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若干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新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经济”一词最先在美国兴起，随后即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使用，近来开始在国内各媒体上频繁出现。“新经济”现象也随即得到各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本文就此谈谈对“新经济”若干问题的思考。
思考一：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有哪些特征？
什么是“新经济”？到目前为止，对此尚未有一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严格定义。“新经济”的含义也仍不确定。刘树成、李实在《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一文中认为，“新经济”主要有“宽”、“窄”两种含义。“窄”的含义是指美国经济90年代的持续增长；“宽”的含义则指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1]。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则认为：“所谓‘新经济’，应是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2]。经济学家樊纲认为，“新经济”主要指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新经济”又被称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精神经济、非摩擦力经济、零距离经济、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等。笔者认为，“新经济”是指与过去的经济形态（以农业文明为标志）和现在的经济形态（以工业文明为标志）不同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以知识为载体，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要手段，以技术创新为动力，面向全球化竞争的经济。
“新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2)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国际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科技经济日趋全球化；(3)科技革命创造了新的知识经济体系，产生了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形式，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4)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人的观念也迅速变化，人才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突出；(5)“新经济”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可使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6)“新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思考二：运用现有经济理论能否及如何分析美国“新经济”现象？
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在以信息技术创新为主导的“新经济”推动下，呈现良性运行态势。这种良性运行主要表现为“一高二低”。所谓“一高”是指经济增长率高且持续时间长，为二战后50多年来所罕见（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二低”，一是失业率低，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目标；二是通货膨胀率低，1999年已降至2.2%（见表1）。
表1 90年代美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数据来源：White House Economic Statistics Briefing Room
对美国“新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经济现象，虽然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基本认同其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一高二低”。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有很多学者包括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能并存于同一时空下感到疑惑，他们认为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分析这种现象是力所不能及的，需要用全新的经济理论来加以诠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透过美国“新经济”现象表面的“矛盾”，通过对影响美国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现有的经济理论这一“常规手段”完全可以对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要做的主要工作。
（一）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因分析
迄今为止，美国出现过两个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一约翰逊时代的106个月；二是始于1991年3月克林顿时代的116个月，这个过程至今尚未结束。
美国经济为何能够长时期高速增长？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分析：
1.国际大环境因素。
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国际大环境是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平红利有助于解决联邦预算赤字问题。世界各国日益走向市场经济，为美国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创造了体制上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日本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欧洲忙于一体化，整顿财经，经济增长的步伐放慢，这就使美国在与日、欧的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竞争地位。
2.美国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美国政府在“新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确实很少直接干预市场的运作，而是将其职能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其二，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和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打开国外市场，以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基础条件。
3.技术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从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增长可由不同因素来促进，这些因素包括：人力增长、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资本积累推动型、制度变迁型、技术创新推进型等，其中制度变迁型和技术创新推进型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加以阐述，即通过制度变迁，寻找到良性的“路径依赖”来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重要的，但制度更为重要。一个效率高的制度，即使没有先进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事实上我国过去和现在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属于利益诱致型的制度变迁，80年代中开始在城市进行的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政府推动型的制度变迁。通过这种制度变迁，使我国经济20年来得以持续快速发展。实践证明，制度变迁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笔者认为纯粹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主要促进作用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当某种制度的初始态其交易成本很高，那么通过制度安排，可以大大降低其交易成本，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使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随着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最终会接近或者达到某种均衡态，此时纯粹的制度变迁将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正是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大大高于对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关度的原因，也正是我国新制度经济学“热”产生的环境因素。）这样，经济增长将主要来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内生的、直接的、无止境的。
其实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可以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理论加以解释。制度变迁属于生产关系调整，技术创新是生产力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时，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这种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需要，是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并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生产力是经济发展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因素。同样，从长期来看，制度变迁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当持续的技术创新而产生技术大跨度的发展后，原来的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就会变的相对较高，此时新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这种制度变迁的选择，及这种制度变迁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并最终由技术创新来决定。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虽不能说纯粹的制度变迁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经消失，但其经济增长已毫无疑问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来促进的。有统计资料显示，以信息业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5%，以高技术为基础的产业所创造的财富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5%以上。
单就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来说，领先于全球的美国信息产业发展对其总体经济运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见表2）。
表2 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崛起中的数字化经济》中数据编制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的只是名义值。由于信息产品在质量和性能上大幅度提高，而价格并没有相应上涨，因此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值要大于其名义值。1992-1997年，信息产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28.2%，为其名义值的2.3倍。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下，美国投资大幅增长，使信息基本设施得以完善。以此为基础，网络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网络经济是一种直接经济，可以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时空上缩短距离，克服“买”“卖”脱节现象，使库存得以减少，商家甚至可以在零库存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的商贸业务。这无疑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美国商务部调整后的数字，过去5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幅度为2.25%，1997-1998两年的增长率是2.75%，大大高于80年代的1.4%。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不断将新产品推向市场，丰富了社会的总供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旺盛，通过市场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供给的改善和提高，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低失业率成因分析
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衰退以来，一方面美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经济扩张，特别是过去的5年中，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4%；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率连续下降，今年年初更是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4%以下。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美国“新经济”革命，使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就业环境产生直接影响。从经济理论上来分析，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会对经济社会中不同部门的就业状况产生不同的影响，经济扩张部门会出现过度就业，而经济萎缩部门就会出现严重的就业不足。由于技能、素质和知识等的障碍，后者不能或者很难流向前者来填补职位空缺，从而会使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加剧。按照这种传统理论来解释新经济对人们就业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创新导致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很多高科技含量和高工资的新工作岗位，同时又会使大量传统经济收缩，大量传统技术企业减员增效。即使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在量上等于甚至大于减少的就业机会，由于后者不能胜任前者的工作而导致劳动力流向不对称性，也会使经济社会就业产生结构性不均衡，使总体失业率上升。那么破解美国低失业率之谜的钥匙在哪里？笔者认为，钥匙之一是：美国的“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并非是取代关系或者是板块结合，而是相互渗透（详见本文第三部分）。“新经济”带动、促进了传统经济新的发展；在某些部门和领域，“新经济”“长”入传统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在一起，共同发展，从而使经济社会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得以减轻，甚至得以消除。钥匙之二是：90年代以来，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在不断下降。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90年代初，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大概在5.5%到6%之间。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变化和受教育程度变化的原因，自然失业率大幅度降低，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说出新的自然失业率是多少，但可估计现在这一数值应在4%左右。当然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扩张，也有助于降低总体的失业率水平。
（三）低通胀成因分析
在一般的情形下，当经济社会出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下降时，就会出现主要由工资上涨推进的通货膨胀。但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一方面持续稳定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创了近30年来的新低；同时，通货膨胀率也越来越低。除去食品与能源，1999年美国的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只有1.9%，是近34年来增幅最小的一年，这又构成了“新经济”时代的另一个谜团：低通胀之谜。
本文认为，美国经济低通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美元的强势政策和强势地位。
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财政部前部长鲁宾再三强调：美元坚挺符合美国利益。美元总量为23万亿，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60%和各国外汇储备的70%[3]。90年代以来，美元总体上保持强势，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不断下跌。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体现在通过美元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循环，为美国经济注入强大推动力；同时，美国可以进口更便宜的商品，使美国国内物价保持稳定。
2.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不振，亚洲等新兴国家发生了经济危机，导致世界性的需求萎缩，使初级产品价格低迷，从而有利于美国的物价稳定。
3.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一场所有企业的成本控制革命。
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企业可以及时跟踪它们的货物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流动情况，从而让它们能够保持所需存货的最佳水平，而不会造成代价昂贵的货物积压。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信息技术提高了每小时的产出，减少了保持生产过程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所需的工作时间。这就是说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还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成本，从而保持物价稳定。
4.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微调。
美联储根据每月或每季公布的美国经济宏观数据，通过利率杠杆，对美国经济的宏观运行进行及时的预调和微调，使美国经济平衡运行。
5.从整体来看，美国的工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
在过去五年中，美国的工资只有稍微的增长，1999年美国私营部门的雇员工资总量仅增长了3.3%，几乎与1996年相近。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产的诸要素出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价格均衡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使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商品和服务在全世界流动；服务、商品和自然资源从价格低的地方转移到价格高的地方，商品生产从成本高的区域转移到成本低的区域；技术在哪里最能赚钱，就在哪里被运用，劳动力同样要流动到工资最高的地方。同时，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商品、服务及生产要素的这种流动提供了便利和工具。在这一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高回报的过程中，一方面全球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大的调整；另一方面会出现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均衡的趋势。要素价格，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变得更加平均化，低工资国家的工资上升，高工资国家的工资下降。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正在缩小由于时空阻隔和人均资本占有量不同所形成的拥有同样技能的人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的工资差别，最终将会出现现代经济的工资“铁则”：能够长期存在的工资差别只能是被证明与可以产生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技能相关的工资差别。这正是导致美国近年来工资水平没有上涨的重要原因。另一原因是，近年来美国自然失业率下降，使失业率下降对工资的压力减少，有助于缓减通货膨胀的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新经济”的“一高二低”现象，并不意味着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消除，通胀已经死亡。事实上，在经济周期规律作用下，美国经济增长已呈下降趋势。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增长率分别为4.5%、4.3%、4%（见表1），2000年预计为3.25%左右，下半年起经济将明显减速。据美国商业部2000年10月27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7%，比第二季度5.6%的增长率减少了一半以上，是过去一年来增幅最小的季度。另据美国劳工部2000年10月18日的报告，由于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美国2000年9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0.5%，是今年6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在除去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两项后，美国今年9月份所谓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有0.3%的增幅，为今年3月以来的最高记录。如果按年率计算，今年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幅度达到了3.8%，大大高于去年的2.2%。这表明，美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了。
思考三：“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
“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主要涉及：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超微技术、新型材料和可替代能源。它有别于包括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以原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和传统意义上的服务行业在内的传统经济。可以认为“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但这并不是说“新经济”已完全脱离传统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存在于经济社会中。这是因为：
一方面，“新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的。“新经济”不是空中楼阁，其得以产生和扩张的基础和平台是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这也正是“新经济”首先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出现的原因之一。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为“新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而且伴随着传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消费能力和需求水平的不断增加与传统经济的供给手段的不协调，从而产生出对“新经济”的需求。也就是说，传统经济的发展对“新经济”产生的催生作用不可忽视。
另一方面，“新经济”不断向传统经济渗透，从而大大提升了传统经济的活力。“新经济”向传统农业渗透，通过广泛采用节水灌溉、计算和温室栽培、基因工程、生物化学等高新技术以及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产业化的高效农业，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以色列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色列农业资源匮乏，尤其缺少水资源，但以政府通过“新经济”与传统农业的成功结合，尽管农业劳动力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到4%，其生产的农副产品却不仅能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还向国际市场出口。1997年以色列农副产品出口额达15亿美元，占出口额的8%。
“新经济”向传统工业渗透，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工业生产工艺设备进行改造，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产品进行优化设计和产品创新，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生产出质优、价廉、性能优越的产品；通过对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开拓新的资源或提高原有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和手段，缩短生产周期，加快资本循环速度，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新经济”“长”入传统工业，形成了“鼠标+马达”的新企业模式。
作为“新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虽也属于第三产业，但是它又有别于传统的服务业。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不断增长，流程和流速不断增加，传统的服务业需要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管理。信息技术使传统服务业产生全新的服务形式，出现了诸如在线远程医疗、教学、会议等服务，电子购物、贸易、订货和电子产品的网上消费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总之，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并非是各自孤立的经济体系。“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传统经济是“新经济”的“母体”，是“新经济”得以生存和扩张的基础和平台；另一方面，“新经济”向传统经济渗透和融合，使社会的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并使传统经济知识化、高技术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思考四：面临“新经济”，我们须怎样应对？
经过20年来以制度变迁为主线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但是纯粹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呈递减趋势，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邓小平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4]有鉴于此，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持高新技术发展。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863"高科技发展研究计划、火炬计划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使高科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0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5%左右。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是在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又面临信息化的挑战；在没有完成市场化的情况下，又面临全球化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我们不得不在完成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进行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战略调整。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国发展“新经济”所需的宏观环境，包括企业制度、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环境、交易成本等未达理想，还需要大力改善，所以任务极其艰巨。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现实，我们已面临着“国际竞争国内化”和“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竞争态势。要在这空前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发展自己，我们就必须大力发展“新经济”，以迎接世界性的挑战。
发展“新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但其核心是要提升科技竞争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运转，那么它就不可能有现在；如果没有富有竞争力的科学技术，那它就不会有未来。”[2]近几年来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与其一直位居全球科技竞争力之首的排名向世人显示这样一个结论：在“新经济”时代，综合国力和经济竞争成为主战场，而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竞争能力则已成为其经济发展克敌制胜的法宝，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一些重大科技创新所产生的产业带动作用，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力。
要改变我国目前科技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状况，重中之重是要创建和完善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国家要充分发挥其强大的协调与推动作用，在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制定各种相应的具体法律，使之法制化；国家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要逐渐增加，对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不可偏废；要制定一些适时可行的激励政策与规定，建立淘汰机制与合理的科学家梯队，鼓励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动；要适度鼓励建立一些私人实验室，增设一些混合性质的科研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充分发挥和利用民间的创新能力。
在创建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据有关部门调查，近几年来，我国每年有3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的科技成果问世，其中只有20%左右的科技成果得到转化并形成批量生产，仅约有5%的科技成果形成较大规模的生产。而目前国家高科技产业化率已达74～85%的水平[5]。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下大力气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改革科研体制，将科研和技术开发人员的分布结构从政府研究机构主导型转变为企业研究机构主导型，建立以市场为依托的科研体制，以市场来引导科研活动和技术开发活动，使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和有企业头脑的科学家进行结合和互补。制订和实施对人力资本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加强官办产学研协作，特别是要通过金融创新形成与高科技产业化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及资本运作体系，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
知识是“新经济”的灵魂，创造性人才是建造“新经济”大厦的基石。我们必须进行教育制度创新，大力开展创造力教育，培养具有创造意识、创造能力、创新人格的优秀人才。根据当前学科分化与综合的发展趋势，高等学校要拓展学生的专业面，加强概括性强、适应面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特别是要增强新兴发展、应用面广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教育训练，使学生在综合化、广识化的教育中，激发创造潜力。大学的教育要从以传播知识为主，转向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和应用新知识信息的能力即创造能力。学校要针对学生的个性和生理素质、心理特征、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的不同，开展创造力教育工程，培育学生的创造人格。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满足“新经济”发展所需的创造型人才，才能构建“新经济”大厦的坚实基础。
“新经济”浪潮方兴未艾，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一历史赋予的机遇，使我国经济在新的世纪里得以腾飞，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得以真正复兴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