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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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高丽一然所著《三国遗事》中有关古朝鲜记录，韩民族（朝鲜族）在韩半岛建古朝鲜之始初，可能与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从古朝鲜到现在的悠久历史期间，韩、中两国，因其国境邻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在文化方面，韩民族本有固有言语，树立其独特的精神文化，而发明文字之历史比中国晚，故从古朝鲜时候开始，已经接受汉字和中国文学的形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文艺作品。
韩国文学史，可分为古朝鲜、三国、统一新罗、高丽、近世朝鲜、现代等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阶段的文学史当中，从古朝鲜到高丽时代的文学，当时韩国还没发明文字，故借用汉字来表记，为此，韩国固有之文学（新罗乡歌，高丽歌谣等）和纯粹汉文学是并存的；到了近世朝鲜第四代世宗24年（1443年），创制训民正音（韩字）以后，才使得用训民正音表记的纯粹韩国文学（时调，歌辞等）和汉文学一起并立发展下来。因此，我们对本题目之内容，要广泛了解则必须对那两个系统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历史加以考察。但这里只是把各时代韩国汉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简单地介绍而已。
一、古朝鲜时代接受的乐府诗
古朝鲜人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而会作汉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从汉四郡时候开始的。晋人崔豹《古今注》所载古朝鲜津卒白首狂夫之妻丽玉作《箜篌引》，暗示着那时候的情况。诗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公将奈何。”
除了这首乐府诗以外，古朝鲜时代的汉文学作品，一句也没有遗留下来。但是，我们注意看这《箜篌引》的作者丽玉之身分，她是一个贱民阶级的女人。贱民阶级的乐府诗已经到了这么完整的境界，则当时一般社会对乐府文学的关心和达到的水平乃可想而知了。
二、三国时代接受的汉文与五言古诗
在三国中，高句丽早一点接受儒、佛、道等先进思想文化，以为国家发展之基础。百济与新罗，晚一点由高句丽而接受儒、佛、道思想，以成就其各有特长之文化。
举例来说，高句丽开办太学和扃堂等大小教育机关，教五经、《文选》等先进汉文课本，以提高国民教育之水准；新罗融合儒、佛、道思想，以成立花郎徒的“风流”之道，以为三国统一之根本理念；百济接受儒教思想以为百济自己之治国理念，同时把儒教传播于日本，对日本儒学发展有很大贡献。
三国时代接受中国文学之现象，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接受汉诗之路线；一条是接受汉散文之路线。其中，接受散文之现象是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五经和《文选》等；接受汉诗之现象则是直到三国时代初期，还没脱离乐府诗之范畴。
高句丽第2代琉璃王所作《黄鸟歌》是其代表性的诗作。诗曰：
“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
这四言乐府诗乃是其明白之例证。到了三国时代的末期，则接受中国东汉以后发展下来的五言古诗的形式，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的一首《与隋将于仲文》的诗曰：
“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
新罗第28代真德女王呈送给唐高宗（永徽元年，真德遣其弟子法敏以献）的《太平诗》曰：
“大唐开弘业，巍巍皇猷昌……三五咸一德，昭我皇家唐。”（《全唐诗》卷797）
这两首诗是其代表性的资料，它们都是雄壮健实，流丽通畅，使我们能了解在三国时代末期接受五言古诗的形式及其发展之情况。
三、统一新罗时代接受的五七言近体诗和骈俪文
新罗，借用唐援而成就三国统一，故与唐频繁接触。其中，载于韩国文学史是新罗王家派遣许多学生去唐朝学习五七言近体诗和四六骈俪文这一史实。朴仁范的七言律诗和崔致远的骈俪文及其他五七言律诗等，清楚地揭示了那时候新罗文坛之实况。
崔致远是位在12岁时入唐游学，28岁时锦衣还乡，以文章名震天下的文人。世称他为韩国文学之开山祖。他写的五言绝句诗《秋夜雨声》：
“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这首诗，表达当时社会的末世风气和自己的孤寂无依之心怀，使读者感觉到非常悲壮的情感，故自古及今，脍炙人口。他的七言绝句《海印读书堂》表现了他晚年隐遁自适的情况：
“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画龙山。”
我们由此可看出，韩国文坛，从这个遣唐游学的时候，才能动地接受中国文学。所以，韩国文学史上，遣唐留学生的历史性意义是特别重要的。
可是，新罗派遣留学生的时期，不是盛、中唐，而是晚唐，故留学生们学习并回国传播的文学不是杜甫、韩愈、柳宗元流的健实豪放之古文风，而是李商隐、温庭筠流的浮华纤微之文风。因此，雄壮健实的花郎徒精神渐渐走到衰落之路，华丽纤微的奢靡之风日盛，竟成为一个亡国之原因。
四、高丽时代接受的贯道与载道之古文
高丽（918—1392），由其政治状况，可以分前期、中期、 末期三个时期。前期是从新罗末期下来的文臣执政期（太祖—17代仁宗）；中期是武臣虐杀文臣而夺取政权之武臣执政期（18代毅宗—24代元宗）；末期是抗蒙战争失败而屈服于元朝的附属期（25代忠烈王—34代恭让王）。
高丽前期文坛，继承新罗末期的浮华纤微之文风，以展开极端的唯美主义文艺活动。比如说，拿浮虚纤微之字句来填入科举文的形式；睿宗、仁宗、毅宗等所谓好文君主与文臣昼夜酬唱之吟风弄月，可为其代表性的例子。结果，文臣沉缅于酒肉而忘却老百姓之疾苦，武臣呻吟于饥寒而痛恨文臣之贱待。由此而看，统一新罗时代由晚唐接受的浮华纤微文风，虽然其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性，但助长了极端的唯美主义思潮，竟使统一新罗与高丽前期文坛陷溺于不能救济之陷阱。
好像文臣的奴隶一样，受了贱待与侮辱之郑仲夫、韩赖等武臣们，到底不能忍住其饥寒和屈辱之痛苦而反动起来，虐杀无数文臣，废立国王，掌握政权，揭开了约百余年间武臣统治时代之序幕。这中期武臣时代的代表文人李奎报，激烈地批判文臣时代流行的浮华纤微风之科文，同时极力提倡苏东坡流的豪放旷达之贯道古文。比如说，李奎报喜欢苏轼之《自评文》中“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意思，把自己起居之堂名为“止止轩”，而追求“水到渠成”（《与黄鲁直》）、“随物赋形”（《书蒲永升画后》）等豪放文学之境界。因此，这武臣执权期间的高丽文坛，完全变为贯道性的古文时代。
武臣时代的政治状况，可称为名分丧失的黑暗时代。然李奎报等豪放旷达的贯道古文家，深识其当世的‘和而不同’的矛盾，尽力奋斗，挥一枝笔而阐扬正义之所在，拿一把燧火而照亮黑暗之天地。换句话说，李奎报等古文家，把从宋朝引入的这一贯道性的古文精神，一面启蒙执权武臣的愚昧，一面惠予武臣压迫之下的高丽人民以新鲜的生命力。所以说，那个时候，接受贯道性古文，确是应肯定的。
高丽武臣崔氏政权，面对卷土重来的蒙古骑兵队，力尽膝跪，终使高丽成为其附马之国。因此丽、元交往频繁不绝，安珦、白颐正等高丽文臣入元京购买朱子的《四书集注》、《朱子语类》、《性理大全》等性理学典籍而返丽，又出版颁布，督励教学。这个时候，朱子学像燎原之火一样，一朝掩袭高丽朝野，造就出李齐贤、李穑、郑梦周等出众之性理学者。我们通常把这性理学者们的“重道轻文”的文章称为载道之文。朱熹曾经对这个问题说过：“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语类》）结果，到了高丽后期，在中期得势的豪放旷达之贯道古文渐渐衰落，而被典雅清新之载道古文取而代之。
五、近世朝鲜时代接受的性理学和其他汉文学
1392年，高丽武臣李成桂革命开国，1910年废稷，称为近世朝鲜。近世朝鲜的汉文学史也是可以分前期（太祖——第13代明宗）、中期（14代宣祖——20代景宗）、末期（21代英祖——27代纯祖）三个阶段。开国功臣郑道传等学术理论家，接受理学之体系来确定其崇儒斥佛之建国理念（参照《佛氏杂辩》等）。所以，从笼统的观点来说，近世朝鲜500年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 都在建国理念的范围之内运用。
前期是弘扬建国理念之时期。因此，劝奖的汉文学也与弘扬建国理念有密切关系。第4代世宗之第3子安平大君李瑢（1418—1453），羡慕陶渊明《桃花源记》里面的理想世界，让画家安坚画了《梦游桃源图》，而建造成像武陵桃源似的匪懈堂（园林）48景，使成三文、朴彭年等集贤殿学士来描写那理想世界的情景；第9代成宗的时候， 选拔曹伟等一代文士，花了莫大的国费，用训民正音，翻译《杜工部诗》，以宣扬忧国爱民之精神；第10代燕山君的时候，李荇等馆阁文人，积极接受宋代黄庭坚等江西派诗，提倡清新典雅之文风等，可以说，都是实现建国理念之文艺活动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苏轼等豪放不羁之文学当然是敬而远之之对象。另外，这个时候，还要特别介绍的一个文人，就是读了明代瞿佑之《剪灯新话》而开创近世朝鲜最初汉文小说《金鳌神话》之金时习。
中期是性理学之烂熟期。李滉、李珥、奇大升等很多性理学者层层辈出，形成了朝鲜性理学之绝顶。日本丰臣秀吉，虎视耽耽沉沦文弱之朝鲜，渡海侵掠，惹起七年之战争。于是，朝鲜国运，面临风前灯火之危机。然而，在那个时候，虽然面临未曾有的国家大难，而文人的文学活动，则比任何时候更蓬勃起来了。因此，韩国汉文学史家都把那个时代称为“穆陵盛世”。其中的佼佼者有：在比较文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唐宋八大家文学大成的李廷龟、申钦、张维、李植等所谓四大古文家和接受唐诗风而成家的崔庆昌、白光勋、李达等抒情诗人。
末期是批判性理学而倡导实事求是的实学时代。实学勃兴的主要历史背景大概有三：一是对不能克服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性理学进行反省，而摸索新思想的路线；二是从西洋进来的自然科学理论，使当时知识分子对宇宙自然的新原理大开眼界；三是从清朝接受的训诂考证学之影响。《磻溪隧录》的著者柳馨远、《星湖僿说》的著者李瀷、《牧民心书》的著者丁若镛等，以农业为基础要建设理想国的经世致用学者；《燕行记》的著者洪大容、《热河日记》的著者朴趾源、《北学议》的著者朴齐家等，主张以工商业发展为富国裕民之厚生学者（或称北学派）；《东史纲目》的著者安鼎福、《渤海考》的著者柳得恭等，都是近世朝鲜后期代表的实学者。除了这几位外，接受杜甫、苏轼等的影响而到达了所谓三绝境界的申纬，受了清代考证学的影响而完成独特书体（世称秋史体）的金正喜，避日本的逼迫入中国南京、出版《申紫霞诗集》和《朴燕严集》的金泽荣等，也是韩、中比较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归纳上述之内容，导出结论如下：
1.从古朝鲜到近世朝鲜初期为止，韩国没有固有文字，故不得不借用汉字和汉文学形式为其表现的工具。15世纪，创制“训民正音”（韩字）以后到近世朝鲜末期，用正音记录的纯粹韩国文学和汉文学并立发展。
2.韩民族，几乎不失时机地接受中国各时代流行的文学类型而活用。这明显地证明了韩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心和其接受的机敏性。然而，三国时代，没有接受盛、中唐之健实古文，而先接受晚唐骈俪文风而助长浮华纤靡之文坛风气，是韩国汉文学史上之一大缺点。
3.历代韩民族，接受中国文艺思潮之后，马上融合并创出新意，并且彻底地把它作为民族精神之骨格。新罗接受儒、佛、道思想而创出花郎徒精神；近世朝鲜接受性理学而为治国之理念等，都是这种现状的体现。
4.历代韩民族，靠着他们自己的自主精神，经常用取舍、选择之眼光来接受中国文学。近世朝鲜前期文坛，积极劝奖吟咏忠君爱国之杜甫文学，而敬远李白、苏轼等自由奔放之豪放风格的文学，是明确的例证。
5.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现在，我们韩、中两国文坛，必须回顾这不可分离的两国文艺史上的关系，以增进目前的友谊和协力。
收稿日期：1998—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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