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厦门市论文,为例论文,史料论文,法师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42(2013)03-0005-06
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无疑是最为基本的环节，同时又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①将史料的价值提升到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傅斯年更是“史学只是史料学”②提倡者，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③诚然，历史研究中，史学观、方法论、史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缺一不可。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史料则无史学，历史研究如是，音乐史料研究亦然。
现代音乐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1959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约三百四十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可视作这一学科开创性的标志。1960年8月，中国音乐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民族音乐概论研究班，成员来自全国部分音乐艺术院校、文艺单位及该所研究人员，笔者有幸参加该研究班，这也成为我参与音乐理论研究的一个起点，音乐史料的搜集与研究开始引发我的关注。
现代音乐史学的史料，内容广博。具体而言，可分为：文字资料(音乐家日记、书信、传记、书谱志、相关论著及报刊信息等)；音像资料(属于音乐本体范畴的唱片、录音、录像、音乐会实况及其节目单、曲谱等)；图片资料(音乐家、音乐生活及具有史料价值的照片)；其他资料(访谈录、回忆录、口述性记录等)。这些资料多分散于历史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院校校史馆、收藏家或音乐家后裔处，大量属于“尘封”性质，而此类史料的“体系性”建设，至今仍处于较为滞后状态，许多珍贵资料，在历次战乱中烟消云散，或者残缺不全，或则放任自流。因此，音乐史料的搜集和抢救，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引起史学界高度重视的时刻。
经过长期音乐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应用，笔者愈益深刻地认识到：“史料”不等同于“资料”。亦即“资料”在未经考证前，一般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史料”，它需要有一个先“疑”、后“考”、再“信”的过程。考证之初，多出于怀疑；考证翔实，方具可证性，用之于史学研究，才会有“信史”产生。这一理念认知，通过新近对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两个版本的收集、辨析和追本溯源，进一步获得验证，感受至深且切。故本文据以为例，说明音乐史料研究中疑、考、信的重要性，以一得之见，求教于学界。
李叔同(1880-1942)，1918年削发为僧，法名演音，字弘一。出家后一心向佛，音乐编创活动除了为太虚法师作词之《三宝歌》谱曲(1929.10)、为答允弟子刘质平之请求撰写《清凉歌》歌词五首(1930.7-1931.2)④以外，世俗歌曲领域未见涉足。据史载，1937年法师曾应约为厦门市运动大会谱写过一首很有时代特色的“会歌”，此作在其歌曲作品中不仅具有特殊地位，且为一生之绝笔，理应备受重视。然而，这首“会歌”的歌词和曲谱长期失传，数十年后始有两种不同版本的歌谱先后现身，不仅词、曲相异，作者署名亦截然相左。经反复考证，排除“史料不具或不确”因素后，方得以确认出“原始歌谱”之真相。考证过程几度曲折，反映出史料寻觅、整理、核实的诸多经验教训与复杂艰辛，现将上述不同版本之来龙去脉及考证经过梳理，陈述于后。
湮没无闻 突兀面世
1937年5月，时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厦门市政府决定举办有史以来第一届运动大会，十分重视。大会筹委会因仰慕弘一法师音乐造诣，特函邀请法师为大会编撰会歌。该函内称：
本会为提倡国民体育起见，订于本月20日起，在中山公园举行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关于大会会歌，拟请弘一法师编撰，业经本会第二次会议议决通过。相应录案，函请查照。务希俞允，赐复为荷。此致弘一法师
厦门市第一届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启
五月二日⑤
这份邀请函对于证实李叔同削发为僧后依然参与社会大众音乐创作活动，无疑具有背景性的史料价值和意义。当时弘一法师正驻锡厦门万石岩闭关，一般不与外界接触，而此次见信却欣然应允并及时完成会歌谱写任务，非同寻常。遗憾的是以往所见资料中，除邀请函外，“会歌”词、谱均告阙如，这很可能与运动会闭幕不久，“七七”事变，歌谱流失难以寻觅，继而弘一法师逝世等原因有关。直至1958年《李叔同歌曲集》出版时，⑥仍未见其踪影。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歌”歌谱湮没无闻，其歌词、曲调面貌如何，是弘一法师作词、作曲、抑或词曲兼作等实质性信息，一概无从知晓。有关“会歌”这段历史，也无形中被学界所忽略或淡忘。
1980年12月7日至1981年1月5日，为纪念弘一大师诞辰百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北京法源寺主办“弘一大师(李叔同)书画金石音乐展”
这是弘一法师圆寂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音乐展，笔者虽未能亲往参观，却因师弟刘雪阳提供乃父刘质平先生珍藏弘一大师墨宝参展，藉赴京参与展出活动之机会，作为有心人，他将展品中珍贵音乐资料几乎悉数影印、复制予我，其中就有署名“李叔同作歌”的《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歌》手写歌谱影印件一帧，歌谱下端有“丰子恺录”落款及印章。丰子恺(1898.11.9-1975.9.15)系弘一法师在俗弟子，兼长音乐、绘画，自20世纪20年代末即开始收集、整理并编印李叔同先生歌曲集，对恩师音乐业绩知之甚深。因此，这份由他抄录的歌谱一经面世，学界便深信不疑，并被陆续采用于中国音乐史教材、相关论述及歌曲出版物之中，弥补了既往人们只知弘一法师曾经编创“会歌”而始终未见到歌谱的缺憾，一度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史料性质，有“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之别。前者乃原始资料(作者手稿或最早出版物)，是直接证据，具有确凿无疑之可证性；后者为旁人或后人所提供，为间接性证据，是否完全符合原貌，还难以定论。且不论“手写谱”资料属性为何，鉴于展览会举办之时，丰氏已逝世五年，笔者印象对“会歌”展品从何处而来以及丰氏抄录歌谱的依据是否为第一手资料，甚为关切。其时曾就展品是否为丰氏手迹询问过雪阳先生，回信说：“展出谱是丰氏抄录之原稿，是这次从福建收集到的”(1980年1月8日雪阳自北京来信)。十余年后，为了了解丰氏抄录歌谱之来源，笔者再次函请雪阳代向丰先生女儿丰一吟女史请教，答曰：“和一吟联系，据告，乃父抄录弘公厦门运动会会歌之事，她无所知，要我转达对您的歉意(该谱一吟至今尚未见过)”(1997年3月21日雪阳自上海来信)。岁月匆匆，展览会距今时隔三十余年，会散人去，弄清真相似乎已无可能。原先考虑到丰子恺和李叔同特殊的师生关系，不排除此件与原始歌谱有关，倘有实证，仍不失为“第一手资料”，可惜谱后只见“丰子恺录”四字，至于“录”自何处、“录”之时间，均无下文可寻。至此，谜团难解，能够继续进行“考证”的方式，唯有“据情分析、按理推测”了。
丰子恺一生热衷于推介恩师李叔同歌曲，编歌集、写文章尽心尽力。但笔者以为，丰氏有生之年获得弘一法师运动会“会歌”原创歌谱的可能性很小。首先，以排他法推理可以确定的是：1958年前，包括弘一法师在世时期，丰氏手头没有“会歌”歌谱，否则在其精心编选的《李叔同歌曲集》中是不应漏收的；其次，自1958年至“文革”前几年内，亦没有可能获得“会歌”歌谱，假设在此期间能有所发现，他也会如同当年在《回忆儿时的唱歌》⑦一文中提及儿时唱《祖国歌》一样，把这一新发现介绍给学界。所以，这些推断若能成立，则“手写谱”的出现只能在丰氏逝世前的“文革”阶段(1966-1975)，而这一时期他身陷牛棚，饱受批斗、凌辱之苦，处境本已险恶，又如何获得弘一大师原创歌谱的第一手资料？退而言之，万一真会有此奇迹发生，而在丰氏手录歌谱中只字不提其来历，岂非有悖常情？此乃不可思议之事。由此笔者推断，“手写谱”的抄录依据不会是原创歌谱，很大可能是出自他人提供的第二手资料。⑧此外，可能还存有其他一些令人怀疑的问题，诸如手写谱是否真正丰氏手笔？会不会是出自他人之手的赝品？若是丰氏真迹，为何落款不具出处、不写时间、不与别人谈及此事，甚至一直伴随身边的女儿也毫不知情？等等。鉴于手写谱已基本排除第一手资料的可能性，类似疑点本文暂不探讨。
真版浮现 喜中有疑
网络资料，丰富多彩。不久前，笔者在一次浏览中偶然从2008年2月24日《厦门日报》“艺文”栏里发现一篇题为《1937年厦门运动大会弘一法师谱会歌》的采访报道④(见封三图4，以下简称“采访报道”)。当我读至小标题《鼓舞厦门人抗敌》一节中“记者看到在1937年10月9日出版的《华侨日报》上，刊登了这首《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这段文字及其所附歌谱时(见封三图5)，眼前不禁为之一亮，兴奋之情，难以形容。
细察歌谱，只见铅字简谱排版略欠规范，音符时值之间偶有错脱，呈现的是早年制版印刷迹象；作者署名“弘一法师制谱，云间倪杆尘作歌”，⑩亦为首次所见；歌谱下端“注意：汤汤两字的读音应读商商”之文字，说明作者不但有文化修养，而且十分细心，较之手写谱歌词“荡荡”更近乎词义与文理；(11)还有，歌谱速度术语、调号、节拍的标记以及在曲调、节奏方面附点音符的运用和音域的大幅度扩充等，(12)无不体现出该版“会歌”(以下简称剪报“会歌”)的创作水平绝非出自一般人士之手。专业直觉令笔者判定，此谱极有可能就是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原始歌谱之首发稿。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但是，喜中有疑。当笔者注意到采访报道中另一个细节，即歌谱发表时间为“1937年10月9日”时，又有新的疑问出现。因按常理，报纸报道内容，一般都在事情发生第一时间或相近日期才是“新闻”，据已知信息，厦门市这届运动大会的开幕时间为这年5月，(13)而记者报道中的歌谱发表时间却是运动会闭幕一百多天之后的10月，大有不合情理之嫌。于是新一轮的考证重点，便转向了对剪报“会歌”来源的查证及其发表时间的核实方面。
追本溯源 一波三折
报纸信息，浩如烟海，加之年代久远，查证、核实工作困难重重，幸有学界新朋老友的帮助，数经周折，方最终取得圆满结果。其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按照采访报道提供的线索，拜托北京同行友人代为查找1937年10月9日《华侨日报》及其所载运动会会歌之歌谱。据反馈信息：国家图书馆馆藏《华侨日报》有异地发行的同名报纸多种，(14)发行年代不一，而符合1937年这一时段的只有香港出版的《华侨日报》，遂从该报10月份查起，重点关注“10月9日”，但一无所获；改从运动会举办之5月份查找，依然无果；最后再转而检索与厦门有关的当地报刊，幸有所获，即5月20日厦门《江声报》刊有此届运动会因天气阴雨、延期一天开幕及21日开幕式程序中有“(是日)开幕式程序规定如下：……八、展开大会会旗(唱、奏会歌)”的报道，(15)其他如“会歌”歌谱及有关信息均未见记载，北京查证工作至此告一段落。(16)
继而委托厦门友人就地查寻，并设法与采访报道相关人员取得联系，目的在于落实剪报“会歌”之来源。最初，反馈信息与原先采访报道内容并无二致，诸如：剪报来自厦门《华侨日报》，报纸名称及刊出日期准确无误等。但当地图书馆并无《华侨日报》馆藏，不能核实，困惑依然难解。复经继续查询，竟意外获悉：记者采访对象洪卜仁先生曾主编过厦门清末以来报纸集刊，那份剪报是他过去主编集刊时，从福建省图书馆复印的。消息传来，峰回路转，查证工作获得绝佳转机。(17)
于是，笔者将这一关键信息飞速传送并求助于福建师大王尔康教授。老友尔康乃弘一大师挚诚崇仰者，(18)做事一向认真，善解人意，获讯后随即亲往福建省图书馆查询并将落实情况及时发来电子邮件：
南兄：上午去省图，学生张美莺(此间师大关门弟子，在古籍部)带我先去微缩部，找到林璋华先生，他对旧报刊很熟，《华侨日报》还未微缩；一说厦门洪卜仁老先生提供的，林立即挂电话给洪老先生，肯定是《华侨日报》。就到一楼旧刊部去，从5—10月取出。翻10月的，未见。再翻5月的，找到了！是《华侨日报夕刊》中华民国廿六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四第三页(即第三版)……随后，张美莺取来照相机，连续拍了几张。待发来，弟再转发。刚到家，先奉告。耑此，敬颂午安！
弟尔康 顿首
壬辰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
(2012-11-2-13:42)
很快，报纸影印件传至济南，资料翔实、清晰。至此，拨云雾而天开，水下落而石出，《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之真相浮出水面。此番考证，除落实报刊名称为《华侨日报夕刊》，(19)使材料出处确切无误外，重要收获是刊出日期重新核实为“5月13日”，由于这一日期的落实，为我们对当年“会歌”创作过程某些情节的了解和原始歌谱的确认，提供了可靠的推测依据。如：筹委会5月2日函请弘一法师编撰会歌，5月13日歌谱见之于报端，说明谱曲时间前后不过十天左右，作者创作之热情、投入以及歌曲质量得以保证的原因均可由此窥见一斑；又，会歌刊出之日(5月13日)为运动会开幕前一周，既体现当局有意将会歌提前推向社会之用心，又是配合开幕式“唱奏会歌”这一事实的佐证，从而顺理成章地证实此届运动会会歌，从创作、发表以至开幕式所唱、所奏之歌谱与《华侨日报夕刊》刊载之歌谱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足以断定该报所载之“会歌”为首发稿，亦即原始歌谱，是完全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作为音乐史料运用，它具有毋庸置疑的“信史”价值。
这里，谨将《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首发稿按目前通用的五线谱制作，并修正原谱排印中若干音符、时值的错脱，以利学界研究与使用。
注：汤汤，读作“商商”。
从事音乐史学工作，资料的积累与疑、考、信的研究意识至关重要。资料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须刻意积累、用心取舍，一旦忽略，便有可能在人间蒸发，即便间接性材料亦不可轻易放过；怀疑意识是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精神的显现，无论内容、时间、出处等细节，都应抱有刨根问底的精神。考而后信乃是史学研究的根本路径，电子网络时代，各种资料几乎俯首可拾，但鱼龙混杂、真伪难辨，必经严谨、缜密的考证，方能具有史料的可信性。会歌版本考证期间，无论丰子恺录的“手写”版本、洪卜仁提供的“剪报”版本，都具有极其重要的资料启示意义，没有这些资料线索，则不会有准确无误的第一手史料的浮现。同样，学界朋友从各个不同角度提供的信息和帮助，也都起到了推波助浪、将研究逐步导向深入的积极作用，笔者对此感触至深，并对所有给予帮助的朋友心存感激之情。
或许有读者会问：一首历史性歌曲的版本考证，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无关大局，值得花费如许精力、兴师动众地进行考证么？笔者也正想就此略抒己见。记得十多年前，“重写音乐史”曾经一度成为音乐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参与讨论学者之众，刊物发表文章之多，批评与讨论交锋之激烈，为多年来所少见，反映了学者群体对现代音乐史学的关注和重视。笔者也同时注意到，这次讨论的重点主要在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的格局、音乐家的入典、评价等问题，而从史学观、方法论、史料学等理论层面切入，探讨现代音乐史学研究需要根本解决的另一些问题则见之较少，尤其“史料学”方面的论见，少之又少，不无遗憾。因正如傅斯年所说：学术突破和创新意识常常是从新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中体现出来的。此为其一。其次，目前有些现代音乐史学著述中，未经“疑”“考”，转相沿袭，错讹与不实之“史料”常见不鲜，而学界却少有这方面的批评、指正，莘莘学子被误导而不觉察，人云云遂云云现象堪忧，通过两个版本的个案考证，或将有助于说明“史料学”学风建设之必要性。再次，年轻一代是音乐史学界的未来与希望，引导和鼓励他们及早认识并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很有必要，对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应具有战略意义。笔者在这方面有过深刻教训，那是早年求学及毕业留校教学期间，曾有缘先后与多位前辈音乐教育家朝夕相处，(20)他们是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践行者，在中国近代尤其“五四”以来各时期的音乐发展过程中，有着各自的亲身体验和丰富经历，如若当时就有“每事问”的史料观念，无疑会留下许多宝贵史料和信息。可惜，由于缺乏史料意识，竟与这部近在咫尺的“活字典”失之交臂，后悔莫及，铸成终生遗憾！如今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某些存疑资料进行考证，正因汲取了以往教训和必须遵循史料研究规律从事学术研究的觉悟所致，而今将考证经过及其结果加以梳理、发表，同样也是寄寓了对年轻学者有所引导和启示的期望和心愿，若能起到“抛砖引玉”、引发音乐史学界更多关注的作用，幸莫大焉。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②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④参见孙继南《李叔同——弘一大师音乐行止暨研究史料编年》，《天籁》2011年第1期。此文发表时，弘一法师厦门运动会会歌原始歌谱尚未发现，有待补充。
⑤摘自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上海：建东印刷公司1944年9月初版，第161页。原载1937年5月《佛教公论》“佛教界消息”。
⑥丰子恺编：《李叔同歌曲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
⑦丰子恺：《回忆儿时的唱歌》，《人民音乐》1958年第5期。
⑧丰氏抄录依据，很可能是根据过去熟悉此歌人的回忆记谱。如当年与弘一法师经常交往的蔡吉堂(1904-1996)所撰《弘一法师在厦门》(载《厦门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一文中就涉及这首“会歌”，文内所附歌谱与丰氏手写谱大同小异，但称“弘一法师词曲”，与手写谱署名“李叔同作歌”不同。蔡吉堂为厦门商界知名人士，也是佛教界著名居士，丰子恺1948年曾携丰一吟到过厦门，可能会过面。蔡谱与丰谱之间的关系尚有待考证。
⑨该文系记者采访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的报道，《厦门日报》2008年2月24日“艺文栏”。
⑩“云间倪杆尘作歌”考释及相关资讯：一、“云间”，上海松江县古称，在此表示词作者“倪杆尘”为松江人氏；二、笔者1997年在台北参加弘一大师德学研讨会期间与福建沈继生(《弘一大师全集》副主编)在一次关于弘一大师与厦门运动会会歌问题的交谈中，得知当时还有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参与会歌写作，但其人情况不明，是否与“倪杆尘”同系一人，今后似可探索。此外，沈先生对歌中有些词句出自大师笔下，不无疑窦，此情过去笔者已闻知一二，因他与雪阳师弟亦曾有过类似交流，可见言之由衷；三、据台湾弘一大师纪念学会创始人陈慧剑所撰《弘一大师传》(1964年初版，1997年修订新版)记述：厦门运动会筹委会当年邀请法师谱写会歌时曾提供歌词，其开头为“鼓声咚咚，军乐扬扬”，法师阅后觉得“地区”没有交代，故将之改成“禾山苍苍，鹭水荡荡”(按：“禾山”、“鹭水”均为厦门代称；书中“荡荡”二字应作“汤汤”)；四、报刊首发歌谱特注“汤汤”读音，异乎寻常，当属法师改词意图的一种体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会歌歌词本非弘一法师作品，却因法师的修改、为之增色以及误传等原因，被错误认定为弘一法师所作。手抄谱“李叔同作歌”之署名，显然与史实不符。
(11)“汤汤”(shang shang)，“水流盛大貌”，用以形容歌词“鹭水”，较手抄谱“荡荡”准确。
(12)手写谱全曲无附点音符，亦无高、低音记号，音域甚窄；而剪报歌谱的附点音符多达十余处，旋律有低音“sol”及高音“do”，音域由六度扩展至十一度。
(13)运动会原定1937年5月20日开始，因阴雨延期，正式开幕为5月21日。
(14)国家图书馆微缩资料目录显示，该馆收藏有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洲等地发行的《华侨日报》，未见厦门《华侨日报》。
(15)见1937年5月21日《江声报》第三版第二张《厦运动会今可如期举行》。
(16)以上信息均由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导师孟维平教授及其研究生李文亭提供。
(17)此讯由厦门市弘一法师研究会陈飞鹏会长咨询洪老先生后提供。
(18)王尔康为王梦惺(学名锦机，字进忠，原号梦醒)居士之长子，弘一法师当年驻锡永春时梦惺居士为其执事弟子，接席侍教于法师身边，为法师演讲作永春话翻译、作记录，因缘殊胜；尔康自幼欣受法师和父辈教泽。
(19)厦门《华侨日报》于1932年10月创刊，但此报名称自1936年3月6日起不再使用，改版为《华侨日报夕刊》及《华侨日报晨报》、《星期刊》。1938年5月中旬，日军侵占厦门后宣告停刊。
(20)笔者1950年就读山东师范学院及毕业留校任教期间，前辈音乐教师主要有：刘质平(1894-1978)、徐希一(1901-1991)、李俊昌(杰民，1905-1964)、李荣寿(华萱，1895-1965)、宋居田(1900-197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