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滞后与工业结构优化——对我国重化工业争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工业论文,结构优化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自重工业增长速度在1999年超过轻工业1个百分点之后，重工业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大大超过了轻工业；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重工业领先系数超过或相当于改革以前水平的省份，即3.00以上。[1] 轻重工业结构的这一变化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重化工业新阶段”。然而，由于它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符，并直接关系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向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 因而这一判断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综观各种文献，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争论的核心不在于当前经济中重工业对轻工业是否具有优势，也不在于理论上的重化工业阶段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是否可以被跨越，甚至不在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可能造成的正负影响，而在于这一结构变化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现象主要是农村消费滞后背景下轻工业的过度萎缩与生产要素价格人为扭曲条件下重工业过度发展共同造成的，其合理性应该遭到质疑。就此，笔者着重分析滞后的农村消费对轻重工业结构的影响。
一、农村消费的滞后
一直以来，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而言，农村居民的消费明显是滞后的。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城乡消费差距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便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更是超过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见图1)。
图1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为了进一步论证农村消费相对城镇的滞后性，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有关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统计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0～2005年)整理。
众所周知，耐用消费品类型及拥有量水平对于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展，我国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不断发生着质与量的变化，以城镇居民家庭为例(见表2)，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体制变迁诱发的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已极大地提高了城镇职工的生活水平。在城镇居民需求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家庭耐用消费品基本取代了老“三大件”，并逐渐成为城市新宠，从而带动了我国传统轻工业向现代轻工业的第一次跃进。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空调、抽油烟机、沐浴热水器等新型工业产品开始时兴；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90年代中期，移动电话、电脑、数码相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成为新的时尚；而进入90年代末21世纪初，城镇居民消费已开始向以住宅、汽车、健身器材为代表的更高级的耐用消费品过渡，从而诱发了我国工业结构的又一次升级。
表2 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种类升级情况
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相对城镇居民家庭就不太乐观了。就表1的统计来看，城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基本普及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农村在进入90年代初中期之后才达到相似的水平。截止2005年底，农村彩电普及程度只接近城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洗衣机、电冰箱拥有情况更是只接近城镇80年代中期的水平；空调普及程度也只接近城镇90年代初期水平，普及率不到10％；照相机拥有情况刚好接近城镇80年代初中期水平；电脑及其他大件数码产品拥有情况与城镇更是不具有可比性；至于更高级的消费品如汽车、健身器材等，农村居民家庭普及程度则基本为零。
为了对城乡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的差距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定性了解，笔者在表1的基础上计算出城镇相对农村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领先系数(见图2)，计算结果显示，城乡之间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差距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缩小之后，于90年代初中期开始缓慢上升，并逐渐超过了80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城乡居民对同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在更新速度和品质上的差异，上述差距估计会更加突出。
图2 城镇平均领先系数
那么，城乡之间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的差距到底相隔多少年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用上述方法又对表1的数据进行了错位分析，结果显示(表3)，城镇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领先农村居民家庭约10年。
表3 以10年为间隔城镇居民在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上对农村居民的平均领先系数
农村消费不仅相对于城镇而言表现出极大的滞后性，而且从农村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上也表现出滞后性。为了对农村不同区域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的差距进行系统分析，笔者对1985～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类整理与统计分析(见表4，图3)。结果显示，从历时状态上讲，除中西部农民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对比一直保持较小差距之外，东部相对于中、西、东北地区农村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领先系数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并且波动的特征都基本相似，即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上升、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下降以及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的再次上升，进入21世纪之后，东中、东西差距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东部和东北部农村之间的差距则呈缓慢上升之势。2005年底，东部农村对东北农村的平均领先系数居于首位，对西部农村的领先系数次之，相差均在3～6年之间；中部农村落后于东部农村约2～4年。
表4 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水平平均领先系数
图3 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对比
二、农村消费的滞后与轻重工业结构的失衡
城乡消费的“二元结构”[3] 对我国轻重工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双重影响。
首先，农村消费的滞后限制了轻工业的长足发展。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被束缚的居民消费需求随之充分释放，轻工业也因此迅速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一度领先于重工业(见图4)。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随着城镇居民对彩电、冰箱等万元内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基本饱和以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轻工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冲击，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迅速下降。实际上，一直以来，轻工业的发展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极大的依耐。随着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向万元级耐用消费品的转移，轻工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耐于出口。然而，以劳动密集的我国轻工业在获得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2006年10月，国外对华共启动了807起反倾销调查。其中，1979～2001年的23年为539起，入世后仅5年即已达到268起。从涉及的行业种类来看，无论入世前还是入世后，化工、轻工均为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涉及轻工和化工的反倾销案均约占同期反倾销案总数的50％。这一事实对我国轻工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它意味着要实现我国轻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既要开发潜在的国内需求，同时也要对产业组织和技术本身进行升级，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图4 轻重工业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
其次，农村消费的滞后诱发了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农村消费的滞后使得城市工业紧跟城镇消费升级的步伐。因此，当传统耐用消费品相对饱和后的城镇消费市场转向住房、汽车等高级耐用消费品时，重工业随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农村消费的滞后也使得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发展之初肥沃的消费市场，而不得不转向与城市工业争夺相对有限的城镇市场。为此，在技术与设备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乡镇企业采取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竞争方式。有统计显示，从1996年的14924亿元猛增到2003年的40654亿元，年增长率高达25％，[4]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工业的加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制约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改善，而农村消费的落后又进一步制约了轻工业的发展，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相关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来看，目前调整轻重工业结构的关键在于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而要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启动农村消费。考虑到对影响当前农村消费诸因素(如收入水平、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改进与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考虑到重工业的加速发展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在经济社会特殊的博弈结构下，各市场经济主体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自发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在加大力度启动农村消费、促进轻工业发展的同时，对于重工业的发展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引导和规范，以避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般说来，消费者对某类商品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消费者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倾向的大小，而后者又受制于消费者的偏好、该类商品对消费者的重要性、相关基础设施配套程度、消费者消费习惯、消费者的预期等因素。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基础设施配套程度差、社会保障水平低等三个因素又尤为重要。
1.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是逐步上升，但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而言，其间的差距却呈明显上升趋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短暂下降、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期的缓慢上升、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的下降之后，目前呈明显的扩大趋势，两者之间的比值已从1978年的2.57扩大到2004年的3.21。可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下，严重束缚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对我国工业经济结构产生了不良影响。
2.基础设施配套程度差。有学者[5] 指出，农村消费启而不动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在于配套基础设施的不完备。笔者认为，相关基础设施的不配套确是阻碍农村消费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组织对安徽省蚌埠农村家电消费的调查情况就证实了这一论点。在被调查的140家农户中，75％的已购洗衣机和47％的已购电冰箱却无法正常使用；54.7％的农户对当前的收视效果不满意；40％的被访农户认为电价偏高、时常停电停水是农村购买家电少的主要原因；此外，因售后服务跟不上，一些农户买了不合格商品无法退回或调换，出故障后得不到及时维修，以至冰箱变成变温的菜橱，洗衣机变成米缸，电视机成摆设。[6]
3.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完善的社保水平使得消费者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即期消费。当前，在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却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政府扶持力度小、覆盖范围窄等问题。面对农业生产、家庭成员疾病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农户不得不减少当前消费，同时增加储蓄以增强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户储蓄余额从1978年的55.7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0766.17亿元，27年间翻了约372翻，这无疑限制了农村当前消费水平的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和规范重工业的发展。应该说，论证重化工业相对轻工业加速发展的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要全面限制重化工业的发展。相反，各国实践与相关理论都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重化工业必然获得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重化工业的发展还能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找出导致重化工业畸形发展和轻工业过度萎缩的因素，然后改进甚至消除它，以促进轻重工业结构的健康演进。有研究认为，重化工业的畸形发展是在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受现有体制约束的地方政府官员在税收与政绩的激励下，人为扭曲资本、价格等生产要素价格的结果。[7] 换句话说，现有体制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重化工业的畸形发展。因此，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矫正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与此同时，要引导和规范重化工业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提高农民收入。缘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都较为重视，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有学者认为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前提是农村工业的发展，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式在于有机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8] 另有学者认为，[9] 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我国劳动力要素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9] 还有学者在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组织创新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之后认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最稳定可靠的方式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织化程度。[10] 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区域经济特点分别解决。对于都市，尤其是中西部都市近、远郊的农村，应该积极利用东部地区及都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大力承接并发展特色产业，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将产业发展与中心城镇建设相结合；对于偏远地区农村，应该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组织化建设结合起来，多元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第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搞好农村消费环境的软硬件建设对于启动农村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为农村消费创造硬件条件；同时，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村消费的软环境，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