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义的读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义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之中问道：读者是什么？——这个设问甚至成为那篇论文的标题。裁判者？消费者？无知的庸众？启蒙的对象？美学意义上的历史平均数？总之，“读者”并非一个毫无歧义的概念。
据说，某些先锋作家决绝地宣称，他们从来不为读者写作。他们的伟岸个性无法迁就凡夫俗子。当然，这方面的夸张之辞没有多少理论防御能力。这些作家赖以写作的语言业已事先空出了读者的位置。种种复杂的文学修辞无形地围绕或者制造读者的位置。话语之中的第一人称“我”业已暗示了“你”——话语的接收者——的潜在存在。叙事话语之中隐匿的叙述人仍然是一个拥有读者的叙述人。所以，即使作家援笔疾书之际没有考虑读者的存在，读者的图象已经不可分割地镶嵌于语言之中，正如瑙曼所说的那样，“在写作活动中起作用的读者只具有一种理念的存在形式。”（注：瑙曼《作者——收件人——读者》，《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125 页）如果读者已经是文学的语言成份之一，那么，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
然而，这仅仅描述了文本内部隐含的读者。作为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相对于作家的读者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艺术社会学阐释。事实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还包含了二者之间的认同与制约——这一切可能在既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中形成。人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曾经为二者拟定了种种相异的关系模式。现有的资料可以表明，原始初民不存在“作家”或者“读者”的身份意识。如果文学和艺术是一种纵情自娱，如果人人都可以自发地提交作品或者享用作品，那么，作家与读者彼此不分。二者的分野发生在历史性的社会分工之后。新的历史文化打破了原始的混沌。这时，作家与读者的相对方式始终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社会分工的意义上，作家的指定位置在哪里？这种指定位置同时决定了读者的相对姿态。不同的历史时段，作家与读者可能是平等的对话者，可能是传播神谕的牧师与虔诚的信徒，可能是御用文人与显赫的主子，可能是谋生的艺人与临时的主顾，如此等等。现今，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似乎陷入了某种紊乱，二者均认为对方没有到位。这表明，作家之为作家、读者之为读者的既定身份解释正在瓦解。在我看来，这种重要的迹象某种程度地预示了历史文化环境的巨大交替。人们可以从这种紊乱之中察觉种种深刻的文化冲突。这里，我想利用作家与读者之间两种典型的关系模式阐述一系列不可忽略的转折——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模式。
文化导师无疑被视为时代的精英。他们负责阐述某一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并且以领袖的姿态传播种种重要观点。他们在文化舞台上享有巨大的权威，他们的观点应者云集甚至万众景从。文化导师的著作通常被视为经典。读者敬佩地仰望经典的高度，接受经典的训诫。许多时候，读者无法洞悉经典的全部奥秘；但是，他们愿意潜心苦读，从中获益。读者从未觉得，玄妙不解是他们拒绝经典的理由——他们宁愿认为，无法追随文化导师的思绪只不过表明了自己的低能。读不懂《论语》或者读不懂《圣经》，遭受贬斥的只能是自己。
文化导师及其经典通常与读者保持了一段距离。这时，众多的注释家与教师竭力填补这一段距离。他们告知读者经典的种种隐秘而深刻的涵义，有意无意地充当文化导师的代言人。一些人嘲讽地说，艾略特的《荒原》或者乔依斯的《尤利西斯》竟要召集一个教授班子为之作注，这种文学的意义更像是折磨人。然而，这无宁说是经典的待遇。一旦经典的资格得到确认，读者就必须为了宝藏而求索打开大门的咒语。文化导师与庸众的模式之中，后者没有抱怨的权利。当然，传授经典的同时，经典的传播体系也逐渐形成。无论是古代的书院还是现今的大学体制，传道、授业、解惑无不以经典为教材。这些机构是传播经典的社会网络。换一句话说，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和既定的教育体制密不可分。
不言而喻，这种关系模式背后隐匿了一个市场机制。相当多的经典著作明码标价地出售，人们不得不出资购买。考虑到经典的历代流传，它们的销量总和超过了许多普通读物。然而，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市场的形成并非经典的正面目的——这种市场无宁说是某个时代基本价值的传播而出现的附带产品。这种市场没有考虑资金的回笼速度，经典的作者——亦即文化导师——往往享受不到市场利润的回报。经典的确认必须经历几代人的鉴定，作者的有生之年多半等不到经典证书的颁发。对于文化导师说来，盈利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动机，甚至不予考虑。他们更像是献身于他们认定的基本价值。殚精竭虑的思想探索，呕心沥血的著述，反复辨难，字斟句酌——不论最终是否被市场所接纳，经典的创作并没有考虑如何投合市场机制的运行。浪漫主义时期，“文化”甚至被视为市场的对立因素而存在。正像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之中指出的那样，某些艺术家不甘于被描述成市场商品的生产者，他们还将自己描述成具有特别禀赋的人；他们力图充任的是导航的文化导师，他们身上保存的正是遭受市场和工业文明威胁的“某些人性的价值与能力。”（注：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然而，强大的市场体系深刻的改造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亦不例外。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正在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认定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供求关系被单独提取出来，并且赋予商品形式。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遭到了遗弃。显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是建立于一个正规的市场体系之中，商品包装、广告攻势或者销售策略已经远非昔日的民间艺人所能比拟。印数和版税比例规范了作家与商业机构的利润比例之后，读者就是市场的主角了。按照行之有效的消费原则，“读者就是上帝”几乎是一个必然的口号。这时，文化导师的巨大权力已被剥夺，读者的旨意决定一切。如果作品的主题和形式超出了读者的视野，他们的拒绝购买就是一种毫不客气的否决。这时，遇到挑战的不仅是文化导师及其经典创作方式，同时还包括整个经典传播体系。
文化导师与庸众的关系模式已经沿袭了如此之久，废弃这种模式多少有些不安。因此，许多人不得不为这种废弃进行辩护。最为常见的辩护辞是：多数读者早就厌倦了虚伪的高头讲章，畅销与否才是他们真实意愿的表达。统治已久的精英主义可以休矣。萨特或者卡夫卡应该让位于金庸和古龙了。读者数量最多的问题即是最重要的问题。据报载，电视主持人赵忠祥的一部销量很大的自传性作品遭到一批语文教师的批评。赵忠祥大为光火。他感到委屈的一个重大理由即是，这部作品的发行量如此之大，这个发行量意味了创造多少多少的就业机会，那些语文教师还有什么理由喋喋不休呢？尽管赵忠祥的言辞有失风度，但是，这种言辞背后的依据许多人都认可：一部作品的印数既体现了利润，又证明了意义；简言之，利润和意义合二而一。这样，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顺利地纳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遵循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基本原则。至少在表面上，这种辩护辞将读者请到了核心位置，大张旗鼓地申张读者的权利，但是，这种辩护遮盖了问题另一些维面：读者的确不需要那些徘徊于畅销排行榜之外的作品吗？第一版的发行数量是不是证明了一部作品的全部价值？另一方面，广告攻势之下的畅销有否可能包含了虚伪的又一种形式？
没有多少人敢于断然否定畅销排行榜之外的作品。人们可以提到大量这样的例子：某些远见卓识的作家可能比多数人更早地察觉一个时代基本价值的转折，他们的作品以先知的姿态表述了他们的发现。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赢得大量读者的响应，他们的意义是在未来的历史之中逐渐地显现。对于这一类型的作品说来，利润和意义是分离的。人们不能肯定，无法畅销的作品必定有一个美妙的历史前景；能够肯定的仅仅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模式必将扼杀这一类型的作品。这是一种隐蔽而又重大的损失。然而，除了读者，还有谁是承受这种损失的主体呢？
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模式之中，读者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畅销排行榜之中，读者无非是一批抽象的数字，二十万、四十万或者一百万不等。这些数字的最大意义体现于利润的帐本之中，这些数字背后不存在读者个体。数字背后的读者没有姓名，没有个性，没有职业和文化的差别。从文化官员、职业批评家、民工到富裕的商人，数字拉平了他们的所有界限。每一个读者之间的差异被弃置不顾。这些数字的第二个意义是制造某种文化时尚。数字表示了一个看不见的集体，这个集体代表一个巨大的流行文化圈，没有加入这个文化圈则有时代落伍者之虞。现今，众多的传播媒介共同参与了这个集体的塑造。完善的调查和统计手段、权威的排行榜公布以及无可比拟的舆论制造无不表明了传播媒介的莫大号召力。然而，现代商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传播媒介的介入。许多时候，传播媒介与商业机构是共谋的。传播媒介并不是客观中性地报道种种文化现象，它们时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之下从事某种程度的诱导，左右市场的风气，并且从中分一杯羹。这时，除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之外，人们看不到还有哪些内在的守则。汪国真、王朔、琼瑶、王小波均被推举为名重一时的畅销作家，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这时，每个作家背后的发行数字又说明了什么呢？事实上，这些作家无非是商业机构策划的不同销售热点而已。传播媒介的呼风唤雨可以形成这种后果：不是读者的兴趣决定销售热点，而是销售热点决定读者兴趣。的确，经典传播体系——例如大学教学——力图持之以恒地维护自己的标准。然而，面临传播媒介咄咄逼人的声势，经典传播体系正在节节败退，几乎守不住阵脚了。
一些人不无蔑视地认为，那些快餐式的畅销之作背后无非是欲望或者欲望的变相流露：性，暴力，窥探，权力崇拜，如此而已。某些暴露式的作品与其说因为犀利的思想震撼八方，不如因为惊人的内幕材料耸动一时。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说，人们没有理由封锁欲望。换言之，欲望如同思想一样具有存在的权利。在我看来，一个文学教授乐于阅读侦探小说与一个工人喜爱现象学哲学一样正常。然而，人们必须意识到的是，至少在目前，商业机构竭力怂恿的是前者。这不仅源于某种不无阴暗的设计——利用人性的弱点榨取商业利益，同时，这还与现行的社会氛围有关。广告、电视肥皂剧、时尚杂志、都市晚报都在共同推出一种生活的想象。这些传播媒介里的生活是由星级宾馆、总经理办公室、小轿车、舞厅、保龄球馆、机场和宽敞的豪华住宅组成的布景。一批打领带的成功人士活动在这种布景之中，打电话或者驱车从事商务谈判。如果他们在海滩渡假或者刚刚从灯红酒绿的交际场所抽身而出，难道《绝对隐私》或者《岁月情缘》不是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更适合于他们阅读吗？的确，只有畅销书才能与这种生活想象的文化风格协调一致。如果说，商业机构业已制定了取悦这种社会氛围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的隐蔽主题即是：制造欲望的读者，否弃思想的读者。
读者是什么？读者不是抽象的，读者是相对于作家的读者。作家与读者在彼此的关系之中相互定位，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提出了二者的关系模式。合格的作家与合格的读者均是相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而言。现在，文化导师的形象已经破碎，市场自由所具有的民主气氛修改了读者的传统定义。他们似乎正在掌握一切，决定什么叫作成功，什么称之为价值。然而，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模式是否如此理想？读者手中的权利是否真实？市场是否正在制作出另一种权力暗中支配读者，并且将这种支配伪装成读者本身的意愿？最后，读者掌握的权利是否完美地转换为读者的利益？这些问题不仅意味了对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予以考察，而且意味了对于即将来临的历史文化环境予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