相反也会对对方群体持负面的刻板印象。 有学者指出，衡量社会整合的指标大致分为四组：团结/分裂；忠诚/敌对；适应/反常；认同/排斥。其中团结、忠诚、适应、认同被视为社会整合正向指数，分裂、敌对、反常、排斥为社会整合负向指数。(43)笔者认为族际通婚率、民族人口离散度(44)和族裔人口居住格局是反映民族整合状况的直观参照指标。 弥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45)等学者认为，跨族裔通婚，意味着良好的族际融合。近年来，美国的族际通婚率不断提升，族裔共存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有数据显示，2010年有超过1/3的美国人(35％)透露他们的直系亲属或嫡系亲属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不同种族的人结婚。将近2/3的美国人(63％)赞同自己以外的未婚家庭成员与别的种族或民族通婚。而在1986年，有近3/10的美国人(28％)不赞成不同种族间的婚姻，37％的人(自己除外)认为可以接受的跨族通婚，只有1/3的民众(33％)接受跨族通婚。(46)民族人口离散率高则意味着该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强，表明民族成员的散居化程度高，离散的民族成员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镶嵌入整个社会的肌体，认同、包容、接纳成为族裔生活的准则，而城市往往成为多族裔共存的整合器。族裔人口居住格局，尤其是都市族裔人口居住格局是西方社会人类学长期研究的问题之一。迈尔斯·赫斯通(Myers Hess)组织研究人员在2002年至2012年期间对德国、英国、美国、南非等国家的社区关系进行了跟踪考察，认为居住在种族混杂地区的人种族偏见小，即便是原本种族偏见很强的人，在种族混杂地区居住一段时间后，也会变得更加宽容。他认为通过社会干预措施，提高群体之间的接触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宽容的社会规范。(47) 四、结语 从人类共同体的系统性来讲，每一个民族都被规约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之下，国家因而成为打造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就多民族国家而言，抽象的国家又实为权力的集中代表，或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公共权力，或代表不同民族政治力量的权力独占或权力分享，而一旦国家权力与族裔政治发生联结，便会产生不同的族际政治生态，这一生态的基本形式便是冲突与整合，伴随着多民族国家治理理念的进步，抑制冲突、实现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常态目标。在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治民主化会提高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也会为处理民族问题提供更多的思考，民族整合的思考便是一种尝试。 民族生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民族整合的举措和场域也必然涉及以上各个方面。政治整合是一种顶端整合，它围绕权力和权利展开，以培育各民族成员共同的政治认同为重点；经济整合围绕生存与发展主题展开，聚焦于利益和资源，以实现共同享有为目的；文化整合围绕人文关怀展开，涉及群体尊严和荣誉，以形成文化尊重和文化之间的兼收并蓄为目标；社会整合围绕生活和人际展开，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以构建多民族社会和谐为任务。 注释： ①参见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严庆：《概说民族整合》，《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②严庆：《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③参见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第6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金里卡认为，国家的同化主义会招致“反抗性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s)，少数民族会为了保护其语言、文化和自治制度而战，有时会是暴力抗争。具体见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李天义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第1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第284页，第28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⑧C.R.Foster,ed.,Nations Without a State:Ethnic Minorities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Praeger,1980. ⑩(11)J.S.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2页，第22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Mende,L.K.,Regional Languages in France:The Case of Breton,LSO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2004,pp.65～75. (13)Safran,W.,"Language,Ideology,and State-building:A Comparison of Policies in France,Israel,and the Soviet Uni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2(13). (14)肖建飞：《普世语言、王朝语言与民族语言》，《世界民族》，2009年第2期。 (15)具体见Michael Mann,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ic Cleans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作者认为，谋杀性种族清洗背后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导致种族清洗的直接原因却是在多种族或多民族政治背景中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他认为不同的种族或民族竞相声称对同一块土地享有主权或自治权时，强势对弱势一方的战争和清洗就可能出现。言外之意，族际民主的绝对化就是战争和冲突。 (16)Julien Benda,Discours à la nation européenne,Callimard,Paris,1933,p.109. (17)Margaret Canovan,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p.3. (18)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第126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9)Habermas,J.,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s,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98. (20)代表者有以色列的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和加拿大的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 (21)其代表者又被分为英国公民共和主义派和法国民族共和主义派。其中英国公民共和主义派的代表性学者有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玛格丽特·加丽文(Margaret Carrie)、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等；法国民族共和主义派的学者有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和多米尼克·施奈佩尔(Dominique Schnapper)等。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24)社会学家乔纳森认为，如果社会单位之间的功能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吸收冲突与紧张的制度化手段就难以实现，冲突就更具有暴力性。(详见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17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相比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族类群体关系，国家内部的群体关系容易受到同一国家力量的调控与整合。 (25)Stuart Elden,"Contingent Sovereignty,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Sanctity of Bord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6,No.1,2006. (26)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第31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7)包容性民主强调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只能建立在我们自己有意识选择的、能够有助于个人和社会自治的那些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之上。详见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载于帕深思、莫顿：《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第161页，巨流图书公司印行(中国台湾)，1989年版。 (29)族性工具主义理论认为，族性不是历史赋予的，族性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伸缩性。为了适应生存和发展环境，民族集体的边界可以扩展或缩小，民族成员个体也可以移入或移出认同圈，甚至同时作为多个共同体的成员。该理论认为，族性是具有工具性的，族性可以被当作个人和群体寻找机会、提高安全系数和经济收益的工具。具体见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第56-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0)内部殖民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生活在经济发达、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心地区的族群，开发不发达的边缘地区的资源，并主导该地区的发展，对生活在该地区的不同于中心族群的其他族群造成影响。在这样的情形下容易滋生地区民族主义。当文化差异与发展差异在“中心族群”与“边缘族群”之间产生对应关系时，文化特点和经济水平之间会相互强化。具体见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第61～62页。 (31)族群竞争理论认为，不同族群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往往采取族群动员的方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强化了个体和群体的利益意识，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因而，面对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竞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族性感知、共同的目标，往往将同一族群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为了获得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而采取集体行动。因为，族群比阶级、血缘、职业等其他组织和同盟更具群体一致性。具体见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第62页。 (32)Matthew Hoddie,Ethnic Realignment: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 Influences on Identity,Oxford:Lexington Books,2006,p.137. (33)Ernst B.Has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1950～195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16. (34)转引自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173～17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详见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泰勒认为，尊重少数文化群体诉求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他还认为多元文化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因群体价值得不到其他群体的同等承认而破裂。参见Taylor,C.,"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A.Gutmann,ed.,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 of Recogn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64. (36)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能以公民身份平等的模式掩盖个体的文化差异，应该考虑到个体的文化差异。根据这样的分析，应该设立复杂的二重权利系统模式界定公民权，一个是所有公民个体都一样的普遍权利系统，另一个是保障特殊群体权利的系统。参见Young,I.,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174. (3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第3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8)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李天义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第1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9)功能主义理论的学者洛克伍德注重挖掘社会整合的具体意义，他将整合划分为“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两种。“系统整合”关注的是组成社会系统的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社会整合”关注的是行动者之间的或有序或冲突的关系。也就是说前者关注的是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协调，后者关注的是个人如何融入社会的问题。参见D.Lockwood,"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in G.K.Zollschan and W.Hirsh,eds,Explorations in Social Change,London,Routledge,1964,pp.244～256. (40)Fredr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97,No.4,1995. (41)Allport 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Cambridge,MA:Addison-Wesley,1954. (42)Abrams D.and M.Hogg,Social Identifications: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London:Routledge,1988; Turner J.C.,"Towards a Cognitiv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Group," in H.Tajfel,ed.,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5～44. (43)吴晓林：《社会整合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国外研究的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2期。 (44)民族人口离散度是反映某一民族人口地理分布状况的指数。如果某个民族的人口全部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则该民族的人口离散度为0，如果某一民族的人口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地区，则该民族的人口离散度趋于1。 (45)Gordon,M.,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4; Kalmijn,M.,"Intemarriage and Homogamy,Causes,Patterns,Trend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No.24,1998; Monden,C.W.S.and Smits,J.,"Ethnic Intermarriage in Times of Social Change:The Case of Latvia",Demography,No.42,2005. (46)Wendy Wang,Paul Taylor,Pew Research Center and Social & Demographic Trends,The Rise of Intermarriage Rates,Characteristics Vary by Race and Gender,Banro Corporation,Pew Research Center,2012,p40,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2/16/the-rise-of-intermarriage，2015年1月20日。 (47)University of Oxford,"Race Relations Affected by Where You Live",Science Daily,3 March,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