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佛教山”的形成与变迁
周 郢
摘 要 ：从魏晋以迄南北朝，是中国各大宗教竞相勃发传布的时期。此时佛、道两教都对泰山加以关注，进而将其教义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佛经在汉译中，借用汉地“泰山治鬼”之说，将“泥犁”翻译成“泰山”，使泰山成为佛教中幽冥地狱；大量名僧也阐教泰山，名达王庭，声动大众，在社会各界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 ：泰山 泰山信仰 竺僧朗 刻经
“佛法自西方来，天下名山胜境化为道场”① （金）党怀英：《谷山寺碑》，今立谷山玉泉寺西南侧。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影响渐及山东地区，至晋代开始进入泰山，在此得到长足发展。而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汉译佛经更与泰山产生了奇特的“因缘”。
甘肃省民族地区在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当地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导致贫困人口旅游参与意识淡薄，旅游精准扶贫参与率很低。且因为旅游开发资金投入不足，旅游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导致旅游开发动力不足，旅游专业人才缺乏，旅游精准扶贫缺乏保障。针对这些状况，该地区采取“政府引导、旅游企业推动、贫困人口参与、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模式，加大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保证贫困人口真正受益。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为旅游精准扶贫提供强大载体，注入新鲜活力。
一、泰山信仰融入佛经
现代学者胡适曾称他晚年的一大发现：“我看《法苑珠林》这一部唐人的书，说泰山就是地狱。我初时还不敢相信。再翻《大藏经》里的《六度集经》，说到泰山地狱的有好多处。……《六度集经》是三国时代译的。那时民间已有死上泰山的迷信，所以译者就利用这点译泰山地狱，地狱泰山了。这个发现，我可以把‘十殿阎王’里的泰山王和泰山府君都连起来了。”②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4-205页。
胡适所说的这一发现，实关涉“泰山”是如何进入佛经的一重公案。对此胡适、陈寅恪、钱钟书、余英时、季羡林、苏雪林、酒井忠夫③ 陈寅恪：《魏志司马芝传跋》，《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9-90页；余英时：《东汉生死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0-91页；苏雪林：《屈赋之谜》，《苏雪林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日]酒井忠夫：《泰山信仰研究》，金华译，《中和月刊》第3卷第10期，1942年10月。钱钟书、季羡林之相关论述引见后文。 等从不同角度皆有所考论。今试加以综述。
1.“泰山”成为佛界“地狱”。在汉魏中国本土信仰中，泰山为地府所在。而佛教亦有“地狱”之说，其梵文对音为“捺落迦”(Naraka)与“泥犁”(Niraya)。当东汉佛教传入震旦之后，为了能在汉地立足，所采取的“方便法门”便是依附、迎合诸多汉土风俗，中国名岳泰山由此开始潜入梵典佛乘。
最早将“泰山”（太山）与地狱关联在一起的，为东汉时期安息国之僧安世高① 胡适：《安世高译经，有时用“泥犁”(Niraya)的音译，有时用“太山地狱”的意译》,《胡适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2-643页。（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665页。 。所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中称五道之五为“泥犁太山地狱道”，还有对太山狱中“毒痛考治，烧炙脯煮，斫刺屠剥，押（抽）肠破骨”② （汉）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中华大藏经》，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8页。 场景的种种描写，极为阴森恐怖。研究者认为“至佛典中之太山，系与中国民间信仰互相糅合，……所谓太山狱，显指太山为地狱，而‘太山’二字之出处，各佛典中虽不多见，而汉译经典，皆以意译为主，故汉译佛典中之‘太山’，不能武断谓传自印度或西域者。”③ [日]酒井忠夫：《泰山信仰研究》，金华译，《中和月刊》第3卷第10期，1942年10月。 这一译笔，为此后繙经者所仿效。如寓居孙吴之康居国沙门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出现“太山地狱”不下四十余次，如卷一《布施度无极章·菩萨本生》云：“（天帝）因化为地狱，现于其前曰：‘布施济众，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尔惠为乎? ’菩萨报曰：‘岂有施德，而入太山地狱者乎?’”④ （三国）康僧会译撰、吴海勇注译：《六度集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6页。 同时竺律炎译《佛说三摩竭经》：“是人命尽，皆当堕太山地狱中。”⑤ （三国）竺律炎译：《佛说三摩竭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45页 支谦译《五母子经》：“在世间皆为恶业，无所畏难，死后当入泰山地狱中，苦痛极哉。”⑥ （三国）支谦译：《五母子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1页。 《佛说四愿经》：“煞（杀）盗贪淫，以生时所为罪，死入太山地狱中，为饥饿鬼。”⑦ （三国）支谦译：《佛说四愿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8页。 《大明度经·地狱品》云：“秋露子言：佛未说谤断经罪入大(太)山，其形类如受身大小，愿哀释之。”⑧ （三国）支谦译：《大明度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488页。 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世尊品第三十》：“犯是罪殃己，便堕恶道中，生在太山狱，勤苦甚酷毒。”⑨ （三国）支谦译：《佛说四愿经》，《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6页。 西晋法炬所译《佛说优填王经》曰：“现世更牢狱，死复入太山。当受百种毒，其痛难可当。”⑩ （西晋）法炬译：《佛说优填王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71页。 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学品第八》：“出言招祸，以灭身本，渐当入泰山地狱。”⑪ 胡适：《安世高译经，有时用“泥犁”(Niraya)的音译，有时用“太山地狱”的意译》,《胡适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42-643页。（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665页。 另外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自爱经》、失名译《鬼子母经》等也有类似说法。在汉地产生的疑伪经中更将此点作了突显，如《佛说妙好宝车经》称：“将我何所至，送至东太山。高山万余丈，绝后（应为峻）极普悬。”⑫ 《佛说妙好宝车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1334页。 东太山此指东岳泰山⑬ 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87页。沂山亦有东太山之称，但与梵典无涉。 。甚至还出现了多部以“太山”为名的疑伪经。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指出：“南北朝时期，疑伪佛典中，记泰山之事者，有《金贡太山赎罪经》一卷，如前所述，尚有隋之《法经录》卷四众经伪妄六所载之《阎罗王东太山经》一卷。”⑭ [日]酒井忠夫：《泰山信仰研究》，金华译，《中和月刊》第3卷第10期，1942年10月。 在上述诸经中，“震旦的巍巍东岳泰山，已经成为佛家阴森惨楚之地狱代名词”⑮ 梁晓红：《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以日本资料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1-472页。 !
在佛经中还有一条地河横亘：《十王经》曰：“前大河即是葬头，见渡亡人，名奈河津。”① 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4年，第138页引。（三国）康僧会译撰，吴海勇注译：《六度集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世谓其河罪人至此无处可渡。这条地狱之水也与泰山作了结合，据敦煌学家项楚考证：泰山和蒿里山下有渿（奈）河，因泰山和蒿里自古传为治鬼之所，渿河便从中获取了与阴间鬼界相关的含义，当地狱的观念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与阴间死丧相关的渿河便自然被移植到地狱之中，成为生离死别的界河② 项楚：《说奈河》，《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 。凡此种种，正如钱钟书《管锥编》中对此所作精彩概括：“经来白马，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③ 钱钟书：《管锥编·一》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45页。
(3)部门间缺乏沟通协调导致采购工作出错。采购工作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完成，包括仓储部门、生产部门、财务部门等。如果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健全常规化的沟通协调渠道，则会因为相互之间信息不畅而导致数据错误、衔接不及时等问题，会增加采购成本和延误采购时间，从而影响产品交货时间和企业利润。
水平潜流人工湿地相对于表面流人工湿地具有水力负荷和污染负荷较大、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小、且卫生条件较好等优点；虽然水平潜流人工湿地相比于垂直流人工湿地来说对污水氨氮的硝化和除磷的效果略低，但该工艺技术较为成熟，基建及运行费用较低，管理和维修较为简单，对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不高。因此，选用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作为本项目人工湿地污水生态处理的主要工艺。
2.开山建寺：由于众多高僧四远云来，渐使群峰间梵呗蔚起、伽蓝毗邻。
首先是泰山府君与梵土奉教官的合身，佛经中有神祇名质咀罗笈多，意译作奉教官，为阎罗王之记录官，常役使鬼众察知人类善恶诸业，记录于簿册。因职责与泰山神有相近之处，汉译佛典便将其译为泰山府君，《胎曼大钞》六曰：“太山府君，亦名奉教官，肉色，左手持人头幢，右手持书，于阎魔王（即阎罗王）断罪处记善恶。”④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711页。 缘于此故，府君与阎罗关系日益密切。“《净度三昧经》中，谓阎罗王主宰之地狱中，三十小王中之第五王——圣都王。典治太山狱。据此，阎罗王宫曹之组织，可见一斑，且与太山相结矣。”⑤ [日]酒井忠夫：《泰山信仰研究》，金华译，《中和月刊》第3卷第10期，1942年10月。 梁武帝《慈悲道场忏》中列举诸冥神便言：“阎罗王、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十八狱主并诸官属，广及三界六道……。”⑥ 果卿居士：《漫谈慈悲皇宝忏》，南京：金陵刻经处，2008年，第424页。 泰山神先被视为阎罗属吏⑦ 荣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第264-265页；范军：《唐代小说中的阎罗王——印度地狱神的中国化》，《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按岱庙壁画《泰山神启跸图》“众臣迎銮”节画面有一鬼卒掌叶状伞，伞下一老者环眼长髯，深色袍服，躬身肃迎。观者多认为此老者为阎罗王形象。此一画图实为民间信仰中东岳与阎王关系之反映。 ，如唐人《冥报记》（也作录）云：“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⑧ （唐）唐临撰，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30页。 后却借助宋廷敕封东岳大帝的显荣，升居阎罗之上，演化为东岳——阎王双重冥府体统⑨ 栾保群：《续论“泰山治鬼”说与中国冥府的形成与演变》，见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新国学》第7卷，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4页。 。同时泰山神又分身佛界冥府，成为阴司诸王之一。据考察：“阎罗王、泰山王、五道转轮王的三王组合在唐AI写作经题记、驱傩文、破魔变文、受八关斋戒文、十斋日等有关文献中频频出现”，且以三王为核心演进形成十王信仰⑩ 党燕妮：《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十王信仰》，见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38-239页。 。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事发突然、病情危重变化快、预后差、病死率高，对患者照顾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我们医护人员在急救忙碌之时往往忽略了家属的感受，特别是在患者从急诊—手术室—监护室是最需要寻求心理帮助的时候。加强护理干预早期介入重症颅脑损伤患者照顾者的心理指导，有助于减轻照顾者的心理压力。
（3）囊性型：共计1例（均为左肺4），声像特点为此1例胎儿属于多房囊性包块，且边界较为清晰，其包膜比较完整，所有胎儿均提示属于肺囊腺瘤。
二、北方佛教中心地位的奠定
(4)患者需要接受长时间的用药治疗，护理人员需要叮嘱患者遵医嘱用药，同时告知患者不合理使用药物存在的危害，以提升其依从性；此外护理人员需要将各种降压药物使用的方法、不良反应以及禁忌症等详细掌握，给予患者科学合理的指导；对患者的血压水平需要密切监测，以掌握其病情控制情况，同时有利于医生结合患者病情控制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第五章《东晋南北朝佛教城市与山林·泰山》云：“泰山为自古东岳名山，东晋、南北朝佛教兴盛，自为佛徒聚居之所。僧史所载，盖始于法朗。……朗公谷在北朝不但僧徒游锡者之众，且为四方所重视如此。……灵岩寺，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南九十里，泰山西北麓有方山，寺在山阳。……泰山除西北灵岩寺佛教甚盛外，又有刻经多处，……泰山绝顶有《金刚经》全部，徂徕山映佛岩有《大般若经》，……足见泰山地区，僧侣信徒甚多，泰山顶石经……为历代刻石规模最大，字型亦最大之摩崖，堪称中国书法艺术之瑰宝⑤ 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版，第122-124页。 。”
严耕望先生在此对魏晋南北朝之泰山佛教作了概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泰山佛教活动大致可分为驻锡弘法、开山建寺与摩崖镌经三项内容。
1.驻锡弘法：“道朗居太山，……手擎清凉月，灵光溢天地”——最早弘法泰山的僧人，是十六国时期的竺僧朗。僧朗是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弟子，其“硕学渊通”“戒德冰霜”⑥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义解二·泰山崑仑岩竺僧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0页。 ，成为一时佛林之彦。后因避后赵之乱，东行卜居泰山，于奉高县金舆谷昆仑山（今济南市历城区柳埠境）建精舍授徒，前秦天王苻坚、南燕帝慕容德、北魏帝拓跋珪皆待以师礼。慕容德并封僧朗号东齐王，给以二县租税，为其立朗公寺，凡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间，聚合僧徒百余。日本学者宫川尚志认为，僧朗及其教团在泰山的活动，是中国佛教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给予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且持续不断”，由于僧朗等沙门“辅佐胡族君主的建设工作”，不仅使之接受文明的洗礼，且使佛教在各割据王国支持下获得空前的发展。最后宫川指出：“僧朗栖守名山之事迹，与释慧远隐栖庐山一样，让二山成为晋代南北佛教徒渴仰之圣地。”⑦ [日]宫川尚志：《五胡十六国と泰山の竺僧朗教団》，《六朝史研究·宗教编》，京都：平乐寺书店，1973年，第275页。 这一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上便描述了僧朗阐法的悠远余响：“四方慕义，云会如至。虽鸠公之在灞口，未得方其辐辏；朗上（朗公上人）之在汶北（汶水之北），曷以加其归市？”① 启功藏：《旧拓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羊烈墓志》，今存新泰市博物馆。
3.佛教尊崇泰山。在佛教汉传过程中，不仅把泰山作为幽冥的代称，同时也吸纳其崇高庄严之意象。《六度集经》中云：“虽有众邪之恼，犹若微风，焉能动太山乎”⑪ 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4年，第138页引。（三国）康僧会译撰，吴海勇注译：《六度集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上达苍天，下至黄泉，巍巍如太山。”⑫ （三国）康僧会译撰，吴海勇注译：《六度集经》，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竺法护《阿差末菩萨经》卷三云：“有定名立坚固，有定名等如太山。”⑬ （西晋）竺法护：《阿差末菩萨经》，《碛砂大藏经》第2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620页。 以“泰山”喻深广不可动摇① 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 。在汉地广为传播的“泰山崩”意象也现于佛典，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我却后命终当入地狱中，是时饿鬼说此语已，举声号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② （后秦）竺佛念译：《出曜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卷，东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0年，第663页。 敦煌藏《佛图澄所化经》中称：“泰山东门崩，泰山遣鬼兵千九万人，提赤袍，持赤绳，取九万男、女，三十万人，治东门崩。”皆以“泰山崩”预示将有大难临头③ 邰惠莉：《敦煌写本〈佛图澄所化经〉初探》，《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96-97页。 。甚至泰山阴阳交代之五行学说也被釆入，如北朝疑伪经《佛说提谓经》卷上中云：“长者白佛言：……东方太山，汉言岱岳，阴阳交代，故名代岳。”④ （北凉）昙靖：《佛说提谓经》，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汤用彤称：“《提谓经》增加阴阳五行之说。其教采取世俗一般之信仰，而杂以道术家言，亦汉代佛道之遗产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02页。） 凡此皆营造了一座神秘雄奇的山岳形象，与中华本土的泰山信仰日渐对应，为将现实中的东岳营造成“佛教山”作了很好的铺垫。
首先，发现式数学将应用题设为一个单独的支股或条目，也就是说将数值计算和其应用分割开来,这毫无道理.“解应用题”不是一个数学分支或论题,既然小学数学的各部分均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解应用题”应包含在所有支股、条目或论题之中.发现式数学的教科书中，由于解应用题设为一个独立的条目，其它支股或条目大多只涉及单纯的数值计算,因而抽象空洞，看不到概念定理产生的背景与情境，以及它们的实际应用.这样的教材编排，学生如何能够真切深刻地理解数学内涵？抽象空洞的东西又怎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呢？
从此泰山成为大德云集、法雨广沛之地，如东晋时僧道安于金舆谷设法会，邀集僧法和等前来论道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同时之支敦居泰山，“妙通大乘，兼善数论”③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5《义解二·泰山崑仑岩竺僧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页。 ，北魏时僧意“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④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感通篇上·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释僧意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93页。 ，其寺有七国金像。释志湛是朗公四传弟子，住人头山衔草寺（今长清境），读诵《法华》为常业，其声名远及南国，连梁武帝也遥致礼敬。释法定则是灵岩开山，《灵岩志》称：“元魏孝明帝正光初，法定禅师先建寺于方山之阴，曰神宝；后建寺于方山之阳，曰灵岩”，世称其为“开山第一祖”⑤ （清）马大相：《灵岩志》，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第22页，第29页。 。与法定大致同期，还有僧明“德隆四辈，名优六通”，在泰山创建静默寺⑥ （唐）李子寰：《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参见姜丰荣《泰山历代石刻选注》，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4-66页。 ；僧照“住太山丹岭寺，惟虚放，喜追奇”，以善诵法华著称⑦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6《感通篇上·魏太山丹岭寺释僧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94页。 。北朝末期，还有释宝积、释僧听等在北周灭佛时逃隐泰山，也在云谷留其禅栖。与此同时许多印度高僧开始叩启泰岳山门。北天竺迦罗卫国（今尼泊尔境）人佛驮跋陁罗，东晋义熙初年到达青州东莱郡（今山东莱州），至长清“一坐七日不食。人问之，曰：‘欲在此作寺耳。’”⑧ 康熙《长清县志》卷10《祠祀志》。 此后罽宾王子求那跋摩受戒入宋，北游泰山，“人头山邃谷中（有）衔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⑨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8《诵读篇·魏泰岳人头山衔草寺释志湛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0页。 。还有一位来自中天竺（中印度）之僧人释法洪（又作法鸿），驻锡东平时曾发起在洪顶山镌制大型石经⑩ 雷德侯主编：《中国佛教石经·山东省》第一卷，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
受此风濡梁，泰山郡内名族竞相崇佛，如甲族羊氏一门中，北齐名臣羊烈精研佛典，《羊烈墓志》称其“入老室以炼神，安庄领以全朴，睿若冲壑，豫若涉川，遂注佛道二经七十余卷”⑪ 启功藏：《旧拓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羊烈墓志》，今存新泰市博物馆。 。又其于“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⑫ 《北齐书》卷43《羊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76页。 。名尼竺道馨与僧念皆出身于羊族，声著南朝⑬ （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卷1《晋·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卷4《梁·禅林寺僧念传》，第179页。 。
现有的合规管理制度仅对商务行为的合规管理，即“狭义”合规管理进行了约束，对非商务行为的合规管理，即“广义”合规管理没有明确的要求；对合规风险评估、合规审查、合规评价等管理内容也没有细化；对重要风险领域，如“礼品和款待”“商业伙伴合作”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同时企业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未能做到有制度必依。真正落实的时候却大打折扣，从而有章不循、不按制度办事、违章操作、违反规定等现象时有发生，使得有的规章制度成了摆设。
建于泰山附近的著名寺院有朗公寺，在昆仑（琨瑞）山下，因竺僧朗创建而得名，隋代赐寺号为神通（以上在今济南市历城境）⑭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7页。 。灵岩寺，在方山下，北魏法定创建，殿宇繁密；朗公谷山寺，北魏意师创建，寺址不详，金代于岱北建谷山寺，将其寺源头追溯至此；衔草寺，在西北麓崮山下，传为刘宋求那跋摩所立，后朗公四传弟子志湛住持于此；五峰山诸寺，其寺名未详，此山莲花洞及山麓黑峪皆有北朝（东魏、北齐）造像及记石，可推知当时有寺院存在；云禅寺，又作佛驮跋陀罗寺，在长清北，东晋梵僧佛驮跋陀罗创建；静默寺，在方山之阴，北魏正光间创建，至唐改名神宝寺（以上在今济南市长清境）。岱岳寺，在泰山南麓，北周、隋之际建，隋代于寺敕建舍利塔；丹岭寺，北魏僧照驻锡于此，其址不详，考泰山西麓有丹穴岭，寺或因建此而得名；云台寺，在泰安城东祝阳姚庄，寺有东魏《胡元方造像记》；法林寺，在大汶口镇兴华村，寺址曾出土北魏太和中铜铸鎏金佛像（背刻发愿文）；“西界寺”（寺名未详），在泰安南郊西界后营庄，其地曾出土北齐河清中彭敬宾敬像记① 《重修泰安县志》卷13《艺文志·金石二》。 （以上在今泰安市泰山、岱岳区境）。光化寺，在徂徕山南麓，创建于北魏，寺址曾出土东魏兴和中信女羊银光造像；四禅寺，在徂徕西麓，创建于北齐河清二年（563）（以上在泰安市徂徕山区）。此外在今东平湖沿岸还分布着众多梵宫佛殿② 参考赖非《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74-198页。 。诚可谓“塔影遮层汉，钟声落半空”。
在上述诸寺中，除灵岩、朗公寺外，最可注意者为岱岳寺。此寺为隋取代北周之年诏立，不但采用泰山之名号，且与岱岳庙并峙，后来更以泰山主寺名义接收御颁舍利，俨然居有东岳第一佛寺之地位（至唐仍有岱岳寺主参与官府致祭，并留名于双束碑，可知此后数百年中犹延续不衰）。其寺址所在，旧史皆未能详，今考其故迹在今岱庙西北墙外（即元代建长春观处）。在泰山正门户处创此禅阁，标志着此时佛教在泰山已确具显赫地位。
3.摩崖镌经：佛教在泰山的另一项功业是刻经。
将经典文字镌刻磐石，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有极其久远的历史。当北朝僧众经历魏武灭佛之后，顿感末法时代即将到来，护法保经成为当世急务。于是试图利用摩山镌石以存梵典。此即邹城铁山《石颂》所言“缣竹易销，金石难灭，讬以高山，永留不绝”。缘此之故，自北齐乾明元年（560）开始，大规模刻经活动在山东崇岗绝岩间陆续展开。
2.从“泰山府君”到“泰山王”。泰山地府最高主宰者为泰山府君，而佛经中幽冥之神则为阎罗王。在梵汉交融的背景下，两大冥神信仰也开始碰撞交织。
镌刻在泰山地区的石经有以下几种：洪顶山刻经，在泰山主峰以西120里，东平湖北岸，有《摩诃般若经》《大集经·穿菩提品》及佛名、题记等③ 赖非：《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8页。 ，时代在北齐河清三年（564）前后；东平司里山刻经，位于东平戴庙镇，刻有《诸行无常偈》《摩诃般若经·明咒品》等经，并有皇建二年（561）造像记；银山刻经，在东平县银山镇，刻有“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名；徂徕山刻经，一在南麓光华寺附近，一在东麓映佛岩，分刻《大般若经》《文殊师立所说般若波罗蜜经》，皆北齐武平元年（570）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所刻；经石峪刻经，在泰山中溪石坪上，镌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水牛山刻经，位于汶上、宁阳交界处水牛山上，镌有《摩诃般若经》，其旁并同一经文碑记，碑侧有卫将军、东阳平太守羊钟等题名。除了上述今存诸经外，还有一些湮灭于历史劫尘之中。如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一云：“新泰有曝书山，昔有道人曝书于此。”④ （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明人赵镒有《题曝书山石记》详述其山⑤ 天启《新泰县志》卷9《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推测此山或因有古刻经而得名。
上述石经之中，最为重要者当推经石峪。其经文为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前16分，今存1，071字，字径50公分，书体波磔古宕，气势雄奇，世尊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今经石上未见发愿文或题记，也无经主或书丹人题名。对此有学者推论称：“经文左侧大片空间或曾作为刻发愿文的考虑，然而却无一字。什么原因？肯定非大变故不能致此境地，只有用政权更替、官僚亡奔、经主与工程人员四处逃散才可能解释清楚。”① 赖非：《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但据清乾隆朝金石学家李文藻的著录，刻经之后原有“薛宸”刻名，因此不排除愿文与经主等小字漫灭的可能。薛宸其人无考，北碑中“宸”字形多与“震”相似，《北齐书》中有薛震，为天保中刺史② 《北齐书》卷20《薛修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277页。 ，河东薛氏世多奉佛，今传有北朝《薛凤规造像记》《薛山俱等造像碑》等③ 周铮：《北魏薛凤规造像碑考》，《文物》1990年第8期。 ，薛震或为经石峪经主之一④ 周郢：《薛宸·广大乡·岱岳寺——泰山北朝刻经及其相关问题初探》，《泰山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石经镌刻内情，还待进一步考索。另外各处刻经书丹者，旧多异说，近岁因洪顶山诸刻之发现，逐渐被认定为僧安道一。洪顶山石壁有《铭赞》称：“大沙门僧安□名道壹，广大乡□□里人也。”考东平历史上曾置“广化乡”，见于宋人记录，或即石铭中之“广大乡”，如是，则僧安乡贯为东平，其频繁刻经于泰岳诸山，盖亦深具家世因缘。
除去经刻，僧众还在泰山山区留下大量的石窟、造像、碑碣，著名者有五峰山莲花洞、仙人台、佛慧山黄石崖、东平棘梁山（司里山）石窟造像等，无不雕制精工，宝相庄严。
关于刻经造像在泰山所具之象征意义，德国艺术史家雷德侯作过精彩评说：“大山崇拜无所不在，山是仙人们的居所，西王母居于昆仑山；皇帝们前往泰山举行封禅仪式；隐士们遁入山林修身养性。佛教僧人分享了这一强大、神秘的大山崇拜传统，将它们的铭文刻在山东群山的崖壁之上。……而选择峄山和泰山，则有额外的意义。它们属于秦始皇选择的七座山峰中的两座，其上有始皇帝所立石碑，以彰显他一统天下并使之臣服于自己脚下的伟业。当僧人们开始在这两座山上刻经时，秦代的原碑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然而这样做时，他们便将自己置身于皇帝后继者地位，并且做出了类似的宣告：占有此地。……凭借其刊凿上石的书作，僧人将这些山岭渐变成了佛境。”⑤ [德]雷德侯主编：《中国佛教石经·山东省》第一卷，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直言之，便是佛教徒通过大规模磨山镌经，将泰山由“政治山”一变而为“佛教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泰山的大发展，具有多种原因，除去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民生维艰，为教义的传播提供了社会环境和条件，泰山自先古奠定的文化地位，也吸引着众多僧人来此建寺讲法，一些高僧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与当地豪强大族的扶持，特别是各割据政权为取得教团拥戴，予以多种政治、经济特权，极大促进了这一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⑥ 时孟：《3—6世纪佛教对泰山文化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诚如姜亮夫先生之论僧朗“为北土最有声望之政治僧人。……历城一区，成为山以东佛教最盛之地，亦朗公凭借政治以崇福之结果也。”⑦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41页。
三、佛教后续发展与变革
隋代立国之始，隋文帝便诏命“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①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12《永乐北藏》第15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365页。 ，建于泰山者即前述之岱岳寺；又为朗公寺更名为神通寺，并敕令王公分别充任神通、神宝、宝山（即灵岩）等寺的檀越。其东巡泰山时，曾旅灵岩。仁寿年间又于全国三十州遍置舍利塔，其中两函舍利分送于岱岳寺与神通寺。开皇年间在济南玉函山、东平白佛山都出现了大型的石窟造像。
唐代在泰山本地还出现了一位硕学大德，这便是曾求法西域的义净。义净齐州山茌（长清）人，少出家于土窟寺（今长清境内四禅寺），咸亨二年（671）由海路取经天竺，凡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后人将义净与法显、玄奘并称三大西行求法高僧。义净示寂于长安后，法嗣为立骨塔于泰山。宋人苏辙《游泰山四首·四禅寺》诗写道：“双碑立风雨，八分存法则。云昔义靖（净）师，万里穷西域。《华严》贝多纸，归来亲手译。蜕骨俨未移，至今存石室。”③ 曾枣庄主编：《三苏全书》第十六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便是描述岱麓义净塔景象。
泰山道场至唐代声名日扬，岱阳竹林寺、普照寺、资福寺、郭头寺（天封寺）、陶山幽栖寺、新泰宫山寺、崇庆寺等相继开创，而灵岩寺经过百年发展愈加兴盛，唐高祖于削平之初，即发愿造“阿阁”于寺中。贞观间僧慧崇迁建灵岩寺（从甘露泉西移至现址），复建千佛殿、御书阁。唐高宗东封驻跸灵岩，“舍以国财”，建造了大悲观音堂阁舍利塔、报身卢舍那等。开元间降魔藏师住持灵岩，大兴禅教，以茶助禅，开北方饮茶之俗，灵岩亦由此成为茶文化的一大祖庭。其他名僧慧斌、怀晖等也先后为灵岩住持。中唐时期，灵岩寺已与天台国清寺、江陵玉泉寺、南京栖霞寺齐名，跻身天下“四绝”之列。唐末“会昌法难”，虽使泰山佛寺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禁令渐弛，“皇恩远降，许令漆饰旧基”② （唐）牟珰：《修方山证明功德记》，《山左金石志》卷13《历代碑刻丛书》，第1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各寺又陆续复兴。
唐代泰山地区的石窟造像也达到了高峰。岱阳阴佛山、岱阴玉函山、龙洞山、佛慧山、五峰山、方山及琨瑞山千佛崖，都有佛教造像。千佛崖有大小窟龛100多区，佛像210余尊，其中主窟分别由唐太宗子赵王李福、女南平公主及驸马刘玄意等所造，为古代石雕艺术之精品。
北宋诸帝对泰山各寺屡赐以名额，加以护持。如赐灵岩寺额为“景德灵岩寺”，肥城牛山寺额为“资圣院”，长清四禅寺额为“永庆寺”，徂徕光化寺额为“崇庆寺”，新泰法云山寺额为“正觉寺”。灵岩法筵尤盛，自熙宁间始升为十方丛林，住持皆由朝廷直接任免。同时施行寺田制度，使寺院经济颇为繁荣，“寺之殿堂、廊庑、厨库、僧房，间总五百四十。僧百，行童百有五十”④ （宋）张公亮：《灵岩寺记》，《泰山志校证》，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55页。 。前后有多位名僧来斯驻锡，如禅宗云门宗玄公、临济宗黄龙派妙空，都是开启法派的宗师。灵岩有不少宋代文物留存至今，如大殿中所奉四十尊彩塑，系出自北宋工匠之手，其造型逼真，被后世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金世宗时期确定的寺额发卖制度，使泰山佛寺得到普遍重建，重要者有：岱麓普照寺、城东大云寺、旧县天封寺、城西妙觉寺、城西南灵感院、延庆院、惠济禅院（后三院今均属肥城）、徂徕山四禅寺、羊祜城大觉禅寺、陶山幽栖寺、东平兴化禅院等。大定初年，北印度密教高僧呼哈罗悉利等七人至灵岩礼佛。造像之风也在泰山重兴，历城东龙洞、黄花山顶、长清水母山今均存金人所制佛像石刻。时各寺中仍以灵岩寺为首，驻寺名僧历有法云、惠才、宗秀、广琛等。天眷间善宁来谷山玉泉寺经营三十余年，被誉为“谷山初祖”。
“皇元崇奉释教，视前代有加”① （元）张起岩：《大元泰山灵岩禅寺创建龙藏之记》，清《泰山志》卷18。 ，毁于金末贞祐之兵的寺宇，多在此时重光。如僧道兴重建神通寺殿堂、僧寮，度僧百余。僧普谨重建谷山寺。泰定军节度副使时珍延请僧晖公来驻光化寺，“夷荒剗秽，支倾起废”② （元）高诩：《重修光化禅寺碑》，清《泰山志》卷18。 。元帝多次颁旨护法，岱阳竹林寺、藏峰寺、隆兴寺、岱西大圣院、岱阴谷山寺、神通寺、长清四禅寺、新泰龙泉寺、正觉寺、肥城涌泉寺（空杏寺）、宁阳灵山寺、肥城万岁寺（东幽寺）等相继创建或重修。时灵岩寺与大都大万寿寺、嵩山少林寺共为华北佛教中心地，住持皆由曹洞宗僧人担任，净肃、正广、觉达、福海、普就等名著一朝。住持古岩、监寺智举等先后请得皇太子令旨及武宗圣旨、帝师法旨，护持山门。至元时住持定岩又请得国师法旨，以护寺产。此法旨碑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为元代正式官文中使用藏文的仅见一例。此外明慧大师法海“闻泰山竹林古基幽僻”，遂重建寺宇，“其后竹林宝峰之兴，实自海公始焉”；行全“往来于奉高山中，结茅宴坐于天胜寨上，默究玄理”③ （元）福汴：《全公律师行状》碑，今立肥城大云寺遗址。 ，民多归信。蒙古勋戚泰安王博罗欢之女使于祝山二王庵出家为尼，苦心焚修，使庵名著四方。
明代高丽僧满空，名信云，原为平安道妙香山内院寺僧人，永乐十九年（1421）随师潜渡来明，至泰山后先后重建竹林寺、普照寺，“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④ （明）释洪惠：《重开山记》，今立普照寺山门内。 ，被后世尊为普照“重开山”第一祖。清初名僧元玉驻锡普照寺，与当时文人名士诗酒唱和，主张三教一理，会通儒释，认为“心与性，名别而理同；佛与儒，名异而理亦同”⑤ （清）元玉：《与三堂隐君书》，《石堂集》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22页。 。有《石堂集》传世，享誉禅林。
由于高僧大德千年的经营，使泰山成为与“四大部洲”（指四大佛山）齐名之区。《聊斋志异》中述一西域僧人之言：“西土传中国名山四，一泰山，一华山，一五台，一落迦，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观音、文殊犹生，能至其处，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⑥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3《西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虽系小说家言，却折射出泰山在僧侣中之不凡影响。
虽然千年中法门屡创辉煌，但就总体而言，宋元后泰山佛教已呈衰替之状，其标志事件便是岱岳寺的湮灭。岱岳寺非常地位已见前述，但其后湮没无闻，推考宋代后，因泰山南麓释教受到挤压，此寺庭半被岱庙所兼并，金元之际全真教派兴起，道徒大举侵占佛寺，又被据为道观（长春观），原有之标志物（如隋造像碑、妙音鸟等）皆被有意清除。岱岳寺之废，标志着佛教在泰山主峰争夺的失利。类似事件还有岱麓建封院之废，建封院原系唐玄宗封禅后诏置之寺① 泰安夏张城上村有《开元白马寺碑》，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立，中称：“而□□□东来遂望□而□□门□□天子□□，时龙师转云，□□华盖；雨师洒道，□□清尘。登□□□轶□□□□百年形措□，其敕天下郡县各置寺观□□等□，因登封为号。”（今碑佚，拓片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于泰山下之寺以寺额推考，必为建封院无疑。 ，在宋徽宗尊道的大背景下，此院被敕令改为道观（升元观）② 《升元观敕牒碑》，参见姜丰荣《泰山历代石刻选注》，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北宋《姜规墓志》亦写到这一事件。 。佛教鼎盛时代在主峰留下的法迹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打压。如明嘉靖间儒士在经石峪刻经上端镌《大学》，万历间都御史李邦珍在峪石大书“经正”，皆“辟佛尊儒”③ （明）张岱：《岱志》，《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4页。 ，反映了儒佛相争之痕。
上述这些讨论对深入剖析“修昔底德陷阱”很有价值，对如何应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挑战颇具警示意义。多数讨论在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时，忽视了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多层次解读，导致对“修昔底德陷阱”过度简化，甚至曲解了修昔底德的本意。正如时殷弘所言，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包括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大都从理论和现实出发，几乎普遍缺乏起码程度以上的古典史依据，或者说缺乏两方面的具体的历史说明［8］。因此，回归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充满宿命论色彩的命题。
经过激烈角逐之后，佛教渐被排挤出泰山主要地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泰山虽曾是“中国北方佛教传播中心，但从泰山自身区位上讲，佛寺的建设始终未深入到泰山的轴心地带，也就是说，在泰山顶及延续上千年的古登山盘道两侧，佛教寺院没有形成气候，其中的缘由是复杂的，毫无疑问的是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特殊性有关”④ 刘慧：《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为了能在泰山立足，后世的佛教徒，没有采取东晋竺道爽向泰山信仰挑战的激进做法⑤ 刘凌：《竺道爽〈檄太山文〉的文化意蕴》,《泰安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而是以开放姿态，吸纳并融入泰山信仰文化。如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僧人积极参与其中，并由此获得允度徒的恩遇⑥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1页。 。对明清时期崛起的碧霞崇拜，僧徒亦从佛教角度加以解释：“观世音千百亿化身，在南为海神天后，封碧霞元君；在北为泰山玉女，亦封碧霞元君，皆一人也。……顾艳玉女、天后二神之灵，而胥实以观世音。”⑦ （清）韩锡胙：《元君记》，孟昭水《岱览校点集注》（上篇），济南：泰山出版社，2007年，第303页。 又说山顶碧霞祠“俨若灵山，即观音大士变身说法处也”⑧ （清）沈汉宗：《南巡惠爱录》卷上，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原刻本，第32页。 。在红门宫、斗母宫等佛寺中加以供奉，形成神、佛同宫的奇异场景。僧徒虽然最终未能将泰山全盘佛教化，使之成为一座“佛教山”，但他们以儒、道互补，相互吸引利用，丰富了泰山文化内涵，也使佛教文化成为泰山历史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 - 434X (2019) 02 - 0080 - 10
作者简介 ：周郢，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泰山历史与文献研究；山东，泰安，271000。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6fzs050）。
责任编辑： 明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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