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的微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微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1)06-0881-07
修回时间：2011-06-10
1 引言
经济地理学是从地理角度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学科，或者是研究人地关系经济影响的学科，包括人类经济活动对人地关系的影响以及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果。相关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地理学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如195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者在我国流域规划、资源调查、区域规划、地区工业布局、国土整治、农业区划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1]。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地理学发展起来[2]。在研究中，综合性、区域性和应用性特点得以强调[3]。
与综合性不同，一些学者坚持科学研究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方法[4]。该方法认为，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还原的。第一，世界复杂多样，要进行研究必须予以简化、挑选，确定一研究就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对世界某个部分的还原；第二，可以利用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 Razor)进行解释上的还原，比如用低层次的规律解释高层次的现象；第三，把现象的整体分解，逐个元素进行分析，这也是科学思维的核心。借鉴还原论原理进行经济地理学研究，可以把复杂的经济地理现象还原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及其组合。就组织单元而论，在工商业为主的区域，企业是一个基本组织单元，区域经济活动的发展、规模、结构、质量等都与企业及其之间的结构有关。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生产单元是农户。
沿着这一思路，与多年形成的中国经济地理学重宏观轻微观不同，本人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着力于微观视角的经济地理研究，持续探索，试图找到经济地理的基本单元。通过研究基本单元的性质、相互结合来研究经济地理现象的形成机理，逐渐形成了公司地理和农户地理的研究方向。此外，人地关系研究可以从更小的空间单元切入，对此也进行了村落及点位角度的探索。
2 公司地理研究
对于公司地理，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学术界有阶段性研究，结合经验性成果，少数学者进行了理论性总结[5]。在分析国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我们相继进行了农村工业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研究，重点研究公司增长空间轨迹、公司空间结构、公司与环境关系[6]，出版了《公司地理论》(1999年首版，2002年修订版)，同时按照公司区位——区域内公司关系——跨区域公司发展的框架，出版《经济地理学》(1999年第一版，2006年第二版)，重印20余次，被多数高校采用，被引用924次。在公司地理研究上，在以下方面提出新的观点。
2.1 公司空间扩张的“通道”观点
国际上有关公司空间扩张存在“近邻扩张”和“等级扩张”两种观点。然而，中国的特殊环境，影响公司以上两种规律的扩张。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际关系；在公司新区位选择或兼并其他公司时，熟悉的人际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易于带来这些活动在相应区位发生。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常隶属于中央某一部门，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企业权力有所扩大，但其扩张中行政体制的影响仍然存在。从而使隶属关系在企业空间扩张中具有重要影响[6]。对中国“一拖”[7]、上海大众[8]等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两种扩张之外，中国公司还存在着“通道扩张”，即沿着产业联系、人际关系、体制根植形成空间扩张“通道”。这些通道并不符合“近邻”、“等级”原则。这一研究发现为区域发展中借助区外公司的力量找到理论支持。
2.2 区域—公司地理研究的综合分析法
关于公司与区域发展的关系研究，地理学家的观点可概括为区域方法和公司地理两大类。前者侧重于区域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包括结构分析)，并不追究与这一变化相关联(或引起这一变化发生)的公司组织变化；后者侧重于公司组织(单个或多个组织)的变化、组织间联系、组织内部结构及其区域影响，并不考虑(或不重视)公司所影响的区域内的整体情况。换言之，前一方法侧重于区域经济变化的结果，另一方法侧重于区域经济变化的过程。
正如图1所示，公司组织有其自身的系统，一个公司可以仅拥有一个工厂(如公司A)，也可有多个工厂(如公司B)；这些工厂可以集中于一个区域，也可以分散在多个区域、多个国家。区域也有其自身的系统，从小区到大区到全国到国际；与工业组织联系起来考虑，区域可以仅有一个公司在此生产(如区域1)，也可以有多个公司在此生产(如区域2)。从而形成了一个区域有一个(多个)公司进行生产，一个公司可在一个(多个)地区进行生产的排列组合。这种区域与公司组织间的不重合性意味着区域发展与公司发展的目标不一致，尤其是多区位公司与相关区域之间。区域—公司综合分析法将两者结合，从区域角度用多种定量模型分析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公司角度分析发展变化的过程[9]。运用此种方法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如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增长中心不成功的原因，进一步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人为干预与自身增长潜力的关系。进一步推理，区域规划者在澳大利亚区域发展时应该充分考虑公司的发展诉求；在处理公司与区域协调关系时，应充分考察公司的正负外部性。
图1 公司组织系统和区域组织系统
Fig.1 The relation between firm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regional system
2.3 跨国公司(TNCS)与区域的关系研究
跨国公司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在国际上存在扩大和缩小之争。不同的国家案例证明了截然不同的结果[6]。然而，中国的研究表明，1980年代，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注入经济不发达的广东和福建。在外资和其他相关因素影响下，这些省份经济迅速增长。反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天津、辽宁外资投入较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居全国最低之列。与之相应，中国区域差异呈现区域缩小趋势。1990年代，大型跨国公司较多投入沿海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接受较多跨国公司投资的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已属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区，在外资的带动下，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省际差异有所扩大。中国的案例证明，进入中国的区位和原有区域经济水平的关系，与国际上一些国家不同，外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特点[10]。进一步推理，吸引外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与区域自身条件和跨国公司影响的扩散度有关。
跨国公司与投资地之间的关系具有互补性、竞争性和变化性等特征。跨国公司与区域的讨价状况与各自地位的关系密切。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公司投资地区，并不全处于弱势地位，某些特殊地区具有较强讨价力量，从而为该地区带来较大收益。通过对上海市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交易关系具有如下特征：中方的交易实力不断提高、大致等同的互相选择以及股权变更上的交易中方让步十分有限[11]。上海在没有比其他省份对跨国公司作出明显让步(实际上比其他省份对跨国公司进入条件就要求更为苛刻)的条件下，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尔库塞(Peter Marcuse)教授将该研究成果称之为路径突破性的(Path-breaking)①。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格局，综合反映了其他国家的研究结论。跨国投资企业的集中区位，既包括了经济发展中心区(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又具有边界邻近地区的特征(如山东、辽宁与韩国和日本的邻近关系)。不过，由于历史上的联系和地理位置邻近性，以及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不同国别的企业又有相对集中的省、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港、台资投资区位与外资区位不同。他们更侧重人际关系，外资大公司侧重于经济基础和信息[12]。
3 农户地理研究
3.1 农户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农户地理主要研究农户区位、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图2)[13]。农户个体活动之外，农户之间通过正式和非正式联系，形成各种各样的群体。这些群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具有一定的内部性。各相关农户行为的相似性以及相互利用的正外部性，形成农户群体的空间行为。农户个体和群体行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对农户的影响又因农户特征差异而不同，这种农户特征表现在利用外部环境谋取发展上，可用农户自主发展能力来度量。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农户对环境的利用行为。同样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农户由于自主发展能力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发展取向和结果。
图2 农户地理的研究框架
Fig.2 A framework of geography of rural households
3.2 农户区位研究
3.2.1 农户居住区位研究。农户居住区位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农户的效用需求与环境综合供给的均衡结果。农户初始居住区位，表现为较强的对自然环境和农业资源依赖性。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户居住需求增加，同时对环境的利用程度也在不断增加，农户逐渐向居住效用较大的区位迁移。在农业生产为主的条件下，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且距水源较近的区位，这时的区位效用水平ON[，1]与当时的农户需求相一致。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农户空间需求逐渐超过区位所提供的效用水平(如出现交通不畅、空间狭小等发展约束)，即通过区位迁移，实现向着居住区位效用水平与需求的新的均衡N[,2]。依此类推，只要农户居住区位在原居住区位没得到满足，就存在向新的区位如N[,3]迁移的动力[13]。在居民点区位的迁移过程中，经济水平对效用水平的影响逐渐加大，地理环境的影响逐渐变小，表现为效用线与横轴经济发展水平的夹角逐渐变小(α[，3]>α[，2]>α[，1])(图3)。根据上述研究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更趋于居住在经济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为居民点由小到大合并提供了理论支持，因为更大的居民点意味着能为农户提供更好经济发展机会和生活设施。
图3 农户居民点区位迁移与区位效用水平变化
Fig.3 Reloc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changes of its spatial utility
3.2.2 农业生产区位研究。西方经典农业区位论为基于城市周围地区的大农场经验数据得出的。中国农村情况特殊：人口密度较高，村庄密集，长期以农户为生产单位，现在在经营上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基于中国的农业大省河南的农村调查，发现农业生产区位呈小尺度带状分布。从村庄向外，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逐渐减少。但影响因素并不像杜能所指出的是由于距离和运费的增加，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变化[14]。此外，中国欠发达农区的环状尺度很小，且为村中居住的所有农户单独决策所形成的综合结果。该观点可以很好解释现存的(大区域)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小区域)多样化共存的状况。现存的居民居住空间格局和生产体制对区域农业专业化发展具有较强的制约性。
3.2.3 工业生产活动区位。农户工业生产活动的区位，具有和城市工业活动不同的特征，总体上表现为分散布局。在早期阶段，工业活动多以家庭为单位，相当一部分工厂车间与家庭居住混合，农户工业活动与农业活动混合。到一定阶段，在具有一定工业竞争优势的村子周围集中建立一些工厂，形成工业集聚区[15]；同时，也有一些村庄的工业逐渐萎缩。但总的来看，农区工业活动还是具有较强的家庭企业特征，其区位以分散布局为主。虽然在规模经济、环境污染及占用耕地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但只要注意其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工业还是农村地区的主要发展路径之一。
3.2.4农户务工区位。农民出外务工是农户成员主要就业和收入渠道之一。由于农民工的出现，改善着农户的经济空间行为和家庭的空间结构。农民的务工区位是经济收益和社会联系的共同作用结果。对河南农民工的分析表明，空间距离对务工区位具有一定影响，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影响更为重要。样本农户有一半以上选择在距离较远的沿海省份务工，而在周围邻近省份务工人数较少[14]。此外，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对务工区位选择具有十分重要影响。样本农户中外出务工者集中在少数区位，形成特有的“簇状”分布现象[16]。该研究结论的含义是只要本地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并达到可接受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大批远距离外出务工现象就会减缓。
3.3 农户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农户群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地域范围内，农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群体。基于农户间作用方式不同，可划分为基于非正式联系的农户群和基于正式联系的农户群。前者如亲缘农户群、邻里农户群等，后者如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农户群具有嵌入性、多功能性、动态性、传承性等特征[17]。农户群体行为的机理源于农户之间的互动。在基于非正式联系的农户群内，亲缘、邻里与地块邻近农户之间互动较为普遍。通过对河南省杞县孟寨村(大蒜专业村)第8小组42家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亲缘群体对技术扩散有更明显的效果；邻里群组和地邻群组中，农户个体特征对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明显[18]。这种农户群体特征可有效解释农区专业化的演进。从农户互动的角度来看，农户群的演变过程可划分为离散网络阶段、单一核心网络阶段、多核心网络阶段和高水平互动网络阶段[13]。农户的创新活动是按照社会关系密切程度由核心农户逐渐向外推移。然而，随着农村社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户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网络联系将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关系为基础的网络联系。正式联系所形成的农户群的作用逐渐提高。
3.4 农户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农户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表现在多个层面。在农户个体层面，地理环境可通过影响农户经营观念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影响农户收入[19]。利用河南省1 251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从农户资本要素禀赋、农户经营结构和地理因素三个层面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在资本要素层面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都有显著的增加效应，但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增加效应更强。在经营结构层面上，通过兼业、务工等非农活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以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而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经济区位、地理邻近性等地理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兼业、务工等非农业活动在村庄之间的差异，从而间接导致农户收入在村庄之间也存在差异；②地形、耕地资源等传统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处于下降的趋势，地理邻近性、基础设施要素等经济集聚要素的影响程度逐步加强。因此，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地理因素仍然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的重要程度和影响方式发生了变化[20]。
与现有的经济地理学相关讨论相联系，上述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启迪：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地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人质疑，但是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发展中，地理因素的影响会明显不同。欠发达农区发展中地理因素的影响正是这样的例证之一[21]。
3.5 农户自主发展能力
为什么不同农户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不同？关键在于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农户自主发展能力是指农户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利用现有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追求目标时展示的一系列行为决策能力。通过选取5项36个相关指标，定义并计算了自主发展能力指标。在此基础上，采用改进的信息熵值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对河南11个村1 251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处理，定量分析了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农户持续增收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①地形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具有一定影响。一般情况下，不同地形交界地带的农户自主发展能力较强，山区村的自主发展能力较低。②城镇的影响力大小与距离有关。由于不同等级的城镇的距离不同，导致乡镇对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大于县城，县城对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力大于地级市。③地域通达性影响自主发展能力的作用发挥。通达性越好的地方，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越大。同样的地理环境，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与自身因素有关。不同的能力对环境的利用有明显的差别，为挖掘内力促进农区发展提供了关键抓手[22]。
4 经济地理学的小尺度研究
从空间角度来看，什么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传统的农村聚落对农村居民人地关系活动的空间具有较大影响。同一聚落居民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同质性，对环境的利用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尽管同一聚落居民的经济活动有差异，农户的经济活动也有差异，但还是可从聚落入手探索农村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
4.1 从地块角度研究聚落人地系统
在人地关系量化研究中，微观尺度的精细解剖，对于深入认识和解释其内部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对河南省巩义市吴沟村482块农田的调查表明，地形因子是对山区农村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从投入产出来看，高程的影响最为明显，具有随地块的高程增加而逐渐降低的特征；农田地块的坡位与其能量转换效率呈反比例关系；坡型也是影响农田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因素，凹坡、平坡产投比明显大于凸坡[23]。现有人地关系研究多停留在哲学层面，以上成果对人地关系研究从哲学层面进入到科学和操作层面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4.2 村域单元研究专业村与环境关系
在农区发展中，专业村具有重要作用。到2010年初，全国专业村已达到45 650个，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全国19.4％[24]。在分析中部欠发达农区专业村分布及其形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专业村形成和演化机理的分析框架，提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户是专业村形成的核心因素，村庄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传统习惯和经济基础决定着专业村的发展方向，政府推进、市场、技术和宏观经济环境决定专业村的数量和规模。在此基础上，初步归纳出专业村形成发展的三定理：①农户的企业家精神有无决定着专业村的有无。正是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农户，通过对传统农业活动的创新，促生新型经济活动的出现，才带来了专业村形成的先导农户。②村庄的区位、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等决定着专业村的类型。专业村的形成和发展中，村域环境直接或间接受地理因素影响，而企业家精神也是地理因素的长期作用的结果。③区域的政策、市场等环境决定着专业村的数量和规模[25]。
4.3 从点位角度构建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型
在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方法，可以进行更小尺度的空间研究。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例，可将大比例尺的地形高程模型以及基于此的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数据结合使用，评估点位(site)尺度的人地关系协调程度。根据研究区域内各点位(如用TEM数据的30×30m)的生境条件和一段时间内人类利用情况，建立各类利用类型的判断基准，以此来评估各点位变化的方向是否更趋于可持续发展[26]。如果这种变化向可持续发展基准逼近，则认为该点位上的发展变化的可持续性增强；反之，则可持续性减弱。
5 结语
经济地理学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因素，不同尺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探索其研究的基本单元非常复杂。本人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试探，有如下体会：首先，企业、农户是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单元，但是两者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在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区域，农户起着重要作用；在较为发达的工商业为主的区域，公司作为更为明显。其次，与公司地理相比，农户地理有不同特点：①公司的初始区位与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有关，农户的初始区位则与农户生存和生活条件有关。②公司随着规模增大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分化为不同层级；农户的空间扩张则为短期行为，跨区域空间结构只存在于亲缘农户群之中。③公司空间扩张遵循接触扩张、等级扩张和通道扩张；而农户的空间迁移则与空间效应有关，农户成员的外出务工不严格受空间距离约束。④公司与区域发展形成互相交错的关系；农户与区域发展目标函数则比较一致。这种差异加强了农户地理研究的特殊意义。
经济地理学空间基本单元的探索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也是经济地理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方向之一。不同空间单元存在各种联系，使得基本单元的选择存在种种迷雾。但是农村聚落是人类居住的固定场所，在长期的人地关系中，同一聚落的居民在利用环境进行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同质性。同时，聚落也是人类群体差异性活动的最小空间单元。本文从农村聚落及其活动所涉及的周围地域的角度进行基本单元的探索。期盼相关证明及后续研究。
经济地理学的微观研究具有许多优点：首先，有利于抓住经济地理现象形成的基本单元和组成结构。譬如，农户不仅是一个家庭组织单位，也是欠发达农区重要的生产单元。从农户行为角度研究区域发展，对区域发展现状分析，区域发展目标制定，以及区域政策实施等，均具有特殊意义，其次，有利于地理过程的探索。宏观尺度的研究，离不开对微观尺度地理事实的了解。宏观尺度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微观尺度成果的简单综合。最后，有利于揭示地理现象的形成机理。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区域并非均质体。把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忽视了区域内各细微尺度的差异。其研究成果并不能很好反映所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应用性成果在付诸实施时也会有一定困难。如果对不同的区域均从微观视角入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利用高速计算机，从点位角度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便可收到较好的结果。
除具有上述优点之外，微观研究也具有某些局限。仅从农户(或企业)角度的研究，缺乏对全局的把握，容易限制研究的视野，忽视区域背景、国家政策、科技教育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只有“远观森林，近窥树木”相结合，突出微观的同时又不忽视宏观，才能更好进行经济地理的微观研究。同时，微观单元的行为和组织方式随着中国的制度变迁，在逐步发生变化。譬如，一些农户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正在变成非农户；新的土地流转政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新一代的居住和务工行为变化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居住和经济空间行为。这对于经济地理的微观研究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注释：
①来自Peter Marase 1999年11月1日11时23分的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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