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金融安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资本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跨越国界的移动即是所称的国际资本流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资本流动，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到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呈现出了诸多的新趋势和特点，表现为规模的迅猛扩张、流动速度的显著加快、资本来源的多元化等。国际资本流入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两缺口”理论(H·Chenery，A·M·Strout，1966)，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金需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该国保持经济增长的积累资金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以及确保本国生产与技术水平发展的进口所需的外汇资金不足造成的外汇缺口，而此时外资则被公认为是可以弥补这种资金需要的一种有效资源。但就在人们为国际资本的流入持普遍欢迎态度之时，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也令各国不得不认识到其所蕴藏的诸多金融安全问题。
一、从历次金融危机看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流入的情况
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爆发过的几次金融危机，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历次危机所涉及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及其管制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即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累积了大量的金融安全问题，并成为这些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
具体而言，首先可以谈到1982年起始于墨西哥、迅速波及到众多拉美国家并最终席卷全球的国际债务危机。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取得独立的若干拉美国家，为了迅速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在本国储蓄率与投资率都比较低的情况下纷纷将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而当时正处在富余的“石油美元”回流和国际利率较低的“好时机”，这样的国际形势很好地迎合了这种资金需求。在资金的供需作用下，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流入拉美国家，以FDI和外债为重要形式。从规模上看，FDI与外债之间的比率50年代为1∶0.71，60年代为1∶2.39，而到了爆发危机前的1981年则达到了1∶4.95，呈现出外债大幅超过FDI的态势。由于没有考虑到国内经济对债务的承受能力，外债的急速扩张短短十年间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2310亿美元(江时学，2004)，再加上对流入资本的使用效率不高，到80年代初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经常账户困难和国际利率上升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样体现出先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这种特点。墨西哥在经历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转而实施的严格资本管制，在稳定本国金融市场的同时也给整个墨西哥金融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束缚。进入80年代末墨西哥开始放松管制，逐渐放宽对外资与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结果是墨西哥再次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输入国，危机发生前的五年间所获得的外资流入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5之多。更为严重的是，在金融体制不完善、金融监管不得力的形势下，墨西哥以大量引入短期资本作为弥补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僵化的盯住汇率制度下不断增强比索的升值预期，这就为抗冲击能力极弱的汇率安排下短期资本展露其投机本性并最终通过资本大量出逃的方式促成危机爆发创造了条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所牵涉到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与以上两次危机涉及的国家在资本流入状况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本次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危机前的外资过度流入已经使得泰国金融出现不稳迹象。根据泰国银行对私人净资本流入的分类，将流入商业银行和BIBF的资本归入银行类，非银行类则包括直接投资、其他外国贷款、证券投资、非居民泰铢账户和贸易信贷五方面。在实施自由化的过程中，1992年至1996年泰国金融账户资本净流入中，银行类资本流入达1792.8亿泰铢，非银行类资本流入达1763.6亿泰铢(占资本流入总额的49.6％)，其中直接投资额达到350.3亿泰铢(占资本流入总额的9.9％)，证券投资则达到了668.4亿泰铢(占资本流入总额的18.8％)。廉价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资本突然逃离的风险严重暴露，在金融极度脆弱的情况下，国际投资者的几度猛烈冲击使这个国家迅速从资本净流入国变成资本净流出国，1992年至1996年期间资本以3556.4亿泰铢的数量涌入泰国，而危机爆发后，从1997年至1999年一季度的较短时期内则有3893.9亿泰铢巨资涌出①。涉及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如菲律宾短期资本流入中的证券投资额从1990年的1.56亿美元急速上升为1996年的69亿美元(Florian A·Album,1999)。胡援成、田满文2003年对危机重灾的东南亚五国所做的考察也显示，五国的外债规模与危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相关性的。从多国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二、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的现状与金融安全隐患
中国的金融开放始于1979年，此时我们也迈开了积极引进外资的步伐。与80年代以来发生金融危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渐进式的金融开放下我国的引资一直以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为背景，因此即使是在东南亚大范围内的国家纷纷被牵涉到危机之中时，我国却能够幸免于难。但开放仍然是大势所趋，管制效果也会随着管制成本的不断增加而有所削弱。因此未来金融开放中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将促进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参与跨境流动。这种趋势在近年来已出现一些迹象，从现状的分析也可能看出一些潜在的金融安全问题。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的情况看，我们主要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数据来分析资本流动的状况。据金融账户显示，2002年我国金融账户收支盈余323亿美元，选择同样以外资的大量引入作为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的资金动力的若干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同年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巴西和泰国的同类收支额分别为-12亿美元、26亿美元、222亿美元、-31亿美元和-27亿美元②，反映出参差不齐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账户盈余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
具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整个外资利用中所占比重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于绝对优势(>0.5)，如下图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进入2001年FDI出现了较大的增长，以具体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07.2亿美元，之后的三年则分别达到468.8亿美元、527.4亿美元和535.1亿美元，实际上我国2002年的FDI流入额已经名列世界之首。利用FDI的引资方式，我们在得到资金支持的同时获得了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外来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外资企业所获取的低税率、宽审批限制等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却是技术“溢出”的不彻底。此外，外资的投入毕竟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为其根本动力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大量引入FDI后未来投资收益汇出所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除此之外，在外商直接投资中还有约30％(王信，林艳红，2005)的短期套利资本混入，这种投机性与流动性极强的资本给整个外资利用增添了成倍的风险性。
我国近年来的外债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外债是一国居民对非居民以外国货币或本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负债。2003年，中国外债总额已经达到1936.3亿美元，在全球属于借债最多的国家之—。采用国际通用的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三大外债风险指标，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外债规模从总体上是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的，见表1所示。按照2001年及以后外债余额的新统计口径，我国外债在类型上主要分为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际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四大类，截取1998年至2003年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出国际商业贷款在整个外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6.7％、43.1％、65.0％、57.2％、54.2％、54.3％，说明我们较长时期非常青睐这种相对于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而言更容易产生风险的资金外援。王元龙(2003)的研究也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状况。令人喜忧参半的是，一方面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外债主要以长期债务为主，而另一方面长短期债务的对比状况显示出短期债务比重的日益上升，通常而言，短期债务较之长期债务的偿付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和流动性，在金融开放加快的背景下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因而对一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潜在破坏性也会更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来。注：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的警戒线分别为20％、20％、100％。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的投资收益项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收入和支出的一个大致趋势。数据显示，我国投资收益项目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从2000年至2002年的三年间逆差额分别达到141.9亿美元、186.2亿美元、149.5亿美元。到了2003年出现了较大的好转，但仍然存在80亿美元的逆差③。这种长期的逆差状态反映出大量引资的背后隐藏着的外资收益大量汇出所显示出的同步上升趋势。从成本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资本流入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如果忽视这一问题，在引资问题上重规模不重风险防范、不从引资的期限结构上做到合理安排，一旦投资收益的汇出激增以及债务偿还期限发生严重重叠，则极可能破坏收支平衡状态、升级安全问题。
此外，证券市场外资流入表现为从1998年到2002年证券投资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2003年证券投资项目出现了相当显目的变化，由2002年逆差103.4亿美元转而实现了顺差114.2亿美元，以证券形式流入的外资增长了217.6亿美元之多。据分析可知，这主要与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快有关。B股市场的继续发展、允许外资通过受让非流通股和持有外资发起人股等形式进入A股市场，以及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便利了国际资本通过QFII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这些都说明我们除了加快所承诺的证券服务业开放外，在证券市场资本流动方面也有所加速。随着QFII制度的推行，截至年底已有24家境外机构获得34.2亿美元资金额度，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和我国企业海外股票发行等方面增加股本资金流入达109亿美元(王信，林艳红，2005)。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都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证券市场外资流入尚处于可控范围内。外资的流入固然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提供了动力，也有助于上市公司与国内监管部门尽快适应国际规则，但在证券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过快开放存在着极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风险防范能力不强的背景下，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入将严重危及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三、关于防范和缓解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安全问题的几点建议
外资利用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但近年来由于资本流入引发的频繁的金融危机又提醒我们不得不增强对金融风险的警惕性。面对我国资本流入出现的各种新趋势，我们给出几点建议并以此为防范和化解相关的金融安全问题提供参考。
1．注重外资利用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匹配。外资因其能够弥补一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而受到欢迎。但如果忽视规模问题盲目引资则会增大安全隐患。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以我国对资金的实际需求而定，尤其在当前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多的形势下，除传统地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或获取国际市场非常低的存款利息外，考虑将其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其他多种用途，不失为对适度放缓借债步伐并进而防范和降低债务风险的一种好的探索。
2．通过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使用效率。国际资本流动内在的逐利本质决定了其潜在的风险性，引进外资也相应地具有外商投资收益的大量汇出和到期债务偿还带来的风险性。只有具备了这种风险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做到从本国经济发展潜力和偿债能力出发，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把准资金投向，提高外资使用效率，发挥资金在生产性领域运用的最大功效。
3．注意外债结构的合理安排。这主要是针对近年来我国债务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债务安排的一些不协调问题提出的建议。一方面，在借债类型上应适当降低高风险性债务的比重。国际商业贷款之所以在我国整个外债中占比过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相对宽松的获取条件，但我们在借债过程中决不可忽视其高利率和浮动利率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应警惕短期债务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注意偿还期限的合理安排以避免增加偿债风险。
4．稳步推进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教训以及对我国渐进式金融开放战略成功经验的总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我们在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上应当遵循的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此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冲击。在中国证券业实现入世时的开放承诺的过程中，对证券市场的开放应当实施的也必须是稳步、渐进的推进方式，否则由于证券市场过快开放所引起的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将可能给尚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金融带来巨大的金融安全问题。
5．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监管能力和力度。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监管主要采取的是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对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入实行相对严格的管制或限制的方式。根据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入显示出的诸多特点，我们认为监管的能力培养和监管力度的强化是必要的。以上对我国当前外资流入的情况分析表明，从外资需求方看，存在着不以风险性作为引资重要标准引起的贪多求快问题；从外资供给方看，则存在短期资本出于各种投机性原因④大量流入的鱼龙混杂现象。这些重大挑战无疑说明，金融开放的不断推进仍然要以强大的监管体制为重要的安全保障。
注释：
①Medhi Krongkaew：Capital Flows and Eeonomie Crisis in Thailand,The Developing Economies,XXXⅦ-4(December 1999)：395-416
②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③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