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红旗旗不湿——论社会主义文化信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把论文,信念论文,文化论文,旗不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宋代词人潘阆这首《酒泉子》写钱塘江秋潮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和弄潮儿毫无畏惧的精神。这种精神广言之，是一种搏风击浪、力挽狂澜，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民族精神，一种坚信红旗不倒、掌握时代命脉的文化信念。在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应具备这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清醒乐观和文化理性，手把社会主义红旗坚定地向前，而绝不为非文化伪文化反文化的各种思潮所左右所摇摆。因此，文化信念也就是文化信仰、文化理想、文化精神，坚守文化阵地，操守文化品格，恪守文化良知，奉献文化智慧，创造文化业绩，在思想精神导向上使社会主义新文化这艘巨轮披风斩浪，勇往直前。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出自汉代班固颂扬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注曰：所谓“实事求是”即“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汉书·河间献王传》）实事，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研究；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意思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探求其发展的规律性，用以指导行动。也指按着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不夸大也不缩小。
中华民族非常重视和实行“实事求是”，形成了重求实重功效，重视用功效来检验认识和决策的思想。先秦懦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牛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自知”、“析物的之理”。韩非子说要知刀子的利钝，要割一割看：欲证骏马之善驰，要跑一跑看。如不这样做，则是荒谬的。“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拯救民族危亡、建设新中国的实事求是的伟大道路。他在一九四一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的理论阐释，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有力武器。邓小平同志更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典范，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与变化和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及未来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命题，使中国走上了民富国强、民主文明的道路。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就是靠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取得的。
作为一种文化理念和精神，只有实事求是融入到我们民族的精血之中，才能构筑起磅礴于世的民族脊梁和文化大厦。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呼唤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是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所必具备的思想路线和实践准则；二是作为重铸和强大民族灵魂所必需的主体意识和理性力量；三是作为新文化在本身发展过程中调整、解决一系列矛盾困难，如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生产经营、文化创新发展、评判文化是非标准等都必须遵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尺度。因此，实事求是就化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恪守不移的文化信念。
二、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
《周易大传·彖传》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的意思。“刚健”与“自强”的思想超越了神秘主义依赖上天拯救自己的奴化观念而充分尊重和发挥人的内在意志力量和人格精神。这在民族精神史上如跃上地平线的太阳，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真理为理想为人生前赴后继，壮怀激越，无畏进取。
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倡导“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在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他主张一个人要有“浩然之气”。司马迁非常赞赏孔子说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这句话，提倡砥砺名节，慎于死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被杀、自杀的悲剧式英雄，如项羽、陈涉、商鞅、屈原、齐桓公、赵武灵王、信陵君等大都死得壮烈，富有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价值，精神生命万古永存。因为，他们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而不甘碌碌无为。
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压迫奴役的斗争精神，及不断学习、不断拼搏、不断进取的精神。
作为一种文化信念，我以为倡导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首先可以疗救文坛软骨症，对那些取媚于洋人而丧失国格的影视作品，对那些不属于表现时代英雄（改革式英雄、管理式英雄、科技式英雄、见义勇为式英雄、平凡闪光式英雄等）的创作暗流是一个有力的反拨，对那些沉醉个人悲欢、抒写卿卿我我、把玩花草烟壶的“小女人式散文”和闲适消遣艺术也是一剂强心针。其次，可以催动文化艺术工作者树立乐观向上、奋斗不止的人生信念和文化理想，根植社会生活，真实反映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主潮，写出黄钟大品式的史诗作品。作家有所为，作品才有所成。没有深人生活的投入，也难有大作精品的产生。第三，在文化改革工作中，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可以鼓励我们笑对困难放歌，信步翻越千山，创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建设模式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道路。
三、格物辩证的理性精神
儒家经典《大学》在论及“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非常强调对事物的认识、对知识的获取：“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获得知识。通过格物致知，来使自已心正意诚，进而沿着修齐治平的道路去实现个人的价值。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及群体的修养方法。
那么，怎样来格物致知呢？中华民族非常讲究辩证方法，建构起非常庞大而精细的辩证思维体系.如对立统一、辩证转化、阴阳互补、整体考辨、演进发展、往而回复、天人合一、白马非马、贵和持中、穷独达兼、虑中有实实中有虚小中有大大中有小等等，无不折射出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尤其当马克思辨证法理论传入中国后，毛泽东邓小平加以革命实践，形成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问题而又指导人们世界观的创新的辩证法，如“又统一又斗争”的统一路线策略，“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与艺术发展方针，“一国两制”的解决港澳台历史问题的伟大构想，无一不是高度自觉的辩证选择，由此展开的实践无一不是实践辩证法的典范。
格物辩证的理性精神，作为文化信念的内容之一，我以为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意义。它对我们如何认识处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的改革及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态心态，对我们如何以清醒的理性的自觉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发现和认识真善美，对我们如何看待眼花缭乱、蜂涌而至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潮和价值观，保持不盲从不排斥的冷静思考等，都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作用。比如，吵得很凶的“二王”（王蒙、王彬彬）、“二王”（王蒙、王朔）与“二张”（张承志、张炜）之争，竞相争说的“人文精神”，大侃特吹的“后现代主义”等现象，我们如果不清醒不思考不追问，就会陷入人家设置的话语圈套而瞎起哄，缺乏思想的批判性和理性的自觉。
四、民为邦本的伦理精神
早在殷周时代就出现以民为本的思想，《尚书·盘庚》记载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等“重民”、“惠民”、“利民”的言论。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失者亡而天下去之”（《荀子·王霸》），提出了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这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不仅儒家重民，道家和法家也不例外。老子说：“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老子》第49章）。韩非子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韩非子·用人》），“利之所在民归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些思想经汉唐至元明清，无时不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了贯注在中华民族肌体中的一股强劲的文化血液。
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两个走向：既具有告诫统治者尊重民众意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能逆民心而动的积极价值，也存在规范个体趋同化一、不能犯上越礼、扑灭个性的负面作用。这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可以怨讽美刺，传达民众心愿，使艺术为民众服务；二是在绘画、建筑艺术中，人的主体地位处在从属低微的地位，如中国山水人物画中，人的形象被自然山水形象挤压得很小很小。
因此，将民为邦本的思想加以现代改造，变为人民本位与个人本位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是树立新文化信念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命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行个人本位精神，亚当·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基于资本市场关系提出的社会协调机制。虽然每一市场主体都为自己的私利而奋斗，但它终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并通过税收等途径积聚为“国家财富”，可用于社会福利的保障。但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若个人本位高度发展，又势必影响和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受到破坏。因此，应以人民本位为主为重，以个人本位为次为轻，力争把个人的价值融进人民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之中。这一思想，对于文化艺术工作者来说，具有个体脑力劳动特质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个人的价值，而是要使这种精神产品传布于世、影响于人，从广大群众的喜闻乐见中使艺术家获得快乐和体现价值。再一点，只有胸中装有民众，才能校正我们艺术之舟而避免驶进个人恩怨的港湾，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思想情感，从而起到艺术鼓舞人、愉悦人、教育人的作用。“民为邦本”这一文化信念的确立，实际上是“二为”方针的真切体现。
五、以道制欲的自律精神
所谓以道制欲的自律精神，就是要求个人的情感、欲望的满足，要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艺术家在充分表达表现个人的情感欲望时，必须要纳入社会道义的规范之内，不可把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死亡本能、潜意识无意识那些非理性非社会道德的东西一骨脑儿端上文艺的餐桌上，任人乱吃乱喝，造成精神痢疾，搞庸俗的煽情挑逗甚至和盘端出黄色下流黑色暴力，污染社会人文环境。
中国社会自迈进文明的门槛后，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人是道德理性的人，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礼义廉耻是人人具备的是非之心，是主体意志的基本内容，达到儒家所要求的“尽善尽美”是文化道德上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最终审美理想。儒家就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以仁为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高度概括。道家主张个体的情感、欲望的满足不应当“伤生”、“害身”。一般地讲，中国文化既反对否定情感和欲望的满足的禁欲主义，又反对无理性、无节制的纵欲主义，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智性的认识愉快，更非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而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调整、自我修养、自我批评与社会要求、伦理道德相整合的文化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在文化产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就可减少或避免因物欲膨胀、只顾赚钱而出现的拜金主义现象，遏制庸俗文化浪潮席卷和冲击高雅艺术、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危险势头，把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航道之内而不会泛滥成灾。
六、尽善尽美的审美精神
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审美境界，我认为是“尽善尽美”，即将人格之善融于艺术之美，艺术之美附丽人格之善，使人生在充满善的道义之光时，又耀眼地散射绚丽的美之花环，人生与艺术达到一种理性的完美结合，而艺术长河之中也因人格善的灵魂滋润流淌而闪耀星光般晶莹的光点而具有美的内在力量。
“尽善尽美”是中国审美传统。孔子在理论上第一次明确区分善与美的关系，他非常推崇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尽善尽美”审美理想。他认为，音乐乃至艺术作为美，既能给人一种精神的善的浸染、提升，又给人一种感官的享乐、愉悦。他听演奏《韶》乐竟心动神摇，如醉如痴，全身心沉浸在强烈的美感事受之中，以致于“三月不知肉味”。
屈原强调美与善的统一，认为真正的美是内在的人格的美表现于外部的东西。他以为：善行要靠自己努力，不从外来，名声要与实际相符，无可虚假。哪有不给予而能得到报酬？哪有不种瓜而能够得到瓜？（见《抽思》）善是个体内在努力修养的结果，不是由外而来的。这种经过个体的努力修养而充实于内的善，当它表现于外时，就成为美。相反，如果没有内在的充实的善，那么外在的形式的美也是没有价值的。“余以为兰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寓骚》这种“无实而容长”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美”是屈原所蔑视的。因此，屈原提出“内美”与“修能”，以强化人格的善美的思想。
我们强调“尽善尽美”，首先强调文化艺术工作者要达到“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没有崇高的精神境界，也难写出崇高的作品。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臂》从书名到内容俗不可耐，写母亲所生八女一子全是与别人偷情乱搞所为，写“我”上官金童患了一种“恋乳症”，钟情每一位女性的乳房（哪怕是母亲的，是八位姐姐的乳房），连到了五十多岁不吃乳就要犯病。全书污秽不堪，戏说历史家史，歪曲革命斗争，扭曲人性，表明作家误入了“观念误区”、“感觉误区”。乳房功能的社会化、政治化、历史化是作家主观幻觉的扩大和对历史切入点展现的误读，是一种精神失语症的表现。人格境界不高，作品趣味就不可避免低下，如《废都》、《新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港台及内地的一些流行歌曲。最典型莫如一些号称新潮的行为艺术家，在美术馆厕所蹲着拉大便，扔避孕套，给自己裸体涂些颜料站在大众广庭面前，在公众开枪惊吓群众，个别女艺术家裸在床上密约数人进屋以观人们的表情，等等，这种既无真善美又无道德廉耻的“艺术”居然是“先锋”、“前卫”。可见，艺术在一些人手上堕落到何等地步。
当然，人品与文品不尽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某些人品低劣的人也可能写出一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东西，某些人品高尚的人也可能写出平庸、一般甚至艺术水平极差的作品。我们既不主张艺术的内容至上，也不倡导艺术的形式唯一。未尽善的东西也可能是尽美的，善与美在许多场合是分离的，或处于相切而不相融的状态。这一现象表明，要创造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新文化，需要艰苦长期的人格修养和千锤百炼的艺术修行，唯有不断追求善美合一的艺术和人格，文化追求的内在动力才坚毅而充沛，也才可能接近”尽善尽美”的高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