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特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什么为坐标轴推进城市化，可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假设。选择不同的城市化坐标轴，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理念。总结世界各国城市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思维结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进程。发展理念决定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模式与道路又影响发展进程。发展理念的选择是基于正确判断一定背景下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主题而确立起实践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为发展方向提供内在的规定性；遵循科学发展理念，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他国经验，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解决主要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和体制，根据社会矛盾普遍规律在本国的特殊形式，确定实施发展理念的行动方案，形成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命运和兴衰成败。[1]
1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及其条件
从全面建设和繁荣小康社会，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必经阶段是城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超越国情，选择西方城市化模式，还是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开拓中国特色城市化新局面?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现代化的焦点。党的十六大报告及时解答了这个难题，为中国选择与开辟一条不同于“西式”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1.1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内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从而规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方向。
走以城镇化为坐标轴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既是中国社会初级阶段现代化实践的逻辑归宿，也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所赋予的方向性规定。
所谓城市化道路是指城市化进程中的途径和模式，包括城市化速度、城市化机制、城乡关系和城市发展方针政策等。[3]城市化既是城镇数量增加、城镇体系完善、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也是城镇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城镇功能不断健全、城镇环境不断改善和城镇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定义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即从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条件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的国情出发，以适度城市化和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城镇体系为基本方向，建设以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主体、广大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群体。重点通过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有机结合，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城市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一定要因地制宜。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育程度差异很大，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不可能一样，不能走一些国家只发展大城市和农村劳动力都涌进大城市的路子。要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方针，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1.2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面临的机遇
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有学者引用当年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提法，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4]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呈现的城市化浪潮，又有了新的提法，即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后的20～30年，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否在各种危机中保持发展主线，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城市化良性持续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保持较好的局面，这的确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第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通通信的发展，为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和现实可能性。
第二，新的产业革命使中国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变化，为中国特色城市化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我国改革开放25年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加速中国特色城市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应抓住成熟条件和机遇加快实施城市化战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1.3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可能性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基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分“四步走”：第一步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起点，起着“启动器”的作用，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第二步，也称作牵引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乡镇企业逐步形成产业和行业结构较为完整的农村工业体制，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构合理化朝有效方向演进，把体制优势转变成技术优势，成为支撑农业现代化所需物质技术的重要保障。
小城镇建设则是关键的第三步。它不仅保留和发扬乡镇企业支撑农业现代化的积极面，而且又弥补和矫正其不足。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联系日趋紧密，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第一产业人口下降，二、三产业人口增长。它搞活了城乡流通，打破了农村的封闭性，并使市场与农户直接组合。大力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进而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质量提高。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第四步，是通过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城乡经济社会融为一体，实现区域现代化。城乡资源和市场互动逐步转变为城乡一体化。如江浙一带依靠上海、南京以及、苏、锡、常等大中城市形成的一个错落有致、规模层次分明、空间布局合理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市体系即城市带，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互相促进，农民能更快地更新观念，获取知识和技术；农村发展则不重蹈城乡对立的老路，而走互动、一体化的新路。与苏南城乡一体化情况类似的地区还有京、津、唐地区、珠江三角洲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沿海、沿江、沿边和沿线城市地区。就全国来说，将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陆续实现现代化，最后实现全国现代化。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现代化“四步走”历程，大力发展小城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农村城镇化，是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关键一步。
但是，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一是城乡户籍制度的分离，在乡镇企业就业职工中，其职业非农化，居民身份并没有城市化，致使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二是小城镇一般基础设施差、公用设施不配套，影响工业的发展和集聚；三是小城镇的工业集聚，往往是那些污染严重、综合效益差的小企业，形成发展中的“夹生饭”。
由于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则是历史必由之路。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中，适当加强大城市发展，增加大城市个数及其比重切实可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2003年全世界居住在10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1/3以上，其中北美占47%、欧洲占30%、拉丁美洲占40%、亚洲占37%。中国该比重偏低，仅为28%。在世界任何国家，大城市都是支撑国家、国际地位的栋梁，正如东京支撑起日本的国际地位，巴黎支撑起法国的国际地位，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支撑起美国的国际地位一样，如果没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大连等一大批大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可能如此迅速提高。大城市是城市现代化的主体，它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比中、小城市要高得多，更非小城镇可比。
不仅如此，大中城市市区用地集约化程度高。中国2003年不同等级城市市区每万人占用土地面积是：超大城市0.59平方公里，特大城市0.84平方公里，大城市0.98平方公里，中等城市0.99平方公里，小城市1.47平方公里，建制镇2平方公里左右。可见，同样规模的人口进入大中城市，占用土地仅相当于小城市的1/3～1/2。节约耕地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必须把节约土地作为一条重要准则。
第二，中国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正好相反，要控制数量，扩大平均规模，提高城市素质。中国20世纪末出现的所谓“三元”经济结构是一种非正常状况，是城市、城镇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要消除和淡化“三元”结构，关键在于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质量。小城镇的经济要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体。第二产业以两大类工业为核心：一类是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轻纺等，与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密切联系；一类是与大中城市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这样，小城市与小城镇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大中城市，承上启下，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小城镇的服务业不仅要满足城市(镇)自身发展的需要，还要满足广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放在重要地位，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构筑第三产业体系，使小城市(镇)真正起到农村地区增长极的作用。
第三，从区域差异看，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很不完善，特别是西部地区，川、云、贵、藏、陕、甘、宁、青、新九个省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均有残缺，或无中等城市，或无大城市，特大城市直接面对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特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协作困难，正因为如此，中国中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相互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要加速中西部地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进程，关键在于发展作为大城市向小城市过渡的环节——中等城市，健全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把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扩散到中小城市乃至广大的乡村地区，带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1.4澄清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问题论”。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城市是一个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集中的区域，会引发城市管理、交通、环境以及市民生活不便等问题。但是，世界发展规律和中国50年来的发展实践表明，在现阶段城市的大力发展不可避免。不能因畏惧“城市病”的产生，而不去加速城市化进程。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第二个误区是“限制论”。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划下得到合理发展。中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世界平均低5个百分点，比中收入国家低1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21个百分点。中国大城市的规模明显地低于世界水平，尤其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导致像上海、北京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比重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东京的GD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GDP占英国全国的17.0%，汉城的GDP占韩国全国的26.0%，而北京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只有2.5%，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也只有4.6%。统计表明，上海的GDP总量是香港的1/4，仅为东京的1/20。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体系发展不协调，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误区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城市化必须考虑到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应根据其自然条件和经济特点，逐步建立各具特色的城市体系，形成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的城市规模结构，力戒形式主义。
总之，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诸多挑战，而“发展是硬道理”。[5]
2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现实意义
近百年来的历史，是中国人奋力追赶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争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纵观中国现代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运行的历史进程，而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完整意义上的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标志，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级阶段和必经阶段以及第三步发展战略的科学选择；同时也是“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1]
2.1从国情出发的内生型现代化发展方式
从实际出发，解决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完成其根本任务，要求走以城镇化为坐标轴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有9.64亿多在农村居民点——小城镇和村庄上生活，其中农民有8.94亿人，占总人口的74.5%。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农村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融合；推进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推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高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水准，推进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唯一的选择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轴心”作用，是解决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唯一正确的选择。[6]
主动式内生性原则，必然要求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初级阶段以城镇化为坐标轴推进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冲击——反应模式”论，认为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是在外部环境逼迫下不得已的“反应”，因而只能是被动式的，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依靠早发式国家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实现现代化，因而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被动式外生型的。诚然，不少后发国家(包括19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是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启动的，但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已从旧中国的被动式转变为主动式，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的迅猛崛起及其带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标志中国开辟了一条完整的主动内生式现代化道路。因为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是内源性发展，是一种建立在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之上的发展。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实践告诉我们，中国主动式内生型现代化必然选择以城镇化为坐标轴。[2]
低耗高效的发展原则，要求走以城镇化为坐标轴的现代化道路。西方早期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其它非西方国家(如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停滞和贫困、对广大非西方国家大肆进行资源掠夺基础上的，是一种过度消耗资源的现代化模式。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背景，是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且发展极不平衡。社会主义性质也要求我们不能把自身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其他国家资源掠夺和本国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基础上，决定初级阶段中国现代化必须在最大限度地挖掘、发挥自身资源条件基础上，通过极大地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和效益来实现。以城镇化为坐标轴的现代化道路，则是一条资源节约型、低耗高效的现代化新路，可以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低成本。
2.2初级阶段“三农”非农化转移的根本出路
对于初级阶段城市化的理解和把握，还存在一些偏差和误区。不少论者在谈及城市化问题时，只关注城镇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和城镇的数目及规模，仅限于分析城市化的外在表征，却忽视“三农”非农转移这一实质性问题。“三农”的非农转移过程，才是城市化进程具体展开的内在机制。
初级阶段城市化的运作机理是依托资源要素的集聚，实现经济社会活动的结构功能优化。城镇化作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和工业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和同步性。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一方面顺应了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集约利用，提升工业发展的质量。工业化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三农”将经历一个非农转化的过程。农业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逐步向工厂化、产业化、效益化的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也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与此相伴生的是，城市和城镇的规模也会逐步扩大，其数量会大幅度地增加。所有这些变化，都必然展现为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围绕着要素集聚而展开。为适应产业集约要求，分散的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集聚，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随之发展起来，从而构成城市和城镇集约化的经济社会结构。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第一步是大力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在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中显著的作用有：一是推进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小城镇通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大批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缓解“人地矛盾”，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二是启动内需的“杠杆”。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的城市化却只达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处在城市初级化阶段，城市化率与世界相比落后12.1个百分比。若将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意味着可以增加1.5亿城镇人口。据统计，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城市人口的42%，如果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可以转移50万农村人口，并形成12亿多元的购买力，创造50亿多元国内生产总值。可见，小城镇是拉力极大、时效较长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小城镇，启动内需的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城市化是初级阶段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的根本出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达5亿之多，剩余劳动力超过2亿，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集约化经营及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剩余劳动力还会增加。因此，将这些富余劳动力分离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上去，是关系到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现有大中城市不可能容纳这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同时国家也不可能通过新建城市来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试想如果将这2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则要新建100万人口的城市200个或能容纳50万人口的城市400个，需要投资数万亿元，显然不现实。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进行就地转移，易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小而全”局面，增加发展非农产业的公共成本，既浪费土地、污染环境，又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势必延缓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相比之下，只有大力发展小城镇，吸收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发展城镇经济，才是现实而科学的选择。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相比，工业技术层次和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吸纳劳动力的就业费用和基础设施费用也就比较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大城市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仅生产方面的投资就需要1.5万元，而小城镇只需0.4万元，而且小城镇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吸纳就业人口。据统计我国目前约有6万个小城镇，如果每个小城镇多吸纳5000人，则可解决近3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些劳动力进入小城镇专门从事第二、三产业，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实现了由农民向城镇市民身份的彻底转换，加快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同时随着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吸引一部分需要转移的城市产业进入小城镇。部分城镇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使“城市——城镇——农村”围绕小城镇这一轴心更加协调发展。
2.3城乡融合的有效载体
城市化是融合初级阶段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城乡分割与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阻滞我国现代化整体推进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种分割与对立不仅将广大农村排斥在现代化大门之外，而且严重制约着城市现代化发展。它引起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工农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严重错位，阻碍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程度加剧、市场需求不足、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城市病”和“农村病”并重等一系列问题。推进中国现代化，必须改变二元结构状况，促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出路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而小城镇则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轴心。中国现代化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要素整体连动、协调发展，而且从区域上要坚持城市发展与农村的繁荣相统一，这必然要求小城镇发挥其应有的轴心作用。小城镇面向城市、农村两个领域，上联城市，下靠农村，是城乡之间的联系纽带。作为“乡村之首”，它是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和增长点，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城市之尾”，它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并起着将城市先进的产品、技术、信息等向农村传递，将农产品向城市输送的双向交流作用，促进城乡生产生活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小城镇崛起的实践证明，小城镇的发展，将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产网络、流通网络、交通网络、科技文化教育网络、金融信贷、经济信息网络等，把城乡有机地联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体，逐步实现城乡之间在制度管理体制、市场、产业和社会文明等各方面的接轨，促使城乡一体化向现代化目标挺进。
2.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工程
中国小康思想启蒙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上下五千年，中国历代思想家、仁人贤达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丰富的思想内涵，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伟大的思想家邓小平，衍承中国“小康”一词，设计了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的发端。20年如一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春江放舟，成功地实现了小康社会“三步走”的“第二步”，即总体小康水平。如果说，中国现代化小康社会是一部雄伟的史诗，那么现时的总体小康水平还只是一个精彩的开篇，“中国城市化是一部全速运转的经济发电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创新家江泽民同志在实现“第三步”之间，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是对原“三步走”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是一个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战略杰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过去的20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当代伟大的中国人民，有20余年来成功发展的经验；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指针；有十六大确立的正确的发展思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时俱进，励精图治。可以坚信，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定能够实现。[7]
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不仅仅决定着4.6亿城市居民的福祉，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衡量一个国家先进与否，城市化率是一个重要的标尺。城市聚集财富的能力，在程度、规模和速度是都要比农村大得多。有研究表明，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它本身创造的价值，如果要按所占面积相比，最小的比例是1∶50。也就是说，它一平方公里面积上所创造的财富，至少是没有聚集成城市的时一平方公里面积上所创造财富的50倍。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70%、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这说明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我国70%的农民不能转变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又怎么能按十六大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必由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的中国面临三大挑战，城市化进程居首。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曾说，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城市化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国家怎么才能保持稳定?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中产阶层的人数要占社会总人口的80%左右，百分之十几的人超富裕，可以通过征税的办法，使这部分人的收入得到社会调节，只剩5%的左右的人比较贫困，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充分相助，此时整个社会的结构像一个橄榄，两头小中间大。占社会总人口80%左右的人生活富裕，政策推行也比较容易，社会就趋于稳定。可见，大力推进城镇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又是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3中国城市化目标与改革政策
城市化目标是小康社会整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协调一致。
3.1总体战略目标
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里，使全国总人口50%左右从事非农产业，并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和城镇，成为城镇居民。在新增的城镇人口中，绝大部分依靠发展小城镇吸纳。与我国小康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相适应，在今后20年内每年保持不低于1%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其中在第一个10年，伴随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城市化水平达到40%以上，现代城市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然后再通过10努力，到2020年，伴随我国经济的更长足发展，使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基本实现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同时，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率先实现现代化，大、中城市和一部分小城市具备中等现代化水平，大部分小城市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
具体来说，到2020年建制镇增至2.85万个左右，各级各类城市增至1400个左右，其中包括100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形成北京、上海等2～3个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世界城市，形成大连、沈阳、青岛、天津、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成都、广州、深圳、南京、杭州、乌鲁木齐等十多个国际化大都市，形成一大批独具特色的、具备一定现代化水平的中小城市。[8]
因此，推进城市化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因地制宜，走符合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市发展道路。
第一，完善城镇体系。所谓合理的城镇体系，是指城镇间联系紧密，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都能充分发挥其社会经济功能，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并能达到整体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城镇体系。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互为前提。
第二，发展城镇经济。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城镇经济不断增长，才能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因此，推进城镇化，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
第三，健全城镇功能。城镇功能是城镇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关系到城镇发展的质量和城镇运行效率。要根据城镇的功能定位和规模，合理布局、量力而行，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服务及居住服务功能。
第四，改善城镇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必须把生态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走城镇建设与生态建设相统一、城镇发展与生态容量相协调的城镇化道路。
第五，加强城镇管理。要加强对城镇规划、城镇建设和城镇流动人口的管理，全面提高城镇土地、市容市貌、风景名胜、道路交通、社会治安、社区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水平。
3.2东中西三大地区分目标
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其具体目标各有侧重。
第一，东部城市发展。应着眼于服务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从调整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入手，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主要目标，致力于发展城市圈和城市带，密切城镇之间在社会、经济、交通、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联系。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已进入中期，即中心城市逐渐扩散、二、三级中心逐渐增长时期，城镇体系结构比较完整，城市经济结构较好，工业门类较全，以加工业居多。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今后的发展重点是完善城市综合功能，同时不应把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绝对化，应该在避免“城市病”的同时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多作贡献。通过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争取在10年或15年内成为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
东部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城市圈、城市带，如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珠江三角洲城市带、京津唐城市带、山东半岛城市圈和辽中南城市带等。这些城市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和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应大力提高质量，使其成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依托。
东部许多省市如浙江、江苏、辽宁、广东等，人多地少，前一阶段小城市、小城镇发展较快，今后注重提高现有城市的质量，壮大规模，增强辐射力，引导有条件的小城镇向中等城市发展，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相应地控制小城市、小城镇的数量增长，从总体上提高城镇人口承载能力。
第二，中部城市化。要致力于扩大现有城市吸纳乡村人口的能力，进一步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凝聚作用和辐射作用，鼓励和引导一些有条件的中等城市适当扩大规模，搞好以县城和建制镇为重点的小城镇建设。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其工业化水平接近全国工业化平均水平。相对而言，中部地区的大、中等级城市较多，小城市、小城镇较少，缺乏具有较强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都市。今后应该进一步鼓励乡镇企业合理发展，通过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小城市、小城镇发展，以县城和建制镇为重点搞好小城镇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依托，加强大城市的基础建设，增强其人口承载能力和经济辐射能力，选择有条件的大城市发展为国际性大都市，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培育数个城镇体系，如以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城市体系，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城市体系，以长沙、武汉为中心的荆楚城市体系。同时，适当控制大、中城市的数量，提高其质量，扩大其吸纳乡村人口的能力。
第三，西部城镇化。目前应重点依托中心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和少数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有选择地进行重点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凝聚力和辐射力的经济和人口聚集中心，发挥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同时，在地、县级政府所在地和条件较好的国家级旅游区建设具有相应基础设施的小城镇。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很低，大、中、小城市都缺乏，目前尚处于城市化初期，其基本特征是中心城市增长较快，二三级中心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之中，小城镇数量相对较多。其中陕西、四川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多数省份不仅没有超大城市，也缺乏中、小城市。整个大西北只有4个大城市、8个中等城市和38个小城市。西部地区城镇基础设施也相当落后，一般不具备综合的城市功能，其中部分城市是以大企业为核心形成的功能单一的工业城，如“钢城”、“化工城”、“有色城”等。在这种市场经济发育迟缓的条件下，只能首先集中资金投入条件稍好的省会城市建设上，尽快完善城市功能，产生一定的人口与经济凝聚力，然后逐步形成区域性经济发展中心，带动二、三级中心的形成。同时，建设好城市之间的交通与通讯联系，增强城市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西部地区的地、县级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规模很小，现阶段只能作为小城镇进行重点建设。
3.3城市化体制改革及其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具以下特点：起步晚，规模小，水平低，基础设施差，功能与竞争力弱，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快，未来潜力大；大城市人口增长快，城市首位度高；“后来居上”与“后发劣势”并存，整体处于城市初级化水平。
综观20余年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有了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取向，但是政策观念没有脱离旧体制窠臼，仍然停留在“就地消化”农民阶段，以契约取代身份尚未根本转变，城乡两僵的局面仍在延续。从改革前的农村补城市，到今天的农民养市民，社会变迁的主流仍旧是农民顺应城市，而不是城市接纳农民。城市化滞后不仅是我国近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瓶颈制约，并且是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加重潜在危机的关键因素。当前经济运行中市场需求不足等难题，也是因城市化滞后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中国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体制和政策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制约了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城乡分治的政策，并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城乡分割的状况有所改变。因此改革城市化体制和制定科学政策路线是顺利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关键。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培育劳动力市场、完善地制度和建立投融资新体制及调整行政区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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