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笔者通过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口已超出适度规模。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行为的分析，认为在理论上，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人口膨胀的原因；在现实上，家庭在实际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上，与政府的人口政策产生深刻的矛盾。因此，借助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是抑制人口膨胀的重要措施。
一、关于适度人口
在家庭层次上，人口会找到它的适度规模。因为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乃至出于对他们全面的福利得失考虑。当人口与福利的关系问题从家庭层次转到国家层次时，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一个国家应该有多少人口？通过思索某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着手探索这类问题。如果人口规模扩大了，人均国民收入将会提高还是降低？以与政策更为相关的动态观点来看，如果人口增长率提高或降低，未来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将加快还是减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采用连续逼近的方法来达到。最早也是最简单的回答：每张嘴也带来两只手，这就意味着经济活动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即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无关。但是这种古老的民族睿智很明显是过于简单化了。它没有认识到非劳动资源的作用，并且当人口扩张时，有报酬递减的可能性（李嘉图曾这样考虑过）。能更好解释这一问题的是最优人口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处于某个特定时期的国家，只要非劳动资源的供应是固定的，与人均国民收入最大化相适应的只有一种人口规模。这种观点就是说，人口低于适度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就会比应该达到的低，因为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有效地利用现有非劳动资源。如果人口高于适度水平，人均国民收入也比应该达到的低。因为劳动力太多，产生了报酬递减。这种关系由下图的曲线表示，适度人口是OP，与此相应，人均国民收入的最大化水平为OY。
最优人口理论
由此可见，最优人口是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规模（1888年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初等经济学》一书中曾这样规定过）。最优人口理论，直观地看，与人口不足的国家或人口过多的国家的情况是相符的。不难相信，19世纪移民进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高了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不难相信，如果孟加拉国的人口以某种形式减少数百万，其人均国民收入将会上升。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高，使人口问题日趋严重。1987年7月1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赠送中国的人口钟通过液晶数字显示：中国每分钟净增人口25人，每小时净增1459人，每年全国净增人口平均达到1500万，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在我国，人口不仅超过了适度规模，而且人口问题已成为当前公认的头号难题。人口问题不断加重的态势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1)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内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只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外汇，而这些外汇本来是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本品，以提高国内生产能力的。(2)人口迅速膨胀可以引起高抚养率（就业人口与其抚养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而高抚养率意味着劳动者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家庭生活消费，使整个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偏小；而储蓄倾向的削弱必然削弱资本形成和总投资，最终削弱扩大再生产的基础。(4)人口迅速增长不仅能削弱投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导致有效生产能力的下降。例如，人口的显著膨胀要牺牲少量的有用的农用地来竭力扩大住宅区；或者由于过度开发而损坏土壤质量，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土地加速荒芜。(5)人口膨胀使失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生育率比较高，土地资源和就业职位有限，使迅速增加了的劳动力变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部门预测，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总量可达12.94亿人，劳动力总量6.83亿人，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到处流浪、游荡，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有时也影响政治稳定，这都会削弱资本投资倾向，阻碍经济发展。(6)人口迅速膨胀不仅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同时也降低了人力资源的质量。由于人口增长迅速，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得年轻化，人口年轻化必然带来高抚养率，这无疑影响儿童的体力和智力发展。贫穷的家庭因子女负担太重而无力保证给儿童以充足的营养，致使他们身体发育不全，体弱多病，严重削弱了未来的劳动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负担过重，家庭无力供子女上学读书，接受更多的正规教育。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财力有限，教育投资少，很难为适龄儿童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而且为满足更多人的教育需求，有限的经费摊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更少了。这些都必然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数量不足和质量下降会导致整体劳动力素质差，有效人力资源不足，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障碍。
由此可见，寻求适度人口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寻求适度人口的关键仍是节制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二、关于人口膨胀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差额的大小。中国的人口之所以能迅速膨胀，主要是由于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而出生率却长期居高不下造成的。国内人口经济学家常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解释我国家庭的生育行为，进而说明出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按照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根源在于家庭养育子女的净成本比较低廉，即子女“价格”（指父母养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亲带来的预期收入之后的差额）比较低。具体地说是：(1)许多发达国家激烈的竞争环境迫使父母亲为了让子女将来能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惜对他们进行智力投资，这就增加了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而我国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少，就儿童的生活费用来说也水平很低，因此，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较低。(2)发达国家妇女受教育的程度和就业机会高，这就必然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指父母在抚养子女时所放弃的挣钱的机会）。而我国妇女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就业机会也少，所以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也比较低。(3)发达国家的父母年老后有养老金，一般不需要子女赡养，同时子女上学期间一般不会为家里挣钱，这就减少了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子女在未成年之前在家里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年老后子女所支付的赡养费以及子女给父母在精神上带来的满足感），从而使抚养子女的净成本增加。而在我国，子女从小可以帮助父母创造收入，父母年老后因无养老金而不得不依靠成年子女，这就增加了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同时也减少了抚养子女的净成本。由于父母抚养子女的净成本比较低，因而大部分家庭愿意而且有能力生育更多的孩子，从而刺激人口增长过快。
“成本效用”理论的这种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里我们以中国农村的情况作一说明。首先，在中国农村，一般家庭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并非很低廉。父母在子女成人之前有三大开支：(1)生育、抚养、教育费。根据冯立天、陈剑《人口控制的理论与实践》（1991年中国人口出版社）介绍，到80年代后期，全国平均每个劳动力的培养费（从母亲怀孕到孩子长大到16岁可以参加劳动为止）大约是4000元，这笔费用的相当部分是由父母承担的。(2)盖房子。虽然盖房子不能完全算作是父母为孩子付出的成本，但人们确实认为，房子同其它家产一样，是为孩子而盖的，尤其到孩子婚期临近时就更是如此。不仅如此，即使儿子成家后多年再建新房，父母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尽一点力。在中国农村，盖房子虽然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标准，但从每间2000元左右的平房到每间上万元的小楼房，已成农民为子女成家立业而不得不支出的一项巨大开支。(3)定亲、完婚。在中国农村，大部分父母都明确地认为给子女完婚是他们应尽的责任。结婚需要一个过程，定下亲后，男方就要开始送节——端午、中秋和年节，迎娶前还要下“彩礼”，然后办酒席。这不但要花去多年的积蓄，而且还常要背上一定的债务。孩子结婚的费用绝大多数是由父母来开销，因为孩子在成年或工作后不久，也就到了谈朋友找对象的时候，再加上其它的人情交往开支，手中的钱通常就攒不下多少。可以说，为了子女，父母是有多少给多少。(4)中等、高等教育费。有机会能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孩子，其教育费也由父母来承担。过去孩子受中等、高等教育的费用非常低廉，只占家庭收入中很小的一部分。现在农民要送子女到城里读高中、上大学都得负担比较昂贵的学杂费。目前，将上述这几笔支出加起来，通常要好几万元。
与父母为子女所付出的相比，子代对父母的赡养实在是远不如的，代际之间的取予是极不平衡的。在生理上，营养和生殖处于相克的地位，生殖是母体生命力的巨大消耗，所以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损己利人的生育”；在精神上，父母为子女（尤其是儿子）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但儿子在父母进入晚年时的“反馈”，却只是部分的和低水平，在程度上远不如父代对子代的付出；在经济上，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其程度也是不高的。造成代际之间这种取予不平衡的原因何在呢？除上述沉重的经济压力客观上常常使得家里没有多大的心神与物质用于对老人的赡养之外，还有两因素在更为深广的意义上强化了代际之间的取予不平衡。(1)家庭生命周期。农民成家的头几年，通常要还上几年的债；有了孩子，就开始了漫长的投资过程。当孩子进入中学，投资的高峰也接踵而至，他们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偿付上述三笔重大开销，但就在他们手头倍感紧张的时候，父母已年老力衰，要开始靠儿子赡养了。因此，父母得到子女的“反馈”是低水平的满足。(2)家庭关系。首先是婆媳关系。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使得家计与家务的管理成为女性施展自己才能的重心，但家庭的这些事务一来大都琐碎，二者范围也有一定限度，而婆媳之间原本就缺乏血缘与感情基础，她们在家庭事务上的矛盾摩擦互不相让常常使冲突在所难免，最后不可收拾，成为分家的主要动因。婆媳的冲突显然是对亲子关系的严重伤害，必然对日后的赡养产生负面的影响。其次，成家使儿子自己小家庭的利益成为他首要考虑的事情。婚事的铺张，一方面是为了“体面”，但同时也是为日后的小家庭多挣得点“家底”；女方也总是为此在婚前巧妙地施加影响，争取体面的婚事。在这种情形下，中年、壮年的父母就无法逃避沉重的经济压力，老人的赡养因此受到伤害。再次，年龄在50岁以上的父母，大多数有几个儿子。在家庭由父代——子代类似多细胞分裂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利益的分化还使矛盾与摩擦日渐积累，并且在有形无形中伤害到亲子间的感情。在老人问题上，如果兄弟间谁也不肯“吃亏”，常常使赡养在较低水平上达成妥协。
这样，从农民的家庭生命周期中，可以看到“财富流”在代际间是朝下流动的；从农户的家庭关系里，又可以看到利益分化对老人赡养的种种负面影响。因此，在现实利益上，农民生养孩子，实际上是吃亏的事情。年长的父母心里也明白，儿子成了家，有了自己的“窝”，再不会对自己象以前那么贴心了。年轻的父母也明白这一点，可是他们就是觉得不能不生孩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农民生育孩子在经济上不划算这一事实表明，生育对他们并不全然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行为。因此，单从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来剖析农民的亲子关系，并由此解释他们的生育观念，不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客观事实上，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对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愿意而且能够生育较多的孩子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对农民而言，生育作为他们生命逻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他们今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祖先的“还债”。如果没有生育，生命的意义中就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在农民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尤其是对男孩的偏好，往往使他们在生了女孩后想要得到几个男孩，以致许多家庭生的孩子比实际需要的孩子多。(2)我国医疗卫生条件还普遍赶不上发达国家，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还相当落后，儿童死亡率相对较高。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青海、新疆、贵州、云南、江西和湖南等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平均在45%以上，比城市婴儿死亡率高出30-57个千分点。这就导致父母亲为了保证达到目标数目只得多生几胎以防不测，从而诱发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3)许多地区尤其是偏避农村，妇女早婚相当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力。造成妇女早婚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两点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是妇女不能完成中等教育，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更少了，所以她们大都早婚早生育；二是一些地区的礼教习俗把男女过早交往看成是对正当贞操礼教习俗的亵渎和家庭声誉的败坏，因此，父母为了减少成年姑娘与男性交往过密的“危险”，大多尽早把他们的女孩嫁出去。
三、结论及政策含义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中国人口膨胀的原因，生育对人们并非全然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行为。首先，人们“生活世界”中的许多方面，还与市场相距甚远。生育还连带着人生的意义，并不全然根据市场理性。其次，在家庭中，任何一种互动关系都是由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之类的观念支配着，生育也决非只是夫妻间的私事。即使我们承认夫妻是生育的基本决策者，但他们的生育行为实际上也受其亲属以及周围其他人的影响，如评论、非议等。人们这样一种生命逻辑，会在实际的生育行为——时间、数量和性别中，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深刻的矛盾。依照这种生育观念自身的逻辑，人们是倾向于鼓励和促进生育的。这表明，就目前而言，如果想要降低人口出生率，求得适度人口规模，就必须借助于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即人口控制的成功，要依赖于政府有效的行政手段。此外，改善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及儿童营养状况，提高婴儿存活率，消除父母对孩子的数量偏好和需求；发展教育事业，普及高等教育，推迟结婚年龄的实际起点时间，使大多数青年能晚婚晚育，使出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