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国内的反战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日本侵华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8-0001-15
20世纪初，日本国内曾一度掀起了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运动的思潮，以拥护宪政运动的群众运动为出发点，反对藩阀、军阀统治，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缩小元老、枢密院、贵族院以及军部特权阶层的权力，同时要求裁减军备等。这就是日本的“大正民主”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高涨，大正民主运动也达到高潮。战后的海军协定导致的裁军热潮，更加推动了日本国内和平反战思潮的活跃。进入昭和时期后，随着军人对政治的控制日益加强，日本政治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革命运动内部发生分裂，和平反战的气氛为好战的气氛所代替，反战活动渐入低潮。不过，尽管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期，直到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国内仍然存在不同形式的反战思潮与反战活动，构成日本和平运动历史的一部分。
一、日本共产党的反战活动
日本共产党曾经是日本国内反战力量中最坚决的主力，而且是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最明确的政治团体。但是，由于自她建立起就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长期受到镇压，一直处于地下活动，因此影响了其作为组织的力量的发挥。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即成立大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建立，堺利彦为委员长。11月，日本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还专门设立了日本问题委员会。因此日本共产党的反战思想一直受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当时，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但到1923年底，德国、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工人运动相继遭到镇压，欧洲的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处境十分困难。1924年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各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包括要求各国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进行不断的革命和建立在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促进裁军和反对战争的运动等。这一方针基本是以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所以它同时也强调“把‘保卫苏联’看做群众革命斗争的突出任务”，并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一主张尽管从当时被帝国主义包围的苏联出发考虑有其合理意义，但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相当薄弱甚至怀有恐惧心理的日本，建立在共产国际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反战活动，则常被误解为“为了苏联的反战”或“为了革命的裁军”。而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也对共产党采取坚决措施，严厉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修改治安维持法的议案中，把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分割开，把同共产主义决一死战作为内外政策的根本。①所以，日本共产党所号召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缩减军备等活动一旦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其反战的号召力相反却被削弱了。从这一角度看，除了日本政府的镇压外，日本共产党的反战活动没有能够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也是影响其力量发挥的重要原因。
日本共产党建立后，就立即受到镇压和迫害。1923年6月5日，共产党运动被第一次检举。直到1926年12月4日，才在山形县的五色温泉举行再建大会。日本共产党再建后，于1927年2月派党员到莫斯科。6月，在共产国际特别委员会上通过日共的斗争方针共13项，其中包括：废除天皇制；保卫苏维埃；不干涉中国革命；制止日本走战争的危险道路和支持殖民地完全独立等原则。②这里提出的废除天皇制的方针在1932年的纲领里进一步加以明确，在许多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当时也没有获得广泛的拥护。日共根据这一反战原则在日本开展了斗争，影响了劳动农民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劳动组合评议会等外围团体，并在1927年5月31日组成反对干涉中国同盟，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1928年3月15日，日共第二次被检举。4月15日，上述3团体被取缔。以后又连续遭到第三次检举(1929年4月16日)、第四次检举(1930年2月24日)，使日本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在强大的压力与迫害下，有人提出应建立武装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共产党是第一个明确地站出来反对对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团体，并且明确指出事变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映。③1932年“九·一八”事变1周年前夕，为引起人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注意，日本共产党领导进行了著名的反战游行。7月25日，日本共产党在《赤旗报》上呼吁进行反战游行，并公开了游行的时间和地点，即8月1日下午7时半在闹市区的银座附近。关于这次反战游行，有这样的记载：
当天，通向银座的各个路口都部署了许多穿制服与穿便衣的警察，戒备森严。不管是什么人，进入这一地区都被检查，行人也被赶到一边接受审讯。但是，还是有几百名勇敢的工人从东京各区来到这里集中。他们终于在一个角上首先突破了警察的警戒，接着，几个路口的障碍也被突破了，工人们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列队前进，不断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样的游行不仅在东京，而且在大阪、京都和横滨也进行了。④
在这期间，仍处于地下的日共为在军队中开展反战活动，编印了许多小册子如《士兵之友》、《高高的桅杆》等，以军人为对象进行宣传。经过努力，在陆军的弘前、佐仓、高知等地的部队中，在海军的战舰“陆奥”舰、“长门”舰中甚至还发展了少数党员。⑤1932年10月3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日本共产党在热海召开代表大会时被警察突袭，同日，共产党在国内的指导部也遭到破坏，陆续有1504人被捕。⑥此后，日本共产党几乎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只有部分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1935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反战活动来说，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在报告中说：“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国际没有立即把和平的口号当做中心问题来宣传，那只是因为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和平’就是凡尔赛和约，而这种和约是共产党人一直谴责和反对的。现在这个体系崩溃了，于是保卫和平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了。”⑦代表日本出席会议的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当时曾经联名发出了《致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也明确提出“军部是天皇机构中最反动最野蛮的帝国主义者”，号召人们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法西斯军部。⑧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年的4月，日本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内的最后一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所以，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的联名信失去了接受的主体，日本共产党失去了在国内进行反战活动的条件。⑨
1937年1月，在监狱中斗争了10年的春日庄次郎被释放后，于11月5日与妻子共同组建日本共产主义者团，继续提出反对中日战争、反对军部独裁政治的主张。可是到1938年9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团又被检举。⑩1940年，日共再建准备会被检举，虽然仍有小规模活动，但到1942年5月，日共小规模的反战活动也完全被镇压了。(11)此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流亡到国外，继续从事反战活动。
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反战活动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进行。(12)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代表野坂参三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开始化名林哲，后化名冈野进，继续进行反战活动。10月，野坂参三担任了在延安成立的“日本工农学校”(日文名为“日本劳农学校”)的校长，李初梨、赵安博任副校长，对日本俘虏进行反战的教育。该学校设立A、B、C三个年级，后来还在山东和晋西北设立分校，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成为日本反战力量的骨干。(13)在日本工农学校建立之前，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已经有一些日本俘虏在接受了中国八路军的教育后开始了和平反战活动，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反战活动。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在晋冀鲁豫地区，由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高木敏雄、吉田太郎(古川万太郎)等人建立了初期的日本士兵的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开始时人比较少，后来随着俘虏的增加建立了支部。(14)曾经在小林多喜二的影响下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鹿地亘在1934年遭到逮捕，释放后于1936年秘密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从事《鲁迅选集》的翻译。淞沪抗战开始后，他明确表态反对日本的侵略，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经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后，领导在重庆建立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0年5月，该同盟的吉积清等3人在延安设立了分会。(15)9月，重庆发行的杂志《民族》曾经刊登了据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杨立齐的文章，介绍了通过教育被俘的日本军人进行反战活动的情况。其中谈到，日本军人的反战活动已经从被动走向主动，在日本军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驻杭州的日本两个联队发生了反战的兵变，在遭到残酷镇压后，有180名军人被判处死刑。1939年，第103师团的旅团长藤岛少将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本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活跃，下层军人中出现了反战阴谋。(16)在另一份报告中，还记载了当时的反战同盟致日本军人的公开信，信中说：
日本士兵——敬爱的同志
我们都是受压迫的兄弟，请好好想一想，我们抛妻别子，离开父母，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还记得满洲事变发生时候的事情吗？我们士兵的鲜血流淌在满洲的大地上，可是资本家和地主们有流血的吗？而我们的流血又得到了什么？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又得到了什么？他们不是比以前更贫困了吗？
士兵和无产阶级的兄弟们，我们再也不能听任那些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摆布了。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我们的血和生命不能奉献给他们。
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17)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晋冀鲁豫地区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与延安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2月至日本投降，日本反战力量逐渐扩大，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以联合一切在中国的日本人，打倒军部，建立自由民主的日本为目标，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了协议会，在4个地区建立了18个支部，共有1000人参加。(18)
二、无产政党的反战活动
无产政党是战前日本社会上合法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统称，因为在1920年前后，日本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被统治阶级被称为无产阶级，所以代表其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被称为无产政党，只是不包括日本共产党。昭和初年，包括无产政党在内的日本各政党都忙于竞选。1928年2月，无产政党系统有8人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竞选中，裁军与反战虽然是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在激烈的政党斗争中，推动缩减军备与和平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展。(19)
社会民众党属于无产政党右派力量，支持中国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是也反对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1927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反对出兵上海，主张政府应坚持对华不干涉政策。社会民众党书记长片山哲将决议直接送到外务、陆军、海军各省，并向中国国民党递送支持信，得到国民党广东、福建等地省党部的感谢。接着，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与中国民众运动联合的具体建议，派松冈驹吉、宫崎龙介到中国与蒋介石、胡汉民见面，拜访各地的工会组织。5月28日，日本政府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恐慌，决定向山东派兵，社会民众党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坚决反对。(20)劳动农民党是无产政党中的左派，政治主张最接近共产党。1927年济南惨案发生时，劳动农民党联合20多个团体组织反对对华战争的同盟，反对向山东出兵，该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所以支持中国国民党左派建立的武汉政府，但是在1928年被政府勒令解散。日本劳农党属于中间派无产政党，1926年12月9日由日本劳动总同盟反干部派和日本农民协会反共派联合组成。该党承认中国南方政府，坚决反对对华出兵，支持南方派、武汉派。(21)
1928年12月，无产政党内部发生分化，中间派的日本劳农党联合日本农民党、无产大众党及其他党派组成了日本大众党，1930年与全国民众党和其他党派合并为全国大众党，1931年与劳农党合并为全国劳农大众党，但是政治态度逐渐右倾。当时的日本社会正处于十分动荡不安的时期。一方面，日本共产党在不断地遭到检举和迫害，被迫在地下活动，而无产政党则力图通过合法斗争取得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以大川周明等为首的日本的民间右翼势力与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军队改造派秘密策动政变，社会民众党的一部分干部也参与了政变活动。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对当时的政党、工会组织是一个考验。这些党派和团体在民族主义还是和平主义、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还是反战之间需要进行选择。当时已担任社会民众党书记长的赤松克麿，本来是日本共产党创始时期的党员之一，但是在1923年6月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后就发生了转向，(22)主张解散党组织，与共产主义运动脱离，而建立“科学的日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在政治倾向上属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1931年12月22日，赤松克麿就《关于满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称：
1.满蒙问题一直是导致中日间纷争的问题，对此我们感到深深的遗憾。这次的不幸事件的责任，是中国政府不当的排日行为和日本政府错误的传统的资产阶级外交以及满蒙政策引起的。
2.我们深信建设社会主义的日本是必然的道路，为了保卫广大日本人民的生存权，我们认为对满蒙的条约权利的侵害是不当的。
3.我们也反对历来的资产阶级对满蒙的管理，希望将其交由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我们相信进而在此立场上，为了满蒙的日华民众的生活利益，可以确立共同的经济，真正解决满蒙问题。
4.如今我国实行的资本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已经使无产大众的生活极度贫困化，满蒙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弊病的一个体现。因此我们认为：满蒙问题的解决带来我国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全面的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痛感打倒资本主义的必要性。(23)
对于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社会民众党并不直接批评军部，而是批评内阁历来错误的满蒙政策，指责中国军阀的不当计划和排日行为；还期待为了日本民族的发展，在满洲建立日华两国的共同经济，进而发生资本主义的变革。可见，社会民众党的政治态度已经明显地倒向民族主义了。
同属无产政党的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态度与社会民众党不同。1931年9月28日，在该党的常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建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堺利彦担任委员长。堺利彦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世纪末就与幸德秋水、内村鉴三交往密切，接近社会主义，1922年参与创建日本共产党，后多次被捕，出狱后主张解散党组织，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全国劳农大众党当时标榜“三反主义”，即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尽管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很坚决。由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方针书因政府压力没有发表，但该党在10月25日举行了反对对华出兵的演说会。(24)12月，该党在大会上明确了运动方针：“垄断金融资本的资产阶级急速地确立了法西斯的统治，因此我们的斗争必须集中到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武装的帝国主义”(25)。
1932年，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上海。“一二·八”上海事变后，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右翼势力活动也急剧活跃：井上准之助、团琢磨、犬养毅等相继被射杀，以斋藤实为首的重臣内阁出现，政党内阁逐渐远离政治。社会民众党在此形势下进一步走向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社会主义。7月1日通过新运动方针：(1)明确尊重日本国体的精神。(2)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国家观，建立纯正的有统制机能的机构，而进一步实现统制机能的民众化。(3)马克思主义无视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高唱机械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推动国际斗争，很明显是陷入了空想的谬论。明确国民的立场，是最现实的国际主义。(4)正视客观现实，在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也要开展议会外的大众运动。(26)这表明了社会民众党反民主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调，表明了它的转向。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上，社会民众党已经完全背离了反战原则，与日本政府和军部站在了一起。(27)
“九·一八”事变后，无产政党内部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上发生了分歧，以赤松克麿为首的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主张不相容，于是发生了分裂。赤松克麿一派组成了日本国家社会党，而以全国劳农大众党为核心，建立了社会大众党。社会大众党在1932年7月24日建立时提出的方针是：呼吁建立国际和平，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促进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掀起反对增加军费预算、树立国民外交的运动。而全国劳农大众党中的左翼部分则在1932年1月分离出来，1936年1月先建立了劳农无产协议会，1937年4月组成了以加藤勘十为委员长的日本无产党。
无产政党的转向，是由当时日本复杂的政治局面决定的。以国家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右翼改革派军人一方面鼓吹国粹和民族主义，一方面打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鼓动力。在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化加剧的背景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得到了许多贫困农民、破产企业主以及军队下层士兵的拥护。1934年10月1日，陆军省发表强化国防、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宣传小册子，从强化国防的角度提出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见解。这一形“左”实“右”的口号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映。社会大众党肯定陆军的思想作为大众运动的政策，认为无产政党可以利用军部的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历来反军的无产政党，现在走到了“亲军”的立场。这种转向被批评为无产政党的法西斯化，说明社会大众党站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28)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进入了所谓的“非常时局”，战争体制一步步地深化。随着统制经济的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也更加严格，表现在强调国本主义，强调日本精神，排斥一切反国体的思想，持反战、反军思想的人被认为是“国贼”而遭到镇压。在这样的局面下，社会大众党沦为无产政党右派，1937年11月通过了国家主义色彩明显的新纲领，称：“我党基于国体的本义，为了日本国民的进步发达，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我党代表劳动大众，以计划经济改革资本主义，保证国民生活的安定。”对于日本发动的卢沟桥事变，社会大众党在《昭和12年斗争报告》中说：“在今日对华事变之际，我党欣然同意政府提倡的举国一致，积极参加为实现日本民族的历史使命的圣战，要求党员协助政府守卫大后方，全体党员团结起来，率先参加各项活动”(29)。可见其社会主义色彩已经十分淡薄，而国家主义色彩极其浓厚。1938年11月，社会大众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方针进一步认为：在国家处于特别时刻，要放弃阶级斗争，转向民族主义立场，提出应拥护举国一致的体制，共同抵御外敌。社会大众党表示支持近卫内阁的国家总动员法案、国家管理电力法案、农地调整法案、国民保险法案等，竭力表白对政府的“举国一致”的忠心。但在社会大众党内部，也有个别的党员表明了与党的方针不协调的声音。如1939年3月17日讨论国家总动员法案之际，社会大众党议员西尾末广在演说时虽然表示赞成，但是批评墨索里尼是独裁者，认为其是“不稳”的因素。这在当时迎合法西斯独裁的政党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于是有人要求弹劾西尾的议员身份，只是由于西尾的政治影响大而未能成功，但在社会大众党内部，反西尾的力量开始滋生。(30)此外，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作为党代表对政府两三年来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质疑军部操纵建立的汪伪政权。军部认为斋藤“冒渎圣战”，对他进行了激烈的“声讨”：不仅不允许当时的报纸披露他的演说内容，甚至议会的官报也不能全文刊载其演说。政友会、民政党等表示拥护军部的行动，社会大众党也积极迎合。在这些势力的共同鼓噪下，斋藤隆夫从议会中被除名。社会大众党中的一部分党员对于这种独裁性的举动表示不满，安部矶雄、片山哲、西尾末广等议员拒绝参加表决，但为此遭到了党内除名的惩戒。(31)
作为政党，对这一时期军国主义的全体主义思想表示抗议和继续从事反战活动的是日本无产党。1937年4月，以加藤勘十为委员长的日本无产党建立，成为当时能够以合法身份活动的左派政党。共产国际于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方针。因此，日本无产党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积极进行反战宣传，是唯一的反法西斯的势力，当然也被日本政府和军部视为眼中钉。(32)日本无产党建立之初，积极反对日本法西斯，并利用合法的身份取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在1937年的总选举中，共有百万票投给了无产政党，其中加藤勘十以全国最高票当选。另外，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也更加活跃。劳资争议的事件平时一年600件左右，参加人数在3-5万人，而这一年的上半年就有500件，有10万人参加。(33)这样的局面更引起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恐慌。
12月15日，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无产党是其推行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障碍，于是以无产党等代表的人民战线运动鼓吹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宣传反战思想，不配合国家的方针为理由，逮捕了日本无产党委员长加藤勘十、书记长铃木茂三郎、干部高津正道，社会大众党议员黑田寿男，左派理论家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等400余人，并解散了日本无产党、工会全国评议会、全国农民组合等。次年2月进行了第二次逮捕，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河内兵卫、有泽广巳，法政大学教授美浓部亮吉等理论家和知识分子被捕。(34)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战线派检举事件。经过这样的镇压，到1939年，日本国内的反战反军活动就很少发生了。留守第12师团在给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报告中就说：“不仅反战反军的思想已经销声匿迹，而且国民一同在反英反苏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35)1940年7月，首相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鼓吹“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推行政治新体制运动，各政党陆续被解散，到10月建立了所谓举国一致的“大政翼赞会”。政党不复存在，公开的反战活动也随之消失了。
日本的工会组织一般是在上述无产政党的指导下进行活动，所以对战争的态度也与上述无产政党的态度有密切联系。1931年4月，众多的日本工会组织中开始酝酿组成共同战线的意见。8月27日，以右派和中间派为主的各团体组成了日本工人俱乐部。该俱乐部声称以“健全的工会主义为指导精神”，提出反对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是不反对国际工会组织的原则。1932年8月20日，该俱乐部解散，9月20日在东京建立新的日本工会会议。这一行动与上述社会民众党和全国劳农大众党的联合相呼应。新建立的日本工会会议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号称会员30万。(36)1933年2月25日，针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日本工会会议召开政治委员会，认为退出国际联盟对日本不利，并将决议直接递交给政府。这种右倾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工会组织内部左派的反对，于是两派开始分化。右翼以持日本主义立场的日本产业劳动俱乐部为中心，而左翼以关东工会会议为代表。这一时期，尽管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化，但是由于战争刺激了军工企业的发展，因此出现了一度的“军需景气”，工人工资有所提高，工会斗争热情下降。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
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对工会组织的镇压又开始变本加厉。这时，属于左翼的工会组织是工会全国评议会、日本海员工会，也有站在日本主义立场上的爱国工会、官业劳动总同盟和海军工会联盟等，而属于右翼的是全日本劳动总同盟。(37)4月，日本内务省以“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社会不安定为借口，禁止在当年5月1日举行全国性的游行。工会组织尽管向内务省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从此，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五一”的游行就被禁止了。9月10日，负责管理日本兵工厂的永持源次中将宣布在陆军管理的各工厂内禁止工人的团体活动，工人必须退出工会组织。官业劳动总同盟因此宣布解散，工会组织尽管进行了抗议，但也不了了之。这说明日本逐渐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体制在军队的高压下开始崩溃，反军反战的运动也从此进入了低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宣扬国家处于特殊的时期，要求国民配合政府的战时体制。工会组织没能摆脱民族主义的立场，采取了与日本政府一致的原则，以表现工会的“爱国”。当时担任日本工会总同盟最高领导的松冈驹吉认为，由于工人有爱国的热情，当然不能反战、反政府，但是对政府的政策也不是无条件盲从。他认为政府的政治、经济、财政和社会的诸项政策是有偏差的，对资本家课税轻，而对劳动者的税收重，这样一来不能建立“举国一致”的体制。从拥护政府的“举国一致”体制角度出发，他代表工会提出解决不合理的劳资关系的措施。(38)可见，在拥护政府的战争政策的前提下，工会对政府的批评其实就是“小骂大帮忙”。所以，松冈驹吉作为工会的代表，自然也被吸收到近卫内阁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实行委员会中。
而在“举国一致”的原则下，从1938年开始，包括海员工会在内的许多工会组织逐渐成为有名无实的摆设，被支持战争的“产业报国会”逐渐取代。“产业报国会”强调在战争总动员的特殊时期，工人只有支持国家、无条件劳动贡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到1940年，“产业报国会”作为官办的全国性团体，归属“大政翼赞会”领导，工会组织终于也寿终正寝了。
至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政治统治到了极为黑暗的时代，当时是所谓无政党、无工会、无批判、无反省、无法无天的军部独裁的时代。(39)
三、知识阶层的反军反战舆论
1936年5月18日，陆军省官制改正，规定以现役军人担任大臣、次官，目的是强化军国主义体制，阻止与军队主张不同的政党发表意见。一些知识分子以个人的名义，通过不同的形式，或直接或迂回地发表反战的言论。
1937年1月22日，政友会议员浜田国松在发言中质疑军部强调军民一致体制、组织强力内阁、压制政党的做法，认为具有危险的倾向。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立即涨红了脸，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反驳，称浜田的发言是对军队的侮辱。浜田断然否认，并发誓说：“如果确实有辱了军队，我自当剖腹自杀。”进而他质问寺内：“如果没有侮辱军队的话，你能剖腹自杀吗？”这就是发生在众议院中的“切腹问答”，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在议会中最后的表现。(40)由于年逾古稀的浜田有30年的议员资格，军队对他无可奈何。寺内寿一便狂妄地要求解散议会。结果，23日广田内阁提出总辞职，后继者宇垣一成的组阁则因遭到陆军反对而流产。2月2日，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在获得军队的认可下建立了新内阁。
在这样的法西斯政治高压下，公开的反对声音逐渐被压制。一些学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表达对军部法西斯的警惕和对战争危险的警告。如著名的历史学家羽仁五郎在《现代历史学家的任务》中指出：历史学家应当在民众处于失去了方向的危险时候，为他们指出基本的方向。而他所指的失去了方向的危险，其实就是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41)
此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法西斯统治加强，加剧了对反战思想的压迫。1939年1月，对“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势力抬头的倾向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者河合荣治郎被东京大学开除，2月被起诉。1940年，日本政府与军部借纪念“皇纪二千六百年”推动皇国主义的宣传，论证《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神话传说不是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津田左右吉被起诉，其罪名是“冒渎皇室尊严”；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也被牵连而遭到指控。在这种情况下，羽仁五郎写了《米开朗琪罗》一书，通过歌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表达近代市民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的愿望。(42)
在军部的政治高压下，许多杂志被禁止发行，日本的和平主义者虽然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但是活动陷入困境，而海军出身的水野广德则是一个例外。水野广德作为海军舰长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和平主义者，积极主张裁军，反对日本与美国开战。1933年8月25日，水野广德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东京召开了“远东和平之友会”。此时谈论和平已经是很敏感的话题，往往受到军队的攻击，但会议利用了日本政府在退出国际联盟的声明中声称的“确立国际和平”的口号，绕过了军队的阻挠。(43)会后，水野广德向友人分发了名为《对和平的直言》的文章，说：
在当今的世界，日本真是四面楚歌。同谁都要开战，最后是以全世界为对手。日本的陆海军即使再精锐，军部的力量即使再强，以世界为对手的战争结局究竟如何，也是很难想象的。我呼吁和平的目的就在这里……外务大臣在议会上公开鼓吹焦土外交，军人们则在法庭上扬言谋杀某国大使。政府看军部的眼色行事，舆论机关也在军队的控制之下。好战的狂风吹得那样的猛，日本的和平真是岌岌可危。但是，真正爱日本的人，即使在子弹马上就要飞过来之前，也不会放弃和平的努力……最好的防御在进攻，而最全面的胜利是不战。(44)
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以反对东条英机为目标的特殊的反战现象，主要代表人物是曾经积极地赞成法西斯政治的中野正刚(1886-1943)。中野正刚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亲德、意路线，曾经担任“大政翼赞会”总务，但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即持反对态度，主张“日本应当向全世界宣布休战，并且表明没有领土野心，只有解放东亚的目标”，其实是表明了对东条内阁的不满，要求中止战争运动。当然，他并没有放弃所谓的“东亚解放”论。(45)1942年11月，中野正刚在早稻田大学讲演，以“天下以一人为兴”的观点影射首相东条英机。12月20日，他在日比谷会堂讲演，呼吁打倒东条内阁，结束战争。东条要求内阁通过战时刑事特别法修正案，称今后绝对禁止中野等参加演说会、讲演会。可是，中野正刚却在1943年1月向《朝日新闻》投稿《战时宰相论》，提出特殊时期作为日本首相(宰相)的条件，公开向东条英机挑战，从而激怒了东条。(46)1943年2月末开始，中野在重臣中做工作，鼓动近卫文麿、冈田启介、米内光政、广田弘毅等政治家打倒东条内阁，甚至得到了部分皇族的支持。8月30日，重臣会议劝告东条辞职，建议成立宇垣一成的内阁。东条大怒，命令宪兵于10月逮捕中野等旧东方会成员170人。由于提不出任何理由，中野在26日被释放回家，但是受到监视。27日，中野以自杀表示抗议。
在军队相继发动了“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制造了政治高压后，媒体一般是迎合军方的意见，唯军部的马首是瞻，表现得卑怯、怯懦。但是，也有个别的报纸与杂志没有随波逐流，而是继续发表了反对军队政变的言论。早在大正时期，针对日本陆军是否应裁减两个师团问题，《朝日新闻》(东京)的主笔池边三山就明确提出：财政问题是应由政治家决定的事情，军人对财政问题无需置喙，国防才是军人的任务。(47)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军队每年用于购买飞机、战车，充实机械化军队建设的开支已经超过1亿日元。对此，《朝日新闻》(东京)和《日日新闻》(福冈)两报纸连载财界政界的主要人士关于军事预算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的讨论会情况。因为会议上许多人主张对军费进行限制，省下经费用于充实教育和产业，明显表示了对军队的不满。因此，陆军省、参谋本部以及在乡军人会激烈地批判这种“反军”倾向，甚至掀起不买《朝日新闻》的运动。“二二六”事件时，叛乱部队提出该报社是“国贼”，应作为攻击的目标，计划捣毁其编辑部与工厂。编辑局长绪方竹虎沉着冷静地对待，将工作人员全部安全撤离。(48)
《日日新闻》(福冈)一直主张国力与军备应均衡发展，反对片面强调扩充军事力量。在大正时期讨论裁军时，该报主张废除主力舰和航空母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国内一片欢呼声中，该报仍表现了冷静的姿态。在1932年日本关东军进攻锦州前，竟以编辑部的名义向首相犬养毅发电报，希望政府当机立断，采取特殊措施结束战争。海军军官发动“五一五”事件后，针对军人刺杀首相犬养毅的行为，报纸在1932年5月16日发表社论，批评军队干预政治：
(军人)如果真的是为了国家，希望政治改革和有所振作的话，就首先应当让首相等政治家真正负起责任来。但是刺杀政治家，究竟是表现了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还是为表现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而进行的轻举妄动？以政治改革为借口而刺杀首相，除了把国家引向动乱乃至崩溃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
这样明确的批判引起了军人的反感，于是报社在第二天遭到暴徒袭击。但是《日日新闻》(福冈)仍然继续发表社论，再次批评说：
军队和军人干预政治，正说明了军队和军人的溃乱和颓废。这样一来的危险倾向其实从去年就有所暴露，但是对此现象却一再纵容，导致今天的结果。责任在哪里？是警察当局，还是政府方面，或者根本就是军部的问题？国民要求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撰写社论的主笔菊竹淳在这之后接到了大量匿名信、威吓信。当地驻军第12师团司令部的军人端着枪到编辑部进行威胁，还要求报纸取消社论。福冈连队区司令部的一名中佐称报纸污辱了为了国家革新而努力的军人，在讲演会上鼓吹对报社进行骚扰破坏，该司令部还命令通过在乡军人会对报纸进行抵制。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军队甚至派出飞机到报社的上空盘旋，突然下降，接近屋顶。尽管如此，《日日新闻》(福冈)仍然发表了《骚扰事件与舆论》、《宪政的价值》等论文，被认为是在当时舆论基本上一边倒的情况下，对叛乱的军队大义凛然地表现出国家宪法尊严的唯一的报纸。(49)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许多大报如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国民新闻》等都迎合政府的态度，鼓吹战争，煽动国民的情绪，只有东京《朝日新闻》呼吁不要扩大战争，应就地解决，但到8月后，开始转换立场，主张扩大战争。《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是当时4种有代表性的综合性杂志，开始的时候表现出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对战争有所非议，但遭到了军部的严厉镇压。《中央公论》计划在1937年9月号上发表矢内原忠雄的批判国家与战争的文章——《国家的理想》，结果被全文删除；近松秋江讽刺军部的文章——《刚与柔》也被部分删除；《改造》9月号准备发表的大森义太郎的卷头文章《饥饿的日本》被全文删除，铃木茂三郎的《用武力解决不了的问题》、水野广德的《中国人不是神》、铃木安藏的《若干的疑问》等也被部分删除，连目录也因刺激性题目过多而被要求重新编排。此外，《自由》、《妇人公论》等许多杂志的8、9月号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有的甚至被禁止发行。到1938年，《人民文库》在发行了第1期后被勒令停刊；《自由》1月号被禁止发行，2月号有4篇被删除，到3月号则被勒令停刊了。(50)
这一时期，作为媒体人表现出独立思考和不屈的反战意识，与军部坚持斗争到最后的是长期担任《新爱知》(名古屋)主笔和《信浓每日新闻》(长野)主笔的桐生悠悠。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桐生悠悠被认为是当时少数的“反骨的言论人”的代表，(51)始终对日本狂热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风潮感到忧虑。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后，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批评军人横暴的文章，虽然受到军队及右翼势力的攻击与迫害，但仍不改变立场。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强迫国民进行防空演习，要人们模拟遭到突袭发生火灾的场面，排队传递水桶。桐生悠悠对此撰写了《可笑的防空演习》社论，讽刺说：如果敌人的飞机有一天真的飞临首都的天空，那时就不是防空的问题，而是“必须考虑是否求和的问题”了。(52)当地的师团司令部闻讯后立即将其召到司令部大加申斥，要他第二天取消社论。当地的信州乡军同志会通过拒买《信浓每日新闻》的决议，向报社递交抗议信，要求报社谢罪、开除桐生，还威胁要烧毁报社。桐生悠悠被迫离开报社后，回到家乡名古屋主编个人半月刊《他山之石》，继续批评军部的政策，发表了当时持反战态度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水野广德、清泽冽等的来稿，浜田国松、风见章等也表示声援。而地方政府则对这份不足30页的杂志大伤脑筋，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每年被要求禁止发行或删除的期数在四分之一以上。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停止写作，经常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且更加激烈。例如针对中日战争导致的国内民众的贫困化，他撰文说：
应召出征而阵亡的军人的家属往往受到人们的同情，因为他们的生活因失去了主要劳动力而贫困。其实，我们看到的比那些遗族更贫困的现象更多。那些贫困者比遗族有更多的不平与绝望。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的继续，战争就会永远地继续下去。应召的士兵越多，越要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比战争的惨祸更严重的问题。(53)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特高课对桐生的迫害加剧，而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9月被迫宣布停刊。在他最后撰写的“废刊辞”中愤怒地表示：自己“为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全人类的和平幸福进行了孤军奋斗和恶战苦斗”，但刊物“被政府当局根据国家总动员法认为是妖魔鬼怪”。停刊几天后，桐生去世，而去世前留下的话是：“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等到日本军阀们在战犯法庭上被审判的那一天”。(54)1944年，当战争局面对日本越来越不利，美国舰队逼近日本本土，日本政府与军队对舆论的控制变本加厉的时候，还发生了“新名丈夫事件”。2月23日，《日日新闻》(东京)和《每日新闻》(大阪)突然在“胜利？还是灭亡？”的大标题下出现了两条消息，占了大半版。一条消息详细报道美国军队对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的进攻，这样的消息平时是被严格控制的；另一条消息表面是在颂扬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决战，但是将日本海军以少量的飞机与美军对抗比喻为用“竹枪”作战，实际是披露了当时战局的真相，是对首相东条英机鼓吹所谓“一亿玉碎”进行了讽刺。(55)看到报纸后，东条当天下午就在参谋本部的局部长会议上大发雷霆，斥责负责新闻检查的报道部长松村秀逸失职，要求一定要处分这一明显的反战行为。然而，当天《日日新闻》(东京)的晚刊竟然接着刊登了类似的文章，东条更加愤怒，断定写这一记事的是反战主义者，下令处分报社和记者。于是，这一天的报纸被勒令停止发行。上述报道是由政治部记者新名丈夫撰写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军的不满。所以在海军的保护下，不久就被解除了处分，成为海军的报道员。但是东条得知后仍然不依不饶，命令陆军将其征入军队。新名当时已经38岁，而且在此前的征兵检查中已被证明是高度近视不宜入伍，但是来自陆军中央的命令却规定绝不放过他。(56)
四、宗教界的反战活动
战争期间，日本宗教界主要是佛教和基督教也从另一个侧面进行了反战和平活动。佛教和基督教反对战争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出于两种宗教本身的戒杀生的和平思想，一是出于对神道的国教化的反对。
进入战争年代后，由于日本国家主义的强化，强行推动神国日本的教育，并从宗教上进一步明确神道教的突出地位，即建立所谓的“国家神道”，要求所有的学校、家庭、工作场所都毫无例外地设立神棚，强迫国民参拜天皇祖先的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佛教开始时对国家神道的神祇观是不接受的。1935年，大谷大学校长河野法云在《真宗》上发表文章，指出佛教与神道所推崇的神并不一致，佛教没有必要参拜天照大神。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鹿儿岛、和歌山、岛根等地都有不设立神棚的情况。因为根据神道的说法，天照大神是天皇的祖先，所以河野的主张不仅被视为否定国家神道，而且被视为对天皇的“大不敬”。(57)1935年，三重县的僧侣植木彻诚主张反战，1938年遭检举。(58)竹中彰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佛教僧侣中真正反战的人物。1937年，已经71岁的他在岐阜县的一个寺庙中担任住持。9月15日，当地应征的军人集中在车站等车，竹中彰元向他们发表演说：
战争是罪恶的，而且是人类的敌人。日本现在不过是占领了中国华北地区的一部分，上海的一部分，而国家不是非要战争不可，战争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害啊。据说预算需要24亿4千万的庞大的数量，而你们应征后，对后方的产业是沉重的打击，更不用说你们的损伤了。从这个意义上，作为国家，中止战争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的一番讲演当时遭到狂热的人们的反对。10月10日，他又在寺庙中对僧侣宣称战争是最大的罪恶，而且认为日本占领中国的城市没有任何意义。10月30日，竹中因“违反陆军刑法第99条”即所谓制造流言飞语的罪名被捕，12月13日预审结束，给他定的罪名是“非国民”，因高龄而免于入狱，于1945年去世。(59)当时已经有3000会员的创价学会的会长牧口常三郎认为参拜伊势神宫和靖国神社与自己所信奉的佛教教义相冲突，神道作为宗教的一种，不应要求全体国民参拜。日本政府则以其对国家神道的冒渎和违背治安维持法为由，将牧口常三郎等多名学会干部逮捕，学会濒于崩溃。后来，部分干部表示屈服、转宗，得到释放。但是牧口常三郎和弟子户田城圣等坚决不屈服。1944年11月，牧口常三郎因营养不良死于拘留所。(60)
基督教也曾经反对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别是在1931年，日本政府规定将神社从普通的宗教场所改为国家祭祀的场所，赋予其非宗教乃至超宗教的功能后，基督教认为这与自己的教义相矛盾，表示难以接受。但是，文部省强调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的必要，强迫学生必须参加参拜仪式。1932年4月，适逢靖国神社临时大祭，属于基督教系统的上智大学的学生抵制对靖国神社的参拜。9月，天主公教会东京大司教向文部省提出质疑，批评强行参拜靖国神社的命令。日本政府不但不接受，反而向上智大学和附属的中学派去了军人。1933年，位于伊势神宫所在地的基督教信徒们再次抵制参拜靖国神社。(61)
五、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反战活动的分析
在谈到与日本有关的和平与战争的话题时，经常有人从国民的好战性与非战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实，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笼统地评价一个民族的好战性与非战性是不科学的。国民的好战情绪或和平思想与时代和环境有很密切的联系。日本的和平反战活动，也有自己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日本著名的和平主义的政治家尾崎行雄曾经思考日本历史上的好战与非战现象，说：
日本自元龟(1570年)天正(1573年)年间以后到关之原的决战，一直持续着战争，许多壮丁死去，许多财产被消耗。所以自关之原的决战后，全国上下被期望和平的思想感情所影响……从那之后到明治维新前，在日本的许多神社寺庙的石碑灯笼上，写的是“天下太平”、“家庭平安”等文字。可见人们是多么期望和平。而明治维新后，再次出现了好战的社会风气，那一时期新建的石碑多是忠魂碑、殉难碑等，上面刻的则都是“尽忠报国”、“战捷纪念”等文字。(62)
应当承认，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战争时期，日本人民虽然进行了和平反战活动，但是对于制止侵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微弱的，特别是与日俄战争以后大正时期的和平反战活动相比，昭和时期的反战活动其实是处于低潮，这是日本和平反战活动的深刻教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需要对日本和平反战活动的历史做一简要的回顾。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经大正、昭和共三个时代77年，向国外派兵11次。尽管每次战争时都有反对的声音，但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活动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自封建时代培养起来的传统的尚武思想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反战的和平思想很难在那一环境中滋生。其次是日本持续了300年的锁国政策和国内诸侯割据的制度使日本人的思想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视一切外国为蛮夷甚至禽兽，不可能有近代国际关系的思维和在人类之爱基础上的国际主义意识。另外，明治初年的战争主要是国内战争，又是在尊皇的名义下进行的，直接关系到天皇地位的确立。在封建性的国粹倾向的日本主义基础上，很难建立起彻底的反战思想。
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的40年，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并建立了国民皆兵原则下的征兵制度。针对这一征兵制度，有来自武士阶层和民间阶层的反对，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反军倾向。但是，武士的反对与平民的反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而即使是平民的反对，也主要是从经济与生活角度对征兵的反感，与和平反战的思想境界相距甚远。
19世纪末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甲午战争，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重要的一步，而且在这场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明治维新以来对外扩张的最大成功：获得了巨额的赔款，得到了在中国台湾和朝鲜的特殊权益，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日本的军备扩张、实业发展和殖民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这样的成功面前，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运动和非战运动。可是，日本民众在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光荣”之后，感受到的却是税收增加、物价腾飞、奢侈风气流行、农村凋敝和工人工资低廉等等社会问题，生活的贫困和低下直接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于是，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开始活跃，反战思想则在其中酝酿。
1900年，正当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对中国进行侵略时，日本社会民主党建立，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也蕴涵了反战的思想。5月20日，片山潜在杂志《劳动世界》上撰文，提出：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牺牲别的国家的利益之上，而应当考虑世界的大局，观察经济发展的趋势，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打破贫富差距，为世界和平主义的胜利而努力。此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就明确地写上了：不分人种的差别，不拘政治见解的不同，推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同时也明确提出：为了世界的和平，首先废除军备。但是在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社会民主党就被日本内务大臣宣布解散。片山潜、安部矶雄、堺利彦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则以学者身份进行着社会运动，包括反战的宣传。
日俄战争开始前，日本就意识到俄国是在亚洲与之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主要对手，因此一直盯着俄国是否履行其从中国东北撤兵的诺言。当时间已到，而俄国尚无动静的时候，日本社会朝野都被主战的气氛主宰了。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日本知识分子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当时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万朝报》发表了幸德秋水、内村鉴三等人的文章，公开反对与俄国开战，他们还组织了非战讲演会等活动。后来，当《万朝报》转向支持战争后，这些人便纷纷退出报社，在反战的《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63)当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已经有很大的市场，多数国民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支持战争，而将反战的人士视为“非国民”或“卖国贼”。和平主义者由于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在不顾强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简直是空谷足音，难能可贵。比如，1904年1月24日的第11号《平民新闻》社论批评战争是罪恶的，更批评鼓吹战争的人将禁止战争看做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实用主义思想；第13号则更明确地指出战争是受日本金融资本家的利益驱使，主张将日俄战争作为促使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与和平主义思想诞生与成长的时机。
总的来说，在日俄战争中，除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觉悟要早一些以外，普通的日本人对战争残酷性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而日俄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劳资矛盾的激化，日本国民对对外战争的帝国主义扩张性质的认识逐渐有了进步，而工人阶级数量的增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以及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日本国民对战争产生的伤害有所认识。反战的思想不仅在一些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普通国民中也开始滋生。特别是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日本国民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批判开始增强。
20世纪初，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经过了4年的战争波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造成了1000万人的死亡，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国际性的和平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同时在国际社会上活跃起来。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思潮也开始活跃，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就是这一思潮的体现。
国际和平主义的思潮对日本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思想也空前活跃。日本和平协会、国际法学会、国际日本协会的代表在1920年发起成立了国际联盟协会。当然，参加这一协会的主要是外交官、大学教授和企业家，所以后来这一协会成为日本外务省的外围机构，说明和平主义思想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8年，日本政府配合欧美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动，向西伯利亚派兵。后来尽管欧美相继撤兵，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继续出兵，还占领了库页岛北部。直到1922年撤兵，4年间有3000多人阵亡。这一期间，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团体掀起了激烈的反对。1918年5月，陆军刚刚派兵，《新社会》就发表了公开批评的文章，指出对外派兵的结果只能是“引火烧身”。果然，此后不久，由于米商和地主借出兵的机会进行投机而导致米价上涨，日本国内发生了最大的一次“米骚动”，参加人数达70万以上，导致了寺内内阁的总辞职。(64)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和因此引起的国内动荡，反而促成了日本工人团体、和平团体的联合。1920年，这些团体组成社会主义同盟，把原来的《新社会》改为《新社会评论》，进而改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宣传与反战和平的宣传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工人团体也意识到日本政府军事行动的目的其实是向工人农民转嫁社会矛盾，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悲惨，因此反战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激烈地批评日本的征兵制，反对扩充军备。这样，本来是局限于政治家、知识阶层的反对扩充军备的行动，也扩展到工人团体。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会联盟等工会组织在反对向苏联出兵的基础上，还举行工会大会，要求承认俄国工农苏维埃，成立“不干涉俄罗斯同志会”，并对发生在俄罗斯的饥荒进行救济。
上述日本国内和平运动的活跃，是与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的民主改革运动的高涨，即“大正民主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当时作为这一运动理论支柱的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一方面有建立政党政治和在政党领导下进行普选的要求，也有裁减军备和改革贵族院的要求。正因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华盛顿会议讨论了限制军备的问题，通过了关于限制海军的条约时，一直穷兵黩武的日本国内却出现了十分活跃的主张裁军的热潮。赞成缩小军备的政治家如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石桥湛三、水野广德等在全国各地游说，组成军备缩小同志会，在议会提出议案。尾崎行雄在众议院讲演时指出：“本来国防就是相对的概念，如果没有来自国内的事变，没有来自国外的战祸，有保卫国家的必要吗？国内外没有想象中的对手，国防就不是绝对的。”(65)在众议院没有通过其限制军备的提案的情况下，他们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到全国49个市的学校、团体进行宣传讲演，征求国民的意见。出身海军曾授衔为海军大佐的水野广德当时是最热心的和平论者，他撰写了许多文章，认为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终于使日本摆脱了军备竞争，避免了沉重的建造军舰的财政负担，所以是“有史以来对人类最高尚最神圣的伟大事业”，是拯救日本海军的危机乃至世界经济危机的方案。(66)他还竭力反对日本与美国对抗，力主“日美非战论”，认为日本对美国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67)
通过对昭和前日本的和平反战活动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活跃的和平反战活动的思想基础主要建立在以下4个方面上。
1.从日本本身的国家政策上，从日本经济、财政的立场上思考的和平思想这一实用主义的思想在日本的企业家中有相当的影响，当然也有很大的功利性，与民族利己主义思想几乎没有区别。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这种和平思想会很快地转到维护政府的侵略政策上。
2.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认为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无论如何是残酷的，而和平则是人类憧憬的目标从这一反战目的出发的活动有比较久远的历史，在宗教团体、妇女组织中有较大影响。但是，这种和平思想的基础不牢固，也容易倒向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的军部势力所利用。
3.建立在国际政治局势的认识上，即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再次陷入战争苦难这一思想与建立国际联盟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和平反战思想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过于理想化的目标也难以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
4.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反战活动 即将战争理解为与资本家的利益相联系的现象，战争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侵略政策的表现，而把反对战争也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反战活动固然具有科学的思想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被认为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关联而被视为危险的思想，而日本共产党执行的强调保卫社会主义苏联利益的共产国际路线，难以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理解，所以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和平反战活动正是日本和平反战活动中最薄弱的环节。
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的和平反战活动没有经历大的斗争与磨难，加上当时日本正处于宪政发展，政党活跃的时期，在一个阶段里，法制高于军部大臣制和武官制，军人权利萎缩，和平反战活动有了容易表现的机会。但进入昭和时期后，军部、军人力量急剧抬头，压制政党，军部大臣开始恢复现役，军部力量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力，国家走向军国主义化，在这种对和平反战思想巨大考验的时刻，建立在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基础上的和平反战思想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而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和平思想遭到严厉的镇压，都失去了活动的可能。而出于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的和平反战思想和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反战思想则在民族主义的思想面前败下阵来。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平反战思想的命运。
注释：
①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東京：南窓社、1982、225頁。
②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291頁。
③赤松克麿“日本社会運動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228頁。
④遠山茂樹、藤原彰“昭和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69頁。
⑤小林五郎“特高警察秘錄”東京：生活新社、1952、128頁。
⑥每日新聞社“昭和史全记录”東京：每日新聞社、1989、98頁。
⑦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41-42页。
⑧日本共产党史资料委员会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林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30页。
⑨市瀨正幸“日本共產黨”東京：元元社、1954、211頁。
⑩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294頁。
(11)小林五郎“特高員警秘錄”東京：生活新社、1952、127頁。
(12)安井三吉‘抗日戦争時期解放区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第3号，1983年3月。
(13)关于在延安的日本俘虏情况，可参见山本武利編訳·高杉忠明訳“延安リポ一卜”東京：岩波書店、2006；山極晃“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東京：大月書店、2005。
(14)杉本一夫1938年被俘后，在山西省武乡县加入了八路军，化名前田光繁，后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悟联盟”，后改名“觉醒联盟”。吉田太郎在1940年6月建立“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参见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東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
(15)菊池一隆“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東京：御茶ノ水書房、2003、56頁。关于在重庆的日本人反战运抵情况，可参见鹿地亘資料調查刊行会編“日本人民反戦同盟資料”東京：不二出版、1994；鹿地亘編“反戦資料”東京：同成社、1964。
(16)“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に外務大臣松岡洋右の報告書”1941、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17)“駐上海日本総領事館警察署長白神榮松致総領事堀內乾城の報告”1941、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18)宍戶寬等“中国八路軍、新四軍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9、497-498頁。
(19)赤松克麿“日本社会運動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230頁。
(20)安部磯雄“社会民衆党綱領解說”東京：社会民衆党本部、1927。
(21)日本労農黨‘日本労農黨方針書’“勞農”Vol.2，No.1，1928。
(22)“转向”是日本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涵义的概念。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学者鹤见俊辅认为这一概念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被纳入日本日常用语中的，表示的是“个人或团体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作用之下出现的自发的思想转变”。见鹤见俊辅“戦時期日本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82、22-23頁。
(23)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302頁。
(24)参见川口武彦“堺利彦の生涯”東京：社会主義協会出版局、1992。
(25)‘全國労農大衆黨の全國大會’“產業労働時報” No.1，1932。
(26)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303頁。
(27)警保局调查室“左翼运动の日本化”1937、76頁。
(28)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303頁。
(29)增島宏等“無產政党の研究-戦前日本の社会民主主義”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9。
(30)西尾末広“西尾末広の政治覚書”東京：每日新聞社、1968、251頁。
(31)参见加藤日出男“風雪の人西尾末広”東京：根つこ文庫太陽社、1979。
(32)参见奥平康弘編“昭和思想統制史資料篇.人民がその事件編”東京：生活社、1980。
(33)羽仁五郎“羽仁五郎歷史論著作集”第2集、東京：青木書店、1967、408頁。
(34)奥平康弘編“昭和思想統制史資料篇.人民がその事件編”東京：生活社、1980。
(35)留守第12師团司令部“昭和十四年上半期に於ける管内思想情势”1939、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36)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307頁。
(37)佐和慶太郎“左翼労働運動の反省のために”東京：労働者新聞社、1991。
(38)松岡駒吉“野田労働大争議资料集成”流山：崙書房、1973、316頁。
(39)参见法政大学大原社会社会問題研究所“日本労働組合評議会资料” 東京、1957。
(40)三重県生活.文化部振興室県史編纂グル一プ“三重県史·代議士浜田国松と腹切问答”。
(41)羽仁五郎“羽仁五郎歷史論著作集”第2集、東京：青木書店、1967、417頁。
(42)羽仁五郎“羽仁五郎歷史論著作集”第2集、東京：青木書店、1967、414頁。
(43)粟屋憲太郎、倉敷伸子‘反戦思想家水野広德の評論’“現代史発掘”東京：大月書店、1996。
(44)水野広德‘平和への直言’“水野広德著作集”第3卷、東京：雄山閣、1995。
(45)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360頁。
(46)中野正剛‘戦時宰相論’“朝日新聞”1943年1月1日。
(47)池邊一郎、富永健一“池边三山”東京：みすず書房、1989、97頁。
(48)緒方竹虎傅記刊行會“緒方竹虎”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49)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ぉ出版、1960、342—343頁。
(50)北河賢三‘戦時下の世相.風俗と文化’藤原彰、今井清一“十五年戦争史”第2卷、東京：青木書店、1989、242頁。
(51)遠山茂樹、藤原彰“昭和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133頁。
(52)太田雅夫編集.解説“桐生悠々反軍論集”東京：新泉社、1980、37頁。
(53)桐生悠々“出征兵士遺家族の扶助と国家ボ一ナス”太田雅夫編集.解説“桐生悠々反軍論集”東京：新泉社、1980、20—205頁。
(54)太田雅夫編集.解説“桐生悠々反軍論集”東京：新泉社、1980、493頁。
(55)“每日新聞”1944年2月23日。
(56)牧野喜久男編“昭和史：決定版”第11卷、東京：每日新聞社、1983、224—225頁。
(57)大東仁“お寺の钟は鸣らなかった”東京：教育史料出版會、1994、70-72頁。
(58)大林日出雄、西川洋《三重県の百年》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
(59)大東仁“お寺の钟は鸣らなかった”東京：教育史料出版會、1994、138-146頁。
(60)天道是“右翼運動100年の轨迹”東京：立花書房、1992、243頁。
(61)西川重則“主の正義と今日の日本”東京：ぃのちのことば社、1993、年表。
(62)尾崎行雄‘民主政治讀本’“尾崎咢堂全集”第10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55、78頁。
(63)“駐上海日本総領事館警察署長白神榮松報送総領事堀內乾城關於‘日本人民反戦運動史’之件”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64)松下芳男“陸海軍騒動史”第11〈勞動爭議出兵事件〉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59。
(65)尾崎行雄“軍備制限”(時事問题講座第8)東京：日本評論社、1929、98-132頁。
(66)水野広德‘新国防方針の解剖’“中央公論”1924年6月。
(67)水野広德‘日米海軍の太平洋大演習を中心として(日米両国民た告ぐ)’“中央公論”19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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