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3-0041-05
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科学化”的过程，是与西方“科学”传入及其广泛影响相关联的。自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传入，国人对“科学”的认识由表层的“技术”到内在的“学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出于追求“富强”与“救国”的现实需要，“科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以致发展到“科学崇拜”的程度，“科学”也由“器”到“学”，并且上升到形而上之“道”的地位，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1] 在这一思潮的笼罩下，“科学”作用的范围由自然界而及于社会、人生各领域，并在知识领域建立起君临一切的“霸权”地位。近代中国的人文学科在摆脱传统“经学”束缚之后，又急切地投入“科学”的怀抱。“科学”地位在近代中国的不断提升，及人生、社会、知识领域“泛科学化”的图景，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学追求“科学化”的历史语境。
一、“中国无史”论：“科学”观念下的传统史学观
随着“科学”的引入及“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国人通过比较中、外史籍，发现国史研究与写作面临极大危机。以“科学”眼光与西方史学观念来衡量，中国旧史根本不能称作“史”，一时间，“中国无史”的议论充斥着20世纪初的中国史坛。
1901年，梁启超在比较中、西史书后断言：“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2] 1902年更明确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3] 此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无史”的困局，邓实在《政艺通报》发表《史学通论》，直言“呜呼，中国无史矣，非无史，无史家也；非无史家，无史识也。”(邓实.史学通论.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一)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中译本序中说：“吾中国尘尘四千年，乃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至于今日。”1902年《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上的《私史》一文，指出中国旧史皆为“一人一家之谱”，“甚矣中国之无公史。”[4] 1903年支那少年(黄炎培、邵力子、张伯初等)编译《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此类“中国无史”的议论举不胜举。[5] (P24-28)
中国素以历史悠久、史学发达著称于世，以至于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6] (P16)何以至20世纪初始，史学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竟然发出“无史”的议论？
从社会背景上看，随着近代西力的入侵，西方科技文明伴随着洋枪洋炮的血与火，一齐涌进中国的大门，人们从现实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神奇的魔力，于是引进西方科技文明以补“中学”不足，也成为挽救国势危亡及中国文化衰亡的唯一出路。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皆将西学(科技)作为中学(经史)之辅翼，力图在维护“中体”不变的格局下，借西学之力重振国威。但时势的发展并不如张之洞们的设计，西方科技引入固然于振兴国势“有用”，同时也更证明“中体”的“无用”，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传统学术便沦于“非体非用”的尴尬境地。于是伴随着人们对“科学有用”观念的认同，也就有了“中学无用”论。在此历史语境下，旧学“无用”、“中国无史”论的出现就是自然了。
仔细分析20世纪初出现“中国无史论”的根源，可以看到：关键还是人们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新的史学观念来衡论旧史，必然会有“中国无史”的议论，这从当时新、旧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中可以窥见。
以“科学”观念衡量，新史家显然不能满意中国旧史学。以当时人的“科学”观念而言，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是能说明事物之间因果联系、探讨事物公理、法则之学问，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体系，而非散乱的事实之记述。1901年，梁启超指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2] 从中可以见出其论评旧史的准绳即源于当时的“科学”(探讨因果关系)观念。汪荣宝也认为：中国旧史“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衡以近代科学观念，这种史书“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7] 1903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说：“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8]
通过中、西史比较，就是维护旧学传统的人也大多不满意于中国旧史，1899年罗振玉为《支那通史》翻译本作序时说：中国旧史唯司马迁《史记》略与近代西史相近，“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9] (P19)中、西史学的对比，显现出中国史学的落后，当史家们以西史标准衡论中国史书时，不能不认为中国旧史“非史”，以西方的“科学”理念观照传统史书，当然有中国“无史”的议论。
二、“史界革命”：近代“新史学”兴起
如果中国真的“无史”，其危害则大。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 1902年陈黻宸也说：“无天地则已，有天地即有史。天地无一物则已，有物即有史。”史是“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与民生日用相关，每个人都是“史界中之一物”，不知史，是“学人之大耻”；并且把“无史”与国运相连，“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11] (P569)国而无史，国将不国，人不为人，“史学革命”论便应运而生了。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自命为“新史氏”，呼吁“史界革命”，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 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提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并呼唤新史学的到来，“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邓实.史学通论.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一)1902年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发表《史学总论》，提出“中人而有志于兴国也，诚宜于历史之学，人人辟新而讲求之，盖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12] 皆提出史学革新的主张。
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史界革命论”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对传统史学不满，要求革新史学的思潮而兴。20世纪初，清代学术发展已到转型的门口。王国维论清代学术时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变盖不待言。”[13] 可以说，清学至此已酝酿了变革的诉求，学术转型刻不容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认为晚清以降，正统衰落，新学渐起，因外来学说输入，学者“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说明厌弃旧学、群趋西学之风已成为晚清时代的学术主潮。当20世纪初人们激烈批判传统史学，愤言“中国无史”、旧史“不当意”，进而倡导“史界革命”。
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史界革命论”之兴起，是因应时代主题(救国与学战)的需要。近代以来，西力东侵，步步逼近，中国士人急于寻求解救危机的良方，按中国士大夫们的思维定式，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回向传统寻求应对的良方，一开始曾寄希望于传统的“经学”，晚清从刘逢禄、魏源到廖平、康有为、皮锡瑞今文经学的复兴，即想从古老的圣贤经训中寻求经世治国之策，而以“孔子改制”为理论依据发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古老的经学教条已无法应对这“千古奇变”的时局，经学的衰落就是被注定的命运了。[14] 在“经学”已明显无法应对新的时局后，人们在传统四部之学中又找到了既具有“资治”、“经世”功能，又可与西学沟通的史学。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即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3] 中国士人力图重新扬起“史学经世”的旗帜，激发国人爱国热情，以挽救中国危亡，从龚自珍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大声疾呼“尊史”[15] (P81)，“经世史学”思潮重兴，到西北史地研究、外国史地学引进、当代史的总结与编纂，科技史、军事史、外交史、各国变法史研究的热潮，无不浸透着史家们的“经世致用”意图。史学因其具有悠久的“经世”传统，及与世界学术相通的特性，近代中国学人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史学”，于是史学逐渐走向近代学术中心。[16] 但作为传统“经世实学”的史学，面对新的世界局势，必须有所改变方足应对千古奇变的时局，中国士人根深蒂固的史学“经世”观念，使他们相信只要对旧史学进行改造，适应新的形势，史学仍然可以发挥其“经世”作用，于是学者倡言吸收外来因素，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改造传统史学，中西化合成一“新学”，以应时代之需。
史学在近代担负起“救亡图存”历史重任的同时，还寄托了中国学者与西学“争胜”的希望。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科技文明的冲击，西强中弱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虽然近代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竞争中明显落败，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学人，并不甘心于中国文化就这样衰落。当时即有人指出：“自今以往，为东西洋文明竞争、学战胜负时代，必张适用学理，融会东西之学说，乃能革旧蔽、明新法，造就新世界，以立于天演淘汰之中也。今中国固守旧说不少变，学堂以经学为主，科学为用。”[17] 难于与西学争胜。到经学衰微后，能“经世致用”的史学地位得到提升，且十分幸运的成为中、西学术中都有的一门学科，中西“学战”的重任便落在史学上。如何才能“超胜”西学？近代科学的引进给予史学家足够的启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也就成为史学革新的一条路径，学习西方史学，尤其是以“科学”为标准改造旧史学，成为许多中国新史家的理想选择。
三、“科学化”：走向近代化的“新史学”
如何革新中国史学？何以选择“科学化”作为“新史学”建设的目标？
史学科学化的兴起，有中国学术在“致用”的压力下，急切需要“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清季以降，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传统史学以经学为依归，当经学解体之后，史学在无所凭依的情形之下，只得汲汲寻求外援，转而投向“科学”的怀抱。作为西来的新学——“科学”具有实用性及“普世性”的特点，这在近代国人对西方既恨又羡的心理中，“科学”成为西学中最易接受的部分，迅即取得“无上尊严的地位”，国人对之崇拜不已。近代学人正在探索中国学术转型之路时，恰因外来科学引入、科学文化的兴起及知识领域的“泛科学化”趋势，为史学变革提供了突破的方向。一方面，“科学有用”、“科学”能致“富强”已是时人的共识，在学术要“经世致用”的外在压力下，人们希望史学经过“科学化”就会变为有用之学；另一方面，在“科学主义”话语霸权的历史语境下，只有科学化，史学才会成为合法的学术，方可在近代学术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如毛子水所说：“我们在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18]。于是，史学“科学化”成为近代学人追求的目标。
史学科学化的兴起，从外来影响上说，主要有输入西方科学理论与方法、及其影响下西方“科学史学”的示范作用。自15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在西方的巨大成功，科学主义思潮在19世纪的西方颇为流行，在“科学主义”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家皆认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也可以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近代西方史家也深受这股“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学者哈多克指出：“十九世纪时构造历史理论遵照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则，从培根到启蒙运动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它主张研究人的行动与研究自然现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19] (P169)衡如在谈到近代西方“新史学”的兴起时说：“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端：一为自然科学之发展，一即社会科学之兴起是也。十九世纪中，自然科学之发展，一日千里，举世震惊，一切思想文物悉为之改变，而历史家亦不能不拜其佳贶。鲁滨逊谓：六十年来，历史学家所用之方法有重要之改革者，其要点皆得之于自然科学……如是，历史乃成为科学的，而不复沾沾于政治之事实，英雄之行为；亦不复恋恋于证明人类违反上帝之命而得罪。”[20]
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科学”观念对中国史家也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不仅使国强民富，而且为西方学术进步提供了主要的思想资源，新史学要超越传统旧学，有赖于吸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是，把西方“科学”看作革新中国史学最有力的利器。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指责中国旧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然后详细列举与史学有关系的各种“科学”，“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籍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3] 就已提出“新史学”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公理公例”，以实现史学“科学化”的诉求。故许冠三以梁启超为中国“科学史学”的开端，是颇有见地的[21] (Pⅵ)。1906年陈黻宸也说：“不佞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因为，“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22] (P676)1908年蛤笑将中国传统史学分为三派：一为典制之学，一为议论之学，一为考证之学，他认为：“居今日而言史学，则以上所举三大派，皆成已陈之刍狗，而不必复措意焉。所最急者，在以新学之眼光，观察以往之事实耳。”[23] 以近代“科学”新眼光来衡论中国旧史，其中“不科学”的成分比比皆是，而输入科学理论以改造传统史学就成为当务之急。正如王玉璋所说：“近代以来，欧美史学界之正论新理，输入我者，源源不断”，其中大多数具备“科学史学之义理，且可以指示吾人。”[24] (P103)正说明中国史家力图借西方科学的魔力，改进中国史学落后的面貌。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史学家，在传统史学已不敷应付“世变日亟”的情形下，开始接受西方来的“科学”观念，力图以此改造旧史学。在“科学”观念的启导下，藉着阐发新的史学观、史料观念，重新界定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进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为“新史学”走上“科学化”道路探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