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与“一国两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一国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与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结合的产物。而特别行政区的设置，也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行政管理方式在中国土壤上生长的结果。这一制度在香港、澳门(杨允中，2010)的成功实施，不仅解决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也为未来海峡两岸的统一(王运祥、甘燕飞，2010)，展现着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
“一国两制”的实施是一项崭新而伟大的事业，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在香港贯彻“一国两制”的大多数方针政策都得到大多数香港同胞的认同和肯定，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体制以儒家文化为总体框架，处于一个不断碰撞和结合的过程中，为这一构想增添了新的意涵。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距今已经28年，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不仅是当时政治家们所未曾料及的，也是不受单一国家所控制的。两种制度下不同的成长经历，对另外一种制度的想象与体验也肯定不同。那么对于何谓“两种制度”，何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何谓民主自由，何谓稳定和谐，从政治人物到普通市民都有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也因此有一些争论(参见陈健民、伍瑞瑜，2008；陈丽君，2011)。
关于“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现实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政治界，绝少有从“制度本身就是文化”这一层面上来进行分析。而缺失了文化维度，笔者觉得是不可能全面理解这一思想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同一个政治性节日的不同表述，从文化维度来思考“一国两制”这一政治思想。
一、一国两制：文化维度的思考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2007:26-47)将文化分为显在的和隐在的两个方面。他认为，物质的文化和运动的文化构成了一种文化的显在方面；而心理上的，也就是被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的知识、态度与价值，构成了文化的隐在方面。根据这一理解，作为文化的制度既有显在的一面——它是经过社会机构制定并向全社会(或特定群体)公布并要求遵守的；也有隐在的一面——制度的设定与推广是一个思想交锋的过程，对制度的态度、观念与感受，更是内在于群体的心理之中。因此，制度与制度之间既会产生文化震惊(cultural shock)并导致文化冲突，但也存在着相互涵化的可能性。
文化涵化(cultural acculturation)是指“文化特征的交换。当群体发生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其中一方或双方群体的文化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群体会保持独特性”(科塔克，2012:G1)。哈维兰认为，在涵化过程中，“如果两种文化丧失了它们各自的认同而形成一种单一的文化，就发生了文化合并或融合，这就是美国的英裔美国人文化‘熔炉’意识形态所表示的意思。然而，有时候，其中一种文化会丧失其自主性，却作为亚文化继续保持其身份，以等级、阶级或种族群体的形式存在。这在征服或奴隶制的情况中很典型”(哈维兰，2006:428)。由于制度同时具有显在和隐在两种特质，制度与制度之间文化震惊的产生可以是瞬间的，但涵化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制度与制度之间不停地交流、互动而达成了解与融合。因此，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一国两制”的实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成时，而始终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制度与制度之间、国家与制度之间的平衡和互动总是在不断调整中。
政治制度的设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政党、公民社会等多种力量、多种文化、多种思想不断冲突、融和的过程。曾经被视为“敌对势力”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已经成为民族国家这一总体性话语的两个方面。一度被分别视为资本主义(如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如福利社会)标志性特征的制度或指导思想，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当代大部分国家所吸收，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制度性因素。这也是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人类文化和人性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必然趋势。因此，“一国两制”的实施，应该有一部分内容是：希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行不悖，让已经在香港、澳门登陆并制度化了的一些现代宪政理念与管理方式，与传统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新传统(甘阳，2012)等加以磨合——“摸着石头过河”，可以先行一步成为内地的典范，最后达成大中国的共同富强和文明。
多元社会的复杂政治，不可能用某个单一的制度解决所有的问题。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与人类本身无法达致的完美，没有什么政府能够让全体国民都满意。反对派随时都可能产生。作为反对派的那一部分人民，可能只是在某一时刻对某一政策、某位具体当事人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而进行批评或合法抗争，而并非要颠覆政府和民族国家政权。雅诺斯基因此提出了“负责的爱国主义”，这一爱国主义立场允许同意国家的政策，也允许不同意。它还要求公民对国家采取积极态度，不允许那种消极的犬儒主义态度——只批评国家而不为自己的社会作贡献。也就是说，它摒弃“服从国家”，代之以“对国忠诚”，并许可公民参与、政治异议及多文化主义(雅诺斯基，2002:89-93)。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反对派的存在，显示出一个政府的宽容；反对派的出现，本身就是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允许反对派发声、游行，甚至向全社会表述他们的诉求，则让现有政权获得了美誉，更可证明当前政府的合法性。
米勒认为，哈贝马斯(2003:657)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作为一套信念与倾向，其目的在于确立与支持一种自由民主的统治形式，使得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相互证成其正当性。爱国归属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特定的宪政文化，这种宪政文化能够调和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而这种认同的模式也从属于一种批判性的判断”(米勒，2009:179)。使得对于宪法爱国主义的规范性实质解释充满活力的最深层驱动力是这样一种个人理念：“相互认可对方的自由与平等，并寻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公平条件，寻求足够普遍的、可相互接受的根据，以回答‘我们想怎样生活在一起’这样的问题”(米勒，2009:186)。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乃至制度与制度之间，追求的应当是和而不同，而不是非此即彼。对于政治理念的差异和争论，我们需要的是文化涵化、文化融合，而不是靠强制手段达到文化同化甚至文化灭绝。
香港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地理和文化边界，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结合得非常深入和自然。“从理论上看，边界具有某种潜在的能力，它可以成为对文化进行观察的自由试验场。而且，在边境地区，不仅可以引入新的文化成分，由不同文化混杂而成的新的文化规则也将得到认可。”(Turner，1982:28。引自赫茨菲尔德，2009:160)如此看来，在边界地区，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现自己，用汉内兹的话来说就是“文化与文化相加，而不是文化与文化相对立”(赫茨菲尔德，2009:160)。香港文化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更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两者的简单交汇，它是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用历史经验嫁接这两种文化之后自然生长出来的独特的多元文化。而这种特色，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内地城市都不曾拥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有理由成为西方观察中国和中国观察西方的最佳地点，应该并且能够在中国对西方的理解以及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两方面都作出独特贡献。
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主体对七一的不同诠释以及某些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来思考“一国两制”的文化维度。七一是香港的回归纪念日，是在一个历史性时刻诞生的政治性节日②。一般来说，香港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力量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庆祝性的纪念活动——本文统一以“巡游”来指称；而反对派组织会举行抗议性的游行活动——本文统一以“游行”来指称。考察同一政治性节日中发生的彼此冲突的节日活动，是非常有助于我们从节日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一国两制”的。因为这两种活动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是对同一个政治性节日的两种不同表述。
笔者自2006年9月开始在香港从事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期间在街头考察了2007-2009年这3年的七一巡游与游行，搜集了大量的图片与文字资料。笔者还通过慧科(WISE)搜索引擎，搜集了1998-2009年间与七一有关的香港报纸类中文新闻，并对调查期间发生的一些其他政治性活动进行过参与观察，获得了一些辅助性资料。
二、巡游：国家性的展演
1997年7月1日，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非常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日子——曾经被英国统治150多年的香港终于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而承载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香港特区也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正式成立。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庄严地宣誓就职。1997年6月30号晚8点至7月1日凌晨2点，“跑马地万众同心大汇演”举行，5万名观众、逾3000名香港嘉宾、近300个内地团体，尽情挥洒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龙的光辉——香港回归大汇演”、“跨越时空喜迎七一联欢会”、“轻歌曼舞回归倒数夜”等欢庆活动，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七一就此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政治符号，成为香港社会生活中最盛大的节日，一个法定的全民假日。这一天，香港特区政府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礼，在会展中心举行纪念酒会，并公布一年一度的授勋和嘉奖名单。驻港解放军军营有时也会开放或进行军事操演，让广大市民在与军队的接触中，更加接受和理解祖国的军队，增进爱国主义情感。③有时会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举行烟花汇演。④而香港在中国(含港澳台)版图上的特殊意义，使这个地域性的政治符号历来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因此这些庆典的政治规格都非常高，是国家宣示主权的重要时刻。⑤
除了庆典，特区政府与亲政府团体还会组织不同主题的庆回归巡游。不过，2003年之前，只有零星的以“巡游”为名的庆祝活动，还不是这个节日的恒常剧目。⑥2004年，香港再次爆发反对派的七一大游行之后，左派提出也应该搞大型巡游：“除了驻军操演，亦可以联络各省市，派出有地方特色的文娱、歌舞团沿途表演，说不定还可以吸引游客，总胜过七一这个纪念日，只得一个上街示威游行。”⑦2005年，香港左派团体首次在回归日合办庆祝回归的大巡游活动⑧，而合办大巡游的19个团体也有意成为注册组织，每年都合办庆祝回归活动⑨。这样，在大游行成为惯常之后，巡游也成为七一的主要庆祝活动之一。⑩
以2009年为例。21个团体发起、800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各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十二周年筹备委员会”，与民政事务总署合办了“团结自强庆回归”大巡游庆祝活动。首先，解放军驻港部队、一些艺术团体上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随后，升旗队列队，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10点30分，巡游队伍从大球场起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彭清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吕新华、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张仕波等担任主礼嘉宾为仪式主礼。巡游队伍由大球场出发，沿铜锣湾道、怡和街，至湾仔地标修顿球场。为了增添节日欢愉气氛，筹委会特邀内地著名表演团队来港演出。在珍藏车车队的引领下，巡游队伍花车、银乐队……鱼贯而出，并沿途作出各种精彩表演，包括大型舞龙、醒狮、长洲飘色巡游(11)、渔民陆上嫁娶、滚轴溜冰、人体彩绘、步操银乐队、民族舞蹈及花鼓表演等，引来大批市民驻足观看，夹道鼓掌。香港特色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别具风情。(12)
庆典、酒会、巡游，是非常典型的政治性节日活动。不过由于庆典的荣誉性质，以及巡游所需要的技能，参加者是不具备全民性的。
三、游行：地方性的表述
政治性节日的设置是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与功能的，但衍生和延伸出来的节日文化并不一定如设置者所期望的那样。在庆典与巡游之外，香港人对七一这个节日，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和表述方式，那就是游行。
游行，是香港人一直珍惜、香港政府也一直尊重的基本权利之一。追本溯源，七一游行始于1997年。但回归是当年最大的主题，参与游行的市民也都表示了对回归的喜悦之情，举着红色的标语，喊着“民主回归”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年七一，都有不满现状的团体发起号召，组织并联合几千人左右的人群进行游行或静坐。不过这几次七一游行，在官方庆典与民间冷对之间，只占着报章小小一角，是可以被忽略的一部分。
到2003年前后，香港出现了一个主要由《香港基本法》第23条争议及SARS爆发等事件所引发的重大政治争论(参见陈韬文、李立峰，2006)。由于民间团体积极呼吁，传媒大篇幅报道，加上香港市民通过网络等方式自发组织，约50万市民在7月1日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和特首不顾民意的施政行为，强而有力地表达了社会的不满和忧虑。整个游行长达六个半小时，是香港历史上最大型的游行之一。游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给特区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7月9日夜，又有5万市民在立法会大楼外聚会，挥动荧光棒，飘扬黄丝带，齐声呐喊口号。7月13日，2万多香港人连续第三次举行集会，要求2007年普选行政长官和2008年普选立法会全数议席。一直支持政府和工商界的自由党放弃对第23条立法的支持，令“执政联盟”瓦解，最终迫使政府撤回法案，宣布无限期搁置第23条立法。
由于香港的国际性地位，游行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国际传媒的重视。(13)之后每年的游行自然也吸引多家国际性传媒机构注意，加派人手来采访七一游行。(14)而街头也多了很多手持相机和摄像机的各色群众，抢拍感兴趣或有意义的镜头。
七一游行引发了香港本地的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文化研究等学者的广泛兴趣，造就了一些新的学术著作，对香港的新世纪政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参见陈韬文，2004；陈韬文、李立峰，2009; Chan，2005；Cheng，2005；等等)。而游行所展示的民间力量也引发了又一波的社团热潮。2003年，香港平均每天诞生4.3个新社团。这些活跃的新社团丰富了香港公共空间内的讨论，也扩充了香港的政治光谱，使香港的政治生态更趋复杂。
七一大游行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游行以后，中央政府官员于回归后首次正式与民主派对话，可见对反对声音的积极态度。(15)2004年6月30日，为劝止香港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人民日报》罕见地刊登了以“和气、财气、士气”为题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在回归7周年的日子，香港仍存在怨声、不和、纷争，但呼吁港人“和气生财”，“有了和气、财气，运气、景气、士气也会随之而来”。(16)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家领导人曾庆红也在突尼斯寄语：“七一回归日应该是一个庆祝的日子。”(17)
因此从2003年开始，七一这个节日被香港社会赋予了另外一重大意义，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一个里程碑。(18)钟庭耀认为，七一游行“久而久之，可以成为本地公民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19)。之后的每年七一，都有不少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展示民间的各种反对声音和施政要求。(20)而游行的情况也都会成为当日电视新闻和次日报纸最抢眼的消息，通常占据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和几个整版，并配有大量的图片和一些特写和深度采访。关于七一的报道以及思考与辩论，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媒体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巡游与游行：一个节日，两种表述
按照商务印书馆编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巡”字有巡查、巡视的意思，“巡游”则有巡行、察看之意。古时天子出游为巡，暗含着居高临下、俯瞰众生的意味。“在有些社会，新君主登基必须举行登基典礼，其中一项重要的仪式是在所辖领土做一次巡游，每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当地都要举行庆典。这也随之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增加感情的一种方式。”(赫茨菲尔德，2009：143-144)。
根据笔者连续三年对七一节日的观察与思考，巡游所体现的是正统力量、传统力量和传统符号。参加人员服装统一而整齐——服装或道具都明显经过统一组织和置办，基本上都身穿传统服装，高举着国旗和特区区旗紫荆旗。巡游的道具也以传统文化符号居多，如醒狮、龙灯、鱼灯、龙船、锣鼓、花伞等。大部分组织者还准备了统一的交通工具接送参与者。巡游过程中极少喊口号，所高举的标语口号也多是当年的巡游主题。由于这些团体经费充足，也不需要筹款或筹卖。
以2009年香港莆仙同乡联合会的方阵为例。整个方阵以神仙巡游为主题。两名仆役抬着一面大锣、两位身穿红色锦袍的士兵举着“肃静”、“回避”走在最前面鸣锣开道。20多名全副武装的红衣兵将列阵而行。10多名女子组成宫娥方阵，手持红色和绿色折扇，后面紧跟着10多位手提红灯笼的身着红色镶边花衣的宫女。方阵的中央则是一位凤冠霞帔、黄色盛装的娘娘，一边行走，一边挥手示意，显得雍容华贵。她身后是两位举着仪仗的红衣宫女和两位牵着娘娘裙裾的红衣宫女。再后是数名黄衣女子和红衣女子高擎着数顶冠盖。八艘红顶蓝身的龙船和20名红衣女子腰鼓队为队伍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最后是20多名举着黄色龙旗和各色冠盖的红衣女子方阵。整个阵容有100人左右，全部是传统装扮，采取了神话故事的形式，表达了权力俯视众生的本质特征。
同一部词典中，“游行”被解释为：“广大群众为了庆祝、纪念、示威等在街上结队而行”，另外一个意思是“行踪无定，到处漫游”。这样来看，游行蕴涵有两种意义：第一，主体是没有独特面目的群体——“群众”；第二，可以有多种目的、多种路径。游行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得到了香港政府和社会的尊重。因此，它成为一种展示人民力量的重要方式。主体则是无法用单一词语来描述的各阶层人民。
游行强调的是自由和自愿。游行队伍没有严格的队形，只有大致的团队方块，按主办方临时排定的秩序行进，大多时候还因为交通管制而更显凌乱。游行主题五花八门，也无需统一。几乎人人都可以手持各种追求创新和风格各异的标语、横幅或示威道具，来表达心声，体现了游行的自由气氛。部分组织还会用“大声公(高音喇叭)”大喊口号，比较煽情和激动。部分组织会在游行线路的沿街申请档位，销售书籍或其他物品，为组织筹备经费。当然，“群众”中也能找到一些个性鲜明的面孔。一些名人或者造型、口号都非常独特的游行者，往往会被传媒当做新闻的卖点。在庆典与巡游之外，七一俨然成为一个抗议性力量的狂欢节，以至于有人说“港人的示威已演化成一种行为艺术”(21)。
就参与七一游行的团体和个人来说，首要目的是各种社会议题的提出、表达、动员和宣传。游行中的口号，一般是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社会议题的大集合。2009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议题有：雷曼苦主要求赔偿、不满港府应对经济危机(如高失业率等)的施政，外佣不满被拒于最低工资立法之外(她们会不时用广东话喊口号“加人工”)，抗议尖沙咀码头的巴士总站搬迁，市区重建策略检讨，抗议港珠澳大桥引发的菜园村拆迁，正生书院的搬迁，抗议贫富悬殊，增加长者津贴，抗议议员在立法会讲粗口，保障动物权益，性工作者非罪化，建议检讨薪酬制度，等等。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全民最低工资立法、全民退休工资等一些“经典”主题更不会少。这对参与者和旁观者来说，都是一次较好的公共政治教育和动员。
游行的终点是位于中环的特区政府总部，人们表达诉求之后就和平散去。特区政府发言人每年都会回应说，特区政府尊重市民权利，不论游行人数多寡，特区政府都会认真聆听及作出响应。而2001年七一，特首董建华还亲自接收了请愿信。(22)
2005年之后，七一的节日文化形成相对稳定的新格局：上午，政府和建制派力量举行升旗礼、庆典、酒会以及巡游，展示作为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自豪和扬眉；下午则是反对派力量组织的游行，展示各种诉求和主张，从反对派的角度表达作为一个公民和市民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关切与希望。如今在香港，“巡游”和“游行”成为了两个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用语，而且具有较强烈的对比意义。(23)
从七一诞生开始，巡游与游行这两种表述就一直并行不悖，共生共存，和平共处。抗议力量游行的起点——维多利亚公园，也经常被建制派的组织用来组织庆典式的活动。2003年的七一，游行人士一直从维多利亚公园草地排至铜锣湾及天后一带街道。而隔壁的公园足球场上，工联会等10个团体也在举办一连三天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6周年足球嘉年华”和多项文娱活动。(24)
在行走的线路上，双方也有一部分重合，如湾仔轩尼诗道是双方都必经的要道，热闹程度也相当(单就湾仔天桥附近的照相机、摄像机的数量来说，关注游行的人要多一些)。巡游与游行中间一般只隔着两三个小时。巡游队伍还在经过时，申请了游行档位的组织已经在布置展台了，有的已经开始派发单张。巡游过后，标语和旗帜尚未拆除，抗议阵线的人马就已经开始布置游行的标语和旗帜。他们并不会拆除巡游的旗帜，而是在这些旗帜中间插上游行的标语和旗帜。即使擦肩而过，双方也显示出高度的克制与尊重。两者浑然一体，正是当代文化“混杂性(hybridity)”的最好写照。
当然，在巡游与游行之外，700多万香港人各有各的节日安排，逛街的逛街，吃饭的吃饭，旅游的旅游。也即是说，人们对于这个节日还有另外的多种表述方式，称得上是“一个节日，多种表述”。这些表述之间，并不冲突，很多还重叠。2003年七一当晚，特区政府举行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千人回归晚宴”，有出席的市民甚至仍穿着游行的黑衣，贴着游行的贴纸。他们表示，“两项活动并无冲突，参与游行是寄望政府改善施政，出席回归宴亦是支持政府搞好香港。”(25)上午参加巡游表演的人，有的也会参加下午的游行。笔者在2009年的游行队伍中，就见过数位依然身着上午巡游队伍服装的人士。而游行的人，也不会一整天都抗议，还会有其他的节日活动。
五、从七一文化来理解“一国两制”
实践表明，香港回归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既凸显了“一国”与“两制”之间的碰撞，也体现了两种制度之间的碰撞，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涵化依然需要时间。以下是笔者通过从文化维度对“一国两制”进行解读所得出的一些结论：
首先，“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共生与并存，是彼此可能冲突的文化在共生共存之后谋求共同理解、共同发展的一种精神，一种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是大前提，是两种制度都高度认可并遵守的。七月一日作为庆祝回归的政治性纪念日，却因为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孕育了一年一度的抗议性游行，其意义内涵已经完全超出了当初设置节日的初衷。反对派将七一狂欢化，象征着权力及其秩序在民间的被颠覆。(26)然而，这种颠覆如同游行，只是短暂的，是惯行政治中一个突然的(但是在意料之中并且可以控制的)倒置，而非常态，既具有警醒统治者的象征意义，也通过正常的、健康的展示来提醒统治者还需要改进一些具体的施政。阿贝莱认为，游行示威活动“这种力量是受到约束的，它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得以表现，任何即兴发挥都必须在大家许可的范围依照规矩进行”(阿贝莱，1990。引自赫茨菲尔德，2009:144)。
就屡次七一游行来看，举办游行的组织和参加游行的个人也都没有对巡游和庆典表示异议，只是希望在“一国”的前提下，香港有较多的自由，施政能够更加贴近民生。游行的市民除了在口号上略有激进外，行动与举措都能够遵守法律与警方的指引，表达的诉求也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事实，基本秩序也保持良好，证明香港人能够冷静、负责任和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而游行中简洁明快的标语口号、标新立异的造型等都体现出香港多元而开放的文化特色，以及香港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成为香港文化的一种深层次展演。
民主、自由，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历来也有不懈的追求。因此，绝对不能说凡是参与游行的香港人都是不爱国的。特区政府也应该认真聆听各方表达的诉求，改善施政，而无需对每年七一游行及其参与人数忧心忡忡，因为再多人的游行也无法掩盖或者遮蔽香港社会对回归的纪念。七一游行无论声势多么浩大，无论队伍多么庞大，都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都可以在双方协调、磋商之下得到解决。对于分成左中右的香港政治光谱，以及以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与争扰，我们都应该在“两制”的框架下来理解，不宜上升到“一国”的高度，将其视为对现有政权的颠覆。
其次，香港特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有别于内地的政治文化。
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曾经将香港理解为中国的一个“内在的他者”，具备许多与内地城市不同的异质性：特殊的历史背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所带来的法治理念与实践，《香港基本法》所准许的不一样的政治生态，深受国际经济体系影响的城市地位，长期浸淫于岭南文化而未经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文化断裂，自由而多元的大众媒体，等等(夏循祥，2010:19-21)。作为一个长期具有广阔政治光谱的国际性城市，作为有着独特的多元文化的主体，香港不会被动不变地接收设定“一国两制”时的一切思想。上述深层次文化结构与内地文化在日常行政和生活中全面接触，必然会出现反复的冲突和融合过程，造成了巡游与游行同时出现在七一的局面，成为香港人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片断。
香港七一是在“一国两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种节日文化，是这一政治理念在节日文化上的表现。这样的节日文化延续了一直为香港人所珍视的自由传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起到了合法的“减压阀”作用，值得我们尊重并且珍惜：“七一没人游行或搞不成游行，才会对香港构成负面影响。”(27)值得庆幸的是，“官方也没有禁绝这种异议性质的纪念，没有强行统一对七一论述的口径，使这双重意义的七一更多了一分香港特色”(28)。“一个节日，两种表述”暗合了“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不仅显示了“一国”的强大包容能力，而且显示了两种制度能够共生共存。因此，当前七一节日文化的延续和成为传统，会增强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信心，而不是相反。
再次，巡游与游行是香港多元文化和复杂政治在节日上的文化呈现，是两种制度相互涵化的一些特殊形式。
哈维兰认为影响涵化过程和结果的因素有：文化差异程度、环境、强度、频率和接触的敌意，接触的代理人的相对地位，谁是统治者、谁是屈服者，流动的性质是互惠的还是非互惠的，等等(哈维兰，2006:428)。也就是说，文化的差异是否太大或太小、环境是否平和、强度是否足够、接触双方是否平等、是否具备足够的代表性、是否存在敌意以及敌意的强弱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涵化的过程和结果。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2003年的七一游行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文明通过一段时间的文化接触之后发生的一次文化冲突，并引起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在此之前，自《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两种制度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相对平和、平等的接触与渗透，展现了良好的涵化趋势，并未产生严重的文化冲突。但2003年，建制派急于推动某些改革，给人的感觉是，原先约定好平行的两种制度在此时突变为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强行超越(统治)和快速同化，引起了文化接触的另一方——反对派乃至中立派别强烈的文化敌意，以及对建制派强制实行文化同化的危机感，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而爆发了反对派的大型游行，形成比较重大的文化冲突。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其视为长远的文化涵化过程中一次比较特殊的文化震惊形式。而通过这次文化震惊，双方都窥见了隐藏在文化形式之下的那些深层次的知识、态度、理念与价值观，为两种制度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更深入、更自然地涵化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接下来的几年，反对派的游行也促成了建制派将巡游变成惯例。政府主持的庆典与巡游是一种主权、控制权的象征，游行则是民间力量和智慧的象征。“在官方的层次上，七一仍是单纯的回归纪念日庆祝活动，但在民间已赋予更多反思层次上的纪念。由此，七一也象征官方与民间理念的并存及两者的距离。”(29)以宣示主权为依归的巡游和反对力量的游行，在一个政治性节日里共生共存，体现了两种制度在文化维度的“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30)。双方默契地表达着对七一这个政治节日的自我诠释。作为制度的外显形式，它们表明两种制度之间正在进行持久而深入的文化接触，正在进行平和、平等的文化涵化。这是政治人物和普通市民都期望的。
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吸取一切世界文明中的先进成分，特别是要建立“政治文明”。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无需将巡游与游行视为社会上两大(或各大)阵营政治动员、较量摊牌的场合，而应该视为两种制度的文化展示，是实施“一国两制”的一个环节。因为在这表面冲突、对立的两种表述形式之下，隐含的是两种制度对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昌盛、和平稳定的期望。两种制度从最初的文化震惊和冲突，到现在的并行不悖、共生共存，甚至相互涵化，显示了这一政治思想强大的生命力。因此，盲目地批评反对派和盲目地批评政府都是“不负责的爱国主义”。
最后，“一国两制”作为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必然有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两种制度的文化涵化尚需时日。
香港七一的两种表述已经展示出，要想在“一国”的前提下将两种制度融合为一种制度，或者使某一制度上升为另一种制度也心悦诚服的领导性制度，决不能通过文化强制和文化打击，而是要依靠长期而坚韧的文化涵化过程。“50年不变”，应该是指两种制度的并存与共生格局不变，是指文化共生共存共融的精神不变，而不是说制度本身不变，或将其限制于不变。
巡游与游行的文化显在形式是非常多样的，但我们更加要关注的是隐藏于这些文化形式之下两种制度中那些核心的观念、知识与价值。只有当这些隐在的文化也融为一体时，我们才可以说，“一国两制”已然成功。当然，两种制度要取所长、克所短，制度内部也允许发展“两种”甚至“多种”制度的思想，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各美其美。
总之，从文化的维度来解释，巡游与游行是一个节日的两种表述，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政治构想在政治性节日中的具体体现。权力的拥戴力量与争议力量的各自展示，都是文化的展演，是一种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多元社会中复杂政治的真实体现，是文化，是政治，也是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年的“七一纪念日”，都应该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新起点，(31)是长期的文化涵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时刻。
注释：
①作者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们的修改意见。文章还曾得到诸多学友们的批评和建议，在此深表谢意。但一切文责自负。
②笔者(夏循祥，2009)曾经提出以节日的来源将节日区分为政治性、宗教性和季节性三种，并认为：“政治性节日是与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有关的节日，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如集体认同、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而设置的。”
③《驻港部队三军营开放》，《香港商报》1999-07-02，香港新闻/B02；《驻港三军举行盛大表演》，《文汇报》2002-07-08，香港新闻/A12。
④根据报纸资料，1997年、2002年和2007年，都举行了盛大的烟花汇演。参见：《七一回归烟花 将香港历史发放夜空》，《苹果日报 》2002-06-30，一周焦点/E03。
⑤1997年七一，国家主席江泽民参与了政权的交接仪式，又参加了香港特区成立的仪式和庆典。2002年七一回归5周年，江泽民又出席了香港特区第二届政府的就职宣誓仪式和其他庆典。2003年七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香港表示祝贺。2007年回归10周年时，国家主席胡锦涛率领中央代表团与香港市民一道欢庆香港特区10岁生日。参见《江泽民“三希望”促服从特首，盼港人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苹果日报》2002-07-02，要闻/A02;《温总别香江，祝港再起飞》，《新报》2003-07-02，港闻/A03；《热烈欢迎胡主席莅港》，《香港商报》2007-06-29，重要新闻/社评A01。
⑥如《工联会举办大巡游以欢乐庆祝回归 香江充满节日气氛》，《文汇报》2002-07-01，回归五周年/A05；《千五青年铜锣湾巡游签名》，《香港商报》2002-07-Ol，回归5周年/A05；《渔民海上巡游庆回归》，《大公报》2003-07-01，回归六周年欢迎温总理访港/K02；《工联会单车巡游庆回归》，《文汇报》2004-06-30，紫荆广场/A28。
⑦《七一应该搞大型游行庆祝》，《新报》2004-07-01，港闻/A04。
⑧《19团体3万人巡游》，《新报》2005-07-02，港闻/A03。
⑨《巡游声势壮拟年年办19团体拟注册“庆回归”联盟》，《明报》2005-07-02，港闻/A06；《表达市民对回归祖国建设和谐香港感情 各界拟常设庆回归组织》，《文汇报》2005-07-02，回归八周年专辑/A05。
⑩根据各报资料整理，历年来参加巡游的主题和人数为：2005年，主题“和谐团结创明天”，3万人；2006年，主题“和谐、团结、发展”，5万人；2007年，主题“共成长、共理想”，1.8万人；2009年，主题“团结自强庆回归”，4万人。2008年，由工联会等团体组成的各界庆回归筹委会，以悼念汶川大地震为由，决定一切从简，不再举办庆祝活动及巡游，只在7月1日上午于红馆举行综合汇演。
(11)“飘色巡游”被誉为“南国奇葩”，始于明末清初流传的民间传统艺术，是世界著名的一大特色。在飘色巡游中，一些四五岁的小朋友身穿色彩斑斓的服装，装扮成民间故事人物、神话人物或现代英雄人物、讽刺时弊的角色，站立在支架上，由成人支撑着，以立体舞台的形式穿梭各街道，同醒狮队一道在岛上巡游，巧妙地营造出半空飘行的效果。从字面上理解，“飘色”可以理解为凌空“飘”然而过的缤纷色彩。相传，长洲的“太平清醮”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当年岛上曾发生一场大瘟疫，居民把庙宇内的神灵抬出巡游，进行打醮以求消灾解难。以后，便有了遐迩闻名的“飘色巡游”。香港旅游协会已将现在的巡游盛况摄录上网，向世界推介这一颇具本地特色的旅游观光项目。
(12)《大巡游四万人庆回归》，《信报财经新闻》2009-07-02，政策政情/P06；《团结自强，香江更璀璨；四万人巡游，欢庆回归》，《大公报》2009-07-02，要闻/A01。
(13)《外国传媒关注CNN头条报道七一大游行》，《明报》2003-07-02，港闻/A11；《港人心声 全球都在听》，《明报》2003-07-04，阅报知天下/D11；《外国大篇幅报道》，《明报》2003-07-03，港闻/A04。
(14)《外国传媒注视游行发展》，《香港经济日报》2004-07-01，要闻/A02。
(15)《何俊仁：曾与直达中央内地官员会面》，《信报财经新闻》2003-07-14，新闻-政策政情/P05；《何俊仁承认晤中方官员；杨森：会面非“破冰之旅”》，《明报》2003-07-14，港闻/A09。
(16)《〈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贺回归》，《大公报》2004-07-01，港闻/A12。
(17)王宵宵：《七一应是一个庆祝日子》，《文汇报》2004-07-01，文汇论坛/A18。
(18)黄英琦：《网络的力量》，《明报》2003-07-08，时代/D07；《七一游行造就民主生力军，中学生公民意识火速燃起》，《星岛日报》2003-07-16，每日杂志/A19;吕大乐：《中产政治势力抬头》，《星岛日报》2003-07-16，每日杂志/A18；陈韬文、钟庭耀：《香港政治生态起了根本变化》，《信报财经新闻》2003-07-16，中港评论/P13；张炳良：《七一改写特区政治》，《信报财经新闻》2003-07-09，中港评论/P26。
(19)钟庭耀：《七一游行意欲的背后》，《信报财经新闻》2004-07-01，中港评论/P07。
(20)近年七一游行人数如下：2003年，主题“反对23，还政于民”，人数50.0万；2004年，主题“争取07、08双普选”，人数53.0万；2005年，主题“争取全面普选、反对官商勾结”，人数2.1万；2006年，主题“平等公义新香港、民主普选创希望”，人数5.8万；2007年，主题“争取普选、改善民生”，人数6.8万；2008年，主题“争取普选、改善民生”，人数7万；2009年，主题“施政失误，贫富悬殊；改善民生，还政于民”，人数7.6万。
(21)《示威的森林》，《明报》2007-6-15。
(22)《董建华首次亲接请愿信》，《信报财经新闻》2001-07-02，新闻—政策政情/P02。
(23)《大巡游和游行》，《联合早报》(新加坡)2009-07-06，四方八面/2。
(24)《工联会占维园6球场庆回归》，《都市日报》2003-07-02，港闻/P03；《维园六万市民庆回归，郑耀棠吁早立国安法复苏经济》，《香港商报》2003-07-02，港闻。
(25)《千人回归宴，市民满载而归》，《东方日报》2003-07-02，港闻/A26。
(26)有关节日与狂欢的讨论，可以参考巴赫金(1998)。
(27)《七一七年》，《信报财经新闻》2004-07-01，副刊—专栏/P23。
(28)《七一的双重理念载体及其文学转化》，《明报》2009-07-01，港闻/D04。
(29)《七一的双重理念载体及其文学转化》，《明报》2009-07-01，港闻/D04。
(30)据陈韬文、李立峰(2006：71-96)解释，政治平行这一概念是“党报平行”概念的延伸，即传媒的政治倾向跟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呼应。有关两个概念间的关系和在媒体系统内的表现，可参考Hallin and Mancini(2004)。
(31)《放下包袱 跨越障碍 再上征程——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七周年》，《文汇报》2004-07-01，重要新闻/A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