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为先秦最高文化区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齐鲁论文,文化区论文,先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鲁文化在中国早期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之高，学术界早有关注。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再论小屯与仰韶》（见《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一文中，就曾说：“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虽然徐先生当时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然而此后大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考古界、学术界对齐鲁文化探索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展开，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徐先生精当的评说是洞穿历史迷障的确论。
丰厚的文化根基
随着20世纪以来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齐鲁成为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区域的基础也一步步显露出来。
城子崖遗址。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田野工作队对现今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了挖掘，出土的大量造型优美的黑陶器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之誉的蛋壳黑陶和发达的轮制陶艺技术，表明山东龙山文化时代先民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著名考古学家李济高兴地说：“凡此一切都给予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就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城子崖》序）。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通过城子崖和其他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认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自成体系的山东考古文化系列。城子崖遗址发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东和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针对龙山文化的来龙去脉，做了大量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探明了山东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是沿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序列，自成体系地向前发展的。它进一步证明，作为中国文明形成基础之一的山东龙山文化不是来自其他地区，更不是来自海外，而是在由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形成的，源远流长，根基深厚，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中国文字在山东地区的最早出现。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最早的文字与年代较早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地区，除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有刻划符号的陶片外，其后又在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在1959年山东大汶口发掘的灰陶背壶上也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今年3月，在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卜甲，这个被认为“是自殷墟首次发现甲骨文104年后的第二次发现”（见《大众日报》2003.4.9），连同1997年在山东桓台史家遗址所发现的岳石文化时期的羊肩胛骨上的刻划文字，进一步支持了中国文字有可能在山东地区最早出现这一论断。
龙山文化城市群的发现。城市的发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除发现城子崖遗址最下层是一个山东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外，又先后在邹平丁公遗址、临淄桐林遗址、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了一系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它进一步揭示出山东地区史前文明发祥之早、水平之高。
从总的情况来看，当今山东地区确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这正是齐鲁形成先秦最高文化区的深厚基础和文化先导。
多彩的文化展现
西周初年，齐鲁立国，此后至秦统一的大约八百年中，齐鲁文化进一步发展，从多方面展现出最高文化区的风采。
“周礼尽在鲁”。我国早期文明至周最盛，而鲁国则是宗周文化的中心。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礼乐之盛，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就在此前不久的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鲁国的师工将各诸侯国之《风》尽数演奏，将歌颂周之先王和业绩的《小雅》、《大雅》歌诗亦一一奏来，已见鲁为周乐中心的盛况，而季札“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见《左传》）这说明，齐人、晋人和吴人分别在春秋之世的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鲁为有周一代礼乐文化的中心地位。
齐桓称霸与文化霸权的展示。所谓“齐桓称霸”，实际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展示，孔子对此早有认识。孔子在《论语》中，三论管仲，两赞其文化霸权：“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观齐桓霸业，征伐与盟会是主要形式，而其目的则在文化。齐桓公进行过两次大的征伐：一是伐楚，二是北征戎狄，着眼点都在文化的捍卫与推展。《左传·僖公七年》曾记载管仲对盟会内容的概括是“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孟子·告子下》则记载了葵丘会盟的一些具体条款：如“诛不孝”，“尊贤育才，以彰有德”，“敬老慈幼”，“无专杀大夫”等等；其主要约法还是政治、文化信条。这都说明齐桓公的霸业实为文化霸权的充分展示，是齐国国力与文化之盛的具体表现。
诸子大半出齐鲁与百家争鸣于稷下。战国诸子学术的繁荣，是先秦思想学术文化臻于极盛的重要标志，而其发生发展之中心区域即在齐鲁之地。其一，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半出于齐鲁或受齐鲁之重大影响。孔子、孟子与墨子，都是邹、鲁之人；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十五即游学于齐之稷下，其学术亦成于齐国。道、法两家之代表人物老、庄、申、韩等虽非齐鲁之人，但其思想之产生与齐国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列伊尹与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因而有学者认为，道家之学源出齐太公对商代伊尹之继承（参见石一参《管子今诠·概论》）；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黄老之学”的形成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完成的，齐人田骈及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后世法家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齐国有一个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其思想大多集中于《管子》一书中。其余各家学派，大多著述已不传，但就目前考知：战国阴阳家之代表人物邹衍、邹爽都是齐人；名家之公孙龙曾游齐之稷下，而宋钘、尹文、田巴等名家学者都是齐之稷下先生。战国学术文化之中心区域在于齐鲁，还与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置有直接关系。田齐统治者，在齐国都城临淄一带，“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徐干《中论》），人数曾多至“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诸子自由争鸣，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作总汇的《管子》，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被郭沫若称为其书“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管子集校·叙录》），并认为当时的稷下已“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儒墨“显学”出于鲁与兵学繁盛于齐。战国诸子之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又同出于鲁。就其共同点看，一是弟子众多，“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吕览·尊师》）；二是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三是影响甚巨，“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览·当染》）。在先秦文化中，兵学号称发达，但其辉煌成就实多为齐人所创。先秦时代有六大兵书，即《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而前四种皆为齐人所著。《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以《齐孙子》著录，《隋书·经籍志》不录，大约随以后失传，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进一步证明该兵书在汉代的存在。事实上，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还不止以上数部，《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晚子》一书，据班固的注也可认定是一部齐人言兵之书。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外，像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膑、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都卓尔不群。众多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于齐，反映出齐国悠久的兵学传统和深厚的兵学根基。
试观有周一代，齐鲁所出文化名人之众，传世典籍之丰，确非他域可比；而春秋战国之世，前有鲁之礼兵，后有齐之稷下，海内文人，向往齐鲁，趋之若鹜，实为当时华夏文化之中心，学术思想之源泉，人才培育之基地。
深巨的文化影响
齐鲁文化在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深深影响着秦汉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秦始皇对齐鲁文化的迷恋与怨憎。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共有四次大的巡狩，三次是东巡，基本都以齐鲁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山东半岛的琅琊台、成山角、芝罘是其主要的海上活动地点。由此可见，秦始皇对齐地非常关注。秦始皇对齐鲁方士谎言也很迷恋。他听信方士“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说教，“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汉书·郊祀志》）。他轻信方士之言，还造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盐铁论·散不足》）。统一之初，秦始皇对齐鲁的儒生非常关注，但这种对方士、儒生的重视也是最终演成“焚书坑儒”惨剧的重要原因。它既反映出齐鲁文化与秦晋文化、儒学与法家思想尖锐的对立，又折射出齐鲁士子对秦代政治的干预和冲突。
汉初统治者对齐鲁文化的重视和阐扬。其一，刘邦开封建帝王祭孔之先。汉家起于楚地，高祖刘邦又是一“谓读书无益”之人，素对儒生无好感。但他听取陆贾等人的劝告，重用齐人叔孙通及其一班儒生制定朝廷礼仪，并于高祖十二年在平淮返回途中，亲赴曲阜召见儒生，用太牢之礼隆祭孔子，成为历代帝王中第一个祭孔者。其二，黄老之学对汉初政治影响巨大。主要形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齐亡后一直在齐地的胶西一带传播发展。曹参相齐，首先以“黄老之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因而，倡言“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的黄老之学，颇受汉初统治者欢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其术就是“黄老”之治，而且一直延续到武帝建元年间，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其三，齐鲁士子对汉初经学的垄断。孔子以六经教授弟子，历经战国以迄秦汉，在齐鲁之地形成了儒学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初传经大师为“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五经八师，有六位是齐鲁之人。而赵人董仲舒与齐人胡毋生同为齐人公羊寿之弟子，实为齐学大儒。
齐鲁文化与“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是齐鲁文化在汉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最高展现。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是一位能够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而实际上汉武帝思想的形成也是受齐鲁之学的影响。据《史记·儒林列传》：“兰陵王臧，受诗申公，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正如钱穆说的“王臧尝傅武帝，特见亲信，帝之好儒术，渊源当在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武帝和董仲舒这两位受齐鲁之学影响甚大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才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现实和可能。董氏儒学，既推明孔子，阐扬仁学，又采齐学之阴阳五行，大讲天人感应，并兼采墨、法两家尚同、法治等思想，将儒学改铸成新学说，从此，儒学由“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学术思想，“登堂入室”，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家的统治工具。这是齐鲁文化在汉代巨大影响的展现，也是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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