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世界军事形势的特点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世界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7年，世界军事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比：缓和、稳定、协调、合作成为主流，但潜在的、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增加。概括起来，世界军事形势呈现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热点集中地带”位移，非洲成为当今世界冲突主要爆发地区。
冷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巴尔干、中东和前苏联地区，几乎烽烟四起，形成了一条西起巴尔干、中连中东和高加索地区、东到中亚和阿富汗的拱形“冲突地震带”。近两年来，由于非洲战乱日渐突出，“热点集中地带”逐渐向南位移。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止到11月初），非洲冲突和战事多达17起；几乎相当于其他地区的总和。比较突出的有：前扎伊尔的全国性内战；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边境地区的武力交火事件；安哥拉国内政府军和安盟的激烈战斗；塞拉利昂、赞比亚、中非等国的军事政变；刚果（布）两派激烈的武装冲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激进分子对平民的大屠杀等等。这些冲突不仅数量多，而且波及的国家多（约涉及包括大湖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十多个国家），造成的伤亡和难民多（从去年10月开始的扎伊尔内战造成的伤亡数字至今仍是一个谜，并在调查中。仅6月初， 忠于总统利苏巴的刚果政府军和前总统萨苏的民兵在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武装冲突就导致至少5000人丧生、80万人流离失所），使非洲成为最不稳定的大陆。 这同世界其他地区武装冲突日渐弱化和暴力事件相对减少的情景形成鲜明反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冲突与战乱，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对世界整体安全形势产生明显影响。
同时，世界其他热点地区多呈现了不同程度的降温，总体形势趋于缓和，但也存在着反复的迹象。由于大国的插手，波黑局势再度紧张，甚至导致不同政治派别兵戎相见。种种矛盾的激化，造成柬埔寨局势又起波澜。尤其是在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因为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和资源优势，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加之其固有的民族、宗教、文化的矛盾，致使该地区难以安宁，蕴含着潜在的动荡因素。10月29日，伊拉克宣布拒绝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中的美国人合作后，美伊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军事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国际军控与裁军全球化和全面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但其进程一波三折。
近两年，国际军控与裁军进入到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相对活跃期，其主要标志是：领域不断扩大；参加国越来越多（世界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波及）；军控和裁军的重点发生变化，已由“裁”转为“控”，由“防”（防扩散）转为“反”（反扩散）；“强制军控“开始抬头。在去年取得一些重要成果的基础上，今年开始进入到“深化”、“调整”和“实施”阶段。因此，难度增大，变数增多，形势更加复杂。
核裁军继续取得进展。美俄仍在该领域唱主角，双方根据《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正分别以每年2000枚的速度削减核弹头，并且定期通报各自的核武器撤离发射井及发射井炸毁的情况。今年以来，由于俄杜马迟迟不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加之北约东扩，美俄围绕核裁军的斗争有所加剧，并一度陷入僵局。后经双方努力，9 月26日签署了一揽子裁军协议，为第三阶段的核裁军创造了条件。当然，协议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基础非常脆弱。俄杜马何时能批准《条约》，主要还取决于北约东扩的速度及后果等。可以预料，美俄核裁军进程仍将充满变数。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自去年联大通过后， 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签了字。目前，防止核扩散已成为核军控的重要一环， 而且正趋走向“反扩散”，即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威胁等手段，对可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实施“强制核军控”，增加了复杂因素。
常规裁军进展迅速。《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已于今年4月29 日正式生效，签约国达到165个，并于5月在海牙召开了首届缔约国大会。限制、禁止使用杀伤人员的地雷问题取得重大进展。在9 月召开的国际全面禁雷大会上，89国代表经过谈判通过了一项关于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的国际协议草案，并将在12月正式签署，协议签署后6个月生效。 欧洲常规裁军条约的修改已经取得一致。在军队裁减上，中国宣布在今后三年内裁军50万；美俄也加快了压缩军队的步伐；9月，南非决定在未来的5年内将军队人数从10万人减少到7万人。
当然，国际军控与裁军一波三折，并充满变数。如美国已宣布拒签禁雷协议，给世界禁雷运动投下了阴影；而且要在4 年内销毁所有储存地雷、10年内清理布雷区，任务非常艰巨。再如，由于拥有最大化学武器库的美俄两国相对滞后，加上仍有一些拥有或可能拥有化学武器国家未加入公约，从而使10年内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设想难以实现。与此同时，国际军火市场购销两旺，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倾销大批先进武器。中东、东南亚、东欧、拉美等地区成为当今世界军火贸易的四大热点。同时，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逆裁军”现象突出。
第三，大国战略关系相对稳定，虽然争夺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军事合作与协调势头也在增强。
大国关系经过几年的调整，现已基本定型，形成了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美五大战略伙伴关系。各主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协调继续扩展，大国间军事交流不断深化，战略安全合作上的共识明显增多，防止大国矛盾激化、不以武力解决分歧的机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性的安全机制已初步建立，这是推动国际安全形势持续缓和的重要基础。
合作安全模式成为冷战后重塑国际和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标志。 4月底，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互相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为亚太国家建立和发展睦邻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扩大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开始讨论实质性安全问题，在亚太安全上的作用加强。即使在冲突频仍的非洲地区，求和平、求稳定、求发展也已成为共识，地区大国的影响力上升，各种安全机制正在日益健全和发挥作用。非统及其他地区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和争端，依靠集体力量解决非洲问题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但与此同时，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北约实现东扩也给国际安全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国在争夺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方面斗争激烈，在欧洲，美、欧、俄围绕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斗争加剧。在亚洲，美日重新定义《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后，1997年9 月又出台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日美防卫合作范围从“远东”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日本自卫队的作用从保卫国土的“专守防卫”扩展到参与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新的军事集团化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措，不仅损害了他国的安全利益，危及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且给他们自身也难以带来安全福音。8月15日， 美国宣布给予阿根廷“非北约军事盟友”地位。此举破坏了拉美的战略平衡，并给拉美造成了新的不稳定。
第四，各主要国家军事改革和调整不断深入，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
经过冷战后最初几年的适应性改革和调整，1997年，一些大国相继出台的军事改革方案具有计划周密、内容充实、目标具体、步骤稳妥，既注重应付现实威胁，又兼顾长远、潜在威胁的特点，并且提高了军事手段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虽然各国军事改革的起点不同，内容各异，但建设一支高质量、高素质、拥有高技术装备、适应21世纪需要的现代化军队的总目标是一致的。
以美国为例，1997年是美军建设继往开来的一年，美军由削减、调整、适应阶段进入到充实、提高、变革的新时代。克林顿4 月向国会提交的1997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5 月份国防部公布的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提出了“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新的军事战略概念，从而确立了面向2015年美军建设的方针和发展规划，要求美军继续奉行精兵政策，加快以信息战和精确打击能力为重点的质量建设，以渐变方式进行新军事革命，把美军建设成为具有“决定性战略优势”的多能型军队。“塑造——反应——准备”战略与冷战结束后美军先后制订的“地区防务”和“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虽无本质区别，但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新特点：一是注重平时与战时结合，将军事活动作为“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尽可能延长对美有利的“战略间歇期”（或“战略机遇期”）。二是当前与长远结合，在未来发展和现实需求之间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既重视应付现实威胁，又强调准备迎接未来挑战。三是把打赢几乎同时发生的两场地区性局部冲突改为准备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性战争，实际上提高了美军战略准备的难度和强度。
俄罗斯的新一轮军事改革计划也于7月正式启动， 其基本内容是：裁减兵力、精简机构、优化结构、组建机动部队、更新武器装备、提高军队质量。目标是建立一支精干、高效、与国家经济实力相适应并符合国家安全需要的现代化军队。日本、西欧、东盟等国的新时期军事战略也在深入调整，并都突出了高技术建军的思想。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未来战争是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各国纷纷加紧对高新军事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研究，大力发展常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重点加强海空力量，减少兵力和一般武器装备，走“高技术建军”之路。如美军就制定了21世纪军队建设计划，确立了组建“数字化军队”和“数字化战场”目标。同时，美军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隐形攻击力量；美国政府拨款20亿美元用于反导防御系统的研究；今年4月正式服役的B61—11核弹头，能摧毁数百米深的地下军事目标等等。在亚太地区，日本在军事高科技上的投资仅次于美国。
二
一叶知秋。世界军事是国际战略形势中一个极为敏感、重要的部分，它不仅反映着“和平与战争”的总态势，而且勾画出一定时期国际形势的总趋势。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深层次的问题。
1.1997年的世界军事形势进一步证明：“国际形势总体趋缓，但天下并不太平”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特征。
冷战后的冲突和局部战争在经历了1991年到1995年的“冲突多发期”之后，1996年进入“冲突起伏期”，次数明显减少，和解的势头大大增强。1997年虽略有上升，但主要集中在非洲，且不影响国际安全大局。更何况，在非洲内部，稳定仍然是主流。特别是随着大国军事关系的深入调整，对话交流的经常化和制度化，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态势不仅不会改变， 而且有了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总体和平局面的基础更加坚实和牢固。但另一方面，在和平因素增长的同时，潜在的威胁也有所发展，这是今年世界军事形势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主要表现是：（1）北约实现东扩、 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明显带有针对第三方的性质，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的潜在威胁日益突出；（2 ）“强制和平”有增无减，由于这种和平的基础非常脆弱，能持续多久令人怀疑；（3）原热点地区在政治解决冲突的道路上历尽磨难， 今后仍有可能出现反复；（4）许多国家、 特别是西方大国拼命追求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势必导致新形势下的军备竞赛；（5 ）冷战的结束虽使世界军火贸易额下降，但并未出现大萧条，军贸市场反而呈现新的态势。1994年以来，军火贸易额持续上升，高新技术武器所占比重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些因素都使得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并增加了潜在的冲突特点。
2.1997年主要国家间军事合作的加强，反映出近年来大国关系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1997年主要国家间军事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不可忽视的消极的一面，但总的来看是积极的。军事关系相对于经贸和政治关系而言，更加敏感、更加复杂，但层次也更深。一种平等、互动、不针对第三国的双边或多边的军事交流合作能够加深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新安全机制的建立，反之，则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潜在的威胁。所以，国家间正常军事合作的加深对建立平等、互利、互信的国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说在前几年，大国关系的调整更多地集中在经贸和政治领域的话，1997年军事关系的调整终于跟了上来，军事关系相对滞后的状况有所改善。如大国间军方的频繁互访，一系列政治军事文件的签署，战略安全合作共识的增多，大国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默契进一步规范化，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念广泛的国际认同，某些西方大国强化军事同盟的做法遭到国际舆论越来越多的谴责和批评等。这些既说明了大国关系的调整更具战略性，也标志着一个良性互动、真正适应冷战后时代需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逐步确立，同时也表明，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的潮流不以某个大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多极格局的最终形成只是个时间问题。
3.1997年“热点集中地带”的位移和一些国家在和平进程中出现的反复，深刻地反映出发展的矛盾已变得越来越突出，发展问题将是未来引发冲突和战争的主要矛盾和根源。
综观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热点爆发的原因，无非有下列十点：格局转换、领土争端、资源抢夺、民族矛盾、部族恩怨、宗教对立、党派纷争、权力争夺、恐怖主义、外部干涉等等。上述十个方面，有些是被两极格局掩盖下的固有矛盾，有些是新产生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冲突是由上述若干方面共同作用、交织并发而引起，这与两极格局时期超级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导致战乱截然不同，情况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如果说，90年代最初的几年，固有矛盾的激化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那么，当前非洲的战乱和其他地区的热点则更多由新旧矛盾交织所引起，其背后深深隐藏着发展的矛盾。这些国家大多长期处于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的状态，在两极格局中服从并服务于超级大国的争霸战略，发展经济无法提上主要日程。冷战结束后，发展问题突出起来，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发展的低水平、低层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集团化浪潮的冲击下，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他们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重新整合的艰巨任务，发展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应该指出，非洲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停滞和衰退后，从9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持续增长的势头。199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近5%，是80 年代以来的最好年景。但是，由于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以及发展中的重重困难，非洲的相对贫困化仍在继续，联合国公布的48个最贫穷国家绝大多数在非洲，不仅与发达国家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迄今，非洲的外债已达3405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0%和当年出口收入的2.5倍。非洲人口继续膨胀，年增长率达3%，预计到200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将达10亿。内战和冲突使非洲成为“难民大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分别为600万和2000万， 约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常常滋生成国家间的纠纷。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和种种保护主义因素，尤如雪上加霜，使非洲的处境更加困难。非洲的发展还受到其他国际因素的极大制约，许多国家依赖西方的财政援助，而近几年，西方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却不断减少；私人资本的增加只使少数投资条件好的国家受益，而多数国家却严重缺乏资金和技术；人才外流、教育落后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上述一系列发展中的矛盾在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差距拉大中变得更加突出了。经济的落后、众多的难民、沉重的债务负担使非洲难以摆脱贫困引发战乱、战乱加剧贫困的恶性循环。而象阿富汗、柬埔寨等国战乱和危机的反复，也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从那种由于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引发冲突变成了和非洲相类似的情况。在这里，宗教对立、部族仇杀、政治派别间的争权夺利只是造成内乱的表层原因或直接原因，发展矛盾的尖锐化和激烈化才是这些国家冲突和战争的根源。
4.新军事革命是当前国际战略形势中的—新趋势，它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将带来复杂影响。
世界历史表明，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必然会引发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伴随科技进步而来的是军事战略方针、指导思想、军队组织结构、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的重大改变。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完成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也使军事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而从60年代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在90年代进入高潮。这场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主体的新科技革命，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对军事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由于高科技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使战争的样式由“平面式”向“立体化”、“信息化”、“大纵深”转变；战争的范围由陆海空向外层空间、海洋洋底扩大；战争的手段由相对单一向综合、复杂、多样化发展；武器更新换代速度加快、高、精、尖的装备愈来愈多；军队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过渡。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过去几百年中，科技的发展总是推动着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反过来又刺激着新技术的产生。与此同时，每一次军事革命所造成的后果又都使战争的强度升级。战争的残酷基本上与科学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程度成正比，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一旦为军事所利用，就必然走上其反面，构成对人类自身的巨大威胁。这种残酷的事实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国际社会多种因素的强力制约，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少。因此，当前兴起的这场新军事革命，有可能避免历史上的恶性循环，走出历史的怪圈。但同时，也必须强调，只要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追求武器高技术的努力就不会停止，而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将始终是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因此，这场新军事革命究竟会给21世纪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深入的观察、研究。